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四百年祭：究竟什么原因触发了明王朝大崩溃？

       十四世纪中后期，明王朝建立，在这个本应民族涅槃重生的时刻，历史却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题记

       近期，网上以“1644史观”为话题的争论，突然莫名地增多起来，大有沸沸扬扬的趋势。我向来对这类争论不甚感兴趣，但是这么多关于明朝的争论，却引起了我这对明朝灭亡原因的一些思考，现在不妨把这些想法写下来，也算是摩登一下，凑个“吃瓜”热闹吧。

一

       公元1644年春暮，在明帝国那个如血的黄昏，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煤山自缢，以一种无比决绝的方式，为自己34岁的生命画上了悲壮的句号，也为延续了长达276年的大明帝国，画上了一个凄美的句号。“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崇祯皇帝从此以“庄烈”的谥号，以一颗璀璨的明星，定格在一个民族浩瀚历史的星空。

       然而，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却又是如此的孤独，孤独到让人心痛，更让人惊诧：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春三月，“乙巳，贼犯京师，京营兵溃。丙午，日晡，外城陷。是夕，皇后周氏崩。丁未，昧爽，内城陷。帝崩于万岁山，王承恩从死。”（《明史·本纪卷二十四》）

      （乙巳日（三月十七日），叛军（李自成的起义军）进犯京城，京营守军溃败。丙午日（三月十八日）傍晚，外城失守。当晚，皇后周氏去世。丁未日（三月十九日）天刚亮，内城被攻破。皇帝在万岁山自尽，太监王承恩随同殉国。）

      “丙午夜，（帝）乃回宫御前殿，手自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乃散遣内官，自经于万岁山之寿皇亭。王承恩对缢。”（徐鼒《小腆纪年附考》）

      （丙午（三月十八日）夜，（外城失守消息传来后）皇帝于是回到皇宫前殿，亲自敲钟召集百官，百官却无一人前来。于是皇帝遣散内官，在万岁山的寿皇亭自缢。太监王承恩一同殉国。）

       在农民起义军攻打北京城震天的呐喊声中，由崇祯皇帝亲自敲响的召集群臣的钟声，对大明的百官们来说，却是这样的微弱。此时，最需要臣下保护的天子身边，竟然只有一位宦官。

       “孤家寡人”这个词语，在1644年的这个春末，显得是这样直观而形象，直观得把人间最丑陋的一面不加任何掩饰地裸露给世人看，形象地把一个王朝最脆弱的一面毫无遮掩地曝露在历史的看台上。任“君王死社稷”的光辉多么灿烂，都难以掩饰这无边的丑陋。

       然而，关于王朝末世的叙事，历史还存在着另一种结尾。在此365年前，即明王朝建国的89年之前，同样以“君王死社稷”惨然收场的南宋王朝——这个以弱宋名号而“享誉”青史的半壁王朝，在面对穷途末路时，有着与明朝截然不同的画风：

       公元1279年仲春二月，在崖海（今广东江门市）被元军重重包围而陷入绝境的南宋君臣，左丞相陆秀夫“乃负昺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宋遂亡。”（《宋史·本纪第四十七》）。

       （（左丞相陆秀夫）于是背着皇帝赵昺（南宋末代皇帝，时年8岁）投海，后宫的嫔妃、宫女、宦官与各位大臣，大部分随他们跳海赴死。七天后，海面上浮出十多万具尸体……宋朝就此灭亡。）

       同为王朝的末路，两者的对比，竟然是这样鲜明。这道耀眼的光，该刺痛了多少中国人的眼睛。

       为什么被很多人鄙视的“弱宋”，在面对强敌的绞杀时，却是这样地有血性有气节，上下一心，几乎集体奔赴国难；而被很多人大加褒奖的明王朝，在国家危亡命悬一线的时刻，只有天子一人在孤零零地抵抗？在孤零零地殉国？

       被誉为“得国最正”的大明王朝，此时，竟然没有一位大臣站出来保护皇帝，更不要说随天子殉国。

       在明王朝的末日，它的很多官员所表现出的对国家的态度，远不止袖手旁观。

       崇祯皇帝生前如是：崇祯四年（1631年），明朝参将‌孔有德向满人投降；崇祯六年‌（1633年），明朝参将‌耿仲明、‌尚可喜向满人投降；崇祯十五年‌（1642年），明朝锦州总兵（正二品）‌祖大寿向满人投降；同年，明朝位居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正二品）的‌洪承畴向满人投降；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一月，明朝蓟州‌总兵（职务存疑）白广恩，在潼关失守后向李自成投降。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在国家命悬一线的时刻：三月初七日，明朝处于北部“九边”最前沿的重镇大同‌总兵姜瓖，向李自成投降；三月初八日，明朝宣府镇（“九边”之一）总兵王承胤向李自成投降；三月十五日，镇守居庸关的明朝蓟镇西协总兵唐通向李自成投降；三月十七日，在起义军攻打北京的最危险时刻，明朝‌兵部尚书张缙彦，竟然主动打开正阳门，迎接“闯王”入北京；当天，紧随张缙彦向起义军投降的，还有‌吏部尚书李建泰以及深受崇祯皇帝信任的内阁首辅魏藻德（崇祯十三年状元）……

