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轰炸日本到“人道远征”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的艰苦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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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2019-08-15 06:39
日本积极发动侵华战争期间，曾在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时派出18架攻击机，欲轰炸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与安徽广德机场，企图将当时薄弱的中国空军尽数扼杀。结果日军反遭以高志航为首的优异飞行员击败，缔造日机伤坠三架的光荣战果，也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了激励民心，国民政府随后于1939年下令将此空战大捷日订为“空军节”。尽管中国空军其后在面对日军的庞然优势下几乎被消耗殆尽，最后不得不仰赖苏联与美国的志愿队助战，但在如此艰困的过程里，仍尽力展现抵抗意志与震慑日本，于是遂有了1938年5月19日的“人道远征”计划。
“人道远征”乃派遣两架轰炸机携带百万份传单，飞往日本“空袭”的构想。原本1936年底中国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国防作战计划》里，就有轰炸日本空军基地与东京等大都市的提案，但中国空军的战机数量实在太少，能够飞抵日本的轰炸机与护航的驱逐机都严重不足，因此难以实施这项大胆的战术。毕竟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际，中国空军才刚脱离陆军成为独立军种，飞行员才约500名左右，战机更是少得可怜的314架，其中重型轰炸机12架、轻轰炸机90架、驱逐机113架，余下则是教练机与对地攻击机。但日军光是海军航空队拥有的战机就在1,220架以上，陆军航空队更有1,480架战机！故要穿越密密麻麻的日本火网，无异是以小搏大，几乎是不可能的自杀任务。
再说，自民国成立以后，长时间的军阀混战，导致国防建设长期滞后和财政收入锐减，各地军阀虽先后建立不少航空队，但购买的飞机多属内战有余、御外不足的落后机种，聘用的教官更是五花八门、什么国籍都有，造成资源的极度分散。即便在国民政府于形式上统一中国后，对空军的挹注依旧少得可怜，且航空教育方式仍延续“博采众国”的风格，以观孰优孰劣。例如空军飞行员的培养摇篮，主要就分为美式训练的杭州笕桥中央航校、与意大利顾问主持的洛阳分校（原洛阳航空学校）两途，装备、战斗思维、作战方式都不相契合。但是意大利教官对洛阳分校的毕业生考核十分松散，根本没法符合军队需要，造成中国资金与人才的双重浪费，又贻误了宝贵的抗战时机。
在人才、资金、工业基础都缺乏的困境中，中国没法及时训练与研制最尖端的空军飞行员与战机，甚至连修理受损战机都嫌困难，因此又另外招募了外国飞行员与机械技工前来助战。除了较广为人知的苏联航空志愿军与美国飞虎队之外，1937年至1938年间还存在过一个“外员队”。该外员队计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七名飞行员和四名机械员，另外中国还选派一批本国与华侨飞行员交给美籍队长舒米德（Vince Schmidt）训练与领导，并让他们使用空军第十四队的番号，但不需穿军服，也没授予军阶，只在名义上属于中国军队编制。
不过虽然外员队略有战绩，还曾参与轰炸当时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北松山机场，但舒米德在管理上实在太过松散，除了交付任务外居然任由飞行员自由进出基地，还曾因不满酬金过低而抗命拒战。接着又发生“队员赖俾特潜逃，携去机密图书多件，飞行员葛朗亦不辞而别，均不无间谍嫌疑”的风波，甚至又出现往成都疏散时、两名驾驶B-10马丁重型轰炸机（Martin B-10）的洋员竟在落地后私自要求地勤加满汽油让其驶离的离谱事件。最后航空委员会认定“该队自成立后，既无成绩表现，亦乏作战精神”，命徐焕升接管该队。没想到想驾驶马丁机逃离的洋员吉本（Cabon，又译契棒），发现无法得逞并被命令解散后，竟恼羞成怒拔出手枪朝徐焕升脚前射击，结果当场遭到拘捕。至此之后，除了三名可堪留用的飞行员，其余洋员一概被中国政府解聘。
