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的杠杆

本文系基于公开资料撰写，仅作为信息交流之用，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帕尔默·拉奇（Palmer Luckey）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当潮流降临时，一切已为时已晚。”（current year is too late for current things.）

2017年，因在2016年大选中公开支持特朗普而被脸书解雇的帕尔默·拉奇，与彼得·蒂尔（Peter Thiel）旗下创始人基金的合伙人特雷·斯蒂芬斯（Trae Stephens）共同创立军工科技公司Anduril。

当时媒体将他描绘成被硅谷抛弃的落魄者，竟妄想涉足“不合时宜”的军工领域。彼时主流思潮崇尚和平与人道，硅谷公司多刻意与国防部保持距离，以维护反战形象。在时代浪潮眼中，特朗普与帕尔默之流不过是不值一提的插曲。

然而世界骤然转向。俄乌战争的爆发击碎了硅谷对持久和平的幻想。能快速提供无人机与可回收巡航导弹等装备的Anduril，如今估值已达305亿美元，成为美国最炙手可热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之一，帕尔默也重归硅谷宠儿之列。

战场上，尽管西方为乌克兰提供了近乎无上限的资金，却在火炮与无人机产能上捉襟见肘。真正有力的支援迟迟难至——而武器对比，往往决定战争走向。

帕尔默·拉奇指出：“国防安全一夜之间成了硅谷热词，可当枪口抵住额头，一切为时已晚。人们只能在个人主页插上蓝黄旗帜以示声援，但武器快速制造能力的缺口，无法仅凭金钱填补。”

当真正的挑战来临，一切均已太迟。

01

是什么决定了真正的国力？

在迈克·罗（Mike Rowe）的播客中，帕尔默提出另一个问题：“为何曾掌控加勒比海、纽约、好望角与地中海贸易的海上霸主荷兰，今日已无足轻重？”

荷兰仍拥有顶尖造船技术，人均产出位居世界前列——问题不在技术，亦不在经济。

答案在于其邻国：英国海军、西班牙海军、法国海军、美国海军，体量更大、增长更快。即便增速相同，荷兰的微小体量也注定使其在海权格局中边缘化。

地缘博弈中，体量至关重要。当对手与你的体量比为100:1，你的意见便常被忽视——即便人均产出高出五六倍，也难以弥补总量差距。

帕尔默指出，如今Anduril的高效研发与生产模式，每年可为美国节省数百亿美元国防开支，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制造武器。

有人或许认为国防如此重要，成本并非关键。此观点忽视了一个根本事实：财富代表劳动者的总投入时间。将资源倾注于某一方向，即意味着其他方向被迫削减。

同样的劳动者、工厂与工时，构成生产流程的瓶颈。即便某一刻拥有无限预算——譬如十万亿美元军费——真正的限制仍在于能源、关键矿产、熟练工人，以及早应建成的厂房与设备。

生产力，而非财富，才是战争能力乃至国力的根本。

俄乌战争清晰揭示：尽管乌克兰获得远超俄罗斯的资金支持，欧美在炮弹、坦克、无人机等方面的产能却极其有限。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的兵源储备远高于乌克兰。

事实表明，在这类传统消耗战中，火炮与坦克规模、无人机数量、步兵人数具有决定性意义。即便北约拥有数十倍于俄罗斯的财富，乌克兰仍因火炮不足、兵员匮乏而难以取胜。随着消耗持续，时间正站在规模与数量一边。

02

地缘政治的漫长棋局：东亚凋零之花

帕尔默以韩国为例：

如今韩国总和生育率为0.67，而人口替代生育率为2.1。这意味着每过一代（约30年），其人口将缩减至上一代的三分之一。

目前韩国适龄应征男性与北方对手之比约为2:1（600万对300万）。

但25年后，韩国适龄男性将迅速萎缩，双方进入1:1均势（各约300万）。

至2070年——即两代人之后，许多人一生可见——北方对手将形成2:1的压倒性优势。

到2100年本世纪末，仅三代人之隔，这一比例将接近4:1。

适龄服役男性不仅是兵源基础，也代表生产力：创业、经营制造业、维持经济活力的，正是同一群体。

对北方邻居而言，只需再等四代，其适龄男性人数将达韩国的16至20倍。

这一切并不遥远。对北方对手而言，最佳策略是维持高火炮产量与青年人口基数，静待两至三代。届时韩国将重蹈今日乌克兰困境：既无足够兵员，也缺乏自主军工能力。

而50年后，美国民众对韩国的态度，很可能趋近今日对乌克兰的观感：美国真会为一个远隔重洋、青年男性不足百万的城邦（届时恐已难称“韩国”），承担世界大战的风险吗？恐怕很难。

如今在美国年轻一代中，已难寻数百万愿意远赴欧洲、重现诺曼底登陆那般牺牲意愿的人。越南战争消耗了大量政治资本，二十年反恐战争又耗尽了余下的部分。东欧的乌克兰对美国已属遥远，更何况50年后人口规模无法自保的韩国。

