锚定底线，达成差序化共识——略谈关于“1644史观”的争议

      在某大学生群讨论所谓“1644史观” 的是非时，我（K）说：“我还是希望‘1644史观’的代表人物吃瓜蒙主哪天能出来系统地讲讲她的‘三观’：民族观、国家观、历史观。她呈现了一种原生态的民间思想，而且整个人气质还挺好的。如果就这么消失了，不免可惜。”

      一位M同学问：“听老师的意思，是觉得吃瓜蒙主的1644史观是可以讨论的。我在看一个博主的视频时，他解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有精英史观和人民史观。他这个说法对吗？”

     K：“明清易代到底带来了什么？它给人民暂时和长远带来了什么？这当然可以讨论，而且也可以从人民史观角度去谈。

    关于清史，我个人感觉应该从近代史往上梳理。而且应该先锚定两个共识点：

     1.清朝抵御沙俄、英法、日本、八国联军的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2.林则徐、邓世昌等人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你不管持有什么史观，都不能推出与1、2相冲突的结论。相反，你的史观一定要能明确支持1与2。

      如果史观A比史观B更好地支持了1与2，那么A就是一个胜过B的史观。

     我一直想知道吃瓜蒙主和‘元清非中国论’者对以上问题是怎么看的。而蒙主好像还没来得及讲清她对以上问题的看法，以及她那套史观支不支持1与2。”

      J同学认为：“清、元、金其实和普通王朝的程序是一样的，清是明臣、元是金臣、金是辽臣（辽是唐臣、金是宋舅），而且都占了汉地核心（河北、中原），也自称皇帝，可以说从礼制、土地，都符合‘正统’，这时候有人打补丁说必须传承汉文化才算正统，问题是元的杂剧艺术性不低，清代满人贵族的汉诗汉画能力也不差，那么从‘正统论’开除元清是说不过去的。”

      K：“我的看法是，不应将民族融合单纯地叫作‘汉化’或‘满化’。其实是‘共同体化’或‘中华化’。少数民族学汉族，汉族学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互相学习，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化。比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史书上传为美谈，也没人说他是‘胡化’。

      民族间的交往，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年代，不可避免地会有相互战争与压迫、征服，也确实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归根到底是形成越来越巩固的共同体。这也可以用王夫之评秦始皇的话，是“天（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假其（统治者）私以行其大公。”

     正义与非正义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明清易代，我认为基于之前确认的1与2两个锚点，结合史实，可以进一步确认以下5点：

     1.满清入关侵明是非正义的民族掠夺与压迫行径，但也与日本侵华有本质不同。

     2.明朝军民（不止汉族，而是明统治区内的各民族）的抗清斗争是正义的，而且代表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就连反抗明朝统治最为剧烈的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在清军入关后都英勇地投入了联明抗清的战争。我们说‘人民史观’不是一句空话，就要同情和支持历史上人民的爱憎与抉择。

     3.这种反抗斗争虽然没有胜利，但它迫使满清统治集团不能不更主动地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去调整统治方式包括一定程度内放松原来的民族压迫政策，努力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

     4.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社会矛盾的逐步缓和，满汉等各族劳动人民之间，各族统治阶级之间也有了更多的正常交往。民族隔阂虽然存在，但也有所削弱。公允地说，只要是剥削阶级的统治，无论是哪个民族的统治者，都不可能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偏见、歧视，反而要借助这些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分化人民，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汉族统治的封建王朝是这样，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自发地冲破这些隔阂进行平等友好交往的是各族劳动人民。比如元代的黄道婆从海南黎族人民学到先进的棉纺技术。他们也是迫使统治阶级采取更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的原动力。比如清代的木兰围场，原来是满清贵族秋狝行猎之地，除了驻防的满洲八旗官兵，其余人等不得进入。但由于这些八旗官兵也要生产生活，而他们作为军人自身又不善劳作且人数不足，周边逐渐聚集了汉、蒙、回、朝鲜等大量从事农牧业、手工业、商业的人口。同治二年（1863年），清廷在木兰围场实行有限度的“开围放垦”，准许汉人及其他民族进入开荒；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木兰围场全面开围放垦。密切的经济往来也促进了文化交流。“由于当地居民‘皆本属异地聚居之缘故，往往斟酌土宜，各顺人情之便’。人们为了交往的需要，也在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据记载，‘每年正月间，各村有饮酒礼，彼此轮流邀集诸父老饮宴，谓之“会年茶”’。这种‘会年茶’的形式，促进了村里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随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在围场，各民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共同体。”（张红《清代木兰围场社会变迁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6期）

     5.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的性质与严重的民族战争时期相比，当然就有所不同了。在还不可能出现人民自己的政权的历史条件下，清朝在这一阶段有可能被各族（不只是满汉）人民接受为一个合法的统一政权，并在国际上代表中华民族共同体。”

