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印前陆参透露2020年中印冲突决策内幕，暴出了个乌龙...（上）

编者按 

本文系印度作者基于印方资料与立场所作分析，其中涉及对中国战略意图、军事行为与外交动机的多项判断，译者不予认同，也不认为其具备充分事实基础。译介该文是出于研究需要，展示印度精英圈层内部如何理解、误读并叙述中印关系。本文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揭示印度自身在决策机制、军政关系与舆论管理上的问题，相关涉华判断请读者谨慎对待、独立判断。南亚研究通讯特转载此文，供各位读者参考。

纳拉瓦内。图源：“罗生门下歇”微信公众号

一

2020年8月31日晚上8点15分，印度陆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约格什·乔希中将（Yogesh Joshi）接到一通电话。电话中的情况令他高度警觉：4辆中国坦克在步兵掩护下，正沿着一条陡峭的山路向拉达克东部的热钦山口（Rechin La）推进。

乔希随即将这一动向报告给印度陆军参谋长马诺吉·穆昆德·纳拉瓦内将军（Manoj Mukund Naravane），后者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这些坦克距离印度在凯拉什山脉（Kailash Range）上的阵地仅有数百米，而就在数小时前，印度部队刚刚在与中国军队进行的一场高风险竞速中，抢先占据了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制高点。

在这片位于争议中的实际控制线（LAC）——即中印事实上的边界——沿线的复杂地形中，每上升一米高度，几乎都意味着更大的战略优势。

印度士兵随后发射了一枚照明弹，作为一种警告射击，但并未产生效果，中方部队仍在继续推进。纳拉瓦内随即开始紧急致电印度政治与军事高层，包括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Rajnath Singh）、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Ajit Doval）、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上将（Bipin Rawat，已逝），以及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

他在尚未出版的回忆录《命运的四颗星》（）中写道：“我向每一位提出的唯一问题都是：‘我的命令是什么？’”

局势正急剧恶化，亟需明确指令。事实上，当时已有既定处置流程。纳拉瓦内得到的明确命令是，在“获得最高层批准之前”不得开火。然而，上级始终未给出任何明确指示，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晚上9点10分，乔希再次来电，中方坦克仍在推进，距离山口已不足一公里。9点25分，纳拉瓦内再次致电拉杰纳特，请求“明确指示”，但依然没有得到回应。

与此同时，一则来自中国军队的指挥员柳林少将的信息传来。他提出了一项降温方案：双方应停止进一步行动，并由各派三名代表，于次日上午9点30分在山口会面。这个提议看起来相当合理，一度让人感觉局势出现了缓和出口。晚上10点，纳拉瓦内致电拉杰纳特和多瓦尔，转达了这一信息。

十分钟后，北方司令部再次来电。中国坦克并未停下，距离山顶已只剩下约五百米。纳拉瓦内回忆说，乔希当时表示，“阻止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动用我方中型火炮开火，而相关火力已经就位待命。”

在印巴控制线一线，炮战早已司空见惯，师、军级指挥官被授予权限，无需层层请示，每天即可发射数百发炮弹。但这一次面对的是中国，情况截然不同。与中方发生炮火对射，极有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的冲突。

“我的处境至关重要，”纳拉瓦内写道。他夹在两方之间：一方是“主张动用一切可用手段开火的前线指挥体系”，另一方则是“尚未向我下达明确行政指令的政府委员会”。在陆军总部的作战室内，各种处置方案不断被提出、又被否决。整个北方战线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区域都在严密监控之下，但真正的决策节点，仍然集中在热钦山口。

纳拉瓦内再次致电防长拉杰纳特，对方表示稍后回电。时间被不断拉长，每过去一分钟，中国坦克就更接近山顶一步。

晚上10点30分，拉杰纳特回电称，他已与总理莫迪通话，而总理给出的指示只有一句话：“जो उचित समझो, वह करो”（你认为合适，就去做）。这是一次“纯粹的军事决定”。莫迪已被征询意见，也已听取情况通报，但选择不作具体裁决。“我被递到了一只烫手山芋，”纳拉瓦内回忆道，“在这种全权授权之下，所有责任完全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

