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应该复兴哪种马克思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在当前中国大地上正全面而迅速地复兴，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承袭和发展何种马克思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显然众说纷纭，这里也提出一点想法供同仁们思考。

一

以生产能力-生产关系决定论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占有中心地位，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历史进化的逻辑基础。事实上，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发展有其自身运动的自然规律，乃至无法越过演变过程的各个自然阶段，人们能够做的是缩短和减轻分娩的阵痛，从而协助而不是改变社会的发展。

究其原因，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将生产力仅仅视为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而将生产关系视为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生产力之间的劳动关系。这意味着，生产力是自然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性的。正因如此，马克思也似乎将生产力的提升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这是一个人力之外的事情；相应地，马克思也就不去探究生产力如何提高的机制和动源，也更少关注纯技术的进步问题。

与此同时，马克思将主要精力用于探究生产关系的变动，因为这是一个影响生产力能否从潜在转为现实的社会性问题；尤其是，马克思集中关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所构成的制约，进而唤起阶级斗争以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以此来扫除生产力前进中的障碍。问题是，马克思又没有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核心概念下过明确的定义，甚至在使用这些概念时也没有保持总体上的一致性和准确性，[1]乃至不同学者往往基于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加以界定和使用，从而就产生出相当大的争论。

同时，即使从大历史角度看，以简单化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反应模式来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1）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变革的现实效应往往存在相当长的时间滞后，其中带来的问题恰恰是社会科学需要关注和解决的；

（2）生产力尤其是技术能力体现了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但生产关系也会影响人们控制自然的能力，如技术研发、使用都处于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中，社会生产力更是与组织分工和生产关系紧密相关，因而生产力并不是纯粹自然的；

（3）生产关系的选择和塑造有时也并非受到生产力或有效性的推动，而更可能是受到权势阶级利益或效率的驱动。譬如，科学知识尤其是应用型技术往往就被少数人合法地占有而无法随意应用，如古代社会往往为统治阶级垄断，现代社会则为专利所有者专享，这些占有形式都体现了某种生产关系，并同时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正因如此，是否存在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单向度演化，是否存在必然而一元的社会发展方向，也就引起现代学者越来越大的质疑。相应地，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开始主张抛弃这种线性发展观和沉浮天命观，抛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预告，而转向探寻解决资本主义出路的实存制度，转向对现实问题的发展和解决。很大程度上，这也正是布若威所讲的“更年轻的、更有想象力的和更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新流派的做法，[2]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应有的学术转向。

二

马克思就强调，哲学家不仅要解释世界，更是要改造世界。从这个角度上说，马克思经济学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它是现实问题发现导向的而非未来走势预测导向的。波普尔就指出：“当我们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进步取决我们、取决于我们的警醒、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取决于我们目标概念的清晰、取决于现实主义的目标选择，那么，我们就将做得更好”；因此，“我们不做预言家，我们要成为自己命运的创造者。我们必须学会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并且尽量留意我们自己的错误。”[3]马克思早年学说的中心理论就是异化，集中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但是，后期马克思开始转向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探索，集中预测未来的社会形态。

因此，波普尔认为，马克思早期著作中表现出了强烈的“行动主义”倾向，但这种“行动主义”倾向后来却逐渐受到了历史主义的抑制。波普尔说，“在马克思的行动主义和他的历史主义之间，存在一条很宽广的鸿沟，这条鸿沟被他的这一理论进一步扩大了，即认为我们必须服从历史的纯粹不合理的力量。”[4]行动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向也体现了马克思学术取向的重大转向：早期马克思主要探究现实世界中的社会问题，从而发展出了异化思维，这为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的病理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后期马克思则探究社会发展基本规律以为催生和构建新的社会制度服务，由此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运动规律，进而构建了社会发展的形态更替规律。[5]

那么，马克思的行为主义为何会被历史主义所取代呢？波普尔给出的理据是，马克思试图从历史发展中找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伦理以及为被压迫者代言的科学依据，因为历史的发展将使得服务于富人的道德和制度将为服务于穷人的道德和制度所取代。波普尔写道：

“我能够认清，资产阶级连同它的道德体系，必然要消失，而无产阶级，连同它的新的道德体系，必然要胜利。我知道这种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企图抵抗它是狂妄的，正像试图抵抗万有引力定律是狂妄的一样。这就是我的基本决定赞成无产阶级及其道德的原因。这个决定只是建立在科学预见之上，建立在科学的历史预言之上。虽然它本身不是一个道德决定——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任何道德体系上——但它会导致对一种特定道德体系的采纳。总之，我的基本决定不是（如你们所怀疑的）一种帮助被压迫者的情感上的决定，而是不向社会发展的规律提供徒劳的抵抗的科学的和合理的决定”，“这就是马克思的回答，正是这种回答在我看来代表了我称之为‘历史主义道德理论’的最重要的形式”。[6]

当然，有些学者如阿尔都塞等就极力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归为历史主义或人道主义的观点，不仅反对简单化的历史主义，而且反对以人道主义来抹杀历史唯物主义；[7]而波普尔这里的分析则将人道主义嵌入在历史主义之中，从而将两者契合在了一起。

事实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历史唯物主义者大多热衷于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大多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剖析和批判，进而推动人类社会朝更为高级的形态迈进。显然，这种立场和论断根本上又是以正确预言历史为基础。然而，波普尔却认为，历史的预见恰恰是有限的，这些预告者也不可能活到证明当前事件的“最终”结果。进而，波普尔还提出反对历史主义道德的另外两大理由：

