“王朝末期执权者相似性”看清朝

引言

《清乾隆的国际视野认知 ——法国大革命影响火器认知》，让我们了解清朝并非拒绝最先进的火器，而是由于法国大革命，导致清朝依赖的法国传教士无法再来中国，没有懂西方科技的人帮清朝统治者分析最新火器（科技）的认知，从而逐渐与世界主流火器渐行渐远。

《清乾隆的国际视野认知 ——解构清朝“闭关锁国”标签》，让我们了解清朝并非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根据中国历史研究院（2019年由中央批准设立，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为中央委员）考证：清朝的边境贸易应是自主限关。

本文将以"王朝末期执掌者相似性"为题，从掌权背景、历史处境、政策选择、后世评价等方面，详细论述慈禧太后与贾似道的异同，以期揭示王朝末期政治运行的某些共性特征。至于他们的负面标签如何，则留给读者们自由心证。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王朝末期往往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政治人物。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实际权力，决策国家大政方针，当王朝走向衰亡时，他们自然需要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权力与责任对等，这是政治运行的基本逻辑。清朝末期的慈禧太后与南宋末期的贾似道，便是这一历史现象的典型代表。两人相隔约六百年，一为女性太后，一为男性宰相，却在历史定位上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作为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近半个世纪，贾似道专权宰相约二十年，他们都深度参与了王朝末期的重大决策。王朝灭亡后，他们成为历史责任的承担者，背负千古骂名，这在政治逻辑上是合理的——掌握权力者理应为决策后果负责。

然而，将两人进行对比考察，可以发现王朝末期执掌者面临的历史处境、政策选择空间、以及最终的历史定位，存在着跨越时代的结构性相似。这种相似性并非偶然，而是王朝衰亡过程中权力运行规律的体现。

一、掌权背景与权力来源

慈禧太后的掌权始于1861年的辛酉政变。在此之前，她经历了从选秀入宫到成为咸丰帝宠妃的过程。1856年，慈禧生下皇长子载淳，这是她政治生涯的关键转折点。在封建王朝的继承制度下，母凭子贵是后宫女性获取政治资本的主要途径。1861年咸丰帝驾崩于承德避暑山庄，临终前安排八大臣辅佐年幼的同治帝，但慈禧联合恭亲王奕䜣发动政变，铲除顾命八大臣，开始垂帘听政。这一政变的成功，标志着慈禧正式登上清朝政治舞台的中心。

慈禧的权力来源具有多重性。首先是血缘关系，作为同治帝的生母，她拥有太后身份，这是她垂帘听政的法理基础。其次是政治联盟，她与恭亲王奕䜣的合作是辛酉政变成功的关键，尽管后来两人关系恶化，但这一联盟为她奠定了初期权力基础。第三是官僚体系的支持，慈禧善于平衡朝中各派势力，利用湘军、淮军等地方军事集团巩固中央权威。第四是对军队的影响力，她通过任命亲信掌控京营八旗和北洋新军，确保军事力量忠于自己。

贾似道的掌权路径与慈禧有相似之处。他的姐姐贾氏为宋理宗贵妃，借着这层皇亲关系，贾似道得以从地方小官逐步提拔。1238年，贾似道考中进士，历任太常丞、军器监等职。1255年，贾贵妃去世，但贾似道的仕途并未因此受阻，反而因其在地方任职期间展现的行政能力得到宋理宗赏识。1259年鄂州之战后，贾似道因"战功"被任命为右丞相，从此开始专权。

贾似道的权力来源同样具有多重性。首先是外戚身份，姐姐贾贵妃的宠爱是他早期仕途的关键助力。其次是科举功名，进士出身使他在士大夫阶层中拥有合法性，这与纯粹依靠外戚身份上位的权臣有所不同。第三是军功积累，鄂州之战后贾似道被塑造为"抗蒙英雄"，这一政治资本使他在朝中地位稳固。第四是宋理宗的个人信任，理宗对其极为倚重，甚至以"师臣"相称，百官都称其为"周公"，这种君臣关系为贾似道专权提供了法理基础。