那是一种极度孤立的时刻。纳拉瓦内独自坐着，“一面墙上挂着查谟和克什米尔及拉达克的地图，另一面墙上则是东部战区的地图”。即便是在那些未作标注的地图上，他也能清晰地在脑海中勾勒出“每一支部队、每一个编制的位置”。无数念头在他脑中闪现。

当时，全国正承受着新冠疫情的冲击，经济步履维艰，全球供应链已经出现断裂。“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行动长期化，我们是否还能确保备件等物资的持续供应？在国际舞台上，谁会支持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协同挑战？”

他们拥有必要的储备，他得出结论。纳拉瓦内写道：“我们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准备，但我真的想发动战争吗？”

发动战争从来不可能只是一次纯粹的军事决定。在民主国家，这一决定应由民选的政治领导层作出。

1999年卡吉尔冲突期间，在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领导下，所有军事行动都必须在内阁安全委员会（Cabinet Committee on Security， CCS）会议上进行讨论并获得批准。该委员会由总理主持，是印度国家安全事务的最终决策机构。来自那一时期的多部回忆录显示，内阁安全委员会能够为其决策承担政治责任，并向军方指挥官下达明确指令。1971年战争期间、在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领导下促成孟加拉国独立时，情况同样如此。

然而，根据纳拉瓦内的叙述，2020年8月的情况却截然不同：既没有开火授权，也没有明确限制；既无安全边界，也无应急处置框架。将如此重大的决定交由军方自行裁量，实际上等同于总理回避了是否启动、或避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这一政治责任。

权衡印度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状况、评估美国可能提供的外交支持、纳入新冠疫情的现实影响，或计算巴基斯坦与中国形成协同压力的风险，都不应是陆军参谋长的职责，这些判断本应由政府作出。对于此类问题，政治层面对军方的指示必须清晰、明确，而不应被简化为一句含糊其辞、让人自行判断的笼统指令。

莫迪的这一“退让”与他自2014年以来精心塑造的公众形象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与巴基斯坦发生的有限度冲突中，印度媒体——以及其后的电影和网剧——常将他描绘为果断大胆、亲自指挥的强势领导人。莫迪本人也曾声称，2019年2月的巴拉科特空袭（Balakot Air strikes）是在其个人批准下实施的，尽管当时天气状况不佳，他仍认为印度空军可以利用云层掩护，“避开敌方雷达”。莫迪政府通过持续的对巴强硬叙事，并将普尔瓦马事件中遇难的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entral Reserve Police Force, CRPF）士兵加以政治动员，成功为第二个任期铺路。

相比之下，中国并不适合作为这种高调表演的对象，它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然而，对于一个高度依赖叙事管控的政府而言，纳拉瓦内的这份叙述无疑构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命运四星》原定于2024年4月付印。图源：“罗生门下歇”微信公众号

《大篷车》杂志已看到《命运四星》（Four Stars of Destiny）一书的打字稿，该书原计划2024年4月付梓出版。其出版方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在书籍简介中给出了相对温和、去敏感化的推介，主要围绕这位陆军参谋长的职业经历展开。

简介称：“纳拉瓦内将军分享了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领导力与管理经验，并从内部视角探讨了还需要做些什么，才能使武装部队成为更有力的国家权力工具，以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简介还写道：“纳拉瓦内的人生与军旅生涯展现了克服逆境所需的坚韧与力量，也强调了家庭的重要性以及保持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意义——而这一点在当今全天候运转的工作文化中往往被忽视。”该书的部分节选曾于2023年12月由印度新闻信托（Press Trust of India）发布，亚马逊等线上零售平台也一度开始接受预售。然而，此后整个出版流程突然陷入停滞。

2025年10月，在库什万特·辛格文学节（Khushwant Singh Literature Festival）上被问及此事时，纳拉瓦内表示，出版方仍在等待国防部的审查意见。“这本书已经处于审查状态一年多了。”笔者曾联系出版方、纳拉瓦内本人以及印度国防部，但均未收到回应

不难理解，纳拉瓦内任内的坦率记述为何会令政府感到不安。纳拉瓦内自2019年12月至2022年4月担任陆军参谋长，这一时期堪称近代军事史上最具决定性的阶段之一。他的任期与莫迪第二任期内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同步，也伴随着武装部队政治化趋势愈发明显的诸多迹象。

