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论：洋务运动无法实现旧邦新造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封建官僚发起的洋务运动对内未能富国强兵，对外亦无法有效抵抗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只是为危机重重的封建统治做些表层的改进和点缀，不能承担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所谓“同光中兴”，充斥着封建统治者的自我陶醉和自欺欺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挽救统治危局，一批相对开明的封建官僚发起一场学习西方先进器物和技艺的运动，时以“自强”、“求富”相号召，后世史家称其为“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开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遑遑三十载最终蹉跎于封建主义的束缚与官员的百计肥私。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固守“取新卫旧”观念，兴办实业成效不彰，因应列强妥协退让，无法实现旧邦新造。

洋务事业成效不彰

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筹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内容涵盖创办军工、邮电、路矿企业及创建海军、派遣留学生等事业，“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这条“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的学习之路异常艰辛坎坷。作为洋务运动中心人物的李鸿章半生以洋务自负，然而一朝败于日本。在时人笔下，他晚年追论称“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洋务也只是“勉强涂饰，虚有其表”，转以大清的“裱糊匠”自认，徒留残缺不全的“近代化”事业。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李鸿章认识到西洋火器实为利器，由此致力于发展近代军事工业。他“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主张“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于1865年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制造枪炮弹药、轮船机器等，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然而，脱胎于封建官场的江南制造总局有着天生顽疾，洋务派无可避免地把封建官僚制度和习气带入企业，企业沦为了衙门。江南制造总局管理上有一套烦琐的官场职别制度，生产上则另有一班人员，实是外行管理内行。此外，还有一批挂名支薪、从不到差的捐纳官员，机构臃肿、冗员充斥是官办企业衙门化的典型表现。每任总办上任即添用私人，至1900年前后，“员司、弁勇薪粮及内地工匠、丁夫工食，每年约支银三四十万两”，整体来看，此类支出占全部经费的40%左右。如此人浮于事、靡费钱粮，恶果便是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枪支是江南制造总局军械生产之大宗，但质量参差不齐，如仿造的雷明顿后膛来福枪“有走火之弊，故各营未肯领用”，积压达万余杆。至于火炮，1867—1894年，除旧式劈山炮外，江南制造总局总计生产各式火炮274门，平均每年仅约10门，且多为落后制式，被郑观应批评“邯郸学步，何能精妙入神？”器良械精是洋务派创办近代军工企业的主要目标，江南制造总局作为标志性企业，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一年，生产枪支仅578杆，生产火炮仅4门，更不用说其他企业了。

图为江南制造总局炮厂机器房  视觉中国/供图

军工企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练兵”和海军事业也是如此。1861年初，恭亲王奕䜣等提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其后清政府从八旗、绿营或湘、淮军中选拔兵丁，成立京师神机营及各省新式练军，进行洋枪洋炮施放技艺训练和新式步法阵式操演。湘军和淮军也进行新式训练，特别是淮军，从成立伊始就十分注重使用西洋火器，在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更加重视新法练军。1891年，李鸿章奏报淮军“所用枪炮全系西洋精利之器”，“演枪则分行布阵悉照西法”，精锐驻防奉天旅顺口、大连湾及山东威海卫等海防要地，成为清廷倚重的国防劲旅。但甲午战争的战败，暴露洋务派的练兵成效极为有限。据战前李鸿章所报，驻扎在直隶、盛京和山东沿海的淮军及练军总兵力约53281人，基本是当时精锐陆军的全部，半数以上须驻守炮台要塞，能够抽调作战的机动之师仅有21741人。反观日本，在战争期间投入朝鲜和中国战场的兵力达178294人。平壤一战，清军精锐近两万人战败溃逃，后继出战的湘军和东北练军等亦无战胜之力。洋务派着眼之“练兵”，实际主要侧重新式枪炮演练与新式阵法操演，兵源、编制、军官培养及军需保障等制度却没有根本变革。可以说，当时的清军仅是一支半近代化的军队，即便装备西洋利器，战斗力也大打折扣，难与日本陆军相抗。