两人的权力来源存在明显的相似性。第一，都依赖皇室亲属关系作为权力起点。慈禧凭借同治帝生母的身份，贾似道凭借姐姐贾贵妃的关系，这种外戚身份是他们进入权力核心的敲门砖。第二，都通过政治斗争巩固权力。慈禧发动辛酉政变铲除顾命大臣，贾似道则通过排挤异己、安插亲信掌控朝政。第三，都获得最高统治者的信任。慈禧在同治、光绪两朝均保持太后身份，贾似道在宋理宗、宋度宗两朝均受重用。第四，都掌控了官僚体系的关键职位。慈禧通过军机处掌控中枢决策，贾似道通过丞相职位掌控行政大权。

两人的掌权背景反映了一个共同的历史现象：王朝末期，正常的官僚晋升渠道往往失效，权力更倾向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慈禧和贾似道都是通过非正常的权力路径登上政治舞台中心，这种现象在王朝末期具有普遍性。当王朝处于稳定时期，官僚体系可以按照正常程序运转，但当王朝面临危机时，权力往往会向少数强势人物集中，以便快速决策应对危机。然而，这种权力集中也带来了决策风险，一旦掌权者决策失误，后果将更为严重。

从权力运作的方式看，两人都善于平衡朝中各派势力。慈禧在洋务派、守旧派、帝党、后党之间周旋，利用各派矛盾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贾似道则在主战派、主和派、士大夫、军方之间寻找平衡，确保自己的决策能够推行。这种权力运作方式使他们在短期内能够维持政治稳定，但长期来看，也加剧了朝中派系斗争，削弱了王朝的整体凝聚力。

二、王朝末期的历史处境

慈禧太后接手清朝最高权力时，国家已处于严重的内外危机之中。从内部来看，太平天国运动自1851年爆发，至1864年被镇压，历时十四年，波及十八个省份，严重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太平天国占据江南富庶地区，切断了清朝的财赋来源，使中央财政陷入困境。与此同时，捻军起义、回民起义、苗民起义等各地民变此起彼伏，清朝的统治秩序受到全面挑战。从外部来看，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被焚毁，清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割地赔款，主权严重受损。国库空虚得连官员俸禄都发不出来，军队战斗力低下，官僚体系腐败严重，整个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在慈禧掌权的四十七年间，清朝面临的危机从未间断。1870年代，西北边疆出现危机，阿古柏入侵新疆，俄国侵占伊犁，清朝面临领土分裂的危险。1880年代，中法战争爆发，清朝虽在战场上取得一定胜利，但最终仍签订不平等条约，丧失对越南的宗主权。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朝惨败于日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国际地位急剧下降。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北京再次被攻陷，慈禧携光绪帝西逃西安，最终签订《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主权丧失达到顶峰。这一系列危机层层叠加，使清朝的统治基础不断削弱，最终走向灭亡。

贾似道接手南宋政权时，面临的历史处境同样严峻。从外部来看，蒙古帝国已完成对北方草原的统一，正逐步向南推进。1234年，蒙古与南宋联合灭金后，双方直接接壤，战争一触即发。1235年，窝阔台汗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南侵，宋蒙战争正式爆发。此后数十年间，蒙古军队多次南下，南宋边防压力巨大。1259年，蒙哥汗亲率大军南侵，在钓鱼城战死，蒙古内部因汗位继承问题暂时放缓攻势，这给了南宋短暂的喘息机会。但从整体态势来看，蒙古已成为南宋面临的最大威胁，其军事实力远超南宋，灭亡南宋只是时间问题。

从内部来看，南宋同样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政治上，宋理宗后期朝政腐败，权臣当道，官僚体系效率低下。经济上，长期战争导致财政枯竭，纸币贬值严重，通货膨胀加剧，民生困苦。军事上，军队战斗力下降，将领贪腐，士兵逃亡现象严重。社会上，土地兼并加剧，农民负担沉重，民变时有发生。贾似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政治舞台中心的。