就在他就任之前，赋予查谟和克什米尔部分自治权的宪法第370条已被单方面废除。而巴拉科特危机也被莫迪政府错误地塑造成一次“胜利”。在其任内，纳拉瓦内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遭遇“烈火计划”（Agnipath scheme）——一种短期合同制士兵方案——该计划在宣布时并未征求各军种参谋长的意见。

尤其关键的是，纳拉瓦内在任期间经历了2020年6月的加勒万河谷冲突，印度在此次事件中阵亡20名士兵，并失去了对部分重要地区的控制。有关细节，已在笔者于2022年10月为本刊撰写的封面报道中作详细披露。这是自1962年战争以来，印中在拉达克地区边境冲突中首次出现军人伤亡事件，由此引发了莫迪政府的公关危机，并在双边关系上投下了长久的阴影。

更进一步考虑到相关紧张局势自2020年5月起便已逐步酝酿，政治层面对几个月后、即8月发生的事态却采取如此轻率的处置方式，显得尤为难以接受。

在缺乏任何官方确认的情况下，很难量化自2020年5月以来中国在拉达克东部取得的领土性进展。活动人士索南·旺楚克（Sonam Wangchuk）的妻子曾表示，“中方每年都在进一步深入印度境内”。她还称，当旺楚克试图于2024年和2025年前往这些地区时，“当地实施了宵禁、切断了互联网，并以实际行动阻止了他进入”。

通过同意设立缓冲区并开展协同巡逻，印度在事实上向中国让出了地盘，这对任何未来的边界解决方案都具有严重影响。印度目前并不具备逆转这些既成变化的能力，尽管政府在不同场合或称未丢失任何领土，或称部分领土已经收回，或称已迫使中方后退。曾任驻华大使的阿肖克·坎塔（Ashok Kantha）在接受《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采访时指出：“如果这些安排趋于永久化，中方将部分实现其渐进式改变的目标。”

纳拉瓦内的回忆录对上述诸多事件作了较为详尽的回顾，记录了在紧张局势急剧升级过程中实时做出的关键决策，系统阐述了在实控线上实现脱离接触的逻辑与边界，并详细披露了中方在洞朗采取、被印方视为跨越“红线”的行动——而与此同时，印度还在竭力应对不丹方向的局势。

综合来看，这本书为理解莫迪政府时期政治—军事关系的实际运作方式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观察窗口，也揭示了官方叙事与地面现实之间存在的显著落差。

在整个危机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并不能说莫迪对印度所掌握的军事选项毫不知情。纳拉瓦内指出，在危机初期，他曾向政治领导层明确保证，陆军已经准备好反制方案，“不仅在拉达克东部，而且覆盖整个北方战线”。他写道，只要接到召见，自己都会向莫迪做出情况通报。此外，他还提到，即便是在由莫迪本人发起的会议中，总理办公室有时仍会要求提前提交会议议程要点。

需要明确的是，纳拉瓦内在任何时候都未直接批评莫迪。恰恰相反，他的回忆录中充斥着对莫迪的赞许，甚至常常着眼于一些细微举动。纳拉瓦内曾带着敬意回忆，莫迪有一次注意到自己办公室里只开启了必要的灯光，这一细节“立刻触动了我”。即便在暗示双方存在摩擦时，纳拉瓦内的表述依然克制而含蓄：“我多次向内阁安全委员会作情况汇报，但我在2022年3月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并不愉快。”从时间节点来看，这很可能指的是围绕“烈火计划”（Agnipath scheme）的讨论，而该方案在当时的设计形式曾遭到纳拉瓦内的反对。

然而，尽管纳拉瓦内始终保持克制，这本回忆录仍然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印度社会对中印边界东段危机究竟了解得有多有限。纳拉瓦内对加勒万冲突前后经过的叙述，在澄清部分争议的同时，也引出了更为重大的疑问。他关于脱离接触、缓冲区以及所谓“摩擦点”的披露——其中许多至今仍然存在——具有长期意义。