       崇祯身后依旧如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宁远总兵（正二品）‌吴三桂向满人投降，并引清军入关；同年，在南明政权刚刚建立，南京急需军队拱卫的关键时刻，明朝“江北四镇”之一凤寿等处总兵‌刘良佐竟然率兵降清；同期，同为“江北四镇”之一的另一位镇守淮安和扬州的总兵‌刘泽清也率兵降清……（以上投降满清或李自成的明朝官员的史料，见《明史》、徐鼒《小腆纪年附考》））

       赳赳武夫，国之干城。在明王朝命悬一线，急需众志成城、保家卫国的危亡时刻，崇祯皇帝与他的后继者所苦苦等来的，竟然是纷纷的背刺，大片的倒戈！

       公元17世纪中期，“吴三桂”们纷纷剃发易服跪迎新主子，欣欣然接受封王封侯的场景，几乎可与两百多年后的清王朝，在北京被攻破后，高擎“万国咸喜”旌旗夹道欢迎洋人的那些乡绅们的壮举平分秋色。

       “君（崇祯皇帝）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李自成于1644年三月二十五日《登极诏》）

       （崇祯皇帝并非昏庸至极，却因孤立而屡遭蒙蔽；（明朝）臣子尽行私利，结党营私，忠贞之士极为罕见！）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文天祥就义前绝笔）

       一个本应当仁不让视气节为生命的民族，此时却仁义荡涤，气节丧尽。

二

       明末大部分官员，为什么对国家这样缺乏忠诚，且毫无气节？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答案，或许早在明王朝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写下。

       明朝的灭亡，当然与诸如它的财政制度混乱、“卫所制”后期被彻底崩坏、崇祯本人在治国方面能力不足等有很大关系，不过所有这些还都只是表层因素。经济、军事以及君主治国才能低下等这些因素，在明以前的很多朝代几乎都不同程度，甚至更为严重地存在过，但是由这些因素所直接引发的朝代灭亡却极为罕见。这些因素，往往只是一个王朝灭亡的诱因，而不是核心因素。

       稍稍研究历史，我们会发现，明帝国崩溃的根源，就隐藏在由它的开创者明太祖所精心设计的一系列“治国方略”中。即，正是这种由明太祖精心设计的“治国方略”，让他的帝国大厦在奠基那一刻，就注定了坍塌的结局。

       为了能看清楚明太祖对帝国有着怎样的“治国方略”，我们不妨先移步大明紫禁城，来“观赏”一场由太祖皇帝于‌洪武八年（1375年）发明而被此后明朝历代天子所恪守的治国大法，即享有“法外之刑”美名的“廷杖”制：

       “廷杖”，顾名思义，就是在朝堂上用栗木杖（有时也不限于栗木杖）当众责打那些惹天子不高兴的“忤逆”之臣。“廷杖”的地点，洪武年间在南京紫禁城奉天殿或华盖殿的广场（地点存疑）。明成祖迁都后，则选在北京紫禁城午门前的西墀下（太和殿西侧）。位置虽不同，但都属于公共区域，都很便于皇帝和其他大臣们“参观”。“廷杖”的程序，由皇帝下诏，锦衣卫行刑，司礼监监刑——可谓分工清楚而执法严明。

       被“廷杖”大法“关照”的首位大臣，是刑部主事茹太素。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茹太素）陈时务累万言……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触。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明史·列传第二十六》）

       （茹太素向明太祖陈述国家当前的重大事情，奏疏字数长达万言……（奏疏）指出，国家有才能的士人，一百个人中近年来存活下来不足一二；如今在任的尽是些迂腐的儒生和庸俗的官吏。他的言辞多有冒犯。明太祖大怒，召陈太素当面质问他，并在朝堂上对他实以廷杖的刑法。）

       六年后，即洪武十四年（1381年），工部尚书薛祥因受胡惟庸案牵连，而荣列大明受廷杖的第二位大臣：‌洪武十三年（1380年），已经对丞相胡惟庸大起猜忌的明太祖，召见曾经被胡惟庸陷害的薛祥。薛祥在洪武八年升任工部尚书，因为人正直曾遭胡惟庸陷害，现在已被贬谪为嘉兴知府。

       “帝曰：’旧臣多害，何不言？’对曰：’臣不知也。’明年，坐累杖死。天下哀之。”(《明史·列传第三十》)