贾似道掌权的二十年间，南宋的危机持续深化。1260年，忽必烈即位为大汗，开始系统规划灭宋战略。1267年，蒙古发动襄阳之战，这场战役持续六年，是宋蒙战争的决定性战役。贾似道在此期间主持朝政，一方面组织防御，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延缓战争。1274年，宋度宗去世，年幼的宋恭帝即位，贾似道被任命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权力达到顶峰。但此时南宋已无力回天，1275年，贾似道率军出征，在丁家洲之战中惨败，随后被贬，途中被杀。四年后，南宋彻底灭亡。

两人所处的历史处境存在明显的相似性。第一，都面临强大的外部军事威胁。慈禧面对的是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其军事技术、组织能力远超清朝。贾似道面对的是处于上升期的蒙古帝国，其骑兵战斗力、战略机动性远超南宋。两者都是新兴强权对衰败王朝的碾压式威胁，军事实力差距悬殊，难以通过常规手段扭转。

第二，都面临严重的内部政治危机。慈禧时期的清朝，官僚体系腐败严重，地方势力坐大，中央权威下降。湘军、淮军等地方军事集团的崛起，使清朝的军事权力逐渐下移，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贾似道时期的南宋，同样存在官僚腐败、党争激烈的问题。士大夫阶层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分歧严重，朝政效率低下，决策难以统一。

第三，都面临严峻的财政经济困境。慈禧时期的清朝，战争赔款数额巨大，《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赔款使财政濒临崩溃。为筹措赔款，清政府加重赋税，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贾似道时期的南宋，长期战争导致财政枯竭，为筹措军费，贾似道推行"公田法"，强行收购民间土地，引发强烈不满，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

第四，都面临社会矛盾的激化。慈禧时期的清朝，民变不断，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等规模巨大，反映出社会底层对清朝统治的强烈不满。贾似道时期的南宋，虽然大规模民变较少，但土地兼并、赋税沉重导致民生困苦，社会稳定性下降。

第五，都处于王朝衰亡的末期阶段。慈禧掌权时，清朝已走过鼎盛时期，进入衰落阶段。贾似道掌权时，南宋也已走过最繁荣的时期，进入衰亡阶段。两人都是在王朝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掌权，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难以逆转衰亡的趋势。

三、改革尝试与局限

慈禧太后在掌权期间并非没有改革尝试。相反，她主导或支持了晚清时期多次重要的改革运动，这些改革涉及军事、经济、教育、政治等多个领域。然而，这些改革最终都未能挽救清朝灭亡的命运，其局限性值得深入分析。

洋务运动是慈禧支持时间最长的改革尝试，历时三十余年。1861年，恭亲王奕䜣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慈禧对此表示支持。在此期间，清政府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近代工业企业，建立了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等近代海军，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开设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才。从表面看，洋务运动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近代工业由此起步。然而，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耗费巨资建立的海军化为乌有，暴露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指导思想的根本缺陷——只学习西方技术，不改变政治制度，无法真正实现富强。

戊戌变法是慈禧面临的又一次改革机遇。1898年，光绪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影响下推行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多个领域。然而，慈禧最终发动戊戌政变，镇压了维新派，囚禁了光绪帝。关于慈禧镇压变法的原因，学术界有多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变法触及了守旧派的根本利益，慈禧作为守旧派代表必然反对。另一种观点认为，变法过于激进，缺乏实施基础，慈禧出于稳定考虑予以镇压。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变法威胁到慈禧的个人权力，她为保住权力而镇压变法。无论原因如何，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清朝错失了一次重要的改革机遇。

清末新政是慈禧最后一次改革尝试。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为挽救统治危机，宣布推行新政。新政内容包括废除科举、设立新式学堂、编练新军、改革官制、预备立宪等。从改革深度看，清末新政超过了戊戌变法，涉及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计划九年后实行宪政。然而，新政推行过晚，且缺乏诚意，"皇族内阁"的成立使立宪派失望，反而加速了革命浪潮的兴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清朝灭亡，清末新政最终未能挽救清朝的命运。

贾似道在南宋末期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改革尝试同样值得深入考察。

公田法是贾似道最重要的经济改革。南宋后期，由于长期战争，财政枯竭，军费开支巨大。为解决财政危机，贾似道于1263年推行公田法，规定每户占有土地超过一定限额的部分，由政府强制收购为公田，公田收入用于军费。这一政策的初衷是缓解财政危机，减轻农民负担。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官吏借机强征强购，甚至将农民仅有的一点土地也强行收购，引发强烈不满。公田法原本针对大地主，但执行中却损害了中小地主的利益，使贾似道失去了士大夫阶层的支持。这一改革最终失败，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

