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杀线”反而体现了美国的“高人权”？——驳一种对美国“斩杀线”的辩护

     在对“美国斩杀线”的讨论中，为美国资产阶级辩护的人大都釆取3种策略：

     1.否定：没有这回事，或提出“斩杀线”的牢A不可信；

     2.打平：中国也有“斩杀线”，谁也别说谁；

     3.诛心：谁关心“斩杀线”，谁就是“赢学家”，是对美国最㡳层的穷人的困境幸灾乐祸，满足自己虚幻的优越感。

     当然，这3种策略也可以结合起来用：1+2、1+3组合，效果更好；从1让步到2再加上3，则层次感更强，庶几可立于不败之地。

     但一般人想不到的是还有策略4——“反向诠释”：不错，美国有斩杀线而中国没有，但这恰恰说明美国比中国更文明，更先进。

     这当然堪称“反败为胜”的妙手，但你可能觉得这种“反向诠释”也太匪夷所思了，怎么能说得通呢？

     可要不怎么说资本主义卫道士都是人中龙凤天赋异禀呢？在你看来难若登天，在人家那里是轻车熟路。

      有一位叫“由嘉”的up主采用的就是策略4。她声称美国“斩杀线”的形成是因为美国法律对房屋租客和劳动者的利益的保护太多、太严了。据她说这种保护结果是形成了“低端市场真空”：

      1.美国的住房租赁法倾向于保护租客利益，租客欠交房租，房东既不能断水断电，也不能直接驱逐，而必须走昂贵且费时的诉讼程序（据她说要费时一年多花费上万美元），胜诉才能将租客逐出。这就很容易产生租客有恃无恐地欠交房租的“霸租”现象。而这种现象多发于那些租客资金不足的短期、低价租赁交易中。这就导致房东不愿意将房子租给穷人，致使这一块面向穷人的低端房屋租赁市场因为没有供应方而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收入低于一定阈值的穷人就很容易因为租不到房而流落街头成为“斩杀线”的牺牲品。

     2.美国有工会、最低工资法、零工法等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法律，不允许雇主给员工的待遇太差，而且执行得很严。这同样抬高了雇佣门槛，导致低端的劳动力市场因为没有合法的需求方而萎缩乃至消失。很多美国本土的简单体力劳动者找不到适合他们的合法工作而跌落“斩杀线”。反倒是非法移民因为不受最低工资法保护，又担心暴露非法身份而不敢举报雇主，是雇主可以放心低价雇佣的对象，因而能够找到一条活路而不致于被“斩杀”。

     3.中国的社会保障投入在GDP的占比远不如美国，也不关心租客和劳动者权益，所以对租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没有美国那么多那么严的“合规监管”。所以在中国，房东把一套房隔成五六间廉价出租，没人管；“三和大神”打日结工，低待遇无保障，做一天玩三天，也没人管。这反而让中国的房屋租赁与就业都有了充分的、下沉的合法低端市场，只要愿意干点活儿比如做个简单测试然后跑外卖，都不愁最基本的吃穿住，多少还能攒些钱，因此不会跌落“斩杀线”。

     所以你看，“斩杀线”一到了美国反而高大上了，体现出美国比中国更为“文明、人道、先进”。这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秦晖先生认为中国崛起是因为“低人权优势”并认为印度的“人权保障”优于中国，发展不如中国是因为印度“太民主”，中国的社会福利不是“低福利”而是“负福利”……其实是异曲同工的。

     但对“由嘉”这些观点，一开始我是部分认同的。因为我读《资本论》等著作了解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往往没有正确的选项，你怎么做都是错的，甚至你以为在帮穷人但其实是在害穷人。比如立法禁止雇佣童工，谁都知道是为了儿童好，可是W·库克·泰勒在《工厂和工厂制度》（1844年版）一书中指出：

     “工人的孩子有嘴，必须吃饭，他们有躯体，必须穿衣，他们有头脑，应当受到教育，他们有感情，也必须加以引导。

       于是，如果父母亲不可能提供这些必需品——他们显然是办不到的——就完全必须由孩子们自己协助父母去取得。禁止童工劳动，无异于取消供养儿童的手段，将童工劳动限制在极狭窄的界限内，等于减去得不到救济的倒霉人的一顿午餐或晚餐……做父母的单纯出于需要被迫把孩子送去干活，舍此，他们无法供养孩子，使他们舒适，也往往无法使孩子们摆脱堕落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某种特殊的偏见或硬心肠，但我们只好难过地承认：我们宁可看到男女童工在工厂挣口饭吃，而不愿意看他们在路旁挨饿，在人行道上受冻，甚或被专车送 去感化院……”（转引自E·罗伊斯顿·派克 编  吴宣豪 译《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88-190页）

