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五种资源”是如何一步步失衡的?

《中华王道操作系统》与“五种资源论”国际篇之三·中美篇(3)

——用中华文明因果逻辑的王道智慧与“五种资源论”演绎世界

(该文系整理作者在2025年系统梳理总结形成31期《毛选国学精读》视频讲稿之一)

美国的衰落,并非源于一个外部挑战者的出现,而是始于其肌体内部的一场缓慢而致命的“坏死”。从二战后的如日中天,到今日的产业空心、社会撕裂、债台高筑、信誉破产,这个帝国的黄昏景象,是其国家能力基石——“五资源”体系系统性衰败的必然结果。

理解其兴衰,绝不能停留在“中国崛起导致美国衰落”的简单叙事。真相恰恰相反:是美国的内部衰败,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性的窗口;是“霸道”逻辑内在的毒瘤,最终侵蚀了霸权赖以生存的根基。

本文将深入美国霸权机器的内部,运用“五资源”的透镜,结合“发展变化”与“内政对比”的视角,解剖其如何从良性循环的巅峰,一步步坠入今日恶性循环的深渊。这是一部“自我毁灭”的教科书,其教训警示世人:任何背离创造、依赖掠夺的体系,终将被自身反噬。500 

引言:从“良性循环”到“恶性循环”的转折点

要理解今日美国的困境,必须回到其“良性循环”的顶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黄金时代”(1945-1971)。那时,美国“五资源”体系几乎完美:

行政资源:拥有击败法西斯的无上威望,建立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全球规则制定者;国内社会共识强,民众对“美国梦”深信不疑。

资本资源:拥有全球75%的黄金储备,美元与黄金挂钩,成为世界货币;制造业占全球近一半,实体经济空前繁荣。

技术资源:引领了原子能、航空航天、计算机等第三次科技革命,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创新链条完整而强大。

自然资源:自身是资源大国,同时通过全球同盟体系牢牢控制着中东等关键能源产地。

人力资源:拥有充满朝气、受过良好教育、相信奋斗的“最伟大一代”;通过“马歇尔计划”和优越条件,虹吸全球人才。

这五大资源相互强化,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正向循环:强大的工业(资本、技术)创造巨大财富,支撑起全球军事存在和盟友体系(行政),保障资源供应(自然),而丰厚的回报和自由的机会吸引并激励着全球人才(人力),推动新一轮创新(技术)……

然而,这个黄金循环在1970年代初,出现了第一道深刻的裂痕。裂痕的起点,正是其霸权最核心的象征——美元。

 500第一章 资本资源的“癌变”:从“黄金美元”到“债务毒瘾”

一切衰败的根源,始于资本资源的“变质”。

1. 1971年:背叛的“尼克松冲击”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这一事件看似是应对经济困境的技术性调整,实则是美国国运的根本性转折。它意味着:

美元从“价值凭证”沦为“信用符号”:从此,美元的价值不再依赖于黄金储备,而仅仅依赖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和军事实力。美国获得了一项史无前例的特权:可以通过印钞来偿还债务、购买全球商品。

“金融炼金术”取代“工业炼金术”:实体经济的利润是辛苦的、有限的;而印钞的“利润”是轻松的、近乎无限的。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率先嗅到了这个天大的“商机”。500 (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的黄金价格走势图)2. 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与金融化的加速

里根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核心是“放松管制、减税、私有化”。这剂猛药短期内刺激了经济,但长期效应是灾难性的:

产业资本的“大逃离”:面对高昂的国内税赋、严格的环保和劳工法规,以及来自日本、德国的竞争,美国制造业资本发现,将工厂迁移到劳动力低廉、监管宽松的海外(如亚洲“四小龙”、中国),将金融资本留在国内炒作资产,远比在国内投资实业利润更高。于是,“去工业化”进程不可逆转地开始了。