     M认为：“满清入关，本质上是统一的王朝中，一个地方政权推翻了中央政权。也许可以用‘兄弟阋于墙’来形容。而日本侵略中国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所以本质不同。”

    K：“满清入关侵明是非正义的民族压迫掠夺，不能仅用‘兄弟阋于墙’或‘地方夺权’来轻描淡写。这两个词更适合描述朱棣的靖难之役。但清军入关与日本侵华确有本质区别。”

    J同学认为：“日本918之前是资产阶级政府版图扩张、伪满是殖民（法式）、七七之后是法西斯扩张，第一个阶段确实主导阶级和清入关（汉地主+旗人勋贵）不同，但是从百姓生活而言，资产阶级确实比地主做得好太多。

     日本侵略和西方侵略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们在名义上也当过中原王朝附庸国，这等于他们也有入主中原的理由（封建伦理确实如此）。

      老蒋做得差也就是在这里，一个买办政权，百姓生活水平不如伪政权。”

    K：“首先，并没有日本可以入侵中国的‘封建伦理’。

1.即使日本真是中国附属国，其侵华按封建伦理也是‘以夷变夏’‘以下犯上’，是不可接受的。

     2.何况古代史上，日本不是中国附属国，而是一个独立的、但有时自觉自己比中国低一等的国家。而中国古代认为任何国家都比自己低一等。而且中国历代王朝也都不太想搭理日本，对日本进不进贡也无所谓，自元明以降，即认为日本狡狯，不可不严加戒备。以下史料均出自明代薛俊《日本国考略》一书，足见明朝对日本的疏远与防范：

     ‘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皇明祖训》）

     ‘今其狡计如前所陈，则非向化者矣，受其贡亦侵，不受其贡亦侵，无可疑者矣。昔西旅贡熬，召公犹致戒于君；越裳献白雉，周公犹避让不敢受。汉通康居、罽宾，隋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议，况今倭奴最我雠敌，而于构衅之余，复敢怀其狙诈狠贪之心，而施其奸计以罔我，其罪不胜诛矣，况可与之通乎？’（《杨文懿公与张主客论倭奴贡献书》）

    ‘俊惟倭奴怒悬居绝岛，阻海为堑，万有余里，不特吾中国得其地不足以供赋税，得其民不足以给使令，而置之不治。’

    ‘伏覩皇明祖训暨大明会典，太祖高皇帝绝不与通。太宗文皇帝御极初，始诏许十年一贡，船只、水手、贡物俱有定额，洋洋省谟，古先圣王制御夷狄之道，莫是过也。’

     ‘申明旧制，移文到彼，限以十年一贡，船止一正一副，水手多不过百，如不及限及踰限而至，即以寇论，人船踰数亦以寇论。仍敕谙兵略，明道义，为德恤。下重臣时谨斥堠，修城堡，利器械，练士卒，习水战，以备不虞。一不戒，即依律例坐以法，有罚无赏，如此则边卫防御有时，边氓供费有度，既不失王者示无外之意，亦不使狡夷纵不恭之谋，中国圣人之颂作，而九重东顾之忧永殄矣。’（《梓山私议》）

     3.日本近代以来建立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国家，其与中国的关系，同于西方各国与中国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对日寇与伪政权，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美化与洗白。

     蒋政权有做得不如日伪的地方。我们可以在批判蒋政权时，说它还不如日伪。所以抗战胜利后，原沦陷区人民看到‘五子登科’大发‘接收财’的国民党‘中央大员’，才会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但是，在我们评说日伪政权时，却决不能说‘日伪比蒋政权好’，因为这就等于为日伪粉饰洗白了。

      所以你看到了吧：‘蒋政权比日伪还坏’与‘日伪比蒋政权好’，形式逻辑上是等价的。但前者在一定语境下可以说，后者则绝对不能说，说了就是丧失立场，丧失国格，丧失民族气节。

      这就是历史逻辑与形式逻辑的不同。逻辑是个好东西，但在讨论复杂历史问题的时候，如果不顾语境，“形式逻辑”往往只是“抖机灵”的道具而已。

      我们所有成员都要注意：

      年轻人思想活跃，想说一些自出机杼的东西，这很好，应该鼓励。

      同时，谈历史，谈家国大义，一定要堂堂正正，要有铁的信念、铁的担当。决不能腻腻歪歪，决不能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

      有的人本来也不是媚日，就是一味地想标新立异，吸引眼球，才会说出‘满清灭明=日本侵华’之类的谬论、歪论。”

    以上观点，我认为都是我们研究讨论相关历史时应该坚守的底线共识，可以说也是唯物史观、人民史观运用于明清史、近代史研究所必然得出的“二级结论”，也是我们对各种“史观”的“试金石”与“照妖镜”。“1644史观”也好、“1840史观”也好，不违背这些底线，就可以讨论，违背了，就要坚决摒弃。

