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Wilczek怀念杨振宁:他为了揭示真理而启程
“每当我们驻足思考数学推理的优雅与完美,并将其与复杂而深远的物理涵义相对照时,总不禁对对称定律的力量,心生一份深深的敬畏。”
——杨振宁
撰文 | Frank Wilczek
翻译:胡风、梁丁当
2025年10月18日,现代物理学泰斗杨振宁在北京逝世。此前,他刚度过了103岁寿辰。让我们共同缅怀他对人类认知的卓越贡献、追思他非凡的一生,以及铭记他留给我们永久的遗产。
杨振宁的学术成就宛如群峰矗立,其中有两项尤为杰出:一是1954年他与罗伯特·米尔斯共同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另一项是1956年他与李政道共同预言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这项工作荣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些是载入科学史册的成就,值得被我们永远铭记。受此感召,让我们来领略其中的精彩。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时刻
1889年,海因里希·赫兹曾写道:“……这些数学公式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它们拥有自己的智慧,比我们更聪明,甚至比其发现者还要聪明,我们从它们那里得到的,远多于最初投入其中的。”对赫兹来说,这并不是哲学上的夸大言辞,而是亲身践行的真理。1864年建立的麦克斯韦方程组,首次将电、磁和光统一在一个优美的理论框架之中。二十年之后,赫兹根据麦克斯韦方程组,仅用火花隙振荡器和导线环作为发射与接收装置,首次在实验室中产生了电磁波。那一刻开启了无线电通信的现代纪元,让我们今日得以宛如比邻而居。
除了实际应用方面的影响,麦克斯韦方程组也缓慢改变了理论物理的研究范式。
人们耗费了数十年才真正地理解麦克斯韦方程组,但这个过程的回报极为深远。它不仅揭示出了狭义相对论,还有一种如今被称为“规范对称性”的新原理,也即杨振宁最终加以推广的原理。
规范对称性的精确数学表达极为优美。可这种美,只有在量子场论的框架下才能被完全领略。让我们借用一个粗略的类比来帮助理解。当我们测量长度时,可以选择用厘米、英寸、光年、或者任意一个单位来表达结果,而 “规范对称性”,简单来说就是:不论选用什么单位,测量的结果都保持不变。
物理学中对称性概念及其推论,特别是规范对称性如何支配自然界的基本相互作用
电动力学的规范对称性,则是对类似原理的一个更为深刻的表述。它允许我们在不同时间与空间独立选择电荷单位。这被称为局域规范对称性。
当我们用数学将局域规范对称性表述出来时,电磁场及其所遵循的麦克斯韦方程组,就如魔术一般,自动涌现出来。仿佛它们是被“召唤”而来,以协调不同时空的电荷单位。用粒子物理的语言,简单来说就是:光子,是电磁规范不变性的化身。
杨振宁将这一思想进行了大胆拓展,以解释其他基本粒子的存在与性质。电磁规范对称性只涉及一种‘荷’(即电荷),因此可能的单位选择对应于一条直线上的点。而杨振宁设想了一个存在多种可互换‘荷’的世界。于是,允许的单位选择对应于高维结构中的点,而局域规范对称性则需要多个“化身”。例如,若有两种‘荷’,你会得到三个类光子粒子;若有三种‘荷’,则会得到八个。
正如最初的麦克斯韦方程组一样,物理学家们也花费了多年才真正地理解了杨振宁的推广。在将其与量子理论结合的过程中,不仅极具技术性挑战,还面临了一个根本的困境:该理论预言这些新粒子具有零质量。可如果这样的零质量粒子真的存在,它们应当像光子一样容易产生。我们为什么没看到它们?
为了解决这一根本困难,出现了两种答案。其一是自发对称性破缺机制。基于该机制,方程的稳定解所呈现的对称性可以低于方程自身的对称性,从而既保留了方程的局域规范不变性,又避免了零质量粒子的问题。这一机制适用于描述弱相互作用(涉及两种‘荷’)。此时,杨-米尔斯场的“化身”体现为重粒子,即所谓的W和Z玻色子。
另一种解决路径是禁闭机制。该机制认为,这些零质量粒子之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以至于它们无法单独地稳定存在,而是迅速结合成具有质量的团块。这一机制适用于描述强相互作用(涉及三种被戏称为“色”的荷)。此时,杨-米尔斯场的“化身”是量子色动力学中的八种胶子。尽管转瞬即逝,但它们在质子的高能碰撞中留下明确的痕迹。
因此,杨振宁拓展麦克斯韦方程组的大胆构想,最终得以与这一经典理论并驾齐驱。二者共同奠定了现代物理对自然界基本作用力(即电磁力、弱力和强力)的理解基础。回想赫兹当初的感慨,竟一语中的!
