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逃掉的课，没人能替它补上

文 |  我吃小龙虾

“如果您想在此关键时刻用投靠西方资本义阵营的办法解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方面的棘手问题，不仅不能医治自己社会的病痛，而且需要他人来纠正您的错误；因为今天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和社会方法上已隐入僵局的话，那么西方世界在此问题上当然是以另外形式以及在其他问题上也已陷入灾难。”

——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如今伊朗可谓局势危急。从老骥伏枥的B-52H轰炸机，到刚刚交付的EA-37B电子战飞机；从远道而来的“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到本就在波斯湾的“伯克”级驱逐舰；从美军的F-15E、F-35C、EA-18G，到英国派来添柴的“台风”战斗机，目前伊朗周围部署了大量北约军事力量，可以说这个国家面临着空前严峻的考验。

即使伊朗已经表态可以和美国谈判解决敏感的核问题，由于近日大量爱泼斯坦文件被公布，舆论陷入被动的特朗普政权急需一场新的胜利，所以美国对伊朗动武的概率依然在升高。

2026年1月25日，美军2024年才服役的EA-37B电子战飞机飞抵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极有可能在伊朗投入首次实战。

相较刚刚遭受美国入侵的委内瑞拉，伊朗是一个国人更加关心的国家。所谓“中俄伊战略大三角”曾经热络过一段时间，主要由伊朗建立并维持的“抵抗之弧”也引起过不少讨论，更不要说伊朗还是一个各路KOL们喜欢拿来搞影射的对象，什么“小族临大国”，什么“农村基本盘”，能在伊朗身上“找到”我国影子的人很多，但能正确认识伊朗、乃至做出有效预判的人不多。

要看到伊朗的未来，就要看伊朗的过去，同时还要注意排除身为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天真”：即使伊朗是个文明古国、注重发展制造业、被美国视为眼中钉，也不意味着中国的特质在伊朗也存在。那些他人不曾拥有的历史让中国成为今日的中国，伊朗要想摆脱当下困境，也终究需要开拓前人所不曾走过的道路。

因他罪恶滔天，高贵的愤怒如波浪翻滚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当唐高宗李治接见千里逃亡的萨珊波斯末代皇帝之子俾路斯，并派兵护送他建立波斯督护府时，自两晋南北朝起多次见过波斯使臣的中华没有意识到，波斯这个老朋友即将发生从文字到典章的全面剧变：阿拉伯文替代古老的楔形文字，拜火教逐渐消亡，曾影响了中华和罗马的波斯造像艺术也因禁止偶像崇拜而衰落。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唐高宗治下的大唐西跨葱岭，东灭百济，白江口一战击毁日本战船四百艘。而李治下令建立的波斯督护府，却在这一年为阿拉伯人所灭，俾路斯逃回长安任右武卫将军。

鼎盛时期的萨珊波斯版图，“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

到了俾路斯尚再世的唐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伊斯兰教历1月10日，先知的外孙侯赛因·伊本·阿里战死沙场，掀起了什叶派同逊尼派的彻底决裂，从此伊朗的一切都被打上什叶派的深深烙印。

当建立起阿拉伯帝国的先知，没来得及指定继承人就撒手人寰，他的国家和宗教都面临着分裂。赞成“哈里发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多数信徒成为逊尼派，而拥护先知后代当哈里发的少数派成为什叶派，先知最著名的亲属，堂弟兼女婿阿里·伊本·艾比·塔里卜（以下简称阿里）更是成为什叶派心中的第一位伊玛目，是神明派来指导世人的，阿里的大儿子哈桑则是第二任。阿里的小儿子侯赛因·伊本·阿里拒绝承认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叶齐德一世，携两百多名支持者离开麦加，打算去阿里遇刺身亡之地、伊拉克南部古城库法。

在行抵伊拉克境内的卡尔巴拉时，侯赛因一行被倭马亚王朝骑兵袭击，全部战死。侯赛因被什叶派追认为第三任伊玛目、成为什叶派崇尚殉道烈士的滥觞，那一天成为什叶派的阿舒拉节，什叶派为侯赛因复仇而举起象征着“不公正的流血”红旗，更是成为现代伊朗对外表达复仇意志的符号。

同一年，武则天违背唐高宗的意志，以谋逆罪名废章怀太子李贤；基督教会则召开了第三次君士坦丁堡会议，达成了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和解。风带来故事的种子，时间使其发芽。则天大圣只留下一块无字石碑，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伊斯坦布尔，幼发拉底河水倒映着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和英国人来来往往；中国人依然自称唐人，基督教依然替他们的神看管着羔羊，而已成为伊朗国教的十二伊玛目派依然相信，第十二位伊玛目穆罕默德·本·哈桑·本·阿里一直活着，只不过从公元872年起就隐遁了。

