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己对于斩杀线的研究超级大汇总，用这些去爆杀殖人美分吧！

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可能会让人感到意外的情况——我即使到现在都没有看过牢A的任何直播，只看过少量三四分钟的切片，加起来的时间恐怕连一小时都没有。

也就是说，我完完全全是以一个“云玩家”的身份参与了这次关于牢A话题的讨论，对于相关话题的了解完全是通过一些零散的截图、文字和所在平台的讨论来管中窥豹的。

但是我在知乎至少已经发了不下十条关于牢A话题的长篇幅回答了，几乎所有资料、数据、记录甚至观点都引用于美国人自己，且都附有原文超链接。

为什么？因为牢A说这些东西我早就知道，而且不止我知道，很多试图去深入了解美国的人都很容易接触到此类信息。

这就是牢A的这套话术让殖人感到棘手的原因——牢A的这套说法其实是去中心化的。

他的故事是寄生在美国那人杰地灵的社会现实上，不构成自我支撑，就像一张布盖在一张桌子上，布料是软的，可是桌子确实是硬的。

我当然知道牢A的一些说法要么是以偏概全，要么是夸大其词，要么是移花接木。

但是，如果你是基于实事求是、求知求真的态度去分辨真伪，美国社会客观现实的丰富信息只会让你有更强烈的欲望继续深入了解美国的社会现实，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会让你被牢A同化。

当这些来自美国官方、美国的企业、美国的社会组织、美国的高等院校、美国的学术巨头、美国的媒体、美国的平台的海量资料借此机会被呈现出来的时候，殖人们便会发现，自己不是在和牢A对抗，而是在和美国对抗。

一、美国用药问题：

“功能性用药”是美国跨阶级存在、持续时间超过80年（如果不是更久）的社会顽疾，范围大到超乎你的想象，甚至连一些行业的精英乃至决策层都无法“免俗”。

以下为美国CDC的关于职场环境使用药物的研究报道，研究了69893个样本（合成阿片类药物过量死亡案例）：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74/wr/mm7410a3.htm

涉及精神兴奋剂的合成阿片类药物过量服用（不包括标记为“其他”的职业）比例最高的职业是：农业、渔业和林业（41.7%）；艺术、设计、娱乐、体育和媒体（35.5%）；建筑和采掘业（33.0%）；安装、维护和维修业（31.9%）；以及建筑和工程业（30.5%）。

涉及可卡因的合成阿片类药物过量服用比例最高的职业是医疗保健支持（34.2%）；社区和社会服务（33.5%）；商业和金融（31.6%）；法律（31.5%）；以及保护服务（30.5%）。

涉及精神兴奋剂的合成阿片类药物过量致死比例最高的行业是采矿业（42.5%）；农业、林业、渔业和狩猎业（39.3%）；公司和企业管理业（37.5%）；建筑业（33.0%）；以及艺术、娱乐和休闲业（32.7%）。

与可卡因相关的死亡比例最高的行业包括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31.8%）；公司和企业管理（31.3%）；金融和保险（31.2%）；房地产、租赁和出租（30.4%）；行政、支持和废物处理服务（30.8%）；教育服务（29.5%）；以及运输和仓储（29.7%）。

2023年有超七万美国人死于芬太尼等合成阿片类药物。

截至2024年，已有 24 个州将娱乐用大麻合法化。

202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工人中大麻检测呈阳性的比例比2022年增加了 10%。

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 (NIDA) 报告称，2022 年至 2023 年间，与甲基苯丙胺相关的过量死亡人数增加了 20%。

工作场所的安非他明检测阳性结果增加了 14%。

根据美国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服务管理局 (SAMHSA) 的数据，2022 年至 2023 年间，氯胺酮滥用增加了 18%，尤其是在 18 至 34 岁的年轻人中。

建筑和制造行业工人往往面临体力劳动带来的慢性疼痛、伤害和疲劳，导致止痛药（尤其是阿片类，如羟考酮或芬太尼）使用率较高。许多人使用这些药物来掩盖不佳状态，继续工作，以避免失业或收入损失。阿片危机在美国蓝领群体中特别突出。

运动员和健身专业人士也是药物滥用的代表性群体，九龙拉棺啥的不用我介绍了。

根据APHA的数据：1999年至2018年间，美国共有446032人死于处方和非法阿片类药物。

https://www.apha.org/policy-and-advocacy/public-health-policy-briefs/policy-database/2021/01/13/protecting-workers-from-opioid-use-disorder

自2014年起，美国预期寿命连续三年下降，2010年至2017年间，中年全因死亡率上升了6%，这主要是由于药物和酒精滥用以及自杀——被称为“绝望之死”（ “deaths of despair”）。

到了2018年，阿片类药物导致的死亡人数为46802人，比2017年下降了2%，这使得2018年的预期寿命略有上升。

但是后来这个数据迅速恶化。

为什么？

因为新冠大流行剧烈地导致了美国的“功能性用药”问题恶化。

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在2020年估计，超过100万工人因阿片类药物危机而失业。

https://www.nber.org/system/files/working_papers/w29932/w29932.pdf

从2020年2月到2021年6月，黄金年龄段（prime-age，25-54岁）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其中物质滥用占9-26%。估计超过270万黄金年龄段个体因物质滥用脱离劳动力市场。

与此同时，美国在疫情期间普遍采用的远程办公模式也加剧了药物滥用。

Our survey of 1,000 American workers reveals that 69% of Gen Z and 68% of millennials reported using substances weekly or daily to cope with job stress. Financial pressure was the leading cause of workplace stress across all generations, with 61% of respondents spending at least $50 monthly on substances.