由于中国的重型轰炸机已几乎折损殆尽，蒋介石梦寐以求的“现最需用者为驱逐机200架与双发重轰炸机100架”，又迟迟得不到苏联允诺出售，因此从外员队手中取回的三架马丁机，就成了当时中国能派往日本的少数轰炸机。原本徐焕升也有意用这珍贵的三机投弹轰炸日本，并积极加装油箱和无线电，以及在汉口、南昌、衢州、宁波等处架设无线电台导引方向，但旋即发现马丁机战力不足，无力抵御追击的日机，且轰炸机仅有三架，实难收获消灭敌方工业与军事能力的战略效果。因此最后航委会修改计划，仅携载传单前去，“轰炸”地点也自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军港与八幡市（今属北九州市），改为九州岛西北部的长崎市与福冈市，以节省航程和减少被拦截的风险。
蒋介石对这趟“人道远征”的期望很大，他在日记里写道“空军飞倭示威之宣传，须早实施，使倭人民知所警惕。盖倭人夜郎自大，自以为三岛神洲，断不被人侵入，此等迷梦，吾必促之觉醒也”。确实如此，彼时日本侵华军已不断推进深入，对中国的轻视有增无减，因此若能出其不意往日本本土上空洒下写有“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驯，则百万传单一变而为万吨炸药矣，尔其戒之”的警告传单，将有极大机会震撼日人心理。而这项重任便由第14队队长徐焕升与副队长佟彦博亲自担当，由他们分别驾驶两架马丁机，苏光华、蒋绍禹、刘荣光等人则各自担任副驾驶与通信员。就这样，1938年5月19日的夜间，两架马丁机自汉口王家墩机场（位于今武汉市江汉区，现已改建为武汉中央商务区）秘密启航，一路东奔日本而去。
“空袭”日本的计划可说十分成功，尽管一度出现“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飞行”的恶劣态势，但中国空军仍成功飞抵日本并盘旋了近两小时，且完全未遭到任何阻击，所有传单全数发下。航委会主任钱大钧兴奋地向蒋介石汇报成果称“所经各处城市，未曾发现高射炮火光及敌机拦截”，机上的通信员陈光斗也在2018年向中评社回忆道：“飞到日本没有高射炮打我们，毫无抵抗。他们小看了我们，以为中国飞机飞不过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准备”。
中国以如此孱弱的空军，竟能一路突破日本领空翱翔许久，暴露日本防空的漏洞，成为第一个“空袭”日本的国家，这不仅让日本面上无光，欧美媒体也撰文奚落日本的空防竟如此虚弱，还大大振奋士气低靡的中国军民。当徐焕升等人凯旋而归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部长何应钦、钱大钧等要员都在机场欢迎；5月22日，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副书记周恩来等中共党员也以第十八集团军名义敬献一面书有“德威并用，智勇双全”的锦旗，可见当时这趟远征对民心的激励有多大。
平心而论，“人道远征”并未摧毁日本任何军事或工业力量，也未扭转日本民众支持侵略战争的狂热心态，更没阻止日军前进的步伐，事后日本还警觉到防空建设不足而有所改进。但这种以传单代替炸弹的轰炸计划，却凸显一个缺乏现代化建设的落后国家、使尽全力抵抗挟有大量枪炮的帝国主义的不屈意志，纵使手头上没有可制衡敌方的武器、纵使可能得冒着有去无回的危险，也要展示绝不妥协的硬骨。这种不畏牺牲的民族血性，正是支撑中国度过艰苦的抗战岁月，以及历来各种侵略危难、凝聚国家团结的最大资产。即便到了相对和平稳定的今日，全体中国人也理应铭记这份烙印在历史中的血泪。
多维
“人道远征”乃派遣两架轰炸机携带百万份传单，飞往日本“空袭”的构想。原本1936年底中国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国防作战计划》里，就有轰炸日本空军基地与东京等大都市的提案，但中国空军的战机数量实在太少，能够飞抵日本的轰炸机与护航的驱逐机都严重不足，因此难以实施这项大胆的战术。毕竟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际，中国空军才刚脱离陆军成为独立军种，飞行员才约500名左右，战机更是少得可怜的314架，其中重型轰炸机12架、轻轰炸机90架、驱逐机113架，余下则是教练机与对地攻击机。但日军光是海军航空队拥有的战机就在1,220架以上，陆军航空队更有1,480架战机！故要穿越密密麻麻的日本火网，无异是以小搏大，几乎是不可能的自杀任务。
再说，自民国成立以后，长时间的军阀混战，导致国防建设长期滞后和财政收入锐减，各地军阀虽先后建立不少航空队，但购买的飞机多属内战有余、御外不足的落后机种，聘用的教官更是五花八门、什么国籍都有，造成资源的极度分散。即便在国民政府于形式上统一中国后，对空军的挹注依旧少得可怜，且航空教育方式仍延续“博采众国”的风格，以观孰优孰劣。例如空军飞行员的培养摇篮，主要就分为美式训练的杭州笕桥中央航校、与意大利顾问主持的洛阳分校（原洛阳航空学校）两途，装备、战斗思维、作战方式都不相契合。但是意大利教官对洛阳分校的毕业生考核十分松散，根本没法符合军队需要，造成中国资金与人才的双重浪费，又贻误了宝贵的抗战时机。
