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在19世纪进行着最残酷的童工剥削，却跑到中国来做婴幼儿慈善事业？

@V闪闪：

晚清时期西方教会大规模收养中国婴幼儿的真实动因？

【今天你还会信以下宣传吗？】

19世纪西方基督教新教、天主教的海外传教运动，始终将“慈善救济”作为践行教义的核心手段，收养弃婴是“博爱”“救赎”理念的直接体现。根据罗马教廷与各国传教士的指令（清廷通过外交渠道获取相关文件，存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教会在华的慈善项目包括育婴堂、孤儿院、医院、学校，其核心目的是通过救济弱势群体，传播基督教教义。

【说的怎么好听，可能吗？】

19世纪中后期，西方社会正兴起近代慈善救济浪潮，反对虐婴、救助孤儿成为社会共识，这种思潮通过教会传导至海外传教活动中。教会在华兴办育婴堂，也是对西方本土慈善运动的呼应，其行为逻辑符合当时的国际慈善潮流。

🛑来，用史料相互印证对比一下。🛑

西方社会在19世纪进行着最残酷的童工剥削，却跑到中国来做婴幼儿慈善事业？

根据英国议会1842年《煤矿童工调查报告》（Royal
Commission on the Employment of Children in
Mines），英国煤矿童工死亡率高达每千人12.5人/年，其中10岁以下童工死亡率是成年矿工的3倍。英国议会1844年调查，80%的纺织厂存在雇佣5-7岁童工的情况，部分童工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

同期，法国劳动部1845年报告显示，巴黎纺织厂童工平均寿命仅17岁，主要死亡原因包括肺结核、机器伤害、营养不良。

晚清总理衙门档案，1870-1890年教会育婴堂数据：天津育婴堂婴儿死亡率为每千人836人/年，上海圣母育婴堂为792人/年——这一死亡率远超西方本土童工，甚至超过同期中国战乱地区的婴儿死亡率（约每千人300人/年）。罗马教廷1850年《海外传教伦理指南》，明确规定“在华育婴堂儿童需接受每日6小时的宗教课程与3小时的劳动训练”，包括缝纫、制鞋、印刷等劳动，但未提及任何劳动保护措施。

根据英国国家档案馆藏《东印度公司年度报告（1820-1850）》，教会在华慈善项目的资金来源中，35%来自英国纺织业巨头的捐赠（如曼彻斯特商会、利物浦棉花贸易协会）。这些企业正是西方童工制度的最大受益者。

1870年天津教案后，曾国藩在《复奏教案各情折》中明确指出：“查该堂所收婴儿，虽称皆系弃婴，但经讯问当地民众，有不少婴儿系由教会以‘五文钱’从贫困家庭收购而来，并非真正的弃婴。”

1882年李鸿章在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的交涉中，拿出天津育婴堂的死亡记录：“1878年该堂登记收养婴儿327名，年末仅存活45名，死亡282名，但无一具尸体的埋葬记录，其中117名儿童的去向不明。”

根据法国外交部档案（编号：MAE-ASIE-EXTREME-ORIENT, vol. 245），1865-1895年期间，至少有1200名中国教会育婴堂儿童被送往欧洲。

 档案记载，武昌花园山育婴堂在长达24年的时间里，共收养了7813名婴儿，然而其中竟有7683名死亡，死亡率高达98.3%

。张之洞甚至在1889年通过上奏，促使清廷颁发上谕，要求将江南代牧区的育婴堂管理权（包括人事任命、财务审查等）直接交由地方官掌控，却遭到了教会和法国等西方国家外交代表的坚决反对。官方档案记录，当清廷试图落实张之洞的方案时，法国公使便出面干预，教会负责人（如江南代牧区主教倪怀纶）则明确表示拒绝交出管理权
。总理衙门曾拟定包含限制育婴堂条款的《教案章程》，并照会各国公使，但最终因各国的普遍反对而不了了之。 

这篇用中外历史资料做对比的考据文章，就是给大家梳理现实，19世纪是西方对待自己社会的儿童充满残酷暴虐的时代，工业革命搞得热火朝天，底层儿童要么三岁就去清烟囱、做童工，在恶劣环境里高死亡率是常态；要么因为贫困被遗弃，能活下来全靠运气，这种状况下，西方在中国大规模设立育婴堂搞儿童慈善事业。逻辑说得通吗？然后逼迫中国教案频发，最后爆发义和团运动，还被污名化，那么19世纪西方殖民者一边疯狂掠夺杀戮，一边对自己社会对自己儿童都残忍至极的压榨，出现维多利亚白羽人的时代，然后跑中国来救助、改善儿童生活？最后闹的教案频发，逼出义和团运动，西方是来华做慈善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