我们对1000名美国员工的调查显示，69%的Z世代和68%的千禧一代表示，他们每周或每天都会使用药物来应对工作压力。经济压力是所有世代职场压力的主要原因，61%的受访者每月至少花费50美元用于购买药物。

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 (SHRM) 2023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23% 的远程办公人员承认在工作时间使用毒品。

由于远程办公的环境较为私密，许多人会在上班时用药。

值得一提的是，疫情显著改变了人们的饮酒习惯，许多员工开始依赖酒精来应对压力、孤独和不确定性。虽然远程办公减少了工作场所中与饮酒直接相关的事件，但其对生产力和员工健康的长期影响仍然令人担忧。

https://www.psychemedics.com/blog/2025/01/substance-abuse-trends-to-watch-in-the-workforce-this-year/

美国国家酒精滥用和酒精中毒研究所 (NIAAA) 2023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与疫情前相比，与酒精相关的旷工率增加了 15%。

有酗酒习惯的员工每年请多次病假的可能性是其他员工的五倍。

驻外军队和特种部队的药物滥用超过半个世纪，越南战争问题的回顾中，美国军队的嗑药问题一直是热门研究方向。

注意——药物滥用不是重体力劳动者或底层的“特权”，许多高层次人才甚至行业精英也有相当比例的药物滥用甚至吸毒。

医疗专业人士（如医生、护士）的长班次、高压力工作环境以及行业上的便利性也会导致他们使用兴奋剂保持注意力。新冠疫情导致的药物滥用问题在医疗领域尤其突出。

华尔街精英代表的金融业素来以高压力、长工时（常超80-100小时/周）和竞争激烈著称，许多人使用兴奋剂，如苯丙胺、唯稳思（Vyvanse）或可卡因来提神、提升专注”，这甚至形成了华尔街的地下毒品文化（Wall Street's underground drug culture）。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wall-streets-underground-drug-abuse-culture-cocaine-adderall-zyn-mushrooms-2024-1

华尔街在20世纪80年代滥用可卡因等毒品的历史早已广为人知，但如今的银行业文化已从娱乐性毒品转向了将处方药作为提升工作效率的工具。

Undercover agents who worked the case estimated that roughly 90% of the people they encountered in Manhattan's Financial District during their investigation either "used or accepted" cocaine. "I had expected that these would be very respectable people," one of the agents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after the arrests.

参与此案的卧底探员估计，他们在曼哈顿金融区调查期间遇到的人中，约有90% “吸食或接受”可卡因。“我原以为这些人都是非常体面的人，”其中一名探员在逮捕行动后告诉《纽约时报》。

现在华尔街精英们的可卡因使用率在降低，转而开始使用苯丙胺等处方兴奋剂，许多人使用这些药物来“生存22小时轮班”或“高压力竞争”，甚至成了行业声誉的一部分。

https://www.nbcnews.com/id/wbna19291239

But Cass said opiate abuse among his clients is rising and they openly talk about being hooked on prescription drugs like OxyContin, known as hillbilly heroin.

但卡斯表示，他的客户中阿片类药物滥用现象正在增加，他们公开谈论自己对奥施康定（OxyContin，俗称“乡巴佬海洛因”）等处方药上瘾。

另一个滥用药物的代表性领域在硅谷。

硅谷对药物的使用并非新鲜事，早于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文化和计算机革命就已交织。

许多科技先驱（如乔布斯）公开承认使用LSD等迷幻药来激发创意，乔布斯甚至声称使用LSD是其“人生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许多硅谷精英和巨头都会在“火人节”（Burning Man，内华达黑岩沙漠的节日）的一些“静修”、“冥想”中服用药物，甚至被许多人解读为“入会仪式”。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google-hired-eric-schmidt-after-going-to-burning-man-2017-8

There is widespread use of psychedelics in Silicon Valley, including among the AI Revolutionaries. There is a lot of reporting on this that includes execs and engineers saying they get energy, unique insights, innovation when microdosing on a regular basis. This was done in quiet in the past, but became quite open starting in 2016-2017.

在硅谷，包括人工智能领域的革新者在内，迷幻剂的使用十分普遍。大量报道指出，一些高管和工程师表示，定期服用微剂量迷幻剂能让他们精力充沛、洞察力敏锐，并激发创新。过去这种做法较为隐秘，但从2016-2017年开始变得公开化。

There is widespread use of “guided” spiritual retreats in Silicon Valley that involve LSD and other psychedelics. There are even “pajama parties” and “hotels” you can book for individual or group experiences on demand. There has also been a sudden increase in retreat centers throughout the Bay Area offering these experiences. You can search and find reporting on all this.