       （太祖皇帝说：“胡惟庸有很多罪过，你为什么不揭发？”薛祥回答说：“臣不知道（他的罪过）。”第二年（1381年），他受胡惟庸案牵连获罪，被廷杖致死。天下人都为他哀悼。）

       回头再看“言多忤触”的刑部主事茹太素，在遭受廷杖的十四年之后，也终未逃脱那个时代的魔咒：

       洪武十八年（1385年）“九月，（茹太素）擢户部尚书……一日，宴便殿，（明太祖）赐之酒曰：‘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太素叩首，即续韵对曰：‘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

       （九月，茹太素被提拔为户部尚书……一天，太祖皇帝在便殿设宴款待群臣时，赏赐茹太素一杯酒，说道：今日我同你一起共享美酒，来日你触法犯纪，我定会严惩不贷，绝无宽宥！茹太素跪下磕头，回答道：“我以赤诚之心报效国家，纵使让君王忧劳焦灼，也甘愿分担，绝不退避。”）

       然而，仅仅四年后，即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茹太素）坐排陷詹徽，与同官十二人俱镣足治事。后竟坐法死。”

       （茹太素（当时被降为御史）因被指控陷害詹徽（明太祖的宠臣），而被处罚与十二名同僚一同戴着脚镣处理公务。后来最终因犯罪被处死。）

       “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

       “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

       “丹诚图报国”的儒家忠义，“不避圣心焦”的赤诚情怀，在“白刃不相饶”的淋漓鲜血下，显得那么苍白。

       在“白刃”的加持下，天子的赫赫威严一旦建立，大明王朝的朝堂上，“廷杖”的势头便一发不可收。现随手再列几例继茹、薛之后足可证明天子威严，堪为《大明律》“万世法”的案件：

       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一向直言敢谏的礼部侍郎‌李时勉，“复上疏言事。仁宗怒甚，召至便殿，对不屈。命武士扑以金瓜，胁折者三，曳出几死。”

       （李时勉再次上疏进言（批评时政），明仁宗（朱高炽）大怒，将他召到便殿（斥责），他仍不屈服。仁宗命武士用金瓜（头部瓜形而呈金色的一种长杆武器）击打他，打断他三根肋骨，他被拖出去时几乎丧命。）

       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十四年（1519年），因有多位臣子劝谏执意南巡的天子，紫禁城再次回荡起此起彼伏的廷杖声：“三月癸丑，以谏巡幸，下兵部郎中黄巩六人于锦衣卫狱，跪修撰舒芬百有七人于午门五日。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自刃以谏，卫士夺刃，得不死，鞫治，杖杀之。乙卯，下寺正周叙、行人司副余廷瓒、主事林大辂三十三人于锦衣卫狱。戊午，杖舒芬等百有七人于阙下……戊寅，杖黄巩等三十九人于阙下，先后死者十一人。”（《明史·本纪卷十六》）

       （三月癸丑日，因劝阻皇帝到江南巡游，兵部郎中黄巩等六人被关入锦衣卫监狱，修撰舒芬等107人被罚在午门外跪五天。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以拔刀自杀的方式劝谏时，被卫士夺下刀具而未死。他在遭审讯后被廷杖致死。乙卯日，寺正周叙、行人司副余廷瓒、主事林大辂等33人被关入锦衣卫监狱。戊午日，舒芬等107人在宫门外受杖刑……戊寅日，黄巩等39人在宫门外受杖刑。先后共11人因此丧命。）

       在动辄以廷杖表示对臣下“关照”的大明历代天子中，由正德皇帝所创造的廷杖146官员而致11人死亡这一纪录，只保持了五年，便被他的继任者打破。

‌       嘉靖三年（1524年），因追尊生父（兴王朱佑杬。‌嘉靖以藩王身份入继皇位）为“皇考”的做法不合礼仪，遭到群臣反对，刚刚继承大统的年轻皇帝即举起了廷杖：“夏四月……庚戌，上兴国太后（嘉靖皇帝生母）尊号曰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癸丑，追尊兴献帝（嘉靖皇帝生父朱佑杬）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大赦。辛酉，编修邹守益请罢兴献帝称考立庙，下锦衣卫狱。五月乙丑……修撰吕柟言大礼未正，下锦衣卫狱……秋七月乙亥，更定章圣皇太后尊号，去本生之称。戊寅，廷臣伏阙固争，下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锦衣卫狱。癸未，杖马理等于廷，死者十有六人……辛卯，杖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于廷……”（《明史·本纪卷十七》）

