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饭圈”人——和女儿观剧的随想

   这个八一，和女儿一起在央视电影频道重温了《建军大业》。

       前年和妻子一起带女儿去影城看《战狼2》和《建军大业》。看完后，我问她：“哪一部更好看？”女儿回答：“《建军大业》。”

      我很意外，因为《战狼2》空前的票房说明它是一部更受欢迎的商业片，《建军大业》则属于不那么讨喜的“主旋律”，而且女儿平时读书更喜欢的是那些细腻优美、比较个人化的、富有人情味儿的东西，战争、革命题材的作品，她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有时候，我在家里看《长征》、《大决战》之类的影片，她还要表示抗议，因为震耳欲聋的枪炮声让她感觉“很吵”、“很烦”。

    不过，后来我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

    其实我感兴趣的东西，女儿未必真的都不感兴趣。但很多时候，她要在我面前表现她的独立性。与爸爸的不同、对立，能够让她体会到自己的存在感，这是很正常也很自然的。

    女儿还告诉我，她不喜欢那些“小家子气”的作品。

    当时我很想说：“可是你平时看的书，就很小家子气啊。爸爸那些大家子气的《解放战争》、《朝鲜战争》、《马克思传》、《毛泽东传》之类，你都不看啊！”

      但我把这话压了回去，因为我觉得，最好不要用这种带有挖苦色彩的语气和女儿说话，尤其是不要让她感到，自己自然而然的读书兴趣有什么“不对”甚至“可耻”的地方。

     而且，我转念就体会到，女儿的“小家子气”意思可能并不是说那些本来就是表现小桥流水的作品，而是说明明是“大江东去”的题材，你不能把它强行放到“小桥流水”的狭窄范围里面去表现，结果让它失去了本来应该有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一时多少豪杰”的气势和神韵，这就会显得“小家子气”了。

    后来有一次，我问女儿：“你说的小家子气是指什么？”

    女儿想了想说：“比如它明明是要讲很大的历史，但非得扯到一个家庭几个人的什么悲欢离合里去，我觉得就很小家子气。”

    我暗自高兴自己猜得真对。而且，我感到女儿的思想其实还真的不简单。大概二十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电视连续剧《喋血四平》，就是像女儿说的这样，想要通过四平一家人的聚散离合来“以小见大”，表现我军四战四平乃至整个东北解放战争的进程，但最后反而让人看不出主次，确实“小”也没拍好，“大”也没看到。当时我在上高中，看了这剧也有这种觉得不太痛快的感觉，但却不能像女儿这样准确地说出来呢。

       总之，后生可畏，现在的小孩子真是太聪明了。  说起《建军大业》，我想起有同学曾问我对青少年的“饭圈”文化怎么看。

我一开始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一起吃饭的朋友圈”吗？偷偷查了下，才知道就是比较狂热的“粉丝群”、“追星族”的意思，而且都是那种追“小鲜肉”的“颜控”。

于是我学着当今年轻人们的尬聊通用语，答曰：

“呵呵。”

然而，我真的就不“颜控”吗？

      下图就是我中学时代非常喜欢的三位港台女星（当然还不止她们三位）——大家猜猜都是谁？

 所以，对不少同志批评《建军大业》为了迎合年轻人，用“小鲜肉”扮演革命先辈，不够严肃，我也有自己的看法：

    《建军大业》总的来说是一部比较好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因为它确实比较完整、清晰、有重点地讲述了在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疯狂杀戮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屠刀面前，我们党拿起枪杆子，创建人民军队的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斗争历程，刻画出了一组风华正茂献身革命理想的英雄群像。

      从当时观影时周围年轻观众们的反应来看，那些“饭圈”女孩子们虽然不时在辨认着自己的偶像，轻轻叫着“哎呀，鹿晗！”之类，但还是被这部影片本身吸引和感动了的，比如影片一开始的四一二大屠杀，就让她们叹息着：“好惨哪！”、“书上讲的四一二原来是这样！”——直到电影散场，不少年轻的观众边退场还边在议论着“其实这个片子拍得好好！”、“对啊，XX还说这种革命片不好看，真应该叫她来看看。其实还真不错！”

    后来，在网上我还看到一些年轻人的评论，有的说这部片子不如《三大战役》等等严肃，看这部片的观众特别是女孩，只不过是来找明星，追爱豆的，但是也有的说自己很感动，并且辩护说“电影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把什么都拍出来”，还有的说：“看了这部片子后我（我是女孩）专门去看了有关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历史资料，真实的历史确实比影片还要惊心动魄，可是这不怪影片，只能说我们的革命前辈实在太伟大了！”

    我觉得，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能够让年轻人感动，甚至能够让他们主动去翻阅历史资料，让他们明白，虽然自己的爱豆已经尽了全力，但是无论怎样的艺术作品其实都不可能完全还原出革命先辈出生入死的斗争历程，以及他们的伟大气概和崇高品质——这其实就已经非常成功了。

