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1995年的中国发生了什么？【大国阶梯·八五计划】

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一个人最勇敢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是他战无不胜、未尝一败的时候吗？

不是。最勇敢的时刻，是他摔得鼻青脸肿，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然后告诉所有人“我还要继续走”。

1991年，中国就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

七五计划刚刚结束，留下的是一个复杂的局面：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西方的制裁还在继续；国内有人在质疑改革开放的方向，有人在观望，有人甚至在等着看笑话。

更要命的是，当时国际上发生了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了。这个曾经和美国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就这样轰然倒塌了。

这个消息对中国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

西方的舆论开始预测，下一个会不会就是中国？有些西方学者甚至放出话来，说社会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历史已经终结了。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该怎么办？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收缩战线？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向西方模式妥协？这些问题，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面前。

而八五计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一.南方谈话，春雷炸响

说实话，八五计划的头一年半，日子过得挺难的。

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9.2%，但这恰恰是因为1990年的基数比较低，而且有一些增长是惯性使然。其实，地方政府和很多民营企业心里都没底，很多人是硬着头皮在干，一边干，一边观望，随时准备踩刹车。

观望什么？观望改革开放还搞不搞得下去，观望中国会不会像苏联那样出问题。

1991年到1992年初，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表面上看，改革还在继续，对外开放也没有停止，但实际上，很多改革措施都停在了半空中，推不下去。

企业不知道该不该扩大生产，地方不知道该不该引进外资，老百姓不知道该不该下海经商。每个人都在等一个明确的信号，一个能够定调子的声音。

1992年初，这个声音终于出现了。

1992年1月18日，88岁的邓小平从北京出发，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南巡。他先到了武昌，然后是深圳、珠海、上海。一路上，他看工厂，看农村，看开发区，看市场，更重要的是，他表态了。

在武昌，他说：

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在深圳，他说：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在珠海，他说：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这些话，在今天看起来可能很平常，但在当时，简直就是惊雷！

要知道，在1992年初，“市场经济”还是一个敏感词。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就等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的这番话，直接打破了这个思想禁锢。

他用最简单、最直白的语言告诉所有人：市场经济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关键看你用这个手段干什么。

但南巡讲话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用这次南巡，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吃了一颗定心丸。他用行动告诉所有人，改革开放的方向不会变，谁要改变这个方向，谁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整个中国就像被按下了快进键，突然就动了起来。

企业开始大胆地扩大生产，地方开始积极地招商引资，老百姓开始纷纷下海经商。一个“南巡热”席卷了整个中国。

1992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八五计划的修订案，把原来保守的增长目标上调了；同年十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刻。

从此，“市场经济”不再是一个禁忌，而是成了中国改革的方向；从此，改革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有了明确的目标。

二.铁腕改革，重塑中国

确立了方向，接下来就是怎么走的问题。1993 年，中国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第一刀，砍向了财税体制。

在此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财政包干制。什么意思？就是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各管各的。这个制度在改革初期起到了调动地方积极性的作用，但问题也很明显。

最大的问题是中央财政越来越穷。因为在包干制下，地方想方设法把收入留在自己手里，能少上交就少上交。结果就是，虽然全国的财政收入在增长，但中央财政收入占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

1990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降到了33.8%，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中央政府穷到什么程度？连给西部省份搞扶贫的钱都拿不出来，连一些单位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1993年底，国务院决定进行分税制改革，这是建国以来最彻底的一次财税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思想很简单：把税收分成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该是中央的收入，地方一分钱都不能动；该是地方的收入，中央也不碰；共享税按照一定比例分成。

具体怎么分呢？增值税，中央和地方按75:25的比例分成；营业税归地方；关税归中央；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大部分归中央。

这个方案一出来，地方政府有怨言了：我们辛辛苦苦发展经济，赚来的钱大部分为啥要交给中央？

但中央也有话说：不这样改，国家怎么办？你们地方富了，中央穷了，中央拿什么搞宏观调控？拿什么搞转移支付？拿什么支援西部？

最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亲自出马，带着团队跑遍了全国各省，一个一个做工作。据说他当时给各省算账，虽然税收划分后地方的分成比例降低了，但承诺通过中央的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机制，确保地方的利益。