事实上，两代人之后，韩国经济可能依然富裕，人均生产力依然领先，首尔或许仍是繁华都市。但极低的人口数量，将使韩国与美国的经济纽带日益稀薄。

如今韩美之间仍有诸多经济联系，尤其这波AI浪潮中，三星海力士最先卡位的存储赛道如日中天，韩国在美国的环太平洋战略中尚有重要地位。然而地缘政治上，50年后人口稀少的韩国将变得无足轻重，很可能不再值得保护乃至被彻底放弃。

一个富有的城邦在地缘政治中无关紧要。无论拥有多少财富，在巨大的实力差距面前，它都没有谈判筹码。

03

少子文化的诅咒：生育率一旦逆转，便难再回头

帕尔默·拉奇的投资人、特朗普在硅谷最早的支持者彼得·蒂尔，在2024年乔·罗根的播客中对少子化文化的塑造力有过明确论述：

尽管韩国保持当前生育率数代后便将面临生存危机，但如此严峻问题，韩国精英却往往讳莫如深。

2022年访韩时，蒂尔曾向一位财团首席执行官问及生育率问题。对方转向他说：“您说得对，这绝对是一场灾难。”随后便认为话题已结束，可以转向下一议题。

蒂尔意识到，像生育率这般重大的问题，解决固然艰难，但第一步必须是公开讨论。如果连讨论都无法进行，便永远无法解决。讨论永远是解决问题的开端。

在蒂尔看来，拒绝讨论的根源来自一种群体性压力：

美国全部50个州的生育率皆低于替代水平，就连摩门教主导的犹他州，女性平均生育数也已低于两人。伊朗、意大利、韩国——社会类型截然不同，却同样低于替代生育率。宗教、经济条件，似乎都非决定因素。除以色列这一特例外，低生育已成跨文明现象。

蒂尔提出一个简洁且自循环的理论：人们在他人生育时跟随生育，在他人不生育时选择不生。

“如果你是一位27岁的以色列女性，你最好结婚生子，以跟上身边朋友的步伐；否则你就像个脱离社会的异类。”

“但如果你在韩国，30岁时周围无人结婚生子，你很可能也不会。”

少子化将深刻重构政治格局，最终形成倒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

当老人远多于年轻人，选票会流向老年人福利，还是年轻人未来？资源会用于孙辈的教育，还是祖辈的医疗？

一旦人口结构倒转，政治便随之深刻变化：有孩家庭经济负担日益加重，而无孩老人则通过选票为自己争取更多福利。此趋势一旦形成，便极难逆转。

少子文化下，韩国一处禁止小孩入内的标志

主流人口预测常认为生育率将在某一阶段自然回升，人口减少终会停止。

但蒂尔引用一位日本人口学家的论文指出：一旦人口金字塔倒转，便可能永不回正。因为整个政治结构已然改变，生育的动力随之消散。我们应将低生育率视为常态——若平均每名妇女仅生一孩，2的33次方为8亿，以每代30年计，30年×33代=990年后，地球将只剩一人。

一人无法存活。

1968年，保罗·埃利希写下《人口爆炸》，预言人口将指数增长。理论上，人口翻倍时可呈指数增长；但当人口衰减时，同样呈指数衰减。

理论上存在某种平衡：每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人口完全稳定。但现实证明，这种稳态极难校准——人类社会往往在指数增长与指数衰减间摇摆，却难停留在恰好替代的平衡点上。

04

生育率即地缘政治：中美的百年棋局的最底层逻辑

长期的地缘影响力 = 生产力 × 人口基数 × 时间。这一等式在历史中反复验证，也正悄然定义着21世纪最核心的竞争——中美之间的百年棋局。

技术的代差可以被追赶，财富的积累可以被复制，但一代人的凋零，却是不可逆的损失。

当前，美国总和生育率约为1.6，中国已降至1.0左右。这意味着，以每代30年计，若无移民，美国人口将在一代半后开始萎缩，而中国人口衰减的速度可能更快、幅度更深。

人口不仅是名册上的数字，更是创新、生产与消费的主体。一个经济体的活力，最终取决于有多少双建造的手、多少颗思考的头颅、多少个渴望改善生活的家庭。当年轻人口持续收缩，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社会的风险承受能力、国家的战略韧性都将同步萎缩。

中美竞争的本质，是体系效率与规模可持续性的竞争。

对中国而言，庞大的人口存量仍是短期战略筹码，但若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结构的倒金字塔化将逐步侵蚀这一基础。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劳动力人口预计将比峰值减少近四分之一，而65岁以上人口占比可能超过30%。届时，资源分配将不可避免地倾向养老与医疗，挤压国防与研发投入。

对美国，挑战则在于如何将多元人口转化为持续创新与制造业回流的动力。硅谷的颠覆式创新与华尔街的资本配置能力，仍需本土工程师、技工和士兵的规模支撑。若国内制造业空心化与政治极化持续，即便拥有移民流入，国家凝聚力与战略专注度也可能被稀释。

而对中美而言，这局棋最关键的落子，或许正藏在当前那些看似“私人”的决定中：一个社会是选择将资源投向鼓励家庭与养育的未来，还是沉溺于即时满足与个体孤立；是敢于正视人口寒冬的严峻并艰难调整，还是沉浸在技术万能的幻梦之中。

“当潮流降临时，一切已为时已晚”。

潮流的转向常在一夜之间，但应对潮流的能力，却需数十年的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