军事改革是贾似道的另一重要尝试。面对蒙古的军事威胁，贾似道重视边防建设，修缮城池，训练军队，储备粮草。在襄阳之战期间，贾似道组织后勤支援，试图解襄阳之围。然而，南宋军队战斗力下降严重，将领贪腐，士兵逃亡现象普遍，军事改革效果有限。1275年丁家洲之战，贾似道亲自率军出征，但宋军一触即溃，贾似道的军事能力受到质疑。这场惨败成为贾似道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他随后被贬，途中被杀。

吏治整顿是贾似道改革的另一内容。他试图通过考核官员、惩治贪腐来提高行政效率。然而，在整顿过程中，贾似道大量任用亲信，排挤异己，使吏治整顿演变为权力斗争工具。这种做法虽然巩固了贾似道的个人权力，但损害了官僚体系的整体效能，加剧了朝中派系斗争。

两人的改革尝试存在明显的相似性。第一，改革动机都包含挽救王朝危机的目的。慈禧支持洋务运动、推行清末新政，贾似道推行公田法、整顿吏治，都是为了应对王朝面临的内外危机，延续王朝统治。第二，改革都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慈禧的改革受到守旧派、满洲贵族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贾似道的公田法触犯了大地主、士大夫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第三，改革都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慈禧的改革时断时续，戊戌变法被镇压，清末新政推行过晚；贾似道的改革因执行问题和政治斗争而中断，未能形成持续的改革进程。第四，改革最终都未能挽救王朝灭亡的命运。无论两人如何努力，清朝和南宋最终都走向灭亡，改革的局限性暴露无遗。

四、后世评价

慈禧太后与贾似道的后世评价，经历了从单一否定到多元争议的演变过程。两人都在传统历史叙事中背负千古骂名，成为王朝灭亡的主要责任承担者。

传统历史叙事中的负面定位

在传统历史叙事中，慈禧太后被塑造为清朝灭亡的主要责任人。《清史稿》等官方史书虽未将其列入"奸臣传"，但对其评价以负面为主。民国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将慈禧描述为"骄奢淫逸、祸国殃民"的代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成为她卖国求荣的象征。民间传说中，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生活奢靡无度、阻挠戊戌变法等故事广为流传，进一步固化了她的负面形象。"老佛爷"的绰号表面尊崇，实则暗含讽刺，暗示其专权跋扈、凌驾于皇帝之上。

贾似道在传统历史叙事中的负面定位更为极端。《宋史》将其纳入奸臣传，与秦桧、韩侂胄等人并列，称其"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传统史学家称其为"南宋灭亡的第一罪魁祸首"，"蟋蟀宰相"的绰号流传至今，暗示其玩物丧志、不理朝政。民间文学作品中，贾似道常被描绘为奸诈小人，斗蟋蟀、收藏古董、排挤忠良等故事广为流传。元代杂剧、明清小说中，贾似道的形象进一步被妖魔化，成为奸臣的典型代表。

两人的传统评价存在明显的相似性。第一，都被视为王朝灭亡的主要责任人。慈禧被视为清朝灭亡的罪魁祸首，贾似道被视为南宋灭亡的第一罪人，王朝灭亡的历史责任被高度浓缩到个人身上。第二，都被贴上道德负面的标签。慈禧的"骄奢淫逸""卖国求荣"，贾似道的"玩物丧志""奸诈小人"，这些标签都带有强烈的道德判断色彩。第三，评价都受到后世政治需要的影响。民国时期对慈禧的负面评价服务于反清革命的政治需要，《宋史》对贾似道的负面评价服务于元朝统治合法性的建构。第四，评价都带有简化历史的倾向。复杂的王朝衰亡过程被简化为个人道德问题，结构性因素被忽视，个人责任被放大。