在日本侵台刺激下，清廷自19世纪70年代创建近代化的海军。值得一提的是，1888年李鸿章负责的北洋舰队成军后，一度领先日本，威震远东。但清廷志骄意满，李鸿章也以海防经费的名义为慈禧太后报效园工，实用于海军的经费日渐短绌，无力再添购舰船、更新设备。甲午战争爆发时，北洋舰队船械老化，实力已逊于后起的日本海军。加之李氏为保持个人权位，挟水师而自重，一味避战自保，战略失当。甲午一役，纵有海军爱国官兵浴血奋战，终不能支，中国海防尽失，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近代海军事业一蹶不振。军工、“练兵”和海军是洋务派孜孜以求的自强事业，虽取得初步成效，但在封建主义的窒碍下，效率低下、事倍功半，难以为抗击外敌侵略提供强有力支撑。所谓“自强新政”，沦为一场幻景。

“自强”目标未能达成，“求富”的努力同样未能达到预期。19世纪70年代起，为与洋商竞争，洋务派先后创办矿务、纺织、轮船等一系列民用企业，尽管略有“分洋商之利”的效果，却无法真正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19世纪90年代初，为“开辟利源”、“杜绝外耗”，近代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创办。铁厂为官本官办、大小官吏遍布其中，办厂预算原为246.8万余两，实际消耗达583万余两，且在建厂选址、订购机炉等方面出现严重失误。铁厂正式投产后，又存在能源供应不足、销路不畅等问题，不得不于1896年转由盛宣怀招商承办。官督商办及商办企业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无法发展壮大。

对外交涉妥协退让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作为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开通之士，多承担对外交涉的职责。尤其是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长期负责外交事务，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洋务派主张“外须和戎”，看似努力应对侵略，但面对列强威逼利诱，始终以维护清政府统治为第一要义，甚至不惜接受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苛刻条款。此外，洋务派对近代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缺乏准确认识，拘泥于所谓“以夷制夷”策略，不仅于外交层面屡屡失策，丧权辱国，还深陷“受贿”丑闻和内部纷争，无力承担弱国外交的重任。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边疆危机日趋严峻，然而抵抗列强侵略的时代主题，时刻笼罩在洋务派屈辱求和的阴影下。对法外交方面，1883年，在越南的法国殖民者为打开中国西南门户，攻击中国军队，中法战争随即爆发。彼时洋务运动已进行20余年，清王朝的国防力量有所加强，在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的形势下，清廷却主张“乘胜即收”，李鸿章等更积极赞成求和，最终两国签订《中法新约》，中国割让关税、筑路等利权，实为“不败而败”。对日外交方面，洋务派消极因应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入侵中国台湾、朝鲜的行动，甚至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方侵华野心已昭然若揭之际，仍畏首畏尾，大谈“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寄希望于西方列强出面调处，试图通过“以夷制夷”迫使日本撤兵。事实证明，列强皆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清政府因依赖调停而贻误战机，终致丧师失地，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败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洋务派大员却仍不忘在对外交涉中牟取私利。张荫桓捐纳出身，号称“精通洋务”，曾任驻美国、秘鲁、西班牙三国公使，在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势后，成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实权人物之一，实际负责1895年的俄法借款和1896年的英德借款。据苏联《红档》杂志刊布的外交资料，1898年初，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与俄国财政部驻北京代表璞科第为取得对华借款权，曾利诱李鸿章和张荫桓，许诺事成后分别馈赠50万两、20万两。由于英、俄围绕借款权竞争激烈，俄方的借款计划并未实现，最终清廷仍从英、德借款，即英德续借款。张荫桓于续借款交涉中收受英方贿赂的传言也沸沸扬扬，饱受批评弹劾，双方利益关系并非空穴来风。另据《红档》披露，1898年俄国在强租旅顺、大连的谈判过程中，亦有收买李鸿章、张荫桓的行为。苏联学者立足俄方档案，推断收买政策早在1896年李鸿章赴俄签订《中俄密约》期间，已有实施。