（1）某些人可能预见到了自己不喜欢的未来前景，以至依然会传播其信仰的道德规范并心存侥幸这种道德规范在更长时间会最终胜利；这意味着，“无论我们接受未来的道德是否是因为它是未来的道德，这本质上恰恰是一个道德问题”。

（2）道德实证主义往往将存在的就视为合理的，乃至有“强权即公理”的命题，而历史主义道德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道德实证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因为它坚持即将到来的强权就是公理；从这个角度上说，对现存的事物状态作道德批判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状态本身决定着事物标准，因为“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别只是一个程度问题。由此，波普尔得出结论说：“无数的评论和行动证明，它不是一个科学的判断，而是一种道德的冲动：希望帮助被压迫者，希望解放尊严扫地的被剥削的和苦难的工人，这把他引向了社会主义。”[8]

三

尽管基于历史主义的预告存在重大风险，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预告很不成功。相反，至少相对于现代经济学基于计量的预测而言，马克思对社会经济的具体分析和预测上要成功得多。例如，霍奇逊就写道：“尽管马克思的经济学被频繁地指责说未能经受其自身预见的检验，它在这方面所取得成功恐怕要比新古典主义大得多。让我们思考几个例子。

首先，马克思预言资本会聚积在越来越少的寡头垄断企业手里。事实上，今天仅仅数百家巨大的企业就主宰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其次，马克思预言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逐渐分离，会导致出现一个与股票所有者的主体相区别的由公司经理组成的新的社会阶层。现在这是一个大家都承认的事实。

第三，马克思预言小农经济学和其他落后的生产形式的集体，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业中占统治地位，并使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该过程实际上已经完成了。

第四，马克思预言会产生一个统一的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体系和世界范围的工人阶级。今天除了中国和苏联阵营之外，资本渗透到了全世界，产生了一个经济上统一的世界生产体系，其中绝大多数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第五，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对抗的持续和加剧以及世界经济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因素仍然伴随着我们。”[9]同样，里昂剔夫也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长远分析“这一记录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它包括财富日渐集中、中小企业迅速消亡、对竞争逐渐施加限制、技术不断进步并伴之以固定资本日显其重要性。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经济周期反复发作，其强度不会所有减弱。这一系列在现实中得到印证的预言，无人能及。反观现代经济理论的所有精华，也实难发现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10]

但是，波普尔认为，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成功预告根本上不是建立在历史主义之上，而是建立在现实解剖学之上。波普尔写道：“对马克思成功的深入观察表明，导致他成功的并不是他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而一直是制度学分析的方法。因此，引出资本家被迫通过竞争提高生产率这一结论的，并不是历史主义的分析，而是一种典型的制度学分析。马克思建立贸易循环理论和剩余人口理论的基础，是一种制度学分析。甚至阶级斗争的理论也是制度学的；是控制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之机制的组成部分，是使广泛意义上的集体议价成为可能的机制的组成部分。在这种制度学分析中，没有可供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阶段、时期或趋势发挥任何作用的余地。另一方面，在马克思较为雄心勃勃的历史主义结论中，他的‘不可抗拒的发展规律’和‘不能逾越的历史阶段’，没有一条证明是成功的预言。只是就马克思分析过各种制度及其功能而言，他才是成功的。”[11]

同样，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科恩也指出，“最资本主义的主要弊病，即它的不公正、它对个人才能发展的敌视、它对自然和认为环境的贪婪掠夺的正确评价，并不依靠那些雄心勃勃的关于整个人类历史的论点。那种认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适宜人的实现的社会是可能的主张也不需要那些论点，甚至也许不是从那些论点得出的。”[12]

四

尽管波普尔等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以及对马克思学说的剖析也存在某种偏颇，但作为一门包容性的学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抱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学术态度。事实上，针对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地位，别尔嘉耶夫也评论说：

“马克思的全部积极的热情都与他的这样一种信仰有关，即：人，社会的人，不断掌握世界，必然性的世界，他可以组织新的社会，可以打着人们的福利和人们的正在增长着的旗号制止已经出现的混乱……马克思信守费希特关于主体造就世界的唯心主义论题。按照费希特的看法，主体在理论上，在思想中，创造世界；在马克思这里，主体则应该在事实上创造、再造世界，极大地改造它。像马克思主义者们常常喜欢做的那样用客观主义精神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这样做，是想要以此说明历史是支持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被规定为实践哲学、行动哲学、活动哲学，反对只是在思维中战胜必然和物质世界的统治的唯心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应该通过上一世纪（19世纪）40年代的思想氛围去理解，当作对抽象唯心主义的反动去理解。马克思想也要把具体的人引入哲学世界观之中并且以为他正在这样做，因为他确立了唯物主义，虽然唯物主义是一种抽象的最不具体的哲学。”[13]

由此，以下一点就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我们不是对社会历史、现实矛盾以及未来发展提供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和预告，也不是基于阶级斗争说来推动社会大变革，而是要真正解决具体而微观的现实社会经济问题；为此，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学说时，我们更应该致力于挖掘其剖析现实经济问题的高次元思维。

注释：

[1]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阮仁慧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页。

[2]布若威：《制造同意》，李荣荣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2页。

[3]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页。

[4]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

[5]陈先达：“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两次转折”，《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6]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316页。

[7]阿尔都塞：“《资本论》的对象”，载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和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8]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9]霍奇逊（本书译为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于树生和陈东威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4页。

[10]转引自繁人都重：《制度经济学回顾与反思》，张敬惠等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11]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12]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83页。

[13]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安启念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4-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