    哪怕就是那些纯粹为了偶像来观影的人，当她们在银幕上看到自己的偶像时，也一定会感到爱豆的劳动是值得尊重的，自己爱豆所扮演的那个人物，是值得自己深入了解的。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难道我能告诉你：我把革命历史影片《重庆谈判》看了那么多遍，可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有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还因为里边有个正义又美丽的女记者，笔名“后太史公”的童欣小姐，是我当年最喜欢的大美女之一扮演的（就是前面三图中的一位，猜猜是哪位）？

   难道我能告诉你，我刷了好几遍电视连续剧《新四军》，一大原因就是其中有张延扮演的双枪女政委余秀英同志（下图左三），和罗湘晋扮演的回国参加新四军的南洋富商千金梅青同志（下图左二）？

       其中我特别喜欢的是外冷内热的余秀英。  

      有一次黄江河（左一）讲了个笑话，余秀英开心地大笑起来。黄江河问她：   “你笑起来很好看，可你为什么从来不笑呢？”  

      余秀英说她的父亲是当年和项英同志（后来的新四军副军长）一起领导罢工，后来被叛徒出卖惨遭杀害的工人领袖。   才几岁的她眼看着父亲被敌人用钢钎一下下戳死，她下跪、磕头、哭求，但是一点儿用也没有。         

     到她的项叔叔带人赶来营救时，父亲的血已经流干了。  

      从此她没有一天真的开心过。 

       她喜欢黄江河，可是不说。  

      到黄江河与热情活泼的梅青热恋，被大家叫作“金童玉女”的时候，黄江河兴冲冲地请余秀英帮自己参谋，于是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你觉得我跟梅青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们合适吗？”  

        “合适，挺好啊，金童玉女嘛！”余秀英擦着枪，不时拿起来对着周围瞄一下，正眼也不看黄江河。  

        “我觉着也挺好......”黄江河美滋滋地。   

        “听说你和陈毅这次去劝谢成龙的游击队下山改编新四军，被他当叛徒抓了？”余秀英还是擦着枪。  

        “是啊，这个老谢，山里转了三年，根本就不知道国共已经合作了，我和陈司令员差点儿就交代在他手里了，哈哈哈！”    

        “挨打了吗？”余秀英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什么？”   

         “哦，没什么。”余秀英继续若无其事地擦着枪。   

          “没事儿我就走了。”黄江河满脑子都是梅青，欢欢喜喜地离开了。

          ——你看，这简简单单的情节，就刻画出了一个勇敢、好强、矜持而又温柔、细腻、敏感的新四军女指挥员的形象。   

        后来，梅青在修理汽车时爆炸受伤，处于封锁中的新四军没有药。  

       余秀英持枪跃马，到与国民党军勾结的黑市上为自己的“情敌”抢来了药，撤退时中弹负伤。

        黄江河与梅青结婚后不久，梅青在皖南事变中不甘被俘受辱，跳崖牺牲了。   

       而后，在坚守半塔集的战斗中，率部奋战了七天七夜的余秀英，终于昏倒在带领援军赶到的黄江河怀里。  

       他们重逢在疆场时，各自指挥的，已经是华中地区最强大的抗日武装。 

       所以，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使用偶像派演员，这并不是什么缺点，只要它吸引人的并不只是这些偶像，那么，这是有助于表现出革命斗争中的一个个鲜活可爱的人物，也有助于它们被年轻人所接受的。

       而且，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我参观过井冈山革命纪念馆、秋收起义纪念馆，看过很多革命前辈和英烈的照片，其中很多人，确实很年轻，也很美——不光是“颜值”高，而且气质也美。

        当然，他（她）们的美，和“鲜肉”、“鲜花”的美，不是一个类型——可是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让偶像派演员来扮演这些革命前辈，对这些演员以及他们的粉丝，都是一个教育：

       人家也是可以靠“颜值”吃饭的人，但他们选择了什么？我们又应该选择什么？

       另外，我还想说几句的是：

  如果你认真去阅读中国革命的历史，你会更加感到：那些芬芳美丽的年轻生命有着怎样的分量，她们的凋谢，又反映出她们参加的斗争是怎样激烈，敌人是怎样残忍卑鄙，而这样卑鄙残忍的敌人为什么必须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比如，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部队里，有一个原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组成的女兵班，在坚守车站的战斗中，除一人被派回指挥部送信外，全部牺牲。敌人发现这是十几名年轻姑娘后，竟然脱下她们的衣裤，把她们的遗体暴尸示众，不但让民众围观，还拍成照片大事炫耀——我不能用文字去描述自己当时在现场的照片上看到的令人发指的惨状。其中的班长游曦烈士，是一位才十八岁的来自四川的美丽女孩，她的遗体不但被侮辱，还被敌人砍成几块…….

