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顾问与1925年省港大罢工

1925年6月19日，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此次罢工由共产党人苏兆征、邓中夏领导，历时1年零4个月，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这次大罢工有效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经济的统治，并且让广州的金融得到了保障。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 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为了帮助中国革命, 先后派出了多批政治、军事顾问来到中国, 他们中的大多数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远离祖国, 真心诚意地献身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 、给予中国革命以有益的帮助和指导, 但也不可否认其中某些人在某些重大决策中犯有严重失误, 而给中国革命带来损失。

省港罢工期间, 在当时的南方广州革命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 已云集了一批以鲍罗廷和加伦将军为首的苏联政治、军事顾问。他们从总体上来说, 对于省港罢工这一直接支持和帮助广州革命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群众革命运动持以热情支持和歌颂的态度。

发生于1925—1926年的广东和香港、长达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是世界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运动

鲍罗廷在1925年10月所撰写的《和平的广东与衰落的香港》一文, 即高度评价了罢工与广州政府之间不可割裂的相互关系。他说, “ 站在广州革命政府后面的, 还有许多工人、商人和农民。现在广东有三万罢工的工人, 他们在三个月前, 就开始与帝国主义奋斗, 此次革命军出发东江, 直接是打陈林反革命军阀, 间接便是打英帝国主义。所以现在广东三万罢工工人与出发东江的革命军, 犹如左右手一样, 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此次省港罢工失败, 则此次东征亦难制胜反之, 若此次东征失败, 则罢工必受摧残而消灭, 如同现在汕头—被敌军占据, 马上就禁止罢工, 强迫工人去上工一样。所以现在在广州的工人必尽力帮助革命军来打倒共同的敌人。”

省港罢工发生后, 英帝国主义一再叫嚣要用武力进攻广州, 而又终未敢动手。鲍罗廷在此文中分析其原因时指出, 除了英国本土的工人正在酝酿着全国总罢工的风暴而后顾不暇之外, 主要是“此次因上海五姗惨案使他们在中国的威信失落，在广东方面不能用武力千涉, 因若用武力干涉广东，恐激起全国更猛烈之运动抗议英国。” 接着他又写道, “这几天内, 我们看见革命的军人，一队又一队往前敌去, 许多罢工工人帮助军人输送, 也一队一队往前敌去, 同时做宣传的人,也都赴前敌宣传去了。这次赴前敌, 就是要使香港政府的别一种方法—勾结陈林等扰乱东江—打个消灭。”

鲍罗廷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这样的归纳“总结起来说，在广东革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状况，革命与反革命分化得如此清楚，各界人民如此的团结，拥护革命政府，以打倒一切反革命派。”

1925年11月7日, 在广州各界欢宴苏俄十月革命八周年的大会上, 鲍罗廷又高度赞扬了“几个月来食不饱寝不安的几万罢工工友。他们的牺牲也不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争民族之平等自由。”进而他又热情鼓励与会者说, “真正革命的同志联合在一块，同做革命的工作，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 就是在乎自己能牺牲。”

早期就来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 在1930年回国后撰写的一篇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中, 且不论其各种看法是否正确,但他对省港罢工的论述还是较客观公正的，文章说，当时“广州有几万人连续罢工数月，反对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罢工委员会是一股同广州政府旗鼓相当的很大力量。广州政府反对英帝国主义和内部封建买办反革命势力的一切措施，都要依靠共产党广东省委领导的罢工委员会。”

他又因此而认为，“由于这一事件，民族革命运动基地——广州的作用较之从前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影响第一次遍及全中国，香港工人抵制性罢工成为这个时期的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 

苏联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学者卡尔图诺娃, 在其所著述的《加伦在中国》一书中,多次提到当时的军事总顾间加伦将军, 在具体指导国民革命军制订战略战役方针的同时, “加伦积极参与解决工人运动和农会活动的一系列间题，例如他多次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研究省港大罢工间题的会议，提出切合适宜的建议”。关于上述这些情形, 在《加伦致朱培德将军的苏联顾间马采伊利克的书信摘抄》中, 军事总顾问曾详细记述了发动和组织铁路工人罢工的计划：