同样重要的，还有他对2020年8月凯拉什山脉（Kailash Range，指拉达克地区的一线高地，不同于作为宗教圣山的冈仁波齐峰）部署情况以及严格开火限制的详细说明。此后，莫迪政府将这一行动对外塑造为一次主动出击，而非对中方再次试图攫取领土的被动反应。然而，政府既未就这些进展召开过一次全面、深入的新闻发布会，议会国防常设委员会也未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2020年6月15日，中印士兵在加勒万河谷。图源：“罗生门下歇”微信公众号

人们很难摆脱这样一种印象：莫迪政府向公众隐瞒了大量事实——因为它本身就有许多需要掩盖的内容。纳拉瓦内的书稿已流传两年多，但媒体几乎未对其中披露的情况进行深入追问。尤其是在2024年10月之后，这种沉默显得更为意味深长——当时，莫迪政府为营造双边关系“恢复正常”的形象，向中国做出了重要让步，而争议边境上的现实问题却依然悬而未决。

正是因为加勒万事件及其后续发展被官方叙事系统性遮蔽，并在基本不加质疑的媒体放大之下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纳拉瓦内的回忆录才显得格外重要。它揭示了中方的进取行为、导致印度人员伤亡与领土损失的决策过程，以及在国家一度站在战争边缘之际，政治问责机制的令人不安的缺失。

当纳拉瓦内在权衡是否下令向正在推进的中国坦克开火——这一第一枪可能将拉达克危机升级为全面战争——时，他静静地坐着。“四下寂静，唯有墙上时钟的滴答声，”他写道。

他回想起自6月以来为这一刻所做的所有准备：物资保障、部队训练、新老部队轮换，以及在复杂地形条件下仍然完成的机械化力量部署。这已不再是沙盘上的推演，而是一个生死攸关的现实场景，接下来几分钟里，他所下达的任何命令，都将决定成千上万名士兵的命运。

片刻之后，纳拉瓦内做出了决定。“我们不能成为首先开火的一方，”他对乔希说道。那样做将为中方提供一个正当化升级冲突的借口——一个“战争理由”（），使其可以以受害者自居。这一判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

纳拉瓦内没有选择开火，而是下令乔希将坦克部署至“山口前沿坡地”，并令炮口下压，使主炮在近距离内直接指向解放军装甲力量，以明确表明：任何进一步的推进都将遭到直接打击。

在他看来，这是在不越过开火门槛的前提下实现最大威慑——既展示了作战准备，又在技术上维持了不开火的态势。他写道，这一命令立即执行，“而当时已推进至距离山顶仅数百米的解放军坦克随即停下了脚步。他们的轻型坦克根本无法与我方的中型坦克抗衡。这是一场心理博弈，中方率先退缩了。”

危机并未就此结束，但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到第二天清晨，双方同意在楚舒勒—莫尔多会晤点（Chushul–Moldo meeting point）举行军旗会谈。凯拉什山脉一线的局势勉强得以控制，印度甚至获得了一定的战术优势。然而，这一过程后来同样被政策圈包装为印度对加勒万事件中中方“进取行为”的预先筹划之反制，而非一次几乎酿成灾难的险情被成功化解。

二

据纳拉瓦内所述，加勒万河谷冲突并非一次突如其来、不可预见的事件，而是中方连续数周进取行动不断升级的结果。他写道，基层指挥官“准备不足”，并试图“淡化局势”。

他还指出，拉达克东部并未被印度安全决策层视为优先方向。举例而言，纳拉瓦内在2020年1月就任陆军参谋长后首次前往列城（Leh）视察时，实际上并未前往拉达克东部。在访问锡亚琴之后，他便因“需要紧急前往不丹”而被召回新德里。

2020年5月的第一周，拉达克东部出现了“几次与中方的紧张对峙”。5月5日，其中一起事件发生在加勒万的第14号巡逻点（Patrolling Point 14，PP-14），为随后发生的事态埋下伏笔。

印度与中国在实控线沿线、大片荒凉且无人居住地区提出的相互重叠主张，往往通过士兵巡逻、修建观察哨和其他基础设施以及对放牧地的控制来加以体现。加勒万河自东向西流淌，在达布克—什约克—斗拉特别吉奥地公路（Darbuk–Shyok–Daulat Beg Oldie road）附近的印度前沿据点汇入希约克河。从该据点出发，印度巡逻队会沿河逆流而上前往PP-14，直线距离约10公里，但徒步行进的实际路程要长得多，且需要多次过河，复杂地形使得巡逻任务难以在一天内完成。