       （夏四月……庚戌日，嘉靖帝为其生母兴国太后上尊号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癸丑日，追尊其生父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并大赦天下。辛酉日，编修邹守益请求取消兴献帝“皇考”称号并停止立庙，而被关入锦衣卫监狱。五月乙丑日……修撰吕柟因主张（嘉靖皇帝追尊生父生母为皇帝、太后）于大礼不合，也被关入锦衣卫监狱……秋七月乙亥日，（嘉靖皇帝）更定章圣皇太后尊号，去掉“本生”的称乎。戊寅日，朝廷大臣们跪在大殿下据理力争，（结果）员外郎马理等134人被被关入锦衣卫监狱。癸未日，马理等人被廷杖。廷杖致死者16人……辛卯日，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被廷杖……）

       “嘭，嘭，嘭……”

       这嘹亮的廷杖声，此起彼伏，响彻巍巍紫禁城，响彻十四世纪后整个中国历史的天空。

三

       在明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上，不乏仗义执言而冒犯天子的官员。官员因”忤逆“天子而导致的君臣关系紧张，也长期存在。但是像明朝这样，频频出现官员因”忤逆“而招致廷杖——在巍巍朝堂、衮衮朝臣的“注视”下，“忤逆”者被同时进行肉体的摧残与精神的羞辱，甚至被杖毙，还真是亘古未有的事情。

       还是以“弱宋”为例，看看宋朝天子是怎样处理“忤逆”之臣的。宋代相去明代不远，宋朝皇帝在处理君臣之间的矛盾时，就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只要稍稍翻一下宋代的历史就不难发现。不妨随手列几例：

       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有群（疑“群”为错字）臣当迁官，太祖素恶其人，不与。普坚以为请，太祖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太祖入宫，普立于宫门，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宋史·列传卷二十五‌》）

       （有一位官员应当升官，太祖皇帝一向讨厌他的为人，不批准。赵普坚持自己的意见请求他批准。太祖皇帝生气地说：“我本来就不想给他升官，你又能怎么样？”赵普说：“刑罚是用来惩治恶人的，奖赏是用来酬谢有功之人的，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况且刑罚和奖赏制度是天下人的刑罚和奖赏制度，不是陛下一个人的，你怎么能凭个人喜怒来专断呢？”太祖非常愤怒，起身离开，赵普也跟上去。太祖进了宫，赵普就站在宫门口，过了很久也不离开。太祖皇帝最终还是同意了（赵普的建议）。）

       同样是面对“忤逆”龙颜的臣下，而且赵普那“忤逆”的言和行，都要在后世的茹太素之上，你看，人家宋太祖的处理方式也仅仅是“怒甚，起”——避其锋芒。仅此而已。

       不止宋太祖对臣下有这样的好脾气。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十二月，“乙卯，废皇后郭氏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居长宁宫。御史中丞孔道辅率谏官、御史，大呼殿门请对。诏宰相告以皇后当废状。丙辰，出道辅及谏官范仲淹，仍诏台谏自今毋相率请对。”（《宋史·本纪第十二》）

       （乙卯日，宋仁宗废黜皇后郭氏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安置于长宁宫。御史中丞孔道辅率领谏官、御史多位官员，在殿门外高声请求面见皇帝（以阻止这件事）。（于是宋仁宗）下诏，让宰相把皇后应当被废黜的理由告知他们。丙辰日，将孔道辅和谏官范仲淹贬出京城，并下诏规定台谏官员从今以后不得再成群结队地请求面见皇帝。）

       同样是因为“干预”天子的“家务事”而为自己惹大麻烦，在宋代，阻止宋仁宗废黜皇后的孔道辅等一众官员，仅仅是两个领头的被降职外任而已。

       宋仁宗的好脾气远不止此。庆历七年（‌1045年，时间存疑），宋仁宗打算将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任命为宣徽使，遭到了当时担任御史中丞的包拯等人的反对。“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喷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宋）朱弁《曲洧旧闻》）‌‌‌

       （（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的）圣旨下达后，包拯请求面见宋仁宗。（他）极力陈述不可行之处，言辞反复达数百句，声音激愤，唾沫溅到了皇帝脸上。宋仁宗最终因此收回对张尧佐的任命。）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后世的大明王朝，“音喷愤激”而且“唾溅帝面”的包公，将会为自己惹来怎样的麻烦，这件事仅仅想一想，就一定会让人生出几身的冷汗。

       再看宋仁宗之后的其他掌乾纲者。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哲宗即位，知枢密院事。宣仁后听政。惇与蔡确矫唱定策功，确罢，惇不自安，乃驳司马光所更役法，累数千言……光议既行，（章惇）暴愤恚争辨帘前，其语甚悖。宣仁后怒……黜知汝州。”（《宋史·列传第二百三十》）

       （宋哲宗即位后，章惇担任知枢密院事（主管枢密院政务）。宣仁太后垂帘听政。章惇与蔡确假称有拥立哲宗即位的功劳，蔡确被罢免后，章惇感到不安，于是反对司马光推行的新役法，上奏累计数千言……司马光的建议被采纳后，章惇在宣仁太后的帘前非常愤怒地争辩，言语极为悖逆。宣仁太后大怒……将他贬为汝州知府。）

