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阔的刚果地区，沦为了小国国王的黑暗领地

文：维舟

在所有曾沦为殖民地的国家中，刚果金的经历是最为离奇而悲惨的。这个非洲第二大国当年既不是屈服于西方列强中的某个殖民强国，也不是被诸如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组织严密的特许企业所蚕食，甚至都不是被科尔特斯、皮萨罗这样的冒险家率领军队攻陷，而纯粹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个人野心的牺牲品。这种野心并不是那种古老的土地征服的欲望，倒不如说是一种想要拼命赚钱的浮士德式资本主义冲动，他身上“资本家”的那一面远远压倒了“征服者”的那一面，因此，这位国王毕生都不曾踏足这块自己私人控制的领地，也因此从未看到一滴因掠夺杀戮流出的血，但却留下了历史上最残暴的征服者都难以想像的残酷记忆。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1835—1909）

马克思曾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番话用在这段历史上是再确切不过了。撇开道德因素，纯粹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利润极其丰厚的那些生意当然最值得投入，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就是完全不需要任何“成本”。为此，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通常都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残酷无情对待自然界和奴隶劳动力。近代的西方人在殖民地肆意采矿、伐木、滥捕滥杀那些有经济价值的野生动物，不惜满手肮脏地驱使奴隶，说到底都是因为这些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根本不花钱”。正如《美国企业史》中所说的，19世纪镀金时代的美国富豪狂热地积累他的利润，假如为此要“在十年内把六个州的森林全部砍光，他将乐于让后人自己照应自己”。

非洲中部地区的不幸在于：它的确很丰饶。刚果金是世界上铜矿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尽管这是后来才探明的，但至少一目了然的是：这儿有着非洲最大的热带雨林区，木材、象牙极为丰富，土壤和气候也非常适合栽种橡胶树。象牙是尤其值钱的东西，当时的欧洲商人都在疯狂高价收购这种用途广泛的商品，而且最完美的是，它像毒品、贵金属一样，价值高而占用空间小，一头普通非洲象的象牙足可制作数百个琴键或几千个假牙。

1874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利横穿黑非洲后，他想要“开发”这块处女地的提议被专注于殖民南非的英国政府冷落，但却得到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热切支持。这位国王早就在世界地图上到处搜寻能实现自己殖民帝国梦想的落脚点，而盛产象牙的刚果盆地显然是理想的猎物——只要无情地压榨当地人，象牙和木材足以偿付他在当地建立“贸易站”的前期资本投入。唯一的问题是1860年代的欧洲已经开始出现越来越强的反对奴隶制呼声，但这也难不倒他。比利时当时是一个没有殖民地的小国，但也正因此，利奥波德二世可以宣称没有任何殖民野心，并且利用他身为国王的身份进行广泛的周旋，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反对非洲奴隶贸易、推进当地社会进步的倡导者。这种虚伪是这段历史中最讽刺的一幕：悲惨的掠夺与杀戮，竟然是在人道主义和科学考察的幌子下进行的。

受雇于比利时王室的英国人亨利·斯坦利（1841—1904）

他的迂回策略大获成功。1885年，这个由他个人控制的“刚果自由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甚至还得到了比利时议会提供的巨额无息贷款来支持他在刚果从事的“人道主义工作”，因为他承诺将刚果自由邦作为自己财产的一部分“赠送”给比利时。要理解刚果金的历史为何如此悲惨，这可能也是一个关键点：相比起那些由列强的殖民部或组织严密的特许公司所控制的殖民地，被个人控制的领地更容易受到权力的任意处置，在他眼里，这就是他的私产，自己怎么做都可以。至于对后人和当地人的影响，那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反正他们都无法跑过来摁住他的双手。

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显示出它是一种特别短视的文明。获利是当下的、自己的，而长远的代价则由别处、别人来承担。很多国家甚至对本国的开发都采取类似的方式。正如《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中所说的，“有数百年时间，巴西人都是寅吃卯粮，消耗本应留给下一代的东西来维生”，他们之所以能以低价咖啡攻占世界市场，就在于土地便宜而肥沃，为此恣意砍烧树木后栽种咖啡幼苗，没有遮阳，没有施肥，除了锄，没用其他工具，等土地肥力耗尽后再换另一块森林摧残。其结果，巴西大西洋沿岸的森林被完全毁坏。利奥波德国王只不过是把这种掠夺性的逻辑发挥到了空前残酷的地步罢了，更何况在他眼里那些非洲中部的野蛮人甚至根本不能算是人类，驱使、奴役、杀戮他们，可能就跟北美殖民者疯狂滥捕滥杀野牛没什么本质区别。正如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所证明的，大屠杀这样极端的状况并不像广泛认为的那样，是现代性的一个例外和失败，它其实是现代性的产物；如果我们把利奥波德二世在中部非洲的所作所为仅仅看作是孤例，那么也会犯下同样的错误。