当信仰什叶派的波斯人进入20世纪，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和绝大多数受压迫民族类似：为了摆脱英国殖民，需要民族独立；为了打倒帝制压迫，需要民主政治；为了反对文化入侵，需要复兴传统。

然而波斯文明此时已经不可能复兴了。公元前559年居鲁士二世统一古波斯、建立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时，秦国还在晋、齐、卫、宋等十三国围攻下苦苦支撑，还要三百多年才能六王毕、四海一。比中华更早熟的波斯文明，却重文华而少铁血，从居鲁士二世战死沙场，到大流士一世兵败马拉松、薛西斯一世饮恨温泉关，再到亡国于亚历山大东征，汉朝使节路过安息时直接评价“兵弱”。萨珊波斯亡国后，波斯文明连自己的文字都丢失了，更没有得到重铸波斯盛世的机会。中华文明有王朝兴衰的周期律，而波斯亡国之后直接没有了复兴这一环节。

伊朗的最后一个王朝，巴列维王朝是在沙俄部队当过兵、借助英国搞政变上台的礼萨汗建立的，又因亲纳粹被英苏联手罢黜，他的儿子礼萨·巴列维被英苏扶上王位，后来又靠美国CIA政变推翻了民选首相摩萨台。

两位国王都兼具专制君主和殖民者狗腿的属性，种下了当代伊朗混乱的种子：巴列维王朝并非全然腐朽无能的“我大清”，可以和列强签订平等条约、从英国手里收回石油收入、革新伊朗社会面貌，所以伊朗至今仍存在一些请回国王的声音。无论国王做了多少推动社会进步的好事，由于出发点是加强君权、谋取私利，人民的愤怒仍然不断积累。

只要拥有哪怕一丁点道德，就不会认为《三毛流浪记》中的社会是正常的，然而巴列维国王却坐视广大无产者沦为赤贫，换取十里洋场的繁华。仰仗石油资源和美国的宠爱，他沉醉在大权独揽的爽感当中，议会只有一个御用政党存在，而在伊朗现代化进程中崛起的新兴力量资产阶级和工人无产阶级，根本没有表达政治诉求的机会：代表资产阶级的民族阵线（The National Front）和代表下层民众的人民党（The Tudeh，原名伊朗共产党）都是非法的，更不要说极左翼的人民圣战者（The Mojahedin）和人民敢死队（The Fada' iyun）了。

1971年10月12日至16日，巴列维王朝耗资3亿美元举行极尽奢华的波斯帝国立国2500周年庆典。当国王一掷千金为各国贵宾提供法国大餐和顶级苏联鱼子酱时，这个国家有20%的人民处于赤贫之中，14岁的泥瓦匠卡西姆·苏莱曼尼正和无数童工一起辛苦劳作，国王的秘密警察萨瓦克（SAVAK）在兢兢业业地抓捕异议者，仅仅70年代就处决了上万人。

巴列维王朝有过励精图治，有过辉煌岁月，但它终究骄奢淫逸、率兽食人。国王的军队能完美cos古波斯骑兵、国王的排场可以比大流士一世还要奢华，可这些跟百姓每月3000里亚尔有什么关系？

波斯帝国立国2500周年庆典，各国贵宾观看骑兵方队

被命令的自由不是自由

网上经常有人分享70年代伊朗街头时髦女性照片，来为巴列维王朝招魂，然而在国王的命令下摘头巾，和在教士的命令下戴头巾，本质上都是被强令而非自愿。之所以流亡法国的霍梅尼，还能靠录音磁带让千万伊朗百姓如痴如醉，不止是因为国王倒行逆施，更是因为道德的天平仍掌握在教士手中。

道德从来不是天理，而是由人制定、由人仲裁的。商朝神权高于一切、天子只需对神负责，所以从不觉得为了取悦神明杀人有什么错；武王革命，周公制礼，从此天子一旦失德，天命也会转移，仁爱成为衡量一切君主的标准。以“男女授受不亲”来说，我国妇女在先秦自然奔放，连东周王城的女子也会要求男友一起私奔：“岂不尔思?畏子不奔。榖则异室，死则同穴”。

没有执掌权柄的孔子，只能一边感慨礼崩乐坏一边去见南子，而儒学取得朝廷认可之后，西汉的《礼记》就要求贵族“男女不杂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栉，不亲授”，皇帝开始赐给贞妇财物。理学兴起后，明清两朝通过建立贞节牌坊、将“烈女”录入地方志、给“烈女”家庭免除徭役乃至赐御笔匾额等手段，在洪武到康熙的354年间弄出了11529位“烈女”，占《古今图书集成》中古代“烈女”的94.83%。