在硅谷，使用LSD和其他迷幻剂的“引导式”灵修活动十分普遍。甚至还有“睡衣派对”和“酒店”可供个人或团体按需预订体验。湾区各地提供此类体验的静修中心也突然激增。您可以搜索并找到相关报道。

近年来，这种现象演变为“微量服用”（microdosing），即小剂量使用LSD、“致幻魔菇”或氯胺酮，以避免明显幻觉，但获得认知提升。这在硅谷被视为“功能性用药”，类似于咖啡因，但更激进。

在硅谷精英中，微量服用迷幻药的比例可能达5-10%，尤其在初创企业和AI领域。一些人声称这能提升生产力和创新。

OpenAI 的奥特曼就承认自己参加过“迷幻静修会”和“火人节”活动，使用迷幻药来改变心态，从“焦虑、不快乐”转为更乐观。他甚至将这些经历与人工智能愿景联系起来。

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埃里克·施密特一起参加过“火人节”，所以也被一些人猜测有使用过“致幻魔菇”的可能。

比尔·盖茨在《吉米·法伦今夜秀》节目中谈到了他服用迷幻药的经历，并讲述了一个关于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的轶事。乔布斯曾建议他“服用迷幻药”来提升设计品味。盖茨在节目中说，他拿到的“是那种与代码有关的迷幻药”，而不是与设计有关的。

盖茨还在回忆录中披露了他过去吸毒的细节。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高中时邀请他尝试迷幻药，他最初拒绝了。但到了高三，当艾伦再次邀请他时，他决定试一试。他说，最初的体验令人兴奋，但第二天早上他去做牙科手术时，却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后来在大学期间，盖茨在朋友的生日那天再次尝试了LSD，并将这种体验描述为“宇宙般的”。它还让他觉得他的大脑可以像电脑一样删除记忆——他说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尝试LSD。

马斯克不用说了，除了一边吸大麻一边直播，他也公开声称自己用氯胺酮管理抑郁和提神，并且还在采访中谈论过迷幻药对创新的影响。

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更是直接支持要搞“兴奋剂奥运会”，推动药物合法化。

And the timeline is interesting: 2015 is the founding of Open AI. 2016 is the Hilary / Trump loss. 2017-2018 is the peak period of “crisis retreats” and then 2020 we have COVID and 2024 the AI Revolution.

时间线很有意思：2015年是OpenAI成立之年；2016年是希拉里/特朗普败选之年；2017-2018年是“危机撤退”的高峰期；2020年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年；2024年则是人工智能革命爆发之年。

Peak fame, activism, failure & disillusionment, retreats and drugs, crisis of the soul, forced together via COVID, emerge with AI. That’s the pattern I see.

名声巅峰、激进主义、失败与幻灭、隐居与毒品、灵魂危机，这一切因新冠疫情被迫交织在一起，最终与人工智能一同出现。这就是我看到的模式。

——@MattInformed

二、美国医保问题

美国的几家大医疗保险全在中西部芝加哥周围，全是奥巴马（中西部选的总统）医改以后崛起的，医疗转移支付本质是全国养去工业化以后的中西部各州，这些地方护士比工人还多。

搞大医保一直是中西部工业老钱计划转型的路径，俄亥俄这种深红居然投了奥巴马的主要原因。共和党废不掉奥巴马医保的原因不是底层造反，而是那几个医保大州全是摇摆州，比如疫情后纳什维尔的崛起，现在美国南部的核心产业在变成保险业，后疫情时代迈阿密作为金融中心开始崛起也是这个原因，你要把大医保理解成美式产业升级，原来那些工业家族已经靠奥巴马全部转型成医疗家族了。

现在的美国医保是:

1.我们会在六到八周内处理你的上诉，我们相信你的病人可以撑到那个时候，我们这里有记录，曾有病人在不注射胰岛素的情况下撑过了半年，结果只是双腿永久瘫痪而已；

美国现在大约有3850万糖尿病患者，他们常因为各种原因被拒绝特定胰岛素的覆盖，导致他们无法负担用药成本，或被迫切换品牌，这可能引发严重并发症如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或永久损伤（包括截肢或瘫痪）。

2.根据评估，你的手术虽然要三小时，但是只需要两小时的麻醉就可以了；

被路易吉干死的高官属于联合健康，这家保险公司拒赔率33%，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但是联合健康上面还有一家拒赔率35%的安森保险（Anthem Blue Cross Blue Shield，美国大型保险公司，也可以被称为蓝十字盾），所以很多美国人还是捂着鼻子买联合健康。

2024年11月，安森保险试图实施一项政策——根据手术预期时间限制麻醉覆盖，如果手术超时时长，不支付额外麻醉费用。这直接导致了大规模的医生和患者抗议，因为手术时间往往是不可预测的。

https://www.asahq.org/about-asa/newsroom/news-releases/2024/11/anthem-blue-cross-blue-shield-will-not-pay-complete-duration-of-anesthesia-for-surgical-procedures

In an unprecedented move, Anthem Blue Cross Blue Shield plans representing Connecticut, New York and Missouri have unilaterally declared it will no longer pay for anesthesia care if the surgery or procedure goes beyond an arbitrary time limit, regardless of how long the surgical procedure takes.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calls on Anthem to reverse this proposal immediately.