金融资本的“狂欢节”:放松管制让华尔街可以发明出各种复杂到无人能懂的金融衍生品。资本不再流入工厂、生产线,而是流入股市、债市、房地产,进行自我循环的“钱生钱”游戏。金融业利润占全美企业利润的比重,从1980年代的约15%,一路飙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逾40%。美国经济从“产业立国”滑向了“金融立国”的歧途。

3. 2008年:危机总爆发与“毒瘾”的固化

2008年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彻底绑架美国经济的标志。危机的根源,正是金融资本的无限贪婪与监管的彻底失灵。然而,危机的处理方式,宣告了“恶性循环”的正式锁定:

“太大而不能倒”:用纳税人的钱,拯救了制造危机的华尔街巨头。这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金融资本的冒险,收益私有化,损失社会化。

量化宽松(QE)的“海洛因”:美联储开启印钞机,大规模购买金融资产,向市场注入天量流动性。这暂时稳定了金融市场,却进一步推高了资产价格(让富人更富),加剧了贫富分化,并且让实体经济更加依赖廉价货币的“毒品”。

资本资源的“癌变”后果:实体经济萎缩,中产阶级空心化,国家债务飙升至34万亿美元以上,美元信用被不断透支。资本,这本应滋养实体经济的血液,变成了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催生泡沫的“癌组织”。“发展变化”的维度清晰显示:美国的资本资源,已从“创造价值”彻底转向“掠夺价值”,其掠夺对象先是本国中产和工业,后是全世界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500 

第二章 技术资源的“枯萎”:产业空心化与创新根基的松动

资本“脱实向虚”的直接恶果,就是技术资源的创新根基被掏空。

1. 制造业外流与“创新链条”的断裂

创新并非诞生在实验室的真空里。它遵循“基础研究 → 应用开发 → 工程化 → 规模化生产 → 市场反馈 → 迭代升级”的完整链条。其中,“工程化”和“规模化生产”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

“去工业化”切断了关键一环:当美国的工厂纷纷迁往海外,本土只剩下高端研发和品牌营销时,这个创新链条就从“工程化”环节被拦腰斩断。工程师失去了与生产线、供应链、产业工人直接互动的机会,很多天才的设想无法快速、低成本地转化为产品。苹果的设计在加州,但制造在中国,这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技术空心化”的危机:长期来看,缺乏制造环节的反馈,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也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美国在部分尖端领域(如5G、新能源电池、特高压输电)逐渐落后,因为在这些需要强大工程实现和完整产业链支撑的领域,其“创新生态”已经残缺不全。

2. 人才环流的潜在逆转

美国技术霸权的另一支柱,是对全球顶尖人才的虹吸效应。然而,这一优势正在被削弱。

“美国梦”的褪色:高昂的生活成本、枪支暴力、种族矛盾、政治极化,使得美国对人才的吸引力下降。特别是对华人科学家而言,近年来“麦卡锡主义”式的无端审查和猜忌,制造了严重的寒蝉效应。

竞争对手的崛起:中国、欧洲乃至印度,都在大力改善科研环境,提供有竞争力的待遇和职业发展前景。特别是中国,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归国计划”和支持力度前所未有。全球人才流动,正从“单向流向美国”向“多极化环流”转变。

3. 科技霸权的“双刃剑”

美国为维持技术优势,日益依赖制裁、封锁、长臂管辖等“霸道”手段。这固然能短期迟滞对手,但长期看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

逼迫对手自立自强: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攻关,正是在最严厉的封锁下被逼出来的最强应对。这正在催生一个独立于美国体系的平行技术生态。

损害自身商业利益:美国高科技企业(如半导体设备、软件公司)丧失了庞大的中国市场,利润锐减,进而削弱其研发投入能力。

侵蚀全球合作根基: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加速了全球技术体系的分裂,最终可能将美国自身孤立于全球最大的创新市场之外。

技术资源的“枯萎”,意味着美国霸权的未来引擎正在熄火。“优劣对比”的维度显示:美国在少数尖端领域仍具优势,但在决定未来国力的、需要完整产业链支撑的庞大技术集群(如绿色科技、数字基础设施)竞争中,其优势正在快速流失。

