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公共卫生项目的框架下，一个“成功”的本土LGBT组织如何被系统性催生与塑造

@奶霸知道：

最近在梳理成都“同志”话语体系演变时，翻到一本英文版大作，整整289页，出自北欧亚洲研究所（NIAS），写的是中国同性恋群体与行动结构，属于完整国际学术体系下生产的文本。

北欧亚洲研究所（NIAS）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学术机构，它本质上是一个嵌入国家结构的国际学术平台型机构。长期由北欧部长理事会（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支持运作，而该理事会本身是由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冰岛五国政府组成的政府间合作机制，承担教育、科研、文化、外交协作等跨国政策协调职能。这意味着，NIAS从制度根基上就属于国家间情报合作体系的一部分。

有意思的不仅仅是内容，还有角度。

它不是从中国内部生长出来的视角，而是用一套外部话语模型，在重构中国社会的表达方式。甚至在某些篇幅中，作者们赤裸裸地表达了对外部势力的依附与服从。

更关键的是，它写的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具体城市、具体组织、具体网络，甚至有个观察样本就是成都。

这本书只是入口。真正要看的，是谁在书写中国，谁在控制叙事，谁在搭建话语结构。

这两天会陆续拆解该书各章节，敬请期待。

今天先从这本书的第11章说起。

最近这几天我仔细把这篇《议员组织与艾滋病行动主义——成都本地议员组织民族志研究》从头到尾啃了一遍。原本是想看看作者怎么讲成都议员社群的历史与生态，结果越看越不对劲。这根本不像一篇单纯的“社会学观察”，更像一份极其完整的项目运作说明书。它用学术语言包装了一个非常直白的事实，成都所谓“最成功的LGBT组织”，从诞生之初就不是自发生长出来的，而是被国际资金项目体系一步步催熟的执行终端。

据文章内容详述，2001年，中国首次公开承认艾滋病危机，同年，由英国国际发展部资助的“中英艾滋病防治项目”正式启动，2002年，“成都关爱议员组织”（CGCO）宣告成立，2004—2006年，作者进入该组织做田野调查并撰写记录。只要把这几个时间节点连在一起，就能看出一条无比顺滑的因果链，不是因为成都议员社群率先觉醒，所以诞生了一个草根组织，而是因为中英项目需要在“高危人群”中寻找执行载体，于是一个组织被快速搭建出来。换句话说，是“项目在找组织”，而不是“社群在自发组织”。

更有意思的是组织成立的场景。文章毫不避讳地写道：中英项目的工作人员为了寻找合作伙伴，直接找到了成都最有名的议员酒吧“Variation”，见到了酒吧老板小曾和他的男友洪生。项目方需要一个“本地组织”来对接经费与活动，小曾需要一个高大上的名头来提升酒吧形象扩大生意，双方一拍即合，于是CGCO就这么诞生了。

文章中反复强调CGCO是“本地非营利议员社群组织”，但稍微捋一捋资金线就会发现，它从出生第一天起就和境外项目深度绑定。运作模式也写得非常直白：国际资金通过不同渠道转拨给所谓的“社区组织”，形成一个典型的“过滤模式”。这套流程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把国际议程和经费，通过政府背书，合法合规地落地到一个个被包装成“草根”的执行单元。所谓的“本地组织”，更准确的定位其实是项目外包机构，组织的合法性、经费来源、活动方向从一开始就被框定在艾滋病防控的政策篮子里。于是，一个原本在社会结构中极度边缘化的群体，通过“公共卫生”“防艾教育”“高危人群干预”这层安全外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组织空间与资源通道，既能公开活动，又能接受境外经费，还能以公益名义大规模动员人群。

再看组织的领导结构，就更有意思了。CGCO早期核心班底基本由三类人组成：一是议员圈的“名人”，比如议员酒吧老板、变装表演主持人，负责动员和号召；二是有医学背景的专业人士，负责给项目披上科学与专业的外衣；三是大量大学生志愿者，提供廉价劳动力与执行力。这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NGO人员配置模板：名人负责拉人头，医生负责专业背书，学生负责埋头干活。它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社群组织结构，而是一套为项目目标量身定做的功能性班子。

文章里还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细节。作者坦率承认：很多成都男同性恋者并不认同所谓的“议员圈子”，相当一部分人拒绝与这个圈子发生关联，许多参与CGCO活动的人主要是为了社交而不是为了政治或身份认同。不同小圈子之间边界明显，很难真正形成所谓的“共同体意识”。这些描述恰恰暴露了一个核心问题，所谓“议员社群”的凝聚力，很大程度上是被项目资金硬生生“养”出来的，项目需要一个可动员的“目标群体”，于是就要先在话语上制造一个“共同体”。

从更大的框架来看，这篇文章几乎完整呈现了一条标准的路径：先通过互联网和西方话语输入“议员身份”，再通过商业场所形成人员聚集点，然后借艾滋病防控的公共卫生议题引入国际资金，最后在本地孵化出一个个“社群组织”作为执行平台。表面上看，这是在“帮助弱势群体”，但从结构上看，更像是一套意识形态与组织体系的渐进式嵌入工程。艾滋病防控只是一个切入口，组织化与话语构建才是更深层的结果。

所以，文章一边在讲“草根力量”“社群觉醒”，一边却又用大量事实证明：没有国际项目，就没有CGCO，没有境外资金，就没有所谓的行动主义，没有外部议程，就不会有这套组织结构。所谓的“草根性”，本质上只是提高合法性的叙事包装。它更像是一种被设计好的社会工程实验，而不是一个本地社群自然成长的故事。

成都CGCO的历史，与其说是一段“议员社群自我发展的历程”，不如说是一段“国际项目如何在中国本土培育执行组织”的经典案例。它的诞生、壮大与运作逻辑，都牢牢嵌在外部资金和议程框架之中。文章记录的是成都LGBT组织的成长史，但更深层记录的，是一整套境外项目如何寻找切口、如何搭建平台、如何培养本地代理人的操作手册。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看问题一定要看结构，而不要看情绪。很多人只看到表面的“公益”“关怀”“赋能”，却看不到背后的资金来源、议程设定和组织逻辑。把账一笔笔对清楚，你就会发现，所谓“民间组织”，往往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项目末端。至于它们到底代表谁、服务谁、引导谁，这才是最值得深究的问题。

这篇文章可以被作为一份历史档案来看，它无意间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证据链，清晰地记录了在国际公共卫生项目的框架下，一个本土LGBT组织如何被系统性催生与塑造的过程。这远不止是一个成都的故事，它更像是一个关于“项目化时代”社会动员的典型隐喻。它提醒我们，在面对任何标榜“草根”、“赋能”与“发展”的叙事时，都要保持高度的清醒：去审视资金的源头，去厘清议程的设定，去追问，那些在项目中蓬勃生长的，究竟是社群内生力量的自然呈现，还是一套被精心编制，关于“参与”和“代表”的叙事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