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只批判，不建设吗？

上个世纪中叶，美国极具个性和批判性的著名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 (C. Wright Mills)在一份自传体书信中与一位假想的名为“托瓦里奇”的人通信，其中一部分谈及了知识分子的生存与责任，以及该如何参与社会。米尔斯曾有一句名言“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

当今天我们书写科学的前沿进展、科学背后的深邃思想源流和表达各种意见时，都是科学知识分子共同建设科学文化并反哺社会的重要力量，我们也自然地面临知识分子所主动或被动地要思考的与自身存在和社会影响密切相关的各种命题。想必今天的我们可以从米尔斯的书信中找到共鸣和启迪，也许你会更有动力，在新的一年，拿起笔，去写作！

祝愿各位读者新年快乐！

下文节选自米尔斯书信与自信集，标题为编者所拟。

翻译 | 孙宇凡

编辑 | 婉燕

部分摘编自公众号“社会学理论大缸”

C.赖特·米尔斯（1916-1962）

当一个真正的知识人，意味着必须在一些重大但未必“宏大其词”的选择之间作出取舍。第一个选择涉及日常生活，可以这样表述：大多数人沉浸在自己熟悉的生活圈层里，接受自己的位置，认同它的价值观，认为那才是“最宜人的生活”。毕竟，家庭日常、孩子的笑脸、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比如大学教授），几年发表一篇文章，再写本教材，这不就是一种不错的生活吗？今天的许多人，恐怕会立刻点头说：当然是的。

另一种选择，则可以用一连串问题来提出：我是否应该以某个超越日常、超越私人领域的“项目”为我生活的中心？我是否愿意在必要时与日常世界保持紧张甚至对抗？我是否愿意不仅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也当作某种“理性之声”的代表？

这里的关键词是“项目”或“计划”（project），这是我从西蒙娜·德·波伏娃那里学来的。她是位令人钦佩的女性，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向，如果你还没读过她——尤其如果你是女性，或者认识一位女性——那么你该去读。另一个词是“标准”，我指的是你为自己设定的那些要求。与其说你为“思想”而活，不如说你离不开思想——否则，你其实也可以“存在”，但不会真正“活着”。你不会甘心成为日常庸常和体制强制的奴隶。

大多数人不会去追逐遥不可及的东西，但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科学家就是要去够那看似够不到的地方。这几乎是他们的职业本能——望着画布，盯着手稿，反复推敲一个公式，他们总觉得“还不够好”，甚至觉得永远不可能“够好”。

对世界的走向感到不满，并不意味着你是个消极的人；对世界感到焦虑，也不意味着你对自己没信心。即使某些生活经验可能是必然疏离的，你仍能保有体验生命的能力。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可以适当地与世隔绝，而不是被时代异化；你可以生活在一个“过度发达”的社会，而不必沦为一个“未发育完全”的人。

关键在于：你如何逃避自身和所处世界中那些令人不快的部分。每一个有活力的人，都时常“逃走”，并不断策划下一次逃离，希望从中更多认识自己和世界。因为逃离的意义不在于逃离本身（那只会让你原地踏步），而在于你如何选择、如何使用它。

你我，托瓦里奇（同志。按：米尔斯虚构的收信人/对话伙伴），都是学生、写作者与读者；我们属于比任何国家机器都更宏大的共同体。我们的忠诚——如果非要用这词的话——指向的是超越任何一个国家之上的东西。政治上的忠诚，应当服从于理性，而理性的边界不由国界划定。

这是我们对话能继续下去的关键前提：知识分子的生活不属于某个国家，知识的生产本质上就是跨国的。知识分子的思维，是通过一个国际性的过程塑形的，他们的工作，也总是在全球范围内流通。

理性与感性的国际主义，并不是某种抽象的口号，也并不遥远。你可以在街角书店找到它，也可以在市中心图书馆里找到。它像钢梁带来的触感一样坚硬，像竹笋初生的姿态一样具体，像“自然”或“人类”这样的观念一样普遍。

这种国际主义，根植于知识分子的基本准则：一切信念都应当经由个人理性批判而成立；一切道德与审美偏好，都应当成为自觉自我修养的产物。除此之外，所谓“自由使用心智”就毫无意义，自我解放也就不过是一句空话。

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始终试图做一件事——虽然方式各不相同——那就是：描绘并戏剧化我们所处时代的本质特征。无论我写的是劳工领袖还是农民，企业高管还是波多黎各移民，办公室职员还是家庭主妇，我总试图把他们当作20世纪这出戏剧中的角色来理解。

我常常失败，今后还会失败，但那依然是我所追求的方向。

一个好的写作者，会试图把私人生活与公共事务联结起来。他会通过让私人生活变得“具有公共意义”来丰富它；同时，又会为公共事务注入人类意义，使其不再冷硬，而是能容纳、甚至邀请多种体面生活形式的出现。

我们不应把“私人”和“公共”割裂开来。因为衡量公共事务是否合理的标准，始终应该是它允许何种私人生活。然而，我们如今所面对的一大陷阱，就是以为私人生活的困境和公共生活的危机可以各自分开解决。写作者真正需要做的，是把这些陷阱逐一转化为任务来处理。

我们太习惯扮演“困兽”，以至忘记自己不仅仅是兽，也不仅仅是困的。

我们还应记住一件事（我自己也常常忘记）：不要低估哪怕极少量的思想传播所能产生的效力——尤其是那些看似荒诞、甚至有些滑稽的思想。有权者无趣而严肃，这个时代我们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就是大胆和幽默。

我希望自己能多一点笑声，托瓦里奇，但我恐怕既写不出来，也笑不出来。

写作，到了一定阶段，会形成一整套习惯和敏感，它们几乎塑造了你对世界的一切经验。写作，同时也是一种探明自我的方式：有些想法，有些感受，唯有通过写作，你才能真正理解它们。

托瓦里奇，我当然不敢说自己完全明白人们为何写作——不论是深层动机还是表层原因——但至少对我来说，有一个清晰的动机：在真正投入写作时，那种用秩序、结构和概念去掌握世界片段的感受，会让我觉得自己稍微驯服了一点混乱。写作，是一种推理的行动，是与混沌斗争的方式。

有时候，当你觉得自己“通过理解在征服一些东西”（至于事实如何，反倒不重要了），一种独特的热情便会席卷你。而这场斗争，也同时是对其他观念的抗衡——在道德上、逻辑上、事实层面上，你都在与那些你不同意的想法、叙事和影像对阵。

除此之外，写作还含有一种美学维度——这大概是所有“赋予形式以存在的活动”所共有的，比如雕刻石块，打磨木头，构造乐音。但对我而言，这一切在语言媒介中最为复杂，也最令人欣慰。写作，不只是分析，不只是抗争，它也包含一种“形式之美”，让思想以它自己的节奏和形状降临纸面。

归根结底，或许我之所以没有被“异化”，是因为我在写作。写得够久，你会明白：当你完全沉入那种思维的奔流之中时，你是何等鲜活有力。连续四五个星期沉默写作，某天早晨回望，发现自己用一百页纸击中了混沌的一角。即使经历过二十多年，这一刻依旧令人惊异：曾经一无所有，如今文字成为“你最清醒的时刻”所凝结的记录。

翻译来源

Mills, C. W. (2000). C. Wright Mills: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本文经授权部分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社会学理论大缸”。

赖特·米尔斯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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