刺杀事件发生以后，有人发现安森保险悄悄把这个政策取消了。

3.由于患者在寻求治疗胸部枪伤之前没有获得事先授权（No Prior Authorization），这项保险缺乏激活条件（Insurance Not Active）；

美国每年美国的保险公司经常要求“事先授权”才能覆盖治疗，即使是枪伤急诊，尤其是枪伤急诊。

为何要说“尤其”？因为美国仅在2024年就有至少47985人遭遇枪击（注意不是遭遇枪击事件，而是确实被子弹击中），受伤人数31810人，死亡人数16888人（统计口径不太一致，所以两者相加不等于47985），因枪支暴力造成的医疗保健费用每年高达数十亿美元，枪击事件发生后，幸存者的医疗支出平均会增加3万美元，这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自然是一大笔钱，所以对于枪击保险的拒赔也是保险职员们的一个发挥点。

尽管联邦法律（如No Surprises Act）试图阻止这种情况，但是依然有保险公司乐意尝试拒赔这种直觉上本该没有争议的理赔。

4.由于患者提交的文件没有充分证明胸部穿透伤的治疗符合“医学上必要”的定义，所以不在保赔范围内；

“非医学必要”是最常见的否认理由之一，哪怕是紧急伤口或创伤治疗。类似案例包括否认中风住院、气管切开术后住院或慢性伤口护理，却被保险公司评估为“非必需”。

Had a patient at my last job with extremely frequent, very long runs of vtach who needed to get an AICD placed. They denied her because she hadn’t died yet. They required cardiopulmonary arrest before she could get the device literally meant to prevent this.

我上一份工作中遇到一位病人，她频繁出现持续时间很长的室性心动过速，需要植入自动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AICD，可以理解为心脏起搏器）。但医生拒绝了她的请求，理由是她还没死。他们要求她必须在发生心肺骤停之后才能安装这种原本旨在预防心肺骤停的装置。

claim for my hospital stay when I had a stroke because they said it wasn’t 'medically necessary.' A FUCKING STROKE!

我中风住院，保险公司却拒绝支付我的住院费用，因为他们说这不是‘医疗必需的’。这可是中风！

既往病症（Pre-existing Conditions）：错误地将某种病症标记为既往病症而拒绝理赔。

曲解保单条款（Misinterpretation of Policy Terms）：通过有意误解保单条款，拒绝支付保单明确涵盖的治疗费用。

缺乏医疗必要性（Lack of Medical Necessity）：在未咨询相关医疗专业人员的情况下，以治疗不具有医疗必要性为由拒绝理赔。

实验性或研究性（Experimental or Investigational）：声称所提出的治疗方法、设备或程序是实验性的或仍在研究中的，尽管它在医学界被广泛采用，在著名医学期刊上经过同行评审，获得 FDA 批准，以及其他证据表明该治疗方法已被广泛接受。

5.拉走你的救护车没有和我们合作；

这涉及到非合作医疗机构（Out-of-Network Provider）这个概念。

理论上，所有医疗机构都与保险公司签订了合同，这些合同将决定它们是否在保险公司的承保范围内。

如果医疗服务提供者属于网络内医疗机构，则意味着他们与特定的保险公司签订了合同，患者可以享受该保险公司的保险报销。如果医疗服务提供者不属于网络内医疗机构，则意味着该保险公司没有与其签订合同，患者需要自行承担全部医疗费用。

An $8,600 ambulance charge was denied because the ambulance was out of network. I guess when you are having a life-threatening emergency, you should call your insurance company to make sure that the ambulance is in network.

一笔8600美元的救护车费用被拒付，因为救护车不在保险公司的合作网络内。我想，当你遇到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时，你应该打电话给你的保险公司，确认救护车是否在合作网络内。

6.怀孕是“可以预期的情况”，不属于保赔范围；

在2010年《平价医疗法案》（也就是ACA）实施之前，怀孕被医疗保险视为“可以预知的条件”（pre-existing condition），并以此为由拒绝覆盖相关医疗费用（产前护理、分娩手术等）。

按照美国的法律解释：怀孕本身不被视为“合格生活事件”（qualifying life event），因此无法在开放注册期（open enrollment）之外触发特殊注册期（special enrollment period, SEP）来购买或更改保险计划。 这意味着，如果你怀孕时没有保险，你可能需要等到下一个开放注册期才能加入新计划，导致妊娠期间的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用自付（除非通过医疗补助或其他公共程序）。