就这样，软磨硬泡，终于在1994年1月1日，分税制正式实施了。

这个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199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就上升到了55.7%，中央政府终于有钱了。

有了钱，中央才能真正进行宏观调控，才能搞西部大开发，才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分税制改革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一步。

当然，分税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地方政府开始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通过卖地给房地产开发商支撑体制运行和城市发展，但那是后话了。

改革的第二刀，砍向了外汇体制。

在1994年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外汇双轨制。什么意思？就是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并存。

官方汇率是多少呢1美元兑5块多人民币，但这个汇率是高估了人民币的价值，根本不符合市场实际。所以就产生了一个黑市汇率，也叫外汇调剂市场价格，大概是1美元兑8块多人民币。

这种双轨制导致了严重的外汇黑市，有些人利用特权，按照官方汇率拿到外汇，然后转手在黑市上卖掉，什么都不干就能赚一倍的差价。

1994年1月1日，中国实行了汇率并轨，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合二为一，统一为1美元兑8.7元人民币左右；同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个改革意义重大，它消除了外汇黑市，堵住了套利空间，也为后来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打下了基础。

第三刀，砍向了价格机制。

价格双轨制的问题，在七五计划时期就已经非常突出了。1988年的“价格闯关”造成了物价飞涨，以失败告终，问题没有解决。八五计划期间，终于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

1992年到1993年，中国放开了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粮食、钢材、煤炭、水泥这些过去严格控制的生产资料，价格逐步放开。到1993年底，已经有90%以上的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

价格放开了，市场就活了，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资源配置的效率大大提高。

但这一轮价格放开也再次造成了通货膨胀。1993年，全国的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13%；1994年更是涨到了21.7%，创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纪录。

老百姓的感受是最直接的，1993年到1994年，全国又一次出现了抢购风潮。人们疯狂地抢购彩电、冰箱、洗衣机，甚至连卫生纸、食用油都要囤积起来。为什么抢购？因为怕涨价，今天一袋大米20块，明天可能就变成25块了。与其等着涨价，不如现在多买一点。

财税体制、外汇制度、价格机制，这三个方面的改革都是当时中国必须要闯过去的难关。今天我们回看，好像几句话说完，很轻松就过去了，但在当时，每一项背后，都涉及着十几亿人剧烈的利益博弈，也实际产生了巨大的阵痛。它极度考验改革者的魄力和勇气，也直接影响着无数百姓的生活。也正是类似这些深入肌理、刮骨疗伤般的改革，才让“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不再是轻飘飘的，而是有了千钧之重。

这三项改革就像一剂猛药，让当时的中国大汗淋漓、身体发虚。而与此同时，还有另一重阴云，已经从远处飘了过来，笼罩着当时的每一位国人，它就是南方谈话之后的“投资过热”。

南方谈话激发了全民经商的热潮，这当然是大好事，但凡事有两面。另一面呢？当时全国上下，下海成风、贷款成风、大搞建设，而其中有不少都是浪费社会资源的重复建设。这种态势不马上制止，又要出大事。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1993年6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主持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著名的“十六条”宏观调控措施。这十六条措施可以概括为12个字：收紧银根、控制投资、稳定物价。

具体怎么做？提高利率、控制信贷规模、清理在建项目、整顿金融秩序。招数都很猛，但确实有效。1995年，通货膨胀率降到了17.1%；1996年进一步降到了8.3%，实现了“软着陆”。

什么叫”软着陆“？就是既抑制了通货膨胀，又没有让经济失速下滑。这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很罕见的。很多国家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时候，要么治不住，社会乱了，要么把经济搞垮了。中国能够实现软着陆，充分说明了决策层宏观调控的水平。

三.90年代的人，如何看待股市楼市？

当然，改革不只是政策的调整，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八五计划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但一开始，买股票的人并不多。因为大家不知道股票是什么东西，也不敢相信这玩意儿能赚钱。

但到了1992年，情况完全变了。邓小平南巡时专门去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还说了一句话：