在人才、资金、工业基础都缺乏的困境中，中国没法及时训练与研制最尖端的空军飞行员与战机，甚至连修理受损战机都嫌困难，因此又另外招募了外国飞行员与机械技工前来助战。除了较广为人知的苏联航空志愿军与美国飞虎队之外，1937年至1938年间还存在过一个“外员队”。该外员队计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七名飞行员和四名机械员，另外中国还选派一批本国与华侨飞行员交给美籍队长舒米德（Vince Schmidt）训练与领导，并让他们使用空军第十四队的番号，但不需穿军服，也没授予军阶，只在名义上属于中国军队编制。
不过虽然外员队略有战绩，还曾参与轰炸当时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北松山机场，但舒米德在管理上实在太过松散，除了交付任务外居然任由飞行员自由进出基地，还曾因不满酬金过低而抗命拒战。接着又发生“队员赖俾特潜逃，携去机密图书多件，飞行员葛朗亦不辞而别，均不无间谍嫌疑”的风波，甚至又出现往成都疏散时、两名驾驶B-10马丁重型轰炸机（Martin B-10）的洋员竟在落地后私自要求地勤加满汽油让其驶离的离谱事件。最后航空委员会认定“该队自成立后，既无成绩表现，亦乏作战精神”，命徐焕升接管该队。没想到想驾驶马丁机逃离的洋员吉本（Cabon，又译契棒），发现无法得逞并被命令解散后，竟恼羞成怒拔出手枪朝徐焕升脚前射击，结果当场遭到拘捕。至此之后，除了三名可堪留用的飞行员，其余洋员一概被中国政府解聘。
由于中国的重型轰炸机已几乎折损殆尽，蒋介石梦寐以求的“现最需用者为驱逐机200架与双发重轰炸机100架”，又迟迟得不到苏联允诺出售，因此从外员队手中取回的三架马丁机，就成了当时中国能派往日本的少数轰炸机。原本徐焕升也有意用这珍贵的三机投弹轰炸日本，并积极加装油箱和无线电，以及在汉口、南昌、衢州、宁波等处架设无线电台导引方向，但旋即发现马丁机战力不足，无力抵御追击的日机，且轰炸机仅有三架，实难收获消灭敌方工业与军事能力的战略效果。因此最后航委会修改计划，仅携载传单前去，“轰炸”地点也自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军港与八幡市（今属北九州市），改为九州岛西北部的长崎市与福冈市，以节省航程和减少被拦截的风险。
蒋介石对这趟“人道远征”的期望很大，他在日记里写道“空军飞倭示威之宣传，须早实施，使倭人民知所警惕。盖倭人夜郎自大，自以为三岛神洲，断不被人侵入，此等迷梦，吾必促之觉醒也”。确实如此，彼时日本侵华军已不断推进深入，对中国的轻视有增无减，因此若能出其不意往日本本土上空洒下写有“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驯，则百万传单一变而为万吨炸药矣，尔其戒之”的警告传单，将有极大机会震撼日人心理。而这项重任便由第14队队长徐焕升与副队长佟彦博亲自担当，由他们分别驾驶两架马丁机，苏光华、蒋绍禹、刘荣光等人则各自担任副驾驶与通信员。就这样，1938年5月19日的夜间，两架马丁机自汉口王家墩机场（位于今武汉市江汉区，现已改建为武汉中央商务区）秘密启航，一路东奔日本而去。
“空袭”日本的计划可说十分成功，尽管一度出现“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飞行”的恶劣态势，但中国空军仍成功飞抵日本并盘旋了近两小时，且完全未遭到任何阻击，所有传单全数发下。航委会主任钱大钧兴奋地向蒋介石汇报成果称“所经各处城市，未曾发现高射炮火光及敌机拦截”，机上的通信员陈光斗也在2018年向中评社回忆道：“飞到日本没有高射炮打我们，毫无抵抗。他们小看了我们，以为中国飞机飞不过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准备”。
中国以如此孱弱的空军，竟能一路突破日本领空翱翔许久，暴露日本防空的漏洞，成为第一个“空袭”日本的国家，这不仅让日本面上无光，欧美媒体也撰文奚落日本的空防竟如此虚弱，还大大振奋士气低靡的中国军民。当徐焕升等人凯旋而归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部长何应钦、钱大钧等要员都在机场欢迎；5月22日，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副书记周恩来等中共党员也以第十八集团军名义敬献一面书有“德威并用，智勇双全”的锦旗，可见当时这趟远征对民心的激励有多大。
平心而论，“人道远征”并未摧毁日本任何军事或工业力量，也未扭转日本民众支持侵略战争的狂热心态，更没阻止日军前进的步伐，事后日本还警觉到防空建设不足而有所改进。但这种以传单代替炸弹的轰炸计划，却凸显一个缺乏现代化建设的落后国家、使尽全力抵抗挟有大量枪炮的帝国主义的不屈意志，纵使手头上没有可制衡敌方的武器、纵使可能得冒着有去无回的危险，也要展示绝不妥协的硬骨。这种不畏牺牲的民族血性，正是支撑中国度过艰苦的抗战岁月，以及历来各种侵略危难、凝聚国家团结的最大资产。即便到了相对和平稳定的今日，全体中国人也理应铭记这份烙印在历史中的血泪。
多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