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若不干预，40年后印度人口将是中国的3倍？？

图源：“头条新闻”客户端

人口结构的演变轨迹，深刻影响国家发展的长远根基。人口学家梁建章基于海量数据的研判，抛出了一个引发广泛讨论的警告：若不及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40年后印度的人口规模可能达到中国的三倍。这一论断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建立在中印两国当前人口数据、生育率差异及发展趋势的严谨分析之上，为公众审视人口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

一、警告的提出：数据支撑下的

人口预判

2023 年 5 月，梁建章在其新书《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的发布会上，首次公开阐述这一观点。作为携程创始人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研究学者，他深耕人口与经济关系领域多年，其言论因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洞察备受关注。发布会现场的屏幕上，动态数据图表清晰展示着中印人口的变化曲线：中国人口曲线已显现下行拐点，而印度曲线仍保持陡峭的上升趋势。

“人口问题看似是慢变量，却会在数十年后引发连锁反应。” 梁建章指着图表中的交叉点说道。他的研究团队通过模型模拟得出结论：以当前趋势推算，到2063年左右，印度人口将达到17亿的峰值，而中国人口可能缩减至11.5亿，若生育率持续低迷至0.7-1.0的极端水平，人口规模甚至可能跌至5亿到6亿区间，两国人口比例将出现三倍差距。

这一警告迅速引发舆论热议。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讨论量在24小时内突破百万，网友们从自身生育意愿、社会压力等角度分享观点，而学界则聚焦于数据背后的政策与社会因素。梁建章在后续访谈中强调，这一预判并非绝对结论，而是为了警示：“干预的时机越早，扭转趋势的可能性越大，成本也越低。”

二、中印现状：人口数据的

鲜明对比

2024 年末，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数据印证了梁建章的担忧。全国总人口为14亿828万，较上一年减少139万，这是人口连续多年呈现负增长。其中出生人口仅954万，出生率降至6.77‰，而死亡人口达1093万，自然增长率呈现负值。联合国人口司的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人口已在2022年触及峰值，此后的下行趋势难以逆转。

图源：国家统计局

劳动力与老龄化数据更显严峻。2024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7 亿，预计到2050年将降至7.5亿。工厂招工难已成为多地制造业的普遍困境，东南沿海的电子厂为吸引工人，不得不将月薪提升 30%，即便如此仍存在岗位空缺。与此同时，60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突破 21%，到2035 年这一比例将超过 30%，意味着每三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养老医疗体系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

印度的人口态势则截然相反。2023 年，印度以14.2 亿人口正式超越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尽管其生育率从2020年的2.05 降至 2025 年的 1.9，首次低于2.1的人口更替基准线，但仍远高于中国2024年1.21的水平，足以维持人口自然增长。联合国预测，印度人口将持续攀升至2064年的17 亿峰值，随后才逐渐趋于稳定。

人口结构的差异更为显著。印度人口呈现 “宽底窄顶” 的金字塔形态，25岁以下人口占比超过 40%，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 60%，这种年轻化结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动力。与之相对，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在 2024 年已超过 14%，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50 年这一比例将接近 30%，社会抚养负担持续加重。

三、差距根源：政策与社会环境的

双重影响

中印人口趋势的分化，源于截然不同的政策选择与社会环境。中国自1979 年起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特定历史时期有效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避免了资源过度消耗，但也留下了深远的后遗症。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每100 名女婴对应的男婴数量达119名，流动人口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128:100，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的婚姻市场竞争加剧问题，至今仍未得到缓解。

生育政策的调整虽已启动，2015 年全面放开二孩、2021 年放开三孩，但未能有效激活生育意愿。梁建章的研究揭示了核心症结：中国的养育成本已位居世界前列。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显示，在上海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初中毕业的花费约 80 万元，一线城市养育成本甚至高达 100 万元，而中国人均收入仅为发达国家的 1/3。深圳的房价收入比达到 40，普通家庭需不吃不喝 40 年才能购置一套住房，高房价挤压了生育空间。此外，0-3 岁婴幼儿入托率仅为 5.5%，远低于发达国家 50% 的水平，托育资源短缺让年轻父母难以兼顾工作与育儿。