学术评价的争议性与未决问题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史料考证的推进，慈禧太后与贾似道的历史评价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反映了历史研究方法从道德评判向结构分析的转变，也体现了学术客观性对传统叙事的挑战。

学术研究的演变呈现出一些共同趋势。第一，从道德评判向结构分析转变。传统评价侧重个人道德，学术研究更关注结构性因素。第二，从单一叙事向多元视角转变。传统评价单一否定，学术研究呈现多元争议。第三，从政治需要向学术客观转变。传统评价服务于政治需要，学术研究追求史料考证和客观分析。第四，从个人责任向综合因素转变。传统评价将王朝灭亡归咎于个人，学术研究综合考虑个人责任与结构性因素。

尽管学术研究对两人进行了重新评价，但争议依然存在。这些争议反映了历史评价的复杂性，也说明两人的历史定位尚未形成学术共识。

关于慈禧太后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戊戌变法的责任问题。慈禧镇压变法是否必要？有学者认为变法过于激进，缺乏实施基础，慈禧出于稳定考虑予以镇压；也有学者认为慈禧为保住个人权力而镇压变法，错失改革机遇。第二，甲午战争的责任问题。慈禧是否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有研究指出这一说法缺乏确凿证据，可能是后世演绎；也有研究认为慈禧对北洋水师建设确实存在干预。第三，清末新政的诚意问题。慈禧推行新政是真心改革还是缓兵之计？有学者认为新政有一定诚意，但因推行过晚而失败；也有学者认为新政是为维护统治的权宜之计。第四，个人生活的评价问题。慈禧是否真的骄奢淫逸？有研究指出其生活开支在皇室中属正常范围；也有研究认为其奢靡程度远超合理限度。

关于贾似道的争议同样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鄂州议和的性质问题。贾似道与蒙古议和是卖国行为还是权宜之计？有学者认为议和为南宋争取了宝贵时间；也有学者认为议和隐瞒真相，误导朝廷。第二，公田法的评价问题。公田法是必要的财政改革还是苛政？有研究指出其初衷合理但执行有问题；也有研究认为其本身就是对民间的掠夺。第三，丁家洲之战的责任问题。贾似道是否应对战败负主要责任？有学者认为战败是双方实力差距所致；也有学者认为贾似道指挥失误是主要原因。第四，"蟋蟀宰相"的形象问题。贾似道是否真的玩物丧志？有研究指出这一形象可能被后世夸大；也有研究认为其确实沉迷个人爱好。

这些争议的存在说明，两人的历史评价远未定论。争议的根源在于史料的不完整性、研究视角的差异性、以及历史评价本身的主观性。任何历史评价都难以完全客观，都受到研究者立场、时代背景、史料掌握等因素的影响。

负面标签的形成与传播机制

慈禧太后与贾似道的负面标签形成与传播，遵循着类似的历史机制。理解这一机制，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评价如何被建构，以及为何某些历史人物会背负千古骂名。

负面标签的形成首先源于王朝灭亡后的责任归因需要。王朝灭亡后，社会需要有人承担历史责任，而实际掌权者往往成为理想目标。慈禧作为清朝末期实际掌权者，贾似道作为南宋末期实际掌权者，自然成为责任承担的首选。这种责任归因有助于简化复杂的历史因果关系，便于后世理解和传播，但也可能导致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片面化。

负面标签的传播依赖于官方史书的权威记载。《宋史》将贾似道纳入奸臣传，这一官方定性影响了后世数百年的评价。《清史稿》虽未将慈禧列入奸臣传，但对其评价以负面为主，为民国时期的负面叙事提供了基础。官方史书的权威性使负面标签获得合法性，难以被挑战。

负面标签的强化借助于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化的传播。京剧、小说、评书等通俗文化形式将历史人物形象化、戏剧化，负面特征被放大和固化。贾似道的"蟋蟀宰相"形象、慈禧的"老佛爷"形象，都通过通俗文化广为流传，深入人心。这种传播使负面标签超越学术圈层，成为大众共识。

五、历史启示与学术反思

慈禧太后与贾似道的历史对比，不仅是对两位具体历史人物的考察，更是对王朝末期政治运行规律的深入探索。从两人的相似经历与历史命运中，我们可以提炼出若干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启示，并对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进行必要反思。这些启示与反思，既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理解历史，也能为当代政治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王朝衰亡的结构性特征