       ……

       宋、明两代相距不远，宋朝皇帝对待臣下的态度以及处理君臣矛盾的方法，与明朝相比，可谓不止云泥；反观明朝皇帝对待臣下的态度以及“化解”矛盾的手段，与宋朝相比，堪称残忍至极。

       为什么一向温文尔雅中国士大夫们，一到了明代，突然就变得这样“忤逆”，且多出了这么多的“忤逆”？

       大部分饱读圣贤书懂得礼义廉耻的士大夫们，当然没有变。

       变的，是这个时代。

四

       历史行进到十四世纪中后期，中国的政治模式出现了大转角。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尊重臣子的政治传统，在明朝遇到了很大障碍。

       这一障碍，来自明太祖朱元璋对大明政权的深深忧虑，即怎样让明朝避免刚被他推翻的元朝的覆辙。

       元朝不足百年而灭亡，最主要源自由“权臣事故”频发而导致的帝国长期内乱。先来看三则史料：

       其一，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八月癸亥，即右丞相铁木迭儿因贪财纳贿，残害忠臣被诛杀的次年，铁木迭儿的同党，时任御史大夫、忠翊亲军都指挥使等重要官职的铁失，趁元英宗从上都返回，在南坡停驻‌，“是夕，（铁失）与知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大司农失秃儿、前中书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前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前治书侍御史锁南、铁失之弟宣徽使锁南、典瑞院使脱火赤、枢密副使阿散、佥书枢密院事章台、卫士秃满，及诸王按梯不花、孛罗、月鲁铁木儿、曲律不花、兀鲁思不花等，以铁失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杀右丞相拜住，而铁失直犯禁幄，手弑英宗于卧所。”（《元史·列传第九十四》）‌

       （这天晚上，（铁失）与知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等人，凭借铁失所统领的阿速卫兵（皇帝的卫队）为外应，在杀死右丞相拜住后，铁失又直接冲进皇帝居所，在卧室中亲手杀害了元英宗。）

       其二，元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年），因怀疑皇后支持他的弟弟唐其势和塔刺海谋反，“七月，伯颜（丞相，全名蔑儿乞伯颜）鸩杀皇后伯牙吾氏”——毒杀元泰定帝的皇后；至元元年（1328年），在元天顺帝继位后，伯颜更是‌“诸卫精兵收为己用，府库钞帛听其出纳”‌“势焰熏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丞相蔑儿乞伯颜总览全国军政、财政大权，地位遥遥居于天子之上。（以上史料见《元史·列传第二十五》）

       其三，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一向拥兵自重，官拜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的孛罗帖木儿，“阴使人杀其叔父左丞亦只儿不花……三月辛卯，诏罢孛罗帖木儿兵权，四川安置。孛罗帖木儿杀使者，拒命，遣部将会秃坚帖木儿提兵犯阙，扬言索右丞相搠思监、资正院使朴不花二人……”（《元史·列传第九十四》）‌

       （孛罗帖木儿暗中派人杀死自己的叔父左丞相亦只儿不花（主要原因应是两人政治立场不同）……三月辛卯日，元惠宗（忍无可忍）下诏罢免孛罗帖木儿的兵权，将他流放到四川安置。孛罗帖木儿杀了使者，拒绝服从命令，并派部将秃坚帖木儿率兵进犯朝廷，（向元顺帝）索要右丞相搠思监和资正院使朴不花二人……）

       大臣专权乃至作乱的祸事，充斥有元一代，几乎与帝国寿命相始终，不仅严重威胁着数代皇帝的皇位，在元朝后期更是动摇了国家的根基。大明军队能以疾风骤雨的速度摧毁元朝政权，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得益于这一重要因素。

       为此，建立大明伊始，明太祖就对本朝的“伯颜”们充满了忌惮。怎样防止权臣出现，为帝国从根本上消除这一致命隐患，成了他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

五

        元朝中后期的政治混乱，让笔者不得不思考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宋一代的君臣关系能比较和谐，而一旦进入元朝，大臣专权祸国的事件就频频发生呢？

       探究其中原因，除了与其中书省（丞相）权力过大的制度设计、贵族政治与家臣文化的政治传统等相关外，更主要的，应与元朝统治阶层对儒家思想的排斥有关。可以说，正是对儒家思想的排斥，使得元朝自立国伊始就缺乏稳定的根基。