“为了举行罢工, 在所有三条铁路线上都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机车正陆续调往我军驻地。北线的机车大都已调往韶关, 只留下三部机车同广州进行联系, 这三部机车也是随时都能破坏的。现在, 工人们纷纷把机车零件带回家去。广九线上的机车调动不力,至今成效甚微。原因是措施不利。我已建议逐步将北线的机车全部开到韶关去, 把广九线的机车全部开到平湖以南, 并就地建立必要的燃料基地。所有未及开走的机车都要由罢工工人把它弄得不能开动。罢工或于叛军出动之日, 或于我方下令时开始。”

沙基惨案发生后, 在苏联顾问之间也展开了极为严肃而有意思的研讨, 加伦是这样写的, 

“有人郑重提出攻占沙面和进攻香港的问题。少数人认为, 广州公开向帝国主义宣战, 有助于全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更加高涨, 并可导致全国各地普遍与外国人公开进行车争。在他们看来, 为达到此目的, 即使冒广州沦陷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因为这次同帝国主义较量的结果, 必将促使中国进一步革命化, 所以丢了广州也值得。英国若进攻广州, 他们在进攻之前尚须调动兵力, 考虑调兵所须时间, 从英国进攻广州, 到广州进攻香港, 其间有一至两个月的时间。

多数人不赞成这一观点, 理由是广州在同全国其他地区联系中断同北方各省的联系均通过香港, 惨案发生的当天, 这种联系即被英国人切断的情况下对英宣战, 会造成孤军作战的局面, 也无助于其他省份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 其结果, 广州将白白沦陷。不过, 如果沙基惨案能引起全国的反响, 能导致民族运动的高涨, 则多数人并不反对对英宣战”。

幸亏大多数顾问并不赞成进攻香港。当然, 象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 要不然中国革命的进程或许会是另一副样子。

至于在广东的其他苏联顾问, 大都对省港罢工是热情支持和充分肯定的。切列潘诺夫在所著《中国国民革命军》一书中, 是这样评价这次罢工的意义, 

“华南的无产阶级利用有利局势奋起斗争。省港大罢工已经持续了又个月之久。到年初, 广州政权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善。两年之前, 它的月收入仅为三十万元, 现在已经增加到五百万元。我们这些深入南方政治斗争中心的人都知道, 这功劳首先应归于谁。决定性的作用属于中国的无产者。”

​曾任黄埔军校顾问的契列潘诺夫

1926年3月, 以苏联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苏共中央执行委员布勃诺夫为首的一个委员会来到广州, 他在考察了广东的情况后, 对省港罢工及广东的工人运动却得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

“罢工使工人阶级与广州政府结合, 但是罢工的时间拖得太久了, 目前, 罢工既有同盟歇业的性质, 也有以此为手段来封锁香港和保护广州经济利益的性质。在当今形势下, 旷日持久的罢工迟早会给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和广州群众中的影响造成危害, 因为工人会产生一种他已履行了自己对国民政府应尽义务的心理。” 

因此, 布勃诺夫主张结束罢工。至于“广州和广东的工会无任何显著成绩可言, 工作完全不得要领。工会的群众工作非常薄弱, 同群众的联系太差不了解群众的生活, 不善于体察群众的心理, 与群众搭不上钩, 等等。对工商业的经济斗争几乎不去领导。” ① 叫人不可思议的是, 当时在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下的生气勃勃的广州工人运动, 竟然在这位苏联“最著名的活动家之一”的显要人物眼中是如此糟糕。也许, 这正如我们常说的, 叫做“ 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 。

共产国际出于对世界革命总体战略考虑出发, 对中国工人阶级反帝运动, 特别是对省港罢工的作用和意义是有一个逐步提高和深化的过程, 即便如此, 由于其远在莫斯科遥控指导, 因此, 它所作出的一些决议和报告, 难免有空泛说教之处。英国共产党代表的发言虽然要慷慨激昂一些, 可惜的是, 其本身在1925—1926年间英国大罢工中也未能发挥多大的领导作用。诚然, 我们还是应该感谢近三百万英国工人阶级的总罢工所给予英国的打击, 从而声援和牵制了敌人。至于共产国际的当时主要领导人, 对一年间中国的工人运动的迅猛高涨, 则始终是平心静气得很。与之相反, 那些深入中国革命斗争第一线的苏联顾问们所给予省港大罢工的充分肯定和热忱帮助, 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