在距离第14号巡逻点（PP-14）约一公里处，一条自北向南流淌的季节性小溪汇入加勒万河。

纳拉瓦内指出：“越过这个汇合点之后，通往PP-14的行进就相对容易了。”他还提到，在该汇合点以南、以东不远处，有一片相对平坦的地段，“也可以被开发成一个直升机起降点”。

对印方而言，为避免一次需要多日完成的巡逻行动，现实的替代方案“要么是在PP-14设立一个临时观察哨——这将违反既有规程。要么就是尽可能向前修建一条可通行机动车的道路，至少修到这条季节性溪流的汇合处”。2020年夏季，陆军工兵已开始推进此类道路建设，包括修建桥梁。后来，这些施工队伍出现在中方发布的视频中，被用来将印度描绘为“进取方”。

相比之下，中方从其位于加勒万以东约25公里处的前沿据点通往PP-14，并无成型的道路连接，“除了一条天然形成的土路”，而这条路线他们同样在加以改善。

5月初的首次冲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此后中方“在以东数公里处驻扎下来”。至此，解放军不仅反对印军巡逻至PP-14，还开始要求将巡逻范围推进至这条小溪汇合点——这一前所未有的要求遭到印度方面“明确而坚决的拒绝”。

5月6日，在总理官邸召开的一次内阁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会议旨在讨论中方在洞朗（Doklam）采取行动所引发的局势——纳拉瓦内“向与会人员提示了拉达克东部的情况”。

作为总理在对华事务上的特别代表，多瓦尔原本预计将就洞朗问题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沟通。纳拉瓦内建议，“也应一并提及PP-14发生的这次最新挑衅”。这一建议遭到否决。他写道：“在当时看来，洞朗方向正在形成的局势更为严峻，而PP-14的对峙不过是雷达屏幕上的一个小点。”

2021年2月15日，中方在中印边境班公湖地区拆除其工事。图源：美联社

那个所谓的“雷达小点”几乎被完全忽略。纳拉瓦内称，军方能够察觉到这一动向本身就带有某种“偶然的幸运”。当时，乔希在军长哈林德尔·辛格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Harinder Singh）的陪同下，恰好正在执行一次空中侦察任务，正是在这次行动中，他们发现了纳拉瓦内所称的“一次隐蔽的力量集结”。

纳拉瓦内写道，随后他调动了印军部队，双方由此展开对峙，并持续了整整一夜，“期间伴随着大量推搡和肢体冲突”。

乔希在其个人回忆录中给出了略有不同的说法。他写道，当时自己正乘坐直升机在该地区飞行，突然看到一架解放军直升机“从对面方向朝我们飞来”，出现在加勒万河谷上空。

由于对方似乎越过了实际控制线（LAC），乔希感到意外，便要求飞行员原地悬停。但就在解放军直升机发现印方飞机的瞬间，“它随即调头，飞回实际控制线另一侧”。这一事件规模虽小，却意味深长——它是一个早期信号，表明中方在整个5月期间，正在通过空中与地面行动同步试探印方防御。

中国外交部于6月20日发布的一份声明称，5月6日曾发生过一起“性质严重”的事件。声明表示，当天清晨，“印度边防部队夜间越过实际控制线，非法进入中国领土，修建工事和障碍物，阻碍中方边防部队巡逻，蓄意进行挑衅，企图单方面改变管控现状。中国边防部队被迫采取必要措施，应对现场情况，加强边境地区的管控。”

纳拉瓦内写道，在PP-14事件发生数日后，班公湖（Pangong Lake）北岸又发生了一次对峙，期间出现了更多肢体冲突，甚至“相互投掷石块，导致双方均有轻微受伤”。

几乎在同一时期，锡金的纳库拉山口（Naku La）也出现了对峙局面。纳拉瓦内最后总结称：“所有这些事件，都是解放军采取进取行为的结果。”

到了5月中旬，这种试探性行动演变为更为严重的态势。纳拉瓦内将其形容为“一次极不寻常的举动”：解放军在PP-15和PP-17A以相当规模建立了阵地，部署了“十五至二十辆装甲运兵车、包括推土机在内的重型车辆，以及数百名部队人员”。