2025年，参议员泰米·鲍德温（Tammy Baldwin）引入了《健康产妇和产科医学法案》（Healthy Maternal and Obstetric Medicine Act, MOM Act），旨在将怀孕列为合格生活事件，从而允许孕妇随时注册保险。 该法案得到一些民主党议员和医疗组织的支持，强调这能改善孕妇的医疗访问，但截至2026年初，它仍在国会委员会审议中，尚未成为法律。

7.胸痛是个模糊的概念，请先做检查，然后我们再确认和批准，评估结果出来前的这两天时间里你就先吃止痛药吧（当然是你自己付钱）；

2021年，小约翰·库普（Little John Cupp）出现严重胸痛、呼吸短促等症状，医生推荐左心导管检查，但联合健康保险（就是被路易吉刺杀那家）通过外包公司EviCore两次否认，称“不医疗必要”，并要求先做核应力测试（nuclear stress test，与核磁共振不同）。这导致了2天的延迟，在此期间患者心脏骤停并死亡。

8.只批准规格要求的药片，你要去地球另一边才能买到是你的问题，如果你在服用的时候不按照原始尺寸服用，我们会给你发10页账单；

保险公司往往只覆盖特定形式（比如只覆盖药片而不覆盖胶囊），或要求患者从特定药房购买。如果患者使用非批准规格（一天吃三次，但是你只吃两次），可能被追收费用或否认后续覆盖。处方药否认率从2016到2023年上升25%，包括剂量不匹配的情况（比如一片药分掰成两份吃）。

9.我们会用联邦快递投掷你的通知，只要邮件到达你的邮筒里计时就开始，请携带邮件在24小时内到达我们位于加尼福尼亚的分公司处理。什么？你在缅因州？这不在我们的责任范围内，合同里说了你要在公司指定地点办理业务，过期不候；

9-1.不，如果你去缅因州的分公司办理这些业务，我们有权起诉你并且按照合同索赔六百万美元；

10.找到上面这些完全合法的医疗保险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之一，然后射杀他。

三、器官捐献与遗体捐献陷阱：

1.美国亚利桑那州生物资源中心（Biological Resource Center，简称BRC）案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Nmbqx-ejJY

2014 年，联邦调查局突袭了BRC，发现了约10吨冷冻人体残骸，总计1755个身体部位，其中包括281个头部、241个肩膀、337条腿和97根脊柱。这些部位被随意堆放、肢解，有些甚至被缝合成“弗兰肯斯坦”式的怪异组合。

BRC以医学研究或科学捐赠的名义接收遗体，但实际将它们肢解后明码标价出售给第三方，包括医疗机构、研究公司和中间商。例如，一具躯干可能售价3191美元，一条下肢350美元。该机构从2005年至2014年初接收了约5000具遗体，并分销超过2万个体部位。

而且此事还有美国军方参与：至少20具（或更多）遗体或其部位被出售给美国陆军承包商，用于爆炸实验，比如模拟路边炸弹对人体的影响。

亚利桑那州BRC案件中，主要诉讼集中于BRC的所有者史蒂文·戈尔（Stephen Gore），他在2015年因经营非法企业（包括运送受污染样本）认罪，被判处1年缓刑、4年监外考察并罚款（具体金额约10万美元）。

BRC随后倒闭，但法院未对非法出售尸体本身提起更多刑事指控，也没有其他相关机构被起诉。

不仅没有被起诉，甚至除了美国军方，没有任何其他单位被披露与此案有关，全都美美隐身了，我们甚至不知道这5000具尸体的来源。

没有报道显示其他个人（如BRC前员工、他的前妻或其他相关方）被刑事判刑或罚款；案件中其他提及的人员（如实验室技术员）也未面临刑事指控。

2.TJ Hoover II活摘器官案：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4/oct/18/kentucky-man-wakes-up-organ-harvesting

https://www.nytimes.com/2025/06/06/us/kentucky-organ-donations.html

https://www.npr.org/sections/shots-health-news/2024/10/16/nx-s1-5113976/organ-transplantion-mistake-brain-dead-surgery-still-alive

2021年10月，时年36岁的TJ Hoover II因药物过量导致心脏骤停，被送往肯塔基州里士满的浸信会健康医院（Baptist Health Richmond Hospital）。

医生随后宣布Hoover已经“脑死亡”，并通知家属他生前已登记成为器官捐献者。

家属决定遵从Hoover的遗愿，为他举行“荣誉走廊”仪式（honor walk，就是医护围着遗体致敬的遗体告别仪式），然后开始器官摘除。

当他被推入手术室准备摘取心脏时，在场的医护人员（包括器官保存技术员Natasha Miller）发现 Hoover出现了明显的生命迹象。

在这个过程中，肯塔基器官捐献者协会（KODA）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

在TJ Hoover II被送入手术室前，他的家人就已经发现他的眼睛睁开了，并且似乎在追踪家人的动作。在场的KODA官员告诉家属：这只是“神经反射”（Reflexes），是一种类似于死后抽搐的正常肌肉反应。