宗周会灭亡，孔孟会死去，但华夏的仁义道德一直掌握在士大夫手中，就连谋朝篡位的司马炎，也会称颂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滥用民力的隋炀帝杨广，临死之前也承认自己“实负百姓”。有德的朝廷主宰道德，失德的朝廷会被有德的义军推翻，而试图染指道德的宗教们纷纷败下阵来，从未主导过天下的人心向背。

巴列维王朝则从未从宗教手中夺取过道德的力量。礼萨·巴列维野心勃勃而手腕不足，凭借美国的支持，他先后干掉了主持石油国有化的摩萨台、推动土改的阿米尼两位首相，强化君权、推动属于国王的“白色革命”。

这场1963年1月开始的改革有土改、工人参与分红、妇女享有选举权、农村扫盲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基于私利出发的土改塑造了以王室为代表的新一批大地主，工业化导致大批传统工匠破产，没有活路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前往城市，固然保证了工业化所需劳力，残酷剥削和治安恶化却随之而来。王朝晚期，全国处处可见卖淫、酗酒、嗑药、盗窃，连青少年犯罪都成为常态，权贵们的奢靡和肆虐全国的犯罪形成强烈对比。

诚然，快速现代化会带来秩序动荡是世界性问题，但革命政权有革命先烈以鲜血换来的合法性，帝国主义可以通过殖民掠夺缓和矛盾，再落后一些的政权还可以靠教会安抚人心，而这些办法巴列维都是学不来的——

论正统性，礼萨汗根本没有前朝皇族血统，甚至当过二鬼子；论神明庇佑，国王吞占宗教土地时可没管教士怎么想；论对待百姓，虽然称不上敲骨吸髓吧，至少也可以说是罄竹难书；至于对外扩张就更谈不上了，巴列维王朝走上亲美路线之后对外政策就没有什么自主性可言。

什叶派原本有不参与政治的传统，但当占全国土地30%的宗教地产被没收，教士们也彻底无法坐视世风日下——打击宗教可以是为了将财富还给人民，可以是为了保障国家税收，但万万不可是为了让王室成为大地主、满足国王的一己之私。

1978年，革命前夕的伊朗周边，不明确属于美苏势力范围的只有复兴党执政的伊拉克，来源：toolbay

1975年国际油价暴跌，沉重打击了依赖石油出口的巴列维王朝，国王对反对者的暴力镇压更激化了矛盾，最终招致举国造反。人民脱掉传统服饰穿上了西装和短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心里认同国王的道路，因为人民不是只要听到“进步”二字就会跟着走的。

辛亥革命后我国法律上禁止了裹小脚、抽大烟、养姨太太，但纵观民国史，种种陋习何尝少呢。如果“上流社会”道德败坏、压迫严重，群众是决不会相信他们的话、按他们的指示办事的。长期流亡国外的霍梅尼会成为全民偶像，1979年革命中几乎看不到忠于巴列维的军警，都说明了巴列维统治的脆弱：哪怕一个伊朗人在国王治下发了财、过着西式的生活，他/她还是会畏惧传说中的火狱，相信磁带里的宗教学者言论胜过相信国王的演讲。

神明和人类的棋局

赶走国王之后，1979年3月底，伊朗举行了关于是否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公投，98.2%的选民赞同。此时霍梅尼根本没有掌权，自然不存在“伊朗人被神权政府洗脑”的可能，也不能证明“伊朗就是盐碱地”、“自由派几十年的启蒙失败了”，因为霍梅尼并没有说明伊斯兰共和国将是什么样，公投只有“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列维王朝”两个选项。

在那场流血相对不多、没有将国家推倒重来的革命后，伊朗有多种道路可选：西化知识分子希望仿效法国建立“伊朗共和国”；人民圣战者等左翼伊斯兰希望建立“伊朗伊斯兰民主共和国”；人民党认为“二月革命”胜利了，现在应该搞“十月革命”建立“伊朗人民共和国”；就算是追随霍梅尼的蒙塔泽里、塔莱加尼等教士，想法和霍梅尼也不一样。

此时伊斯兰国家有西式民主、社会主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等多种政体，而政教合一的神权民主制还完全没有出现过。

由于缺失外敌入侵的亡国危机，伊朗的君主制持续太久，太多种政治理想都没有落过地，也就无从检验它们是否适合伊朗。而权术高超的霍梅尼，事实上又让伊朗躲过了从下到上的暴力革命。