      所以从理论上说，“由嘉”讲的“低端市场真空”是有可能出现的。

     但问题是，我们不会像她那样认为这是“受到尊重的劳动者在民主制度加持下失去了受到惨重剥削的机会”，而会认为是资本主义系统锁闭导致的劳动群体的“博弈策略集”的整体劣化，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劳动者在一种场合下的权益增进总要以他在另一场合下的更大损失为代价。

      至于美国社会福利开支占比高于中国，认真生活的穷人乃至“中产”却容易跌入斩杀线，这并不能令人觉得美国“对穷人好”，反而令人怀疑这些叫作“社会福利”的开支究竟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新奥尔良2005年飓风后，直到2007年的报告中，该市46万居民中只有不到一半返回了家园，居民中的60％仍然没有用上电，一半的医院都还处于封锁状态，再次营业的托儿所也只有受灾前的23%。尽管政府公布，为了紧急救助和清扫废墟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但截至2007年底，新奥尔良市发生洪水时出现的废物仍有1/3留在街上。布什政府拨给一家民营企业——哈利伯顿公司的子公司——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进行灾后重建所需的5亿美元，但没人知道这笔钱去了哪里。受灾地区租赁住宅的租金上升到了灾前的3倍，贫困阶层不断地被赶出家门，与此成比例的是居民的自杀率也跃升到了受灾前的3倍。（（日）堤未果 著  殷雨涵 谢志海 译《贫困大国美国》，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29-30页）此外，美国老年人保健的“公费医疗”从里根政府时期开始实行“定额支付制度”，即将所有的疾病分为468种诊断类型，政府根据疾病的诊断类型而不是实际花费的数额来向医院方面支付规定数额资金的制度。在按照实收数额支付制度的时期，服务量越多，医院方面的收入就会越高。但是，在这种DRG定额支付制度的时期，医疗服务的量越减少，医院方面的收入就会越高。在DRG体制中，医院必须削减医疗服务成本而提高利益，这种制度的目的是减少住院费用。而这就迫使医院让需要住院的患者提前出院并发生多次拒绝接收重症患者事件。（同上，52-53页）

      将中国“三和大神”如此“摆烂”也不担心跌落斩杀线归因于“中国不关心劳动者权益任其自生自灭反而无意中保留了低端劳动力市场”的观点，至少是完全忽略了以下因素：

      1.中国相对低廉的生活必需品价格包括水电气网等公共服务保证了“三和大神”的基本生活；

      2.中国农村的土地公有制度保证大部分“三和大神”均有还乡这条退路；

      3.中国良好的社会治安状况保证了“三和大神”基本的人身财产安全；

      4.中国的医疗体系不会将“三和大神”或任何人逼到像美国很多中低收入人士一样一得病就得服用阿片类药物乃至芬太尼等来镇痛以致滥用药物的地步。

      前3点众所周知，我们不必多讲，只说一下与“斩杀线”联系更直接的第4点：

     20世纪90年代，在医药企业的游说和联邦政府的推动下，美国人开始大量使用处方和非处方阿片类药物。据统计，占世界总人口 5% 的美国消费了全球80% 以上的阿片类药物。1991-2011年间，美国零售的阿片类处方药从0.76 亿增至 2.19亿份；对药物的依赖又让人们不断追求药效更强的药物，2002年只有1/6的患者会选择比吗啡更强效的药物，而2012年这一比例已达到1/3。“美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有约200万人患有与阿片类处方药相关的药物失调症，美国药物滥用致死案中有超过一半是因滥用合法处方药所致。同时，美国因滥用阿片类药物致死的案例也急剧上升。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2015年有超过3.3万名美国人死于滥用阿片类药物，首次超过枪支和车祸的致死数量，跃居美国人意外致死原因的首位；2016年的死亡人数达4.2万，平均每天有115位美国人因此而死亡；2017年的死亡人数初步统计为4.9万，预计这一数字还将继续攀升。美国禁毒署指出“药剂过量致死，尤其是处方药和海洛因致死，已经达到疫病的程度”。在阿片类药物中，人工合成芬太尼因药效强、价格低、运输易而迅速泛滥，其毒性可达海洛因的50倍，并常常被混入海洛因等毒品之中，让人容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过量服用，成为当前危害最大的阿片类药物。药物滥用成为50岁以下美国人致死的最大原因，其中2/3的死亡案是阿片类药物所致，而长期受疼痛困扰的老年人也深受其害。从族群分布看，超过八成的阿片类药物滥用者是非拉丁裔白人。从地理分布看，美国大城市是重灾区，内陆乡村地区由于医疗基础设施落后、失业率居高不下和意识薄弱，这一问题也日益严重。美中部地区的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怀俄明州、蒙大拿州、爱达荷州、威斯康星州、密苏里州、西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已形成一条“阿片带”(opioid belt)。（袁莎《美国阿片类药物危机及中美禁毒合作》，《和平与发展》2019年第1期）