李政道与杨振宁的那篇著名的论文,标题是《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问题》。他们所探讨的问题,通俗地讲,就是物理的基本定律是否区分左与右。这个问题其实在问:你在镜中所看到的物体与事件,是否遵循与现实世界完全相同的物理定律。
沙滩上的宇称不守恒:从贝壳螺旋到颠覆物理界法则的诺奖级发现
从某些显而易见的层面上看,答案似乎是“否”。比如现实世界中,大多数人是右撇子、心脏位于身体左侧,而在镜像世界中则恰好相反。更深刻的是,巴斯德在1848年发现,生物学从分子层面给出了明确的否定:大多数复杂的生物分子,其镜像版本都是生物惰性的,甚至是有毒的。然而,在1956年之前,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在描述基本粒子时,似乎都在告诉我们“它是左右对称的”。而正是这种反差,让巴斯德的发现显得格外震撼而深刻:一旦脱离了生物环境,这些镜像分子的物理和化学性质竟完全一致。
李政道和杨振宁从粒子加速器观测到的新现象中得到了启发。其中尤其著名的是“θ-τ之谜”(这个当时的热点问题,如今已被彻底解决,以至于在用现代术语描述它时,显得有点不自然)。在这些实验发现的推动下,他们对基础物理中宇称对称性的既有证据进行了关键的定量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在大多数物理领域中,宇称守恒证据确凿,但在弱相互作用方面,却没有证据表明宇称是守恒的。他们提出了验证这一猜想的实验方案。短短数月内,由才华横溢的华裔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领导的研究团队,从实验上证实了弱相互作用违反宇称守恒。李政道和杨振宁也因此在1957年以创纪录的速度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7年,杨振宁(中)和李政道(左)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获颁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图片来源:新华社)
后续研究表明,宇称不守恒并非偶然现象。一旦人们开始关注这个现象后,便发现它在弱相互作用中普遍存在。事实上,这种左右不对称性早已显露端倪,其表现如此之明显,以至于人们长期困惑于如何从理论上解释它。这段持续约十五年的理论探索,历程曲折,难以尽述。但它最终的成果,为我们这段科学历程谱写了史诗般的终章。
假如有这样一个世界,电子、夸克等粒子的质量都为零,那么要实现最大的宇称守恒是很容易的。但我们生活的世界却并非如此——这些粒子都具有非零质量。然而,正是赋予W和Z玻色子质量的自发对称性破缺机制,在让电子和夸克获得微小质量的同时,也使得它们几乎最大程度破坏了宇称守恒。于是,那个质量为零、具有完美对称性、美好的太不真实的世界,竟然真的存在,只不过隐藏在更深的结构中。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上帝微妙难测,但并无恶意。”
关于杨振宁的科学成就与学术遗产,可以讲的实在太多。在此,我只想简单补充两点。第一,杨振宁在凝聚态物理领域同样贡献卓著,其研究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提出优美的概念与数学结构——它们常常优美的近乎不真实,却又总能揭示出背后隐藏的真实物理(例如:硬核玻色子、杨-巴克斯特方程等)。第二,宇称不守恒的研究也同时推动了关于"时间宇称"的探索,即物理基本定律在时间反演下是否保持对称。与空间宇称类似,时间反演对称性也被发现只是近似的、而非绝对精确。如今,对时间反演对称性的深入探究已成为当代物理学的重要前沿,有望引领我们解开轴子与暗物质的奥秘。
杨振宁1922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成长在一个学术世家。他的父亲杨武之(克纯)是一名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然而,他的青年时期正值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杨振宁只能在临时搭建的教室中坚持学业。在清华大学(当时南迁至昆明)师从物理学家吴大猷,并取得硕士学位后,他获得了奖学金赴美深造。在芝加哥大学,杨振宁师从爱德华·泰勒,并于1948年取得了博士学位。随后,他加入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一方浸润着爱因斯坦、外尔和冯·诺伊曼等学术精神的研究圣地。正是在那里,他重新见到了另一位年轻的中国物理学家、刚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李政道。
1966年,杨振宁转至石溪大学,并创立了理论物理研究所(该所现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在那创造了一个以思维严谨、交流开放为根基的学术环境。他的众多学生与合作者后来都成为了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
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新向世界敞开国门。杨振宁作为一名老师和与国际沟通的桥梁,回到了祖国。他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举办的学术讲座,听众如潮。他积极推动中国科学的振兴,强调创造力的蓬勃发展同时需要物质资源和自由的学术氛围。他指出:“中国不仅需要实验室,更需要能让科学生长的开放讨论环境。”
请允许我以两则杨振宁的简短语录作结。
第一则摘自他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
“每当我们驻足思考数学推理的优雅与完美,并将其与复杂而深远的物理涵义相对照时,总不禁对对称定律的力量,心生一份深深的敬畏。”
另一则则是出自杨振宁2001年的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演讲。他指出,科学家的终极境界是一种精神上的恩典:“我们为了揭示真理而启程,最终却窥见了神迹。”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墨子沙龙”,原标题“他为了揭示真理而启程:诺奖得主Wilczek发文怀念杨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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