当Hoover在手术台上开始挣扎、扭动并明显流泪时，负责摘取器官的两名外科医生感到震惊并拒绝继续手术，而KODA的在场人员向他们施压，要求继续手术。

KODA的另一个前成员Nyckoletta Martin指出：当时 KODA 的一名主管告诉现场人员，要“找其他医生来做”（find another doctor to do it），并强调“无论如何都要完成这个案例”。

后来Nyckoletta Martin和Natasha Miller向美国国会举报了此事，并在2024年被华尔街日报曝光——当时美国绝大多数媒体都没有提及此案。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UtSehE5m/

面对指控，KODA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KODA辩称，Hoover当时从未正式被宣布“脑死亡”，而是作为“心脏死亡后捐献”（DCD）的潜在人选进行观察。

KODA也否认他们的人员向医护人员施压过，坚称没有强迫任何医护人员进行违背伦理的手术。

但是此事引起美国的器官捐献登记人数出现了显著下降，KODA承担不起这个后果，于是重组合并更名为Network for Hope。

3.英国默认捐献制度

2020年5月20日起，英格兰正式实施《器官捐献（视为同意）法2019》（Organ Donation (Deemed Consent) Act 2019），也称“麦克斯和凯拉法案”（Max and Keira's Law），根据这份法律，在英国居住超过12个月的所有神志清醒的成年人都被视为默认同意器官捐献。

在过去，英国的捐献模式是opt-in（需要主动登记才算同意）。

而随着“麦克斯和凯拉法案”的颁布，现在法律上的默认立场是：如果你没有明确反对（opt-out），就被视为同意捐献器官、组织、遗体。

只要符合以下所有条件，就会被视为默认同意捐赠：

年龄： 18岁及以上（苏格兰为16岁及以上）；

居住时间： 在去世前，在英国该地区（如英格兰）通常居住（Ordinarily Resident）满12个月；

精神能力： 在去世前具有理解该制度的行为能力。

注意——不限国籍。

按照英国的司法解释，这强调的是居住状态，不是护照或公民身份。所以，任何国籍的人（包括欧盟外移民）只要符合居住门槛，都在范围内，“这项设计是为了公平对待所有长期居民”。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刚到英国旅游、留学或工作的，由于你可能不了解英国的器官捐赠法律，法律规定在居住不满12个月的情况下，政府不能默认你同意捐赠。

但是一旦你住满12个月，你就会被自动纳入这个“默认同意”的系统。

当然，这并非强制性、不可撤销的，从法律上来说，你只要在NHS器官捐献登记系统（Organ Donor Register）中明确选择退出（opt-out）即可，而且即使意外真的发生，你的家属一般也有最终决定权。

目前中国依然是采取自愿签署、主动表态才能捐献器官与遗体，而且当事人死后家属同样有同意权和否决权，可国内依然普遍存在“签了同意以后就要意外死亡”、“大人物缺零件”的怀疑。

如果你是基于“做好最坏的打算”、“不要相信权贵的善良”的谨慎态度假设或者相信了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相关阴谋论，那么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现实主义的，毕竟实现这种担忧的条件是客观存在的。

可是如果你一边指责我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制度，直接把这和失踪人口做强关联，一边却在了解了英国的这种默认捐献模式或者美国这种“宽条件默认”捐献模式后又保持沉默或者回避，把“签了同意以后就要被死亡”、“失踪就是被拉去摘器官”的怀疑局限于中国，那么你的态度就非常可疑了。

四、经济斩杀线

1.“400美元应急”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就是美联储）有一个年度常态调查，Survey of Household Economics and Decisionmaking（SHED，美国家庭经济与决策调查），是《美国家庭经济福祉调查报告》（Report on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U.S. Households）的一部分，从2013年开始每年进行一次，主要评估美国成年人的经济福祉和财务脆弱性（Financial Fragility）。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consumerscommunities/shed.htm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publications/2025-economic-well-being-of-us-households-in-2024-executive-summary.htm

财务脆弱性关联着一个经典调查：Here's How Many Americans Can't Afford a $400 Emergency（“你是否能立即拿出400美元现金应对紧急情况？”）

https://www.investopedia.com/here-s-how-many-americans-can-t-afford-a-usd400-emergency-the-numbers-may-shock-you-11814788

这个“400美元应急”（Emergency savings measures $400）指标已成为衡量美国人财务脆弱性的关键标准，常被媒体和政策讨论引用。它反映了许多家庭缺乏足够流动储蓄，容易因小额意外陷入债务循环，尤其在低收入、少数族裔或租房者群体中更突出。

Sixty-three percent of adults said they would cover a hypothetical $400 emergency expense exclusively using cash or its equivalent, unchanged from 2022 and 2023 but down from a high of 68 percent in 2021.