       我们知道，一个王朝治理国家的体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运行政权所需的制度，如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因它可以直观呈现，我们把它称为“用”；其二，统治国家的意识形态（或治国理念），即用来统摄国家各项制度的思想体系，我们把它称为“体”。两者的主次关系很清楚：再好的制度设计，如果没有正确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撑与统摄，都将是建筑在空中的楼阁而已。公元前三世纪末，“履至尊而制六合”一统天下的秦王朝，就在“用”的层面有着非常科学的制度设计，如废封建而设郡县、统一度量衡等。但是在统一天下仅仅15年之后，秦帝国就在农民起义中土崩瓦解。其中原因，即与秦始皇一味重视对“秦制”的设计而忽略了对处于政权基座的国家意识的建设有关。

       或许有人会说，秦朝怎么会没有自己的国家意识呢？从公元前四世纪中期商鞅变法开始，秦国不是一直以法家思想作为其国家意识么？

       答案正在于此。可以说正是对法家思想的迷信，使秦国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治国大道。纵观数千年中国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只有肇始于尧、舜、禹，发展于夏、商，至西周而完善的以“民惟邦本”（《尚书·五子之歌》）为指导思想的以王道德政，才是我们这个民族唯一正确的治国大道。而倡导“为政以德”的儒家思想，就是这一国家意识的载体。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儒家是怎样构建这一国家意识形态的。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孔子说：“(君主)以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让自己居于中心位置，而（天下臣民）就会像群星那样环绕在他的周围。”）

       要想使天下臣民像群星那样环绕在自己的周围，即获得万民拥戴，就需要君主时刻具有北极星那样强大的吸引力。这需要在国家层面构建一套与德政相关的思想体系：

       首先，国家必须建立在“民惟邦本”的基础之上，君主必须时刻秉持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其次，君主本人要具备高度的道德修养，以此率身正人；第三，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的设计上，要秉持以礼治国、明德慎刑、对百姓轻徭薄赋、反对不义之战等思想；第四，在对百姓的教化方面，需大力兴办学校，对孩子们进行仁、义、礼、智、信的教诲，并在社会上大力塑造孝敬老人、关爱弱小等良好风气……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孔子说：“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制约百姓，百姓可暂时免于罪过，但不会（对自己犯罪）感到羞耻；如果用道德来训导百姓，用礼乐来教化百姓，百姓不但（对犯罪）有羞耻之心，而且会在内心拥护统治者。”）

       通过长期的礼乐教化，一个“有耻且格”——百姓具有良好道德素养，并诚心拥戴君主的和谐社会，也就水到渠成。加上由“德”所统摄的政治、经济等各项制度的综合作用，一个百姓富而知礼、上下一心的强盛国家的到来，也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为政以德”同时也直观地体现在政权的核心——君与臣的关系上。“为政以德”的治国思想，既然让社会中的每一份子都以拥有良好的德行为立身处世原则，这很自然就需要“居域中之大”的君主，要想让政权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以自己良好的德行对待臣下。

       孔子：“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论语·八佾》）

       （臣子以忠诚之心侍奉君主，君主以礼相待（尊敬）臣子‌。）

       孟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章句下》）

       （君主把臣下看作像自己的手足一样最亲近信任的人，臣下就会把君主看作像自己心腹一样最亲近信任的人……君主把臣下看作像泥土草芥一样卑贱，臣下就会把君主看作自己的仇敌。）

       朱子：“（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朱熹《戊申封事》）

       （君主端正自己的思想（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使朝廷有良好的风气；朝廷有良好的风气，才能使百官有良好的风气。）

       由此，可以看出在儒家德政体系中，君与臣之间具有“对等互生”的关系。即君、臣双方均须按照自己的名分行事：君必须为处于下位者的臣承担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做出表率。只有这样，下位的臣才会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两者在这个层面关系上对等；同时君主必须得到臣下的拥护，才能维系自己的统治，而臣下的才能只有得到君主的赏识方能得以施展。因此，两者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又呈现出紧密的互生关系。

        自周以降，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三个王朝——周存世732年、两汉存世410年、两宋存世319年，这三个朝代能以长寿高居前三名，绝非出于偶然，而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即来自德政体系下君臣之间“对等互生”的政治生态。可以说，君臣“对等互生”的政治生态，是一个王朝大厦的超级“阻尼器”，它总能在政治的狂风暴雨中，牢牢地稳住政权的根基。周朝、汉朝与宋朝这三个长寿王朝，均能在中国波诡云谲的历史风暴中长治久安，莫不源于此。