     由此可见，将美国有“斩杀线”而中国没有归因为美国穷人享有更高的“人权”是错误的。我们相信美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比中国大多数老百姓要高很多，但享受更高生活水平的美国人仍然有一定机率跌入斩杀线，并不是因为他们享有的“人权”太多因而无法受用中国式的“低档生活”，而是因为社会主义中国愿意而且能够做的很多直接或间接普惠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并不一定甚至主要并不体现在直接的社会福利开支上——比如中国的国家电网肯定不属于福利事业，但它确实提供了充足、可靠、便宜的电力，而这从根本上保证了普通乃至低收入百姓的生活质量），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做到。换言之，不是因为美国誓死捍卫穷人吃肉靡的权利导致大家无法喝稀粥，而是中国真的将肉靡压到了白菜价让穷人也能在稀粥里掺着喝而美国做不到。

     另外，还要指出“由嘉”话语中的几个事实问题：

    1.牢A说他看到的跌入斩杀线的人有一些是有工作的（如建筑工人），这些有工作仍然被斩杀的人能用“低端就业市场真空”来解释吗？

    2.美国房东对欠交房租而不愿迁出的租客可以启动“简易驱逐程序”，平均大约48天左右即可将租客逐出（周珺《美国住房租赁法的转型：从出租人优位到承租人优位》，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177-178页），并不像由嘉说那样要旷日持久到一年以上。而马修·德斯蒙德的《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胡䜣谆 郑焕升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一书提供了房东（据该书第12页，此房东专营针对穷人的低端租赁市场，说明这种市场并非由嘉说的“真空”）应用该程序驱逐欠租房客的具体案例（28-29页）。

     3.由嘉直播的背景板上有这样一段标注来自纽约市房屋租赁法律的条文： “A tenant may begin a licensee holdover proceeding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apartment / home or evict a guest when a guest has been in the apartment for more than 30 days and is refusing to leave . A licensee is someone that the tenant has invited to live in the home without  permission of the landlord and does not pay rent .”她解释此条是说纽约的房屋租赁关系要成立很容易，只要住满30天，然后房东就不能再驱逐房客了。但这段文字其实是说：“当租客邀请的客人在住宅内居住超过30天且拒绝离开时，租客可启动被许可人滞留诉讼程序，收回房屋或驱逐该客人。此处的‘被许可人’指经租客邀请入住但未经房东许可且不支付租金的人员。”完全不是由嘉说的那个意思。

     总之，由嘉这种明知是美国的阴暗面却还要吮痈舐痔的说法，无异于说美国底层人民配不上美国的“高人权”，是对他们的残酷侮辱。同时，这也是对她的中国受众的严重误导——本来我们都认为中国的社会福利不尽如人意是因为政府管得还不够，可按照她的逻辑势必推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因为中国政府不管老百姓的冷暖，任其自生自灭，中国才没有斩杀线，而中国政府一管，一方面限制了交易自由消灭了下沉市场，一方面中国的福利开支还不如美国，那当然非管出比美国还厉害的“斩杀线”不可。这样她就不但抹煞了中国政府改善民生的巨大努力，还试图以资产阶级极右派的新自由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来带节奏，破坏群众对政府的信任，阻碍各种有利民生保障的政策的出台与实施。

      其实，中国人民关注美国的“斩杀线”——这条“斩杀线”在《美国怎么了？》（安妮·凯斯 安格斯·迪顿 著 杨静娴 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一书中已经被部分讨论了，两位作者将其归为“自杀、药物成瘾、酒精中毒”这三大死因并统称为“Deaths of despair（绝望而死）”（第16-17页）——原因完全不像有些心理阴暗的人以及度人的那样是为了寻找什么“优越感”。一方面，这是出于对天下所有遇到困难的劳动者的阶级感情，另一方面是见美国之“不贤”而内自省也，希望我们国家能引以为戒，将“投资于人”的民生保障做得更好。

      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初心和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