印度则从未实施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宗教文化中 “多子多福” 的观念在农村地区根深蒂固，即便城市化进程缓慢改变着生育观念，但人口增长的惯性依然强劲。尽管印度女性受教育率已从 1960 年的 10% 提升至 2025 年的 80%，教育水平提高带来生育率下降，但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增长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不过印度也面临自身困境，20-24 岁青年群体待业率高达 42.8%，大量劳动力无法充分就业，教育与基础设施的滞后正消耗着人口红利。

四、潜在影响：经济与社会的

连锁反应

人口趋势的差异，将在未来数十年重塑中印两国的发展格局。经济层面，中国劳动力短缺已开始推高用工成本，2025 年制造业平均工资较 2015 年增长近一倍，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将订单转移至印度、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梁建章指出，劳动力减少还会削弱市场规模效应，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将面临阻力，而创新活力也会因年轻人口占比下降受到影响 ——2025 年中国专利申请量虽仍居全球前列，但青年发明人占比已较十年前下降 12%。

社会层面的变化更为直观。农村地区 “空心化” 现象持续加剧，青壮年人口涌入城市后，许多村庄仅剩老人留守，基层医疗与养老服务难以覆盖。教育资源也出现结构性调整，2024 年全国有超过 300 所农村小学因生源不足停办，而城市优质学校则面临学位紧张的矛盾。性别比例失衡带来的婚姻挤压问题，已在部分农村地区显现，彩礼金额水涨船高，进一步加重家庭经济负担。

印度虽坐拥人口红利，但也面临资源环境的约束。联合国数据显示，印度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 1/4，庞大的人口规模给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带来巨大压力。前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指出，印度制造业占比仅为 3%，远低于中国的 27.7%，基础设施滞后与教育短板使得人口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竞争力，2025 年外资流入较上年下降 12%，反映出市场对其发展潜力的疑虑。梁建章强调，印度的案例并非范本，而是镜子，警示中国需在人口数量与质量之间找到平衡。

五、应对之路：政策探索与现实挑战

针对低生育率困境，梁建章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他认为，政策需直击生育成本高的核心痛点，建议政府将 GDP 的 2%-5% 投入生育福利，包括现金补贴、个税减免、房贷利率优惠等。企业层面应推行弹性工作制，建立托育服务体系，缓解年轻人的工作与育儿冲突。文化层面则需倡导性别平等，打破 “养儿防老” 的传统观念，为女性就业与生育创造友好环境。

中国多地已开始探索实践。浙江、广东等省份推出每孩每月 300-500 元的育儿补贴，部分城市将产假延长至 188 天，还试点 “育儿假” 制度。但政策效果尚未充分显现，2024 年出生人口虽较 2023 年略有回升，却远未达到扭转趋势的水平。年轻群体的观望情绪依然浓厚，在一线城市的街头采访中，“房价太高”“没人帮忙带娃”“工作太忙” 成为拒绝生育二孩的主要理由。

2025 年 10 月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第一季度结婚对数较上年减少 8%，出生人口预测可能降至 700 多万。梁建章在当月发表的文章中重申，人口干预的窗口期正在收窄。而印度方面，尽管生育率开始下降，但人口增长的惯性仍在持续，预计 2050 年人口将达到 16 亿。

在某一线城市的社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向居民发放生育政策宣传手册，手册上印着育儿补贴申请流程与托育机构名录。一位年轻妈妈翻看着手册，身旁的孩子正伸手去够桌上的玩具。窗外，幼儿园的操场上，几个老人正带着孙辈玩耍，他们的身影与远处新建的养老公寓，共同构成了当下人口结构的生动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