       诸子百家中，只有以儒家思想为载体的德政体系，才能为国家大厦提供这一超级“阻尼器”。

       公元前十一世纪后期，在协助周武王完成翦商大业后，基于夏、商灭亡的教训，睿智的周公在摄政的第六年，即“损益”夏、商礼乐，汲取其中精华，并结合时代特点，以“民惟邦本”为指导思想，而精心编订了《周礼》，并颁行天下。《周礼》鲜明的德政特色，不仅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即西周初期的“成康之治”（见《史记·周本纪》）的降临铺平了道路，也为“周政”绵延近800年而深入人心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公元前二世纪后期，因承袭“秦制”、兼行“黄老之术”而思想混乱百弊丛生的汉王朝，而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是继续坚持尚法的“秦制”，还是回归崇德的“周政”？年轻的汉武帝经过再三考虑，最终选择了后者。此后，以“儒家班”（东汉王朝的开国元勋，包括光武帝本人，很多都是儒生出身）起家的东汉开创者光武帝以及他的继任者们，在推崇儒家思想方面则走得更远。（史料见《汉书》《后汉书》）。

       两汉四百多年对“独尊儒术”国策的长期实施，延续并发展了王道德政的优秀传统，不但为一个王朝铸起一座巍巍丰碑，更如春风化雨般将华夏文明深入人心，为一个民族的血液注入了“强汉”的基因。

       认真研究中国历史，我们一定会发现，在形成共识、团结民心、凝聚中华民族这个深层次的中华“大一统”上，一直在起主导作用的，是以儒家思想为载体的德政体系。

       此后，历经南北朝由玄学盛行引发的思想混乱、国家分裂，唐朝中后期由佛教盛行再度引发的思想混乱、政治动荡等，至公元十世纪中期宋朝建立时，它的开创者宋太祖，毫不犹豫地选择将儒家思想定为国家意识。

       宋朝臣子“忤逆”天子的事件时有发生，几乎遍布有宋一代，而被“忤逆”的天子们则几乎一律好脾气，绝无后世明、清天子们的“威严”，正是严格执行这一国家意识的结果。

       不是宋朝天子们没有天子的脾气与威严，而是君臣“对等互生”的政治生态，要求他们必须容忍臣下的“忤逆”。因为宋太祖以及他的继任者们深知，一旦拆除君对臣的这个“礼”字，将会为宋王朝招致怎样的后果。  

       公元十三世纪后期，灭掉南宋而入主中原的忽必烈以及他的继任者，为什么没有继续将儒家思想定位为国家意识？我想，这可能与剽悍的蒙古人在统一天下之后急剧膨胀起来的自信心相关。这情形，应与公元前三世纪末横扫六国的始皇帝被自己的赫赫武功迷蒙了视线极为相似。加上当时大草原深受藏传佛教等宗教影响，本来就对中原文化膈膜的蒙古人，在统一天下后对中原文化更加地膈膜，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长期“膈膜”儒家思想，使得元朝与“长治久安”这个政治标杆也空前膈膜起来。

六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尚书·洪范》）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在新春的喜庆氛围中，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帝，国号大明。这是在南宋崖海覆灭后，汉民族苦苦挣扎了89年，才得以恢复的华夏正统。一元复始的时刻，明王朝原本可以效法汉、宋，以儒家思想立国，赓续德政传统，为中华民族开创万世太平，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中国历史的马车，却在穿越蒙古铁骑溅起的层层尘雾后，驰入了无边的沼泽：

       囿于蒙古人频频发作的权臣乱政的前车之鉴，在发明“廷杖”的同时，一直对“权臣”异常敏感的太祖皇帝，终于等来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机——洪武十三年（1380年），“春正月戊戌，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及其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伏诛。癸卯，大祀天地于南郊。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

       （春季正月戊戌日，左丞相（中书省最高长官）胡惟庸谋反，同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被处死。癸卯日，明太祖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随后，（明太祖）宣布废除中书省，撤销丞相等官职。）

       关于胡惟庸谋反这件事，从事后很多记载这件事的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多蹊跷之处。因与本文主旨无关，这里不作赘述。现在，我们姑且按照明太祖的诏书，将他定性为“有异谋”的谋反贼。不过，中书省的最高长官谋了反，不代表整个中书省也背叛了大明，为什么在处决中书省的最高长官后，连中书省与丞相的职位也一并“处决”了呢？

       这就与“蹊田夺牛”这个成语中被牛践踏了农田的农夫，仅仅因为别人的牛践踏了自己的田地，就一定要去没收对方的牛一个道理。明太祖仅仅因胡惟庸谋反而裁撤中书省与丞相的做法，明显不合逻辑。而且，“丞相”这一官职，事实上也裁撤不得。因为它的地位太重要，重要到无可替代的地步：丞相不止是国家行政的中枢，更是“对等互生”的君臣关系中另一方的代表。

       在此以前，不管是哪一个王朝，即使一项喜欢制度创新的始皇帝，估计也要对裁撤丞相——自己挖掉自己的墙角这件大事三思而行。尤其是想让国家长治久安的帝王。

       儒家德政体系中的君主与臣下，所呈现的“对等互生”的关系，是由君与臣双方必须对国家权力形成相互制衡所决定的。稍加观察两汉、唐朝以及宋朝等国家权力的运作模式，很自然就会得出这个结论。