这些区域在以往属于双方例行巡逻后即撤回常设基地的地带。“这一地区（果嘎／温泉一线）过去从未成为争议区域，”纳拉瓦内写道，“如此突然的升级既前所未有，也毫无正当性。”

在班公湖北岸，中方的进取行动则呈现出另一种形式。该湖全长约160公里，其中约三分之一位于印度境内，其余三分之二位于西藏一侧（印方观点）。北岸由多道山脊切割，这些山脊自印度一侧起依次编号为“手指”（Finger）1至8，并延伸入湖（编者注：北岸由多道山脊切割，这些山脊自印度一侧起依次编号为“手指”Finger1至8，并延伸入湖中）。此处的实际控制线既未划界，也未勘定。

纳拉瓦内写道，印方巡逻队传统上可抵达Finger 8，而中方则推进至Finger 4，“双方都会对对方的这一行动提出异议，并在相应层级进行交涉。有时，这也会导致人们熟知的对峙局面，继而出现推搡甚至肢体接触。”

5月18日和19日，印度巡逻队在传统上位于“手指”4与8之间的争议区域遭遇了中方部队。然而这一次，“一支庞大的车辆纵队突然从锡里贾普要塞（Sirijap Fort）方向出现”，车上并非通常的边防部队人员，而是“全副战斗装具”的解放军正规部队士兵。他们配备了防暴盾牌、警棍、带倒刺的棍棒以及烟火装置。

纳拉瓦内写道，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武力展示，尽管人数处于劣势的印度士兵进行了抵抗，但仍被迫退回至Finger 4以西。多名士兵受伤，并报告称部分受控物资丢失、无线电设备受损。纳拉瓦内随后前往列城评估局势，但此行并未给他留下“有利的印象”。

实际上，纳拉瓦内对拉达克方向指挥官的批评相当严厉——尽管他未点名，但显然指的是军级和师级指挥官。“这些指挥官试图解释他们为何准备不足，”他写道，“一次还可以接受，但在第二次及之后仍然准备不足，就完全无法接受了。”

他还补充称，部队编成内部似乎存在“信息共享不足，以及试图淡化局势的倾向”。从纳拉瓦内的叙述来看，如果当时通过纪律处分等方式及时加以纠正，随后在加勒万发生的事件或许会出现不同的走向。

在德里，内阁安全委员以及“中国研究小组”（China Study Group）相继召开会议。该小组是一个由多名高层官员组成的非正式协调机制，由多瓦尔主持。

纳拉瓦内指出，当时的主流共识是，印度必须“有所行动”。但他同时补充道，“行动不可能一蹴而就”。他认为，解放军集结的规模与时机，排除了这是地方指挥官、甚至西部战区单方面决策的可能性。在他看来，这一行动需要“来自最高层的许可”。 

纳拉瓦内写道，陆军“立即启动了”代号为“雪豹行动”（Operation Snow Leopard）的军事部署，将已做好机动准备的预备部队投入前线。乔希则使用同一名称，来指代2020年8月在热钦山口、班公湖两岸，以及更北部的久拉（Kiu La）和阿内拉（Ane La）展开的行动。

与纳拉瓦内不同，乔希坚持认为，由于“雪豹行动”仍在进行，其具体细节出于“国家安全利益”暂不宜披露，并表示将在“适当的时间、并获得当局批准后”在续作中作出完整说明——而在现政府执政背景下，这一结果看起来并不乐观。

5月第二周，双方在加勒万召开了一次旅级指挥官会议。双方同意恢复原状（），但纳拉瓦内回忆称，“就在磋商接近尾声之际”，中方提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请求。由于时间已晚，且其主要驻地距离较远，中方请求“仅作为临时安排，允许在汇合点附近搭设两顶帐篷”。印方指挥官表示，“将考虑这一请求，并需就此向上级请示”。双方在“暮色将至之时”结束了会谈。

中方随后“做出返回的姿态”，却又“带着两顶帐篷折返，将其搭建起来，从而向我们制造了一个既成事实”。

纳拉瓦内认为，这是一次经过预谋的策略，此后“在谈判中反复出现”——中方往往将其提议视为已被接受，而事实上，这些提议仅仅是被“听取”，并未获得同意。

次日清晨，当纳拉瓦内得知这一情况时，他“立即予以否决”，却被告知帐篷已然搭设完毕。他写道，自己“对事态的这一发展非常不满”；在他向多瓦尔汇报后，后者同样表示不满。纳拉瓦内认为，“应当要求中方立即后撤”。

