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周期律”之“土地兼并是现象，不是本质，本质是权利与资源的集中”

先说结论供大家探讨：所谓的王朝周期率之会发生，核心问题并不是大家口中的土地兼并，而是一种社会癌症----“权利与资源的集中”。

在一个国家统治体系内，都会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食利阶级，他们利用权力和规则，将原本应归于国家用于社会运转的巨额利益持续不断地侵占到自己手中。

但问题是，他们只负责吸血，却不承担任何供血的责任，本应由他们支撑的国防、救灾、水利、治安等国家基本职能，他们一概不管。这就导致国家的资源被掏空，而花钱维持社会运转、应对危机的责任，却全部压在了中央财政那越来越干瘪的钱袋子上。

结果就是国家行使职能的能力越来越弱，直到彻底瘫痪。

这就好比一个生物体体内的癌细胞疯狂增值，掠夺了原本输送给心肺肠胃的营养，肺吸不动气，胃消化不了食物，肝解不了毒，整个机体机能衰竭，最终要么自己衰竭而死，要么被外部的猎食者轻松吞噬。

明末就是这套规律最完整的演示。晚明财政崩溃时，整个社会的存量白银约有1.5亿两，蓬勃的海上贸易还带来了约3.5亿两的巨额流入，总计超过5亿两的白银在帝国体内流动。

然而，崇祯皇帝的国库里却只剩下几十万两银子，他要用这点钱同时对抗关外的女真铁骑和赈济中原无数的灾民。而那掌握了5亿两白银的食利集团，皇亲、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却只是静静的趴在国家命脉上吸血，没有任何人愿意站出来承担维系国家生存的义务。

崩溃于是从最底层开始，灾民活不下去，发动叛乱。李自成最初只有几百人，为什么能成燎原之势？因为大明的基层财政和军事系统早已被蛀空，各省市府库空空，城防军吃空饷成风，实际兵员十不存一，而且被长期拖欠军饷。当闯王兵临城下时，这些守军根本不愿为抛弃他们的朝廷卖命，直接开城投降。

李自成破城后的操作则完成了财富的瞬间再分配，他进城第一件事就是将当地最显赫的食利者，如洛阳的福王公开处决，并将其财富尽数没收，一部分用于收买民心，更大部分则立刻转化为军费。于是，一个强大的正反馈循环形成了，闯王用抄没的银钱就地招兵买马，发放足饷。而对面那些被欠饷两三年的明军士兵，立刻调转枪头，拿着朝廷的武器，穿上还没来得及换的军装，成建制地投奔闯王。李自成的军队，就像滚雪球一样，从几百人急速膨胀到几十万，直抵北京城下。

而帝国的核心此时在做什么？崇祯皇帝想尽办法筹款，他哀求大臣们借钱救国，结果满朝文武人人哭穷，他转向自己的岳父周奎，周奎也哭穷，最后在周皇后偷偷塞给他五千两银子，让他以自家名义借出的前提下，周奎才扣下一半，勉强借给皇帝三千两。国丈如此，百官效仿，你捐几百，我捐几十，凑出的钱还不够成为一支军队吃一顿饱饭。

等到李自成攻破北京，打开大明的中央国库，里面只有区区十万两白银，然而紧接着从北京城的皇亲国戚、高级官僚家中搜刮出了超过7000万两的白银。请注意，这还仅仅是在京城的财产，他们藏匿在老家和各地的财富更是难以计数。

历史的讽刺与残酷在此刻达到顶点。他们至死不肯拿出1%的财富来拯救这个供养他们的体系，而当体系崩塌时，覆巢之下无完卵，他们自己也随之九族尽灭。

所以，将历史周期率简单归结为土地兼并，是一种极其片面甚至危险的认知，这种归结很大程度上是为近代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行动提供历史注解。但它导致了严重的误判，让人们以为这只是封建农业社会因土地资源集中而产生的特有现象，现代国家不再有这个问题。因此也无需担忧所谓的历史周期率，这种观点才是最可怕的思维盲区。

土地兼并只是古代社会利益侵占最主要、最直观的形式，而历史周期率的本质是财富与责任的脱离。人和时代只要形成了一个能够系统性侵占社会财富却又逃避社会责任的庞大食利阶层，国家机能就会被逐渐掏空和窒息。这种侵占在过去是土地，在今天可能就是金融资产垄断性收益或制度性套利。（载自抖音号：明明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