 500第三章 行政资源的“溃散”:否决政治与社会大撕裂

当资本和技术资源开始腐化,其毒素必然渗透到国家的神经中枢——行政资源,导致其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双双瘫痪。

1. 政治极化与“否决政治”

美国的政治体制,已从“制衡”演变为“否决”。民主、共和两党与其说是政见不同的政党,不如说是两个利益、身份和价值观完全对立的“部落”。

“为反对而反对”:任何一方的提案,必然招致另一方的全力阻挠,国家重大议程(如基建、医保、移民改革)陷入持久僵局。政府频繁“关门”已成为全球笑谈。在需要举国应对的重大挑战(如疫情、产业政策)面前,这种“否决政治”显得无比低效甚至致命。

政策极端摇摆:政党轮替导致国家战略缺乏连续性。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到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从退出TPP、巴黎协定到重新加入,政策的剧烈摆动让盟友无所适从,严重损害了美国的战略信誉。

2. 社会撕裂与共识瓦解

政治极化是社会撕裂的反映,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撕裂。

身份政治的“毒药”:种族、移民、性别、堕胎、枪支……每一个议题都被高度政治化、标签化,成为撕裂社会的伤口。民众的认同,日益从“美国人”让位于“黑人/白人”、“红州/蓝州”、“保守派/自由派”。一个无法就“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达成基本共识的社会,如同一盘散沙。

“国会山陷落”的象征:2021年1月6日的暴乱,是美国社会撕裂和政治溃散最具象征性的一幕。冲击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挑战选举结果,这在“黄金时代”的美国是不可想象的。它标志着维系美国社会的基本规则和信任已被严重侵蚀。

3. 军事霸权的透支与战略信誉破产

作为行政资源的暴力延伸,美国的军事霸权也力不从心。

“无穷的战争”:从阿富汗到伊拉克,20年的反恐战争花费数万亿美元,导致数千士兵死亡,却留下一地废墟和更深的仇恨。仓皇撤离喀布尔,成为美国战略失败和信誉扫地的标志性事件。

盟友体系的松动:强迫盟友选边站队、在贸易和安全问题上“敲竹杠”(如要求北约盟友增加军费、对欧盟加征关税),使得传统盟友心生疑虑。“美国优先”意味着“盟友靠后”,其全球领导力的道德基础和利益基础同时动摇。

行政资源的“溃散”,意味着美国这台国家机器,其操作系统(政治制度)已中毒,驱动程序(社会共识)已损坏,对外接口(同盟体系)也接触不良。“内政对比”的维度清晰地揭示:一个陷入“文化战争”和“否决政治”的国家,其行政资源被严重耗散,已无力凝聚国家意志,应对任何重大挑战。500 

第四章 人力资源的“退化”与自然资源战略的“短视”

“资本癌变”、“技术枯萎”和“行政溃散”的苦果,最终由美国最宝贵的资源——人来承受,并深刻影响其与自然的关系。

1. 人力资源的危机:从“奋斗一代”到“躺平一代”

中产阶级的坍塌:制造业外迁和金融化,摧毁了曾是美国社会稳定基石的中产阶级。实际工资数十年停滞,而教育、医疗、住房成本飞涨。贫富差距达到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水平。前1%的富人拥有超过30%的财富,而底层50%的人口仅拥有2%的财富。“美国梦”的核心——代际流动,已经基本停滞。

“绝望的流行病”:在物质困顿和精神空虚的双重打击下,美国社会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绝望的流行病”:阿片类药物滥用每年夺走数万生命,自杀率持续攀升,人均预期寿命罕见地出现下降。这种普遍的绝望感,是人力资源质量严重退化的最深刻体现。

教育的分裂与衰败:精英教育依然顶尖,但公立基础教育质量因经费、种族隔离等问题而参差不齐。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人才严重短缺,无法满足产业需求。大量普通年轻人不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社会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活力。