3%的成年人表示，他们将仅使用现金或其等价物支付假设的400美元紧急费用，与2022年和2023年持平，但低于2021年的68%。

这意味着大约有37%的成年人无法完全用现金等价物覆盖。

在具体讨论$400假设性紧急开支的问题时，美联储的《Economic Well-Being of U.S. Households in 2024》报告明确指出：

Among the 37 percent of adults who would not have covered a $400 expense completely with cash or its equivalent, most would pay some other way, although some said that they would be unable to pay the expense at all. For those who could cover the expenses another way, the most common approach was to use a credit card and then carry a balance, and many indicated they would use multiple approaches. However, 13 percent of all adults said they would be unable to pay the expense by any means

在无法完全用现金或等价物支付400美元意外开支的37%成年人中，大多数人会通过其他方式支付，尽管其中部分人表示完全无力承担该笔支出。对于那些能以其他方式支付的人群，最常见的做法是使用信用卡且不一次性全额还款，许多人表示会结合多种方式。然而，13%的成年人表示他们将无法通过任何方式支付这笔费用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publications/files/2024-report-economic-well-being-us-households-202505.pdf

在最初的几年里，拿不出400美元应急的比例甚至更高（约40%-44%），但是这个数据的下降是因为通货膨胀，400 美元在 2025 年的购买力远不如 2013 年，这意味着美国人的抗风险能力实际上可能在萎缩。

2.Alice线

United for ALICE是目前美国社会研究里最接近“将要触发斩杀线”的概念之一。

Asset Limited, Income Constrained, Employed — households with income above the FPL, but below the basic cost of living.

资产有限、收入受限、有工作的家庭——收入高于联邦贫困线，但低于基本生活成本。

这个概念由美国的一个NGOUnited Way发起，用于识别和分析那些因为财务问题挣扎的家庭群体。

https://www.unitedforalice.org/

这些家庭有工作、收入高于联邦贫困线（FPL），但仍无法负担基本生活开销（如住房、食物、交通、医疗和育儿）的家庭。这些家庭往往生活在生存边缘，每月收入勉强够用，但没有储蓄或缓冲来应对意外事件。

这些人看起来不像穷困潦倒的人，他们是你的收银员、外卖员、育儿嫂甚至初级办公室职员。他们有工作，甚至可能有一辆破旧的二手车。

他们的收入超过了贫困线（所以没资格领食品券、拿廉租房补贴），但依然低于当地的家庭生存预算（Household Survival Budget）。

但是这些人的看风险能力极差（One emergency away from poverty），一次爆胎或一次感冒就可能让他们破产。

United for ALICE每年发布州级和县级的报告，使用标准化指标量化基本预算成本（如住房租金、食品价格、交通费用等），并与家庭收入比较。报告强调：这些家庭“被忽略”，因为他们不符合许多福利资格，但又无法积累财富。这种脆弱性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系统性议题。

全美约有 29% 的家庭属于 ALICE 群体，加上 13% 已经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全美总计约 42% 的家庭生活在“生存平衡线”以下。

美国的联邦贫困线约$31,200/年（家庭），你高于这个数就不是穷人，没补助。

但是按照United for ALICE的生存预算： 覆盖房租、托儿、路费、基础医保的最基本开支约 $81,000/年（家庭）。

这中间约$50,000的巨大真空地带就是“斩杀区间”。

3.贫困陷阱

贫困陷阱（Poverty Trap）是美国的另一个和“斩杀线”高度重合的概念，一般含义是经济学上的自我延续恶性循环，个人、家庭或社区由于资源匮乏而持续处于贫困状态，使得当事人很难在没有外部帮助的情况下摆脱贫困，往往意味着他们难以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和金融资本，或者福利制度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福利，从而造成不利影响。

这种问题来源于美国社会的一种高度耦合的制度结构。

一、信用体系高度中心化：

美国人地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与社会机会，都被压缩并映射到少数几个统一的信用评分与信用记录系统上，这些系统被广泛、同步地使用，一处受损，处处受限。

而美国的信用评分来源极少，一般来源于三大机构——Experian（益博睿），Equifax（艾可菲），TransUnion（环联）。

而对于美国人信用评估的主流模型一般是FICO评分（虽然还有VantageScore，但是使用率很低）。

FICO评分（FICO Score）是由费埃哲公司（Fair Isaac Corporation）提供的一种广泛使用的三位数信用评分（通常为300-850分），用于预测被评估对象的信用风险，并通过其还款历史、信用额度使用情况和账户年龄，帮助贷款机构决定贷款金额和利率。

分数越高，风险越低，贷款条件也越好。

例如，670-739分被认为是“良好”，800分以上则被认为是“优秀”，关键因素包括按时还款和较低的信用余额（使用率）。

这个评估系统是全美统一口径，全国联网，没有地方版、行业版的替代品。

信用分不只决定你能否办信用卡，它还直接决定了你的房租高低、车险保费、房贷、信用卡额度与利率、水电、手机合约、甚至某些行业的入职背调。

一旦由于失业导致债务违约，信用分暴跌，紧接着就是借贷成本飙升，形成第一道恶性循环。

而且这套评估体系的惩罚是“非线性的”，也就是credit cliff（信用断崖），也就是为何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斩杀线的原因之一。