      又比如，1928年在衡山被捕牺牲的秘密交通员李洁、李广姐妹，一个16岁，一个才14岁。妹妹李广每天被敌人打得体无完肤，忍不住哭叫，可是回到监牢，在姐姐面前她总说“不疼不疼。”两姐妹被敌人拷打了70多天之后，当着父母的面被押上刑场。牺牲后 ，她们也被敌人斩首示众，并暴尸三日……

     对共产党的女烈士杀之，甚至虐杀之，犹嫌不足，还要侮辱遗体，裸尸示众……这种兽行，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邪恶的发泄，而是一种被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经常采用的有计划的甚至可以说是“理性”的行为：一种通过极度破坏对方的“美”来控制人们的感知的行为。其中折射出敌人也意识到：“美”总是和”“正义”、“高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决不能让那些殉难者给大家留下“美”的形象，一定要想尽办法，百般摧残、亵渎、侮辱，让这个形象变得残缺、丑陋、污秽，这才不但消灭了革命者的肉体，而且完成了他们自以为的对革命者的精神屠戮，也才能让那些即使不怕死的人也视革命为畏途。

     不用说，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证明了敌人是无能加无耻，枉费心机：革命者的美，让敌人这样歇斯底里、丧心病狂地恐惧，这正说明那种力量的强大。

我并不赞成现在的年轻人一天到晚研究政治、历史、革命——虽然我说了很多这方面的话题——而非常赞同他（她）们去更多地欣赏、追求各种各样真正“美”的东西：自然风光也好，偶像“颜值”也好，爱情也好，动漫也好，宠物也好，服装也好，美食也好，靓妆也好，音乐、书法、美术以致诗词歌赋也好。  因为，生活本来就该这样，人本来就该美轮美奂地活着，活出自己的情趣、品味、个性。  浸润在一个这样美的世界，一个人的心灵会自然而然地变得善良而高贵，这就积蓄了他（她）追求真理、正义的最可靠的原动力,这往往会有力地帮助他（她）判断是与非，善与恶。   在名著《复活》中，托尔斯泰对女主人公玛丝洛娃出场亮相的描写，前后修改竟达二十次。第一次手稿是这样写的：

    “她是瘦削而丑陋的黑发女人，她所以丑陋，是因为她那个扁塌的鼻子。”

  这未免过于简单，而且显然不会给读者留下好印象，于是托翁便改写为：

    “一个矮个子的黑发女人，与其说，她是胖的，还不如说她是瘦的，她的脸本来并不漂亮，而且在脸上又带着堕落过的痕迹。”

  1895年，小说最后校定时，作家又作了一次修改：

   “她穿着一件长衫，脸色蜡黄，眼圈发青，样子显得很难看，最主要的，是她那僵尸般的心灵和空虚的精神生活很使人厌恶。她好像有些疯疯癫癫似的。”

  这个描写要详细具体多了，但托尔斯泰仍然很不满意。     托尔斯泰原先的考虑，大概是想突出这是一个身心受到了很大伤害，容颜不再的女子，想让人们由之而同情她的不幸遭遇，所以到此时为止，他一直强调玛丝洛娃“丑陋”、“不漂亮”、“难看”。或许这也符合他在生活中看到的这类人物的原型。    然而他改来改去，终于感到，这样一个面目丑陋的女主人公形象，是无法让读者喜爱，无法让读者体会到自己给予人物的巨大而深切的同情的。   结果，在《复活》最终的定稿中，玛丝洛娃是这样出场的：

“约莫过了两分钟，-—个身量不高，乳峰高耸的年轻女人，身穿白衣白裙，外罩一件灰色囚服；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出牢门，麻利地一转身，站到了看守身旁。她脚下穿一双麻布袜子，登着一双囚棉鞋，头扎三角白头巾，头巾下方显然有意甩出几绺乌黑的卷发，脸上泛着那种长期坐监的人所特有的苍白色，就象地窖里的土豆芽子。那双略显宽肥的小手和露在长袍大领口外面的白净而丰满的脖颈，也都是那种颜色。在这张脸上，特别是由于它苍白而而没有光泽，那对又黑又亮，略带肿胀、但十分水灵的眼睛，就显得格外的招惹人，其中有有一只略有些斜。她直着身子，挺着丰满的胸脯，到了走廊，略为扬起头来，照直望着看守的眼睛，带着一种准备履行对她的任何要求的神气停在那儿。”  

      也就是下图这个样子——托翁终于一百八十度转弯，给自己的玛丝洛娃来了一次彻底的“美颜”：

这样一个天生丽质，横遭命运摧残却仍然富有生机的女性形象，当然一出场就牢牢抓住了读者的心。         

 “饭圈”的孩子们，读到这里，一定会长吁一口气：

   “乖乖，我们的玛丝洛娃原来三番几次差点儿成了“黄脸婆”呢。嗯，好在托翁最后颜控发作，刹了车，要不然，这小说我们一定拒看啦！”  

  可是，或许一些人也会非议说：   托翁这是“脸谱化”啊，“物化”女性啊——为什么玛丝洛娃一定要这么漂亮？作者难道不是为了取悦男性吗？难道长相平平的女子受到了伤害，与命运抗争，就不值得同情和敬佩吗？  

 当然也值得。 

  但是，如果要塑造一个让大家永远记住，一想起来就喜爱，就怜惜，就要为之呐喊、斗争的文学形象，来代表旧时代的生活中千千万万被损害、被侮辱，而仍然不改纯真善良的女性，我们真的认为：

   那应该是一位美女。  

  这一点，我、托翁，和“饭圈”的立场完全一致——我们都是“饭圈”人。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