然而，北方司令部辩称，该地点并不适合露营，且随着夏季河流水位上涨，帐篷势必会被淹没。纳拉瓦内写道：“我并未完全被说服，但鉴于这是首次举行的高级军事指挥层级会议，也是脱离接触进程的起点，尤其是在帐篷已经搭起的情况下，这一安排还是被勉强接受了。”陆军总部多次要求北方司令部强调该安排的临时性，并持续推动中方撤离。

然而，纳拉瓦内将此描述为一次“判断上的严重失误”——“司令部和军级指挥官坚持认为这不是问题，随时都可以让其撤走”。事实证明，这一假设危险而错误。

2021年2月10日，印度陆军坦克从实际控制线沿线的拉达克班公湖地区岸边撤离。图源：美联社

中方在6月发布的声明中，并未在其叙述中提及帐篷问题。声明称：“在中方强烈要求下，印方同意撤回越过实际控制线的人员并拆除相关设施，且已付诸实施。6月6日，两国边防部队举行了指挥官级会谈，就缓和局势达成共识。印方承诺不再越过加勒万河河口进行巡逻和建设设施，双方将通过地面指挥官会谈讨论并决定分阶段撤军事宜。”

随后，在PP-15和PP-17A举行的旗级会谈继续推进，双方部队按照商定距离后撤，从而降低了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然而，在加勒万的PP-14，局势依然紧张。每当印方指挥官要求解放军撤除帐篷时，中方都会改变说法——先称需要更多时间，继而表示要“向上级请示”，最后则宣称该问题“超出会谈授权范围”。从这一连串拖延与回避中，纳拉瓦内得出结论：“显而易见，中方从一开始就无意撤除这些帐篷。”

印度方面随后决定在同一大致区域内搭设自己的帐篷。纳拉瓦内并未具体说明这一决定由谁做出，也未提及是否曾在内阁安全委员会内部讨论。当印军部队着手执行这一决定时，“对方做出了激烈反应”。第16比哈尔团（16 Bihar Regiment）指挥官桑托什·巴布上校（Colonel Santosh Babu）“率领一小队士兵前出，试图缓和局势”。然而，中方“毫无退让之意”，对巴布所率小队发起攻击。纳拉瓦内写道，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全面混战”。

随着夜幕降临，双方迅速增派兵力，“拉锯式的交战持续了整整一夜”。尽管双方都携带武器，却都未开火，而是依靠警棍、棍棒以及被抛掷或从坡地滚下的石块进行对抗。双方在地形条件和交通连通性上的差异最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由于中方一侧的交通条件更为便利，中方能够利用装甲运兵车将部队迅速前推，从而改变了力量对比，使局势向其有利方向倾斜。”

官方授予巴布阵亡后“伟大英雄勇士勋章”（Maha Vir Chakra）的表彰词称，在“雪豹行动”期间，他被指派在“直面敌军”的情况下建立一个观察哨。他“成功完成了任务”，并且“面对数量占压倒性优势、且采取暴力与进取行动的敌军士兵，毫不畏惧”，持续抵抗将印军部队逼退的企图。这一说法，与纳拉瓦内关于巴布被派往“缓和局势”的叙述之间，显得颇为矛盾。

另一种版本出现在陆军于 KM-120 据点修建的纪念碑上。碑文写道，6月15日，巴布率领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奉命“驱逐位于A·Y·将军沟谷（Gen A. Y. Nala，Gen A. Y. Nala 是印军对加勒万河谷内一处沟谷地形的战术命名）的解放军观察哨，并继续向第14号巡逻点（PP-14）推进”。碑文称，该纵队成功清除了中方据点，抵达PP-14，随后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在冲突中，巴布冲锋在前，展开徒手近身格斗，在对解放军造成重大伤亡后，20名印军士兵牺牲。在这一系列相互交叠、彼此矛盾的官方叙事之外，随后又加入了一部由萨尔曼·汗（Salman Khan）主演、计划于4月上映的电影《加勒万之战》（Battle of Galwan）。中方的官方说法则是：“印度一线部队违反指挥官级会谈达成的协议，在加勒万河谷局势已趋缓的情况下，再次越过实际控制线进行蓄意挑衅，甚至对前来谈判的中方官兵实施暴力攻击，从而引发激烈的肢体冲突并造成伤亡。”