股市要坚决试下去。

这句话一出，股市就疯了。

1992年1月，上海股市的平均市盈率只有十几倍；到了五月份，就涨到了80多倍。深圳更夸张，1992年8月，深圳发行新股认购证，一张认购证30元，中签后可以买到原始股。消息一传出，全国各地的人都涌向了深圳，火车站挤满了人，旅馆全部爆满，街上到处都是拿着钱等着买认购证的人。

8月9日，认购证开始发售。因为人太多，队伍排了几公里长，天气酷热，很多人中暑晕倒，但依然不愿意离开队伍。

结果，认购证很快售罄，但大部分人都没买到。这引发了严重的骚乱。人们质疑认购证的发放过程存在腐败，质疑有人利用特权提前买走了大量认购证，这就是著名的“八一零事件”，这个事件后来成了推动中国证券市场规范化的一个契机。

股市的疯狂，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对财富的渴望，在计划经济时代，想发财是一件可耻的事情，甚至可能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思想，但到了90年代初，赚钱不仅不可耻，反而成了一种本事，成了一种值得炫耀的成就。

这种观念的转变，影响是深远的，它解放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创造力，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一切向钱看，比如道德滑坡。这就是改革的两面性，它带来进步的同时，也会带来问题。关键是怎么在进步和问题之间找到平衡。

八五计划期间，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房地产市场化。

在此之前，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是单位分配的，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单位就给你分房子，房子不用买，只需要交很少的租金。

这种制度看起来很公平，但问题也很多，最大的问题是效率低下。单位要盖房子，得向国家要钱，国家的钱有限，不可能满足所有单位的需求。所以很多人要排队等好多年才能分到房子。

1991年，国务院提出要逐步实行“住房商品化”。

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出台，明确提出要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和以高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商品房供应体系。”

说白了就是，房子要开始卖了，不再免费分配了。

这个改革一开始推进得很慢，因为老百姓不理解：单位为什么要把房子卖给我？我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我掏钱买？

但精明的人已经看出了门道，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机会。现在单位卖房子，价格很便宜，基本上是成本价，如果现在不买，以后想买可就贵了。

于是，一部分人开始用很低的价格从单位买下了房子，这些人后来被证明是有远见的，因为他们用几万块钱买下的房子，过了十几年，可能就值几百万了。

当然，那时候没人能预料到房价会涨成后来那样，大多数人还是选择观望，选择继续租住单位的房子。

房改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开始允许房地产开发。

1992年之后，房地产开发的大幕正式拉开。无数的公司涌入这个行业，无数的资金投向这个行业，往后几年里，中国各地都是工地，都是吊车。

海南的房地产热是最疯狂的，1992年到1993年，海南的房价以每天一个价的速度上涨，很多人从全国各地跑到海南炒房，有人甚至把房子倒卖几手，什么都不干就赚了几十万。

但这种疯狂很快就破灭了。1993年国家宏观调控，收紧银根。资金链断了之后，恶性循环开始，海南的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大量的烂尾楼矗立在海滩边，成了那个时代的标志性景观。

很多人之前赚得盆满钵满，但最终倾家荡产，许多人第一次见识到房地产泡沫的巨大威力。

四.八五计划的成就与代价

说了这么多改革，我们来看看八五计划期间经济发展的成绩单。

先看增长速度，1991年到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远远超过了计划目标的6%。这个增长速度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快的，没有之一。

看看对外贸易，1995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了2800多亿美元，比1990年增长了一倍多。

更重要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长。199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只有43亿美元；到了199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375亿美元，增长了将近9倍。

这说明什么？说明国际资本对中国有信心，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好。从当年外商的集体撤资，到逐渐找回信心，这是我们苦心经营和苦苦追求的结果。

再看人民生活，八五计划期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了1.8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翻了1.4倍。

收入增长的同时，消费水平也在大幅提高。彩电、冰箱、洗衣机这些“老三件”在城市已经不新鲜了，人们开始追求新的“三大件”，电话、空调、电脑。在农村，盖新房、买摩托车成了一种潮流。很多农民家里开始装上了电话，看上了有线电视。

1991年到1995年，全国贫困人口从8500万减少到6500万，减少了2000万。

但是，我们不能只看成绩，也要看到问题。八五计划期间，虽然经济快速增长，但也付出了代价。

第一个代价是通货膨胀，1993年到1995年，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虽然最后实现了软着陆，但在那几年里，物价飞涨，老百姓的生活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第二个代价是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这没错，但问题在于，富起来的速度太快了，而且富起来的方式不一定都是正当的。