你的信用分少了10分，并不意味着你的信用只是比原来差了一些，而是在跌破某个区间的时候利率突然飙升，一些申请直接被拒，甚至只能使用高风险的金融产品。

在这种信用系统下，触发“斩杀线”的流程通常是这样：

失业 → 现金流紧张

信用卡晚还一次

信用分下降

新租房被拒 / 只能高价租

生活成本上升

更依赖信用卡

再次逾期

信用进一步下滑

以上这套连招被称为Risk cascade（风险级联），是“斩杀线”的一种形态。

现在知道《入侵华尔街》里主角要刷信用卡的时候妻子为啥这么抵触了吧。

美国有那么多来自于中国的合法移民或者工作者，长期以来却很少有人向国内介绍FICO代表的美国信用评估系统（90%以上的顶级贷款机构使用FICO分数来评估借款风险），这直接导致了许多中国人在观察美国社会的时候存在巨大的常识性盲区。

许多华人移民来美后仍习惯全款买房买车、用现金或借记卡支付账单，而不是依赖信用卡或贷款，这导致很多华信用历史较短或“信用隐形”（credit invisible），没有积累高FICO分数的需求或经验。这直接导致了经济结算上华人和美国本土人产生了先天隔阂。

而建立信用需要时间（至少6个月信用历史才能生成FICO分数）。许多人初期通过华人社区内部网络（如教会、亲友借贷、合租）解决住房和财务，避免正式信贷系统。等需要大额贷款（如买房）时，才开始重视，但那时已错过早期分享机会。

（顺便一提，小红书的很多美国人会反复提醒想要移民或者去美国工作的人一落地就赶快办理开银行账户、申请信用卡，开始积累信用，这样在未来租房或者其他交易时就能省下大笔利息）

二、关键领域的高度市场化（有网友认为将其称为高度寡头和合谋化）：

医疗风险是美国最容易触发“斩杀线”的因素之一（尤其在低收入人群），美国现在超过60%的个人破产和医疗有关。

失业很容易导致你的医保丢失，COBRA续保（离职后的保险延续）极其昂贵，往往是一个月1500到2500美元，这对失业者来说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

如果你是在有工作的时候生病：

高额医疗账单 → 信用卡透支 → 信用受损 → 租房困难

然后这往往会触发“ 医疗失业”，导致保险失效， 疾病更难治疗，最后让你带着一身病到大街上睡觉。

还有教育，美国的大学学费由于市场化是在不断上涨的，部分顶尖大学每年的学费达到数万甚至十几万美元。

学生贷款成为许多家庭的唯一选择，这导致他们毕业后必须背负沉重的债务。根据美国联邦储备系统（Fed）的数据，学生贷款债务已经超过1.7万亿美元。

这种模式下，学生在选择就读的大学时，不仅要考虑学校的声誉和专业设置，还必须权衡能否承担高昂的学费与贷款。

而一旦家庭收入水平较低，或者没有办法借到足够的资金时，教育本身就成了社会流动的“门槛”，并且这门槛是越过了就难以摆脱的。

而且要注意——学生贷款同样会导致信用评分下降，奥巴马的学贷还了24年。

即使毕业生努力寻找工作并偿还贷款，长期的债务负担也会制约他的消费与生活质量，进入更深的贫困循环。

三、个人风险大量私有化：

这个概念尤其重要，几乎是“相信咱妈”的反义词，也是理解美国社会的一个关键。

有些人老是用“相信咱妈”来阴阳中国，但是这个说法就是默认了常态下的中国政府是要为风险兜底的。

但在美国，原本可以由社会或国家在制度层面统一分担的系统性风险，被美国制度性地拆分、转移并固定到个人与家庭层面，要求个人通过市场行为（购买、储蓄、投资、负债、自我管理）自行承担其后果。

当风险发生时，后果主要由个人承担，而不是由国家或集体兜底：

你必须事先自己买对、买全、买得起；

你必须在出事时仍然“合格”（比如符合保险评估，信用没有受损）；

你必须懂规则、能维权、能周旋。

在这个环境里，制度默认你应当独立承担风险，只有在你彻底失败之后，才能以有限、条件化的方式介入。

说成白话就是“人生的坑，联邦不帮你铺平，而是卖你工具，你如果没跳过去，摔下去算你自己的。”

这个设计是完全基于美国的市场环境产生的，它是一个有明确收益对象的制度选择，效率高，灵活，鼓励流动与创新，对高技能、高稳定性人群极友好。

但是这带来的缺点也显而易见——中低层承压，容错率极低，一次失误被放大，恢复成本高。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美国其实不是“最不管穷人的社会”，而是“最不替中间层吸收风险的社会之一”，这导致“斩杀线”很容易向中产开刀。

而美国保险销售中的“高拒赔率”现象，正是“个人风险大量私有化 + 信用社会”的必然副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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