2. 自然资源战略的“路径依赖”与短视

“石油美元”的诅咒:美国的全球战略,长期围绕着控制石油这一核心自然资源展开。这使其深度卷入中东乱局,付出了巨大的军事和外交代价。即便实现了“能源独立”,其战略思维和利益集团(军工复合体、石油巨头)仍被锁定在传统地缘博弈中。

绿色转型的“起大早,赶晚集”:美国在太阳能、电动汽车等早期技术研发上曾是先锋。但政治分裂和传统能源集团的游说,使其国家层面的绿色转型战略摇摆不定、步履蹒跚。基础设施法案中关于气候投资的部分被大幅缩水,各州政策不一。在决定未来的新能源赛道上,美国正被中国和欧洲甩在身后。

人力资源的“退化”,意味着国家失去了最根本的活力与未来。自然资源战略的短视,则使其在新旧能源交替的十字路口徘徊不前。这两者与前三者的衰败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难以挣脱的下沉螺旋。

 500 (南海撞坏的潜艇)

结论:失衡的宿命——霸道逻辑的终极反噬

回望美国“五资源”体系的失衡之路,我们看到一条清晰的因果链:

起点(1971):放弃金本位,获得金融霸权特权,埋下“脱实向虚”的种子。→ 资本资源开始变质。

加速(1980s):推行新自由主义,加速产业外移和金融放松管制。→ 技术资源的创新根基(制造业)被掏空。

固化(2008后):用量化宽松挽救金融危机,将金融资本的利益置于国家长远利益之上,贫富差距激化。→ 行政资源被资本绑架,社会共识开始瓦解。

总爆发(2016至今):政治极化、社会撕裂达到顶点,对外政策民粹化、短视化。→ 行政资源陷入瘫痪,人力资源陷入绝望,国家战略能力全面衰退。

这个恶性循环的核心驱动力,正是 “霸道”逻辑的内在毒素:追求短期金融掠夺(资本)优于长期产业投资(技术);维护金融寡头利益(资本)优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人力、行政);依赖军事和金融强权(行政、资本)转移矛盾,而非解决内部问题。

当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发现,通过金融操作和内幕交易,比通过发明创造和辛勤经营更能快速致富;当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印钞就能购买全世界商品,而不必生产;当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武力威慑就能获得资源,而不必节约和创新时——这个国家就失去了进步的动力,走上了腐朽的捷径。

这条捷径的终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一个产业空心、债台高筑、社会分裂、政治失能的国家。中国的崛起,只是让这个衰落过程变得更加清晰和不可逆转。

美国的教训警醒世人:任何大国,无论其起点多高,若其发展逻辑从“创造”转向“掠夺”,从“实干”转向“虚炒”,从“团结”转向“分裂”,那么其“五资源”体系的崩塌,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这是霸权固有的、自我毁灭的宿命。

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昔日“日不落”帝国的夕阳,如今正在大西洋彼岸重现。而东方,一轮秉持“创造价值、和合共生”之“王道”逻辑的新日,正冉冉升起。

 

下期预告:《第三期:中国“五资源”的史诗级重构:从废墟到强盛》

我们将视角转向东方,探寻一个截然相反的故事:在近乎亡国灭种的绝境中,中国是如何一代代人,以难以置信的坚韧与智慧,一砖一瓦地重构起“五资源”体系,并使其走向更健康、更强大的良性循环?这不仅是中国的复兴之路,更是“王道”逻辑的生动实践。

作者简介: 在三十年实践中,长期研究将中华文明智慧与《毛选》方法论融炼一炉,总结转化为现代治理“王道操作系统”,并创建该系统核心分析工具“五种资源论”。

该框架旨在提供一种从中华文明系统智慧中提炼的、贯通“社会生态-国际政治-全球治理”三个维度的统一分析工具,以解释从微观社会行为到宏观文明转型的复杂互动,为现代社会治理和复杂国际局势、及全球治理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与建设性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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