有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致富，这没问题，但也有人通过权钱交易、投机倒把发了财。而那些老老实实工作的人，收入增长很慢，只能眼看着别人开豪车、住别墅，自己却还在为温饱发愁，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引发了严重的社会不满。

第三个代价是国有企业的困境，八五计划期间，虽然经济整体在高速增长，但国有企业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

为什么？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受到国家的保护，有计划的原料供应，有计划的产品销售，旱涝保收，但市场经济来了，这些保护都没有了，国企要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市场上竞争。

但问题是，国企除了在激发工人积极性上有天然劣势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劣势——包袱太重。它们不仅要盈利，还要承担各种社会职能，要办学校、办医院、办托儿所，要养退休工人，要保证职工就业，这些负担，民企和外企都没有。

结果就是，很多国企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1995年，全国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已经超过了40%，此后多年都深陷 “三角债” 的泥潭。大量的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成了那个时代最沉重的话题。

第四个代价是环境破坏，八五计划期间，为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很多地方对环境保护重视不够，工厂的废水直接排进河流，烟囱的黑烟直接排向天空，矿山开采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大地。

1995年，全国七大水系中，有40%的河段水质受到污染，大气污染也很严重，很多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这些环境问题，为后来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五.八五计划深度总结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如何评价八五计划？

从经济增长的数字看，八五计划无比成功。年均11%的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罕见的。

从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看，八五计划的意义又远不止于经济增长。它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且为实现这个目标搭建了基本的制度框架。

分税制、汇率并轨、价格改革、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化，这些在八五计划期间启动或深化的改革，构成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没有这些改革，就不会有后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从这个意义上说，八五计划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但是，八五计划也留下了很多问题，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国企困境、环境破坏，这些问题在这几年已经显现，后来愈演愈烈，成了中国发展道路上必须面对的挑战。

历史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它总是在曲折中前进，八五计划就是这样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它有成就，也有问题；有经验，也有教训。

1996年，当八五计划结束的时候，整个中国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

走在北京的街头，你会看到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立交桥纵横交错；走在上海的外滩，你会看到浦东的东方明珠塔刺破天际，陆家嘴的金融中心初具规模；走在深圳，你会看到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是机会。

这个国家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奔跑着，没有人知道终点在哪里，但所有人都相信，前方一定有更好的未来。

这种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八五计划这五年的巨大变化中来的，是从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理论突破中来的，是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来的，是从每个普通人真真切切感受到的生活改善中来的。

1991年，当苏联解体的消息传来时，很多人在担心中国会不会步其后尘，五年之后，这种担心烟消云散。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一条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路。

这条路，在理论上曾经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在实践中曾经充满了争议，但中国人就是硬生生地把这条路走通了。

八五计划的这五年，证明了一件事：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你敢想、敢试、敢闯。

它也证明了另一件事：改革需要理论突破，需要思想解放，需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需要有人敢于承担风险。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朱镕基的宏观调控，还有千千万万基层干部的大胆尝试、千千万万企业家的拼搏创业、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辛勤劳动，共同造就了八五计划的辉煌。

当然，这个过程不是完美的，有弯路，有代价，有牺牲。有些人在改革中获益，有些人在改革中受损；有些问题解决了，有些问题留给了后人。

但历史从来就不是完美的，重要的是，在那个关键时刻，中国选择了继续前进，选择了相信市场，选择了相信人民。

1996年，九五计划开始执行，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面还有很多挑战在等待着，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至少，经过八五计划的五年，中国已经找到了方向，确立了道路，积累了经验。后面的路虽然还很长，但至少知道该往哪里走了。

1991年到1995年，那五年的中国，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站在这个路口上，我们踟蹰了很久，最终，往前迈了一步。这一步叫：扩大开放、深化改革。这一步，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影响了世界的格局。

今天的我们，同样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我们需要的，正是八五计划那一代人的那种勇气、那种智慧、那种韧性。

改革开放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八五计划开启的那扇门，我们要继续推开，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