除了缠身的受贿丑闻，洋务派大员亦陷于封建官僚的倾轧内斗，致使对外交涉愈发艰难。1898年办理借款事务时，李鸿章亲俄倾向日渐明显，亲英的张荫桓则大唱反调，力主向英方借款。最终因英、俄达成妥协，清政府才与英、德签订续借款合同。而在俄国强租旅顺、大连的交涉中，张荫桓为摆脱骂名，极力主张由李鸿章一人专理对俄谈判签约等事。近代中国的屈辱外交历程留下“外交无小事，弱国更需要外交”的深刻教训，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的李鸿章在办理外务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声望”，未能帮助其更好维护国家利益，反而异化为清王朝对外妥协求和的资本。面对列强的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诸臣皆挥涕”，徒留“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悲怆。

思想守旧、政治腐败

洋务派因“自强新政”的号召而汇聚，认为洋务“犹时务也”。但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仍是用“西学”来维护“中体”——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基于此般政治底色，即便封建专制制度严重阻碍近代化事业的发展，洋务派也不可能支持推动政治领域的改革，最终只能在时代变局中黯然离场。不宁唯是，在那个士大夫视“洋务”为“夷务”而避之不及的时代，洋务派中虽也有实干之辈，但更多是被利禄驱使之徒，洋务事业难以摆脱以权谋私的龌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成果被严重侵蚀。

部分洋务派人士已经认识到单纯学习西方器物技艺的局限性。1884年，原两广总督张树声在遗折中警告，向西方学习却“遗其体而求其用”，不可能达到富强的目的。具有早期维新思想的一批人逐渐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至甲午战败，单学西方器物的弊端已充分暴露，要求政治变革的舆论开始酝酿。然而，在19世纪末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李鸿章始终不肯再往前一步支持政治改革。其后八国联军侵华，在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孙中山试图策动李鸿章“挈两广宣言独立”；章太炎亦上书李氏，请“明绝伪诏，更建政府”。然而李鸿章最终接受清廷诏命，入京议和，签下使清廷彻底沦为“洋人的朝廷”的《辛丑条约》。1898年春，维新运动高涨之际，张之洞推出《劝学篇》，继续大谈“中体西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畔道之弊”，表达洋务派“取新卫旧的共有心影”，以此抵制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和变法运动。张之洞作为晚清地方重臣，在湖北推行自强新政多年，为维护清朝统治尽忠竭力。但张氏想不到的是，在其身后，湖北会成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策源地，“取新卫旧”最终“种瓜得豆”。

如果说洋务派的“卫旧”出于维护赖以生存的封建统治及其经济社会基础，那么其“肥私”行径，则证明封建官僚集团内在的腐朽属性，以致蛀空洋务事业。科举“正途”入仕的官员多不愿投身洋务，“小人之有才者”获得参与洋务的更大空间，这些人为利禄驱使，为私利而贪赃枉法，洋务事业中污漫风气日盛。由此，在官办、官督商办模式下运作的洋务企业中，大量资金被侵吞、挥霍，“岁糜数百万帑金，以供千百委员开支中饱之用”。李鸿章办洋务，“招商轮船、开平煤矿皆有鸿章虚股甚多，及殁，家资逾千万”。盛宣怀1870年入李氏幕府，先后参与创办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总局、中国通商银行、汉冶萍公司等，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然而，在清末实业不兴的大环境下，盛氏死后留下的家产总数约白银1350万两，不难想见其敛财之能。同样是近代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先驱人物的唐廷枢和徐润，亦在1885年轮船招商局的调查中被发现亏空公款。唐廷枢挪欠六七万两白银，徐润不仅挪欠2万余两，还以烂贱股票押取局银15万两，使局中资金周转困难，几至倒闭。

封建官僚发起的洋务运动对内未能富国强兵，对外亦无法有效抵抗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只是为危机重重的封建统治做些表层的改进和点缀，不能承担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所谓“同光中兴”，充斥着封建统治者的自我陶醉和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