     西方某些人鼓吹的“新清史”“内亚史观”，就是因为违背这些底线，我们才坚决反对、揭露、批判。

     清朝除了具有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必然具有的反动性、腐朽性之外，它的哪些举措促进和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哪些举措窒息了中华民族的活力，阻碍了中国走向近代化？这些问题我认为是可以讨论的。而对明清易代是进步还是倒退，清朝究竟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也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一切的“元叙事”，只能是我们自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而决不能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内核的“新清史”或“内亚”叙事。

     什么是“新清史”与“内亚史观”呢？

     张仁枫《西方伪史观的国家安全威胁与唯物史观批判应对——以“新清史”“内亚史观”为靶点》一文（《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年第5期）进行了很好的梳理，摘要如下：

     “新清史”是以“族群主权”解构清朝的中国正统性。“新清史”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汉学界，其核心论调是将清朝其核心论调是将清朝视为“满洲帝国”，否定其作为中国正统王朝的历史地位，片面强调清朝的非汉因素、满族性、内亚性，逐渐形成了“新清史”学派。代表性人物有罗友枝、柯娇燕、欧立德等西方学者。其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重构统治主体，将清朝的统治本质错误地界定为满洲精英对汉人的所谓“殖民统治”。部分“新清史”学者将草原民族政权的战争放大，杜撰称中原传统王朝的更迭与蒙元、满清王朝的换代截然不同，妄称中国历史发展与朝代更迭不具有连续性。

    二是歪曲疆域属性，将清朝的疆域扩张片面解读为“帝国征服”，否定边疆地区的中国主权渊源。例如，“新清史”学者诬称西藏、新疆等地区是清朝通过军事手段强制纳入的，与中原地区缺乏文化认同基础。

     三是虚化中国概念，杜撰清朝统治者缺乏“中国认同”，称其治国理念是“内亚帝国模式”而非“中国传统”。如罗友枝声称，清朝皇帝兼具“中国皇帝”“蒙古大汗”“西藏文殊菩萨化身”等多重身份，核心认同是"多元帝国"而非"中国"。

     “内亚史观”则是以“文明断裂”割裂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内亚史观”最初由西方学者用于研究中亚草原文明，后来被曲解为解读中国历史的“新范式”。其核心是将中国历史分割为“中原农耕文明”与“内亚游牧文明”两大对立体系，否定二者的交融。其主要论调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构建“文明对立”叙事，将中原与内亚虚构为“长期冲突”的关系。部分学者如拉铁摩尔声称，中国历史是“农耕与游牧的永恒对抗”，长城是“文明分界线”。这种观点忽视了历史上长城内外的经济互补、文化互鉴和政治融合。

      二是夸大“内亚影响”，将中国历史的阶段性变革归因于“内亚征服”。例如，部分学者声称，元朝的建立是所谓“内亚文明对中原的替代”；清朝的“康乾盛世”是所谓“内亚治理模式的成功”。这种观点妄图割裂中国历史的连续性。

      三是妄图消解中国主体性，大肆鼓吹中国历史存在所谓“内亚化转向”。如“内亚史观”鼓吹者声称，自辽金元以来，中国历史的主导力量来自内亚，中原文化逐渐“被内亚化”。这与历史事实完全相悖。从文化层面看，中原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即使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也以“认同中原文化”为统治合法性基础。

      对照此文所述的“新清史”和“内亚史观”，我们应该能够看出现在网上流行的哪些观点是受其误导甚至有意与之遥相呼应的。

     应该指出，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曾经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排满”口号。这个口号在当时具有反对满洲贵族民族压迫的性质，也能鼓动那些哪怕并不认同“民主共和”理想的汉族人起来推翻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毋庸讳言，它带有大汉族主义色彩。而且后来孙中山等人也曾强调这不等于说见了满族人就要排斥，而且即使汉人为君主而行如此恶政，我们也应当革命。

     今天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但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民族沙文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思想遗毒仍然存在。而“新清史”“内亚史观”正好与这些人唱起了“红白脸”：“内亚史观”说元、清不是中国王朝，这些人就炒作“元清非中国”；“新清史”说清朝是殖民统治，这些人就要清算“满遗”；“内亚史观”主张自辽金元以来，中国历史的主导力量来自内亚，中原文化逐渐“被内亚化”，这些人就鼓吹“厓山之后无中华”。

     更危险的是， “新清史”否定边疆地区的中国主权渊源，认为新疆西藏与中原地区缺乏文化认同基础。有没有人呼应这一点呢？有位W兄从事民族史研究，十几年前他在西北边疆某省区参加了一次民族学学术会议。后来他打电话给我讲了会议上一些学者的一些观点（他当场进行了辩驳），并评论：“都是西方那一套。太危险了！今天我才理解了什么叫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戴在有些人头上真是一点不冤枉！”

     你可以想像一向温文尔雅而且并非共产党员的W兄是听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观点才会如此炸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