慈禧太后与贾似道的历史经历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王朝衰亡本质上是结构性问题，而非个人能力问题。当王朝进入末期阶段，政治体制僵化、经济基础动摇、社会矛盾激化、外部环境恶化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形成一种结构性的衰败压力。这种压力不是任何个人所能逆转的，无论掌权者多么有能力、多么努力，都难以改变王朝灭亡的大趋势。

清朝与南宋的衰亡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清朝从乾隆后期开始显现衰败迹象，至慈禧掌权时已走过近百年衰落历程。南宋从宁宗时期开始面临蒙古威胁，至贾似道掌权时也已处于衰亡末期。两人都是在王朝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接手权力，他们面临的不是如何振兴王朝的问题，而是如何延缓王朝灭亡的问题。这种历史处境决定了他们的政策选择空间极为有限，任何努力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局势。

结构性衰败的特征在于其自我强化性。财政危机导致赋税加重，赋税加重激化社会矛盾，社会矛盾削弱统治基础，统治基础削弱又加剧财政危机，形成恶性循环。慈禧时期的清朝与贾似道时期的南宋都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单一改革都难以奏效，因为改革本身需要财政支持、官僚执行、社会配合，而这些条件在王朝末期恰恰最为缺乏。

这一历史启示提醒我们，评价王朝末期执掌者时，应将其置于结构性衰败的大背景下理解。个人的决策与努力固然重要，但不能脱离历史结构的制约。将王朝灭亡简单归咎于个人，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无助于我们理解历史运行的深层逻辑。

个人责任与历史大势的关系

慈禧太后与贾似道的历史定位引出一个核心问题：个人责任与历史大势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掌权者是否应为王朝灭亡承担责任？承担何种程度的责任？

从政治运行的基本逻辑看，权力与责任对等是基本原则。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者，理应为国家的兴衰承担主要责任。慈禧垂帘听政近半个世纪，贾似道专权宰相约二十年，他们都深度参与了王朝末期的重大决策，对王朝的命运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因此，要求他们为王朝灭亡承担责任，在政治逻辑上是合理的。

然而，责任的承担应有合理边界。个人决策可以影响历史进程，但不能决定历史大势。当王朝衰败到一定程度时，结构性压力已超越个人能力的调节范围。慈禧可以决定是否镇压戊戌变法，但无法改变清朝制度性腐败的根本问题；贾似道可以决定是否推行公田法，但无法改变南宋与蒙古实力对比的根本格局。将王朝灭亡的全部责任归咎于个人，是将复杂历史过度简化的表现？（思考）

五、结语

慈禧太后与贾似道，一清一宋，一女一男，相隔约六百年，却在历史定位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两人都是王朝末期的实际掌权者，都背负千古骂名，都成为王朝衰亡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人物。这种相似性并非偶然，而是王朝衰亡历史规律的体现——当政治体制僵化、社会矛盾激化、外部环境恶化时，掌权者无论个人能力如何，都难以逆转结构性衰败的大势，最终成为历史责任的承担者。

有感于此，观察当代政治人物，可以发现某些跨越时代与国别的政治现象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以日本政治人物高市早苗为例，作为 21 世纪日本政坛的重要人物，她的政治轨迹与执政风格在某些维度上呈现出与王朝末期掌权者相似的特征。

高市早苗出生于 1961 年，长期在日本自民党内任职，曾任总务大臣、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等职，2025 年成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她的政治崛起路径与慈禧、贾似道存在某些结构性相似：

第一，权力来源依赖于政治派系支持而非广泛的民意基础，这与慈禧依赖皇室亲属关系、贾似道依赖外戚身份有相似之处；

第二，在面临国家结构性困境时掌权，日本当前面临人口老龄化、经济停滞、债务高企、地缘政治压力等多重挑战，这与王朝末期的结构性压力有可比性；

第三，政策选择空间受限，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深层结构性问题。

是人主宰历史进程，还是历史洪流裹挟着人向前走，让人身不由己？各位读者自我心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