6月16日凌晨约1点30分，乔希致电纳拉瓦内，向其通报事态进展。他警告称，极有可能已经出现人员死亡，“甚至可能包括该部队指挥官本人”。尽管这一消息令人震惊，纳拉瓦内仍对乔希表示：“这一次我们至少必须反击，让他们为这次冒险行为付出代价。”

天亮后传来了更加严峻的消息。夜间失散的士兵开始陆续返回。已有5人因冲突中受伤不治身亡。当天上午清点人数时，最初有相当多人被列为失踪人员。“随着紧张的谈判展开，”纳拉瓦内写道，“许多在混乱中迷失方向，或曾被解放军短暂扣留、期间未获食物或医疗救助的士兵，陆续返回营地。然而，其中有15人因伤势与低体温的共同作用而最终不幸身亡。“那是我整个军旅生涯中最悲痛的一天之一……一天之内失去20名士兵，令人难以承受。”

有数十名印度士兵曾被中方拘押，最后一批包括4名军官在内的10名士兵在三天后获释。印度方面在与中方进行低调交涉、争取这些士兵悄然返回的过程中保持了沉默，但随后中方却公布了这些被拘押印度士兵及其武器的影像和照片。

纳拉瓦内未给出确切人数，但证实称，“落入中方之手的我方人员再次遭到殴打”。迄今为止，莫迪政府既未承认这些虐待行为，也未就印军士兵遭受不当对待一事向中方提出任何正式交涉。

纳拉瓦内还对中方公布的官方伤亡数字提出质疑。“被中方拘押的我方人员曾被露天看管，他们亲眼看到有人从河中打捞出多具遗体。每当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就会再次遭到殴打。对方反应的残暴程度，本身就反映了其所承受的损失。”

印度媒体曾试图突出一些源自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的报道，暗示中方伤亡更为严重，但这些说法从未得到核实或确认。2021年2月，中国官方首次承认有4名解放军官兵死亡，并向部分伤亡人员授予荣誉，同时将该事件定性为对“非法越界”的防御性反应，刻意回避提及印度，而是使用“外国军队”这一表述。

2020年6月17日，苏杰生与中方外长王毅通话。印度外交部随后表示：“中方采取了经过预谋和精心策划的行动，并直接导致了随后的暴力事件和人员伤亡。这反映出其企图改变地面事实，违反了双方关于不改变现状的所有既有协议。”然而，仅仅两天后，莫迪在一次全党会议上却宣称：“न वहाँ कोई हमारी सीमा में घुस गया है और न ही कोई घुसा हुआ है, न ही हमारी कोई पोस्ट किसी दूसरे के कब्ज़े में है।”——即不存在任何越界行为，也无人侵入印度境内，印度的任何哨所都未落入他方控制。

该表态与外交部的说法相互矛盾，随后又被官方澄清以一种颇为生硬的方式加以重复。中国迅速在国际场合援引莫迪的这一表态，从而削弱了印度关于中方越过实际控制线的指控。总理办公室试图事后收回或修正这一说法，但为时已晚。

回顾来看，纳拉瓦内将加勒万事件描述为一个转折点。他写道：“二十多年来，这是中方首次出现致命伤亡。”他甚至略显夸张地声称，“正是印度及其陆军向世界表明，忍无可忍，必须对地区霸凌者发起挑战。”

不论这一判断本身是否成立，纳拉瓦内回忆录的真正价值并不在此，而在于它为长期被官方回避所遮蔽的事件带来了清晰度。议会并未获得确凿证据，所能得到的只有含糊其辞的保证，例如苏杰生所称“议会完全了解导致加勒万河谷暴力冲突的相关情况”。事实并非如此。关于加勒万事件的每一个议会质询，均以“国家安全”为由被拒绝作答。

作者简介：苏珊特·辛格，印度《大篷车》杂志咨询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