最终，这位国王通过他的黑暗帝国掠夺了2.2亿法郎（约合今天的11亿美元），满足了他“死时是亿万富翁”的愿望，但他却公开宣称“作为刚果的管理者，我没有任何薪水”。这是又一个例证：当一个统治者宣称自己完全无私时，一定要小心。不过，值得留意的一点是：尽管他在刚果河流域为所欲为，但他在比利时国内却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劣迹。在那里，他是一个受宪法约束的君主，王室的权力逐渐让位于选举产生的议会，尽管他对此牢骚不断，但事实却正如书中所言，“利奥波德对这块辽阔土地的独裁统治与他在国内越来越小的权力形成鲜明对比”。1880-1920年间，刚果盆地的人口在其残酷统治下减少了大约一半，总数高达骇人的1000万，这说到底都是因为他和他的人在那里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这也是自西班牙帝国以来的欧洲政治传统之一：在远方缔造帝国能为国王和权贵避开国内的限制，在海外可以用一种更为家产制的方式尝试在国内不能做的事。实际上，不要说是这些人，就算是美国，在海外施展其力量时也比在国内肆无忌惮得多。

比利时王室的殖民鹰犬很喜欢对不听话的刚果人处以砍手的刑罚

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他凭借自己的国王身份，在欧洲施展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公关活动，成功地瞒过了西方上流社会和公众舆论，但最终揭露其残酷统治真相的大多都是一些小人物。1890年率先站出来的乔治·威廉姆斯是一个美国黑人传教士、艾德蒙·莫雷尔是英国利物浦船运公司的职员和记者、爱尔兰血统的罗杰·凯斯门特是英国基层外交官。正如《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中所说的，“对犯罪的斗争是由利益团体王国里的侏儒而不是巨人来发动的。”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更少利益牵扯，也因为他们通常更多站在第一线了解实际发生的内情。

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站出来的揭露真相的批评者不一定、也没必要是道德完人。威廉姆斯身为传教士，却在外吹牛说自己拿到过事实上从未获得的博士学位，甚至在致利奥波德国王的公开信中还假称自己是上校，不仅如此，他还赖账、隐瞒未婚妻自己其实在美国已有妻儿；莫雷尔则固执、很少承认错误，甚至对非洲人带有某些种族偏见；至于凯斯门特则是一个隐蔽的同性恋——这在那个时代一旦公开，足以让他身败名裂。很多人（我们中国人尤其容易）倾向于认为，一个人如果自己在道德上都不完美，那就没有“资格”去批评指责别人。事实上，很多政府在面对批评时常玩的手法之一，就是指出批评者在道德上可疑，甚至进而去搞臭他，使得公众不去采信他的证言。但在一个公共舆论的时代，一个批评者本身的道德如何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所说的究竟是否事实。

当然，正确的声音不一定最响亮，要让公众了解真相，宣传技巧和道德感同样重要。虽然书中认为斯坦利在叙述自己探险经历时“极擅夸张”，而利奥波德二世在操纵自己宣传机器时也“精于伪装”，但公平地说，莫雷尔这样的“好人”也和“大反派”一样，都必须善于运用媒体来赢得公众倾听。他们面对的是同一群公众：19世纪被新兴的报纸和杂志所形塑自己观念的社会中坚力量，夸张、激烈批判和伪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了迎合他们的立场。利奥波德二世之所以需要伪装，是因公开实行奴隶制已不得人心，违背时代潮流；斯坦利的夸张叙述也是因为那时的人们喜欢读的就是这类惊险刺激的历险故事，否则他的游记就不可能大卖；甚至是莫雷尔，即便站在正义的立场上，他懂得向公众说话的天赋也极其重要——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确信，理应当做点什么来阻止利奥波德国王。

如果说利奥波德国王在构筑其黑暗帝国的时候，想的是满足自己的野心和牟利冲动，那么站在他对立面揭发真相的人则更多是出于一种道德和人类生存权利的捍卫。这种对立在西方近代史上屡屡出现，我们中国人也不陌生：当年那些英国的鸦片贩子都坚称，“生意”与道德无关，自己往中国运载鸦片只是为了“满足中国人需求”；而最早站出来批评这种观点的另一群英国人则不安地认为，这在道德和宗教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是在犯罪。这是第一代批判者自然持有的视角，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其中，比利时人、更不用说中非土著的声音都是缺席的，这也是为什么国王能如此为所欲为：要制止他的行为，这两群人的反对本应是他最为顾忌的。

如今，我们作为后人更关注的则是另一个问题：如何清除那些有毒的遗产。毕竟，当初的那些不计后果的做法，通常正是后来的一代代人在承受代价。在刚果金，“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仍然盘桓未去，他的统治所造成的深远后果迄今清晰可见。这种特殊的“存在于当下的历史”（history in present）迟迟不肯退场，它仍不时以其强大的惯性骚扰着生者。这也是历史研究的价值，它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而这本身意味着一种批判性的反思。

《丁丁在刚果》旧版本中丁丁捕猎犀牛的情节在1975年被删除。在老的版本中，丁丁在犀牛的背上钻了一个洞填入火药并点燃，然后犀牛爆炸了。在1931年版中，丁丁给黑人小孩上课时讲课的内容是“我们的祖国——比利时”，而更改后的内容是"2+2=?"。 2004年，中国CCTV在引进《丁丁历险记》动画版时剔除了《丁丁在刚果》和《丁丁在苏联》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