本应站在最广大人民一边的伊朗最大左翼力量人民党，从1941年改组以来就一直持亲苏立场，1946年就曾为了苏联在伊朗的石油特许权，而反对石油国有化。在反对巴列维的斗争中，人民党立下过汗马功劳，争取到了大量军人的支持，连尼克松访问伊朗时的安保负责人都是人民党，80年代也有伊朗海军司令巴赫拉姆上将等高官认同人民党。由于苏联乐于看到霍梅尼反美，人民党在革命后站在了霍梅尼一边，等到霍梅尼站稳脚跟，1983年开始对人民党进行了彻底清算。

然而，霍梅尼的权术不是万能的，他弥合神明与俗世的大愿可能已经超出了人类的能力。根据1979年宪法第5条，伊朗最高领袖必须是最高级别的“效法源泉”大阿亚图拉。“效法源泉”是伊玛目不在世时负责指引信徒的人，而普通神职人员当上阿亚图拉级别的“效法源泉”至少要考学25年，大阿亚图拉更是很吃天分，根本不是熬资历能熬出来的。

实际上霍梅尼的得意弟子蒙塔泽里符合条件，但他早就因为反对处决政治犯被霍梅尼剥夺了权力。深耕政坛和研究经书都是消耗精力极大的工作，像霍梅尼这样擅长权术的神学大师根本就是百年难遇，而伊斯兰共和国却要求最高领袖权术神学两开花，还要忠于霍梅尼路线，结果就是后继无人。

成绩不好的哈梅内伊取消这条限制才勉强当上最高领袖，之后又以“获得黎巴嫩和阿塞拜疆人的认同”为由自封大阿亚图拉——说实话这有点像皇帝赐的“同进士”，骗骗别人可以别把自己也骗了。蒙塔泽里即使被软禁也能继续呼风唤雨，正是因为他的神学地位远在哈梅内伊之上。

2009年蒙塔泽里去世，400万伊朗人参加他的葬礼

有趣的是，神学等级遥遥领先的蒙塔泽里却认为最高领袖不应该超越民选总统，总统权力太小导致伊朗民众对民主失去信心。他的看法可能是基于什叶派教士的传统，也可能是基于革命生涯的思考：

霍梅尼从道德出发批评巴列维时战无不胜，但执政之后却因为缺乏治理能力直接沿用国王的秘密警察；伊拉克没有神权政府，但大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西斯塔尼的教令就是比美军公告还好使。伊朗人需要教士来评判何为正义、何为邪恶，但教士一旦开始涉足行政，就注定会走下道德制高点，无法又当教练员又当运动员。

当代的伊朗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巴列维王朝，却承受了漫长的制裁。诚然，伊朗曾经建立起囊括叙利亚、伊拉克、也门胡塞武装、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黎巴嫩真主党，被称为抵抗之弧的国际联盟，然而这个联盟缺乏国力支撑，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苏莱曼尼的魅力之上。体制的先天不足，导致伊朗缺乏政策连贯性，无论是总统、总理还是革命卫队司令都没有足够资源推动国家，年迈的哈梅内伊早已不复年轻时的锐意进取，却没有人可以取代他。

2020年1月3日凌晨，美军MQ-9无人机发射4枚AGM-114R9X导弹，击中刚刚抵达巴格达国际机场的苏莱曼尼。

所谓伊朗润人群体往往极力反对一切伊斯兰原则，沉迷酗酒淫乱，乃至效忠以色列，正是因为教士们掌握着道德，要反对教士就要反对什叶派的一切。而拥护祖国的伊朗人，也往往需要区分忠于国家和忠于教士，这是伊朗的悲剧，不应该永远如此。

伊斯兰对伊朗意味着一种经历过漫长岁月考验的道德观，我们当然可以对着形成于唐朝时期的古老经文评头论足，但谁能拿出替代品呢？历史证明为美国服务的国王不能，过于依赖苏联的左翼也不能，只有真正具有主体性的伊朗人民自己去寻找答案。

流亡海外的伊朗人民党在近日的官方声明中批评了哈梅内伊，同时指出美帝国主义和内塔尼亚胡的犯罪政府试图将和平示威转化为暴力，为直接干预伊朗铺平道路，“帝国主义支持的媒体还试图传播一种虚假话语，称伊朗人民希望君主制和礼萨·巴列维的回归。”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当然应该支持伊朗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情感上期待伊朗享有更好的道路也是自然的，但伊朗历史上错过的革命，终究需要伊朗人民自己去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