       只有在权力上形成相互制衡，才能维持君臣之间“对等互生”的关系，进而维持政权的稳定。相反，权力如果集中在君主或大臣手里，这种制衡便不复存在：大臣专权或君主专政，都将会立即使“对等互生”的双方中失权的一方首先被清洗出局，接着胜利的一方也将因失去制约，而在无限放大的权力中走向独裁——完全背离德政体系，从而触发王朝“阻尼器”的停摆。

       然而，不幸的是，或许囿于元朝灭亡的教训太深，稳定大明政权的任务太急迫，明太祖还是大刀阔斧地对丞相这个自秦以来运行了近1600年的国家行政中枢予以彻底铲除——毫不犹豫地为自己的帝国拆除了用以防止狂风暴雨的王朝阻尼器。

       将一切权力收归天子。

        不过，裁撤容易谋反的丞相极其行政机构，还有五年前颁布的闻名青史的“廷杖”大法，都还还不能称得上明太祖最有魄力的制度“创新”。在明太祖的诸多制度“创新”中，能称得上最有魄力且“造福”子孙万代的，还要数他早在大明建国第三年即颁布的一项诏令：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敕令礼部主事官员修订臣下向皇帝奏事的仪节，其中明确规定：“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大明会典》）

        （所有的官员陈奏议事时，均须（向皇帝）下跪。有皇帝的圣旨让起身时，（臣下）才能起身。）

        不久，再一次颁发诏令：“凡司属官品级亚于上司官者，禀事则跪。”（《大明会典》）

       （凡品级低于上司的属官，禀报事务时须（向上级）下跪。）

       这位曾经对“鞑虏”恨之入骨、几乎憎恶对方一切的伟大皇帝，在赶走蒙古人而建立大明后，却唯独对对方的跪拜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将元朝“发明”的要求大臣觐见皇帝时须下跪的礼仪（见（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发扬光大，进而登峰造极。

       随着隆隆作响的伏地叩首声，一个王朝的天空渐渐布满阴霾。

       随着隆隆作响的伏地叩首声，一个铮铮的民族开始匍匐在地。

       十四世纪中后期，在彻底消除了“丞相”的掣肘后，在由天子高高举起的“廷杖”的威吓下，一个空前的“跪时代”，就这样在华夏大地拉开了序幕。

结语

       我对明朝的兴趣，源于三十多年前看到的一部黄梅戏电视剧《桃花扇》（原著为孔尚任）。《桃花扇》的故事自始至终洋溢的那种浓得化不开的伤感，在当时曾深深地触动了一个少年的心。即使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每次想到《桃花扇》，自己仍能感到那种隐隐的心痛。尤其是电视剧的主题曲：

       “秦淮无语送斜阳，家家临水映红妆。春风不知人事改，依旧欢歌绕画舫。谁来叹兴亡？……”

       “谁来叹兴亡”一句，在当时让我很是不解：一个王朝的灭亡，当然与这个王朝的百姓有直接关联。对于国家的灭亡，明朝的百姓怎么会无感呢？

       这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直到近期我查阅了很多与明朝相关的史料后，才终于有了答案：明朝的灭亡，——包括此后清朝的灭亡，确实应让百姓无感。明朝的灭亡，对于当时的亿万百姓来说，只是朱姓王朝一家的垮台而已。天下的兴亡，从一开始就与他们无关。这与此前汉、宋等王朝灭亡时百姓对国家的态度，有着极大的区别。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沮丧的答案。

       在国家破裂400多年、汉民族丧失政权长达89年后，明王朝的重塑华夏，无疑称得上中国历史上一件超级盛事。然而，在这个本应成为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涅槃重生的时刻，十四世纪中后期，历史却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驰向了与世人的期望完全相反的方向。

       继唐宋后，明王朝原本可以为一个民族奏响更加恢弘的旋律，叙写更为壮丽的篇章。然而，他的领航者，却用强制推行百官跪拜礼、对大量“忤逆”官员施以残酷的廷杖、撤销制衡君权的丞相等一系列“创新”，以一种远比蒙古人极端的方式，生生打断了一个民族的脊梁。此后，我们这个民族前行的的步伐渐渐停滞，直至近代陷入百年灾难等，这些莫不与此有直接关联。

       回到文章开头。公元1644年春暮，在明帝国那个如血的黄昏，亲自敲响召集百官的钟声、而官员们竟然无一人前来，最终孤独地走向煤山山顶的崇祯皇帝，当他回首望向金碧辉煌的紫禁城、望向烽尘四起的大明河山时，心底该是一种怎样的绝望？

       他的身后，一片漠然的目光。

       四野茫茫，一个更加漫长的黑夜，正悄然降临。

2025年12月30日于浙江温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