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是被一场婚礼逼上绝路的
Sir电影官方账号作者 | 毒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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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师新婚当天坠楼身亡。”
在这样一个新闻中，许多信息被隐去，让人如鲠在喉。
直到昨天才有了后续报道——
遗体已火化安葬，后事由父母办理。
这普通的表述背后，我们无法想其间有多么复杂。
之前有传闻新娘从婚房跳下后，遗体陷入“拉锯战”——
婆家称婚礼没办完不算过门；新娘父母则称已经嫁出去了，拒绝退彩礼；而一楼的住户要求赔偿，婆家娘家相互扯皮......
△ 后期报道澄清，传言部分不实，娘家人（父母）一直守在现场，极度悲伤
一个28岁、热爱生活、受学生爱戴的女老师，用决绝的方式与烦恼切断联系。
没想到在她走后，也未得到清净。
她似乎仍然是一个被支配、被算计的对象。
然而这悲剧不是一时冲动没想开，她明明已经斗争很久，甚至从17岁就开始。
七年，从毕业开始，我对抗了七年
加上大学四年，十一年
我失败了
有人问，为什么不逃离？
逝者已逝，没有人能替她回答了。
或许她不是完全没有别的出路，但一张大网正在收起，覆盖着她，和她这一代的同龄人。
即，代际矛盾好像越来越明显。
尤其是在婚恋问题上。
一边是盼着抱孙子的父母，一边是“走走停停”的孩子。
今天在社交平台上，我们频繁看见父母在抱怨孩子的“不孝顺”，而年轻人则抱怨长辈的催婚。
有的，甚至变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也是这个月。
一个山东小伙子，在与父母争执后，进山失联，被发现时已经走了。
两代人的观念冲突，是个老问题了。
只不过过去，年轻人选择了出走——是逃离，更是在追逐改开以来波澜壮阔的城市化大潮。
《站台》中，年轻人离开山西小镇，离开父辈的生活方式，追逐火车奔向远方。
《漫长的季节》，儿子不愿意接父亲的班，不愿意守着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 想要去南方闯荡。
但如今呢？
时代在回潮。
年轻人不卷了，逃离北上广，挤进体制内，将目光移向了小镇、县城或者出生的农村。
这当然不失为另一种选择。
因为大家也期许着更舒适的生活节奏、更低的消费水准，更稳定的工作生活……
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这一代的年轻人，不可避免地，将和自己的父辈有更多生活空间的重叠。
矛盾凸显出来，也就不稀奇了。
他们是互联网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是中国历史上受过高等教育最多的一代人。
然而与他们迎面相遇的县城，无论从观念还是权力结构，却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巨变而过多松动。
于是。
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县城。
因为它不再是一个可以抛在身后，居高临下“关怀”的对象。
兜兜转转。
一部上映在20年前，故事背景在50年前的电影，居然严丝合缝地预言了今天。
《孔雀》。
它与现实都刺痛人的一点在于——
如果我们只看见“个别特例”、“个别坏父母”、“个别极端情绪”……
就无法看见。
青春在驯服和抵抗之间，头破血流的挣扎。
01
为什么没跑呢？
一部分原因是：
比起直接暴力，更普遍的情感绑架是难以逃脱。
很巧，《孔雀》的故事发生地也是河南的某个小县城。
每一个章节开篇都是家人吃饭。
“七十年代的夏天”“我们一家五口”“爸妈身体好”“我们很年轻”。
没有强调特殊历史，只有小镇人家的日常。
镜头语言温柔平和，美术风格岁月静好，就像如今许多人对县城的想象。
家庭片？
没错。
但反鸡汤。
准确地说，《孔雀》捕捉了中国小镇传统家庭的“真正传统”——
集体主义高于个体情感。
最有代表性的长镜头：
一家五口堆蜂窝煤，5个人默契分工，在沉默中安稳运转。
一场大雨突至，劳动成果眼看要毁。
可像是排练过一样，这家人依旧分工明确、紧密、各司其职。
依旧没台词。
这很“传统”。
与其说东亚家庭观念强。
不如说是种高度紧密的集体主义，个体对个体的理解与交流，既不必要也不必须。
看中的是个体对集体的关系。
是责任与权力。
付出最多的母亲，身处权力顶峰，甚至肩负对外社交；日常里沉默不语的父亲，又会向母亲“偷偷告密”，偶尔还要充当打手。
其中，奉献与牺牲是主旋律。
还是那个长镜头——
雨太大，家人纷纷放弃。
只有母亲不甘心，冒着大雨，狼狈又执着地挽救眼前无法挽救的一切。
依旧沉默。
没有意义，但像种情感控制。
或许无意，但牺牲换取了敬畏，敬畏又塑造权力。
《孔雀》通过姐姐与弟弟的命运对比，展现了两种结局：
受到父亲失控的暴力，弟弟能拔腿就跑，离家出走；而更想独立自由的姐姐，却遭受到隐形控制，不得不妥协。
比如。
母亲发现自己少了钱（姐姐用的），她心里有数但不指责不攻击，只哭着诉苦。
直到姐姐递上了毛巾，完成了臣服。
让东亚孩子学会“懂事”的，很少是直接、粗暴的批评教育。
类似的还有《阳光普照》。
母亲点根许久不抽的烟，满脸愁苦，却不提任何要求，直到儿子主动提出帮忙。
事成了，她立刻灭掉烟转身而去。
相比“应该”“要懂事”“为你好”，“有人付出了更多”才是普通东亚父母施加控制、孩子难以逃脱的法理依据。
真正该直面的问题，是绑架和控制。
被绑架的只有孩子？
退后一步你会发现，电影中的县城与现实中一模一样
在家这个小集体外面，还有一个大集体。
02
结不结婚重要吗？
打个比方——
姐姐用绝食的方式，表达不满，捍卫自己人生选择的机会。
在家人眼里像天塌了。
他们关心。
先递到你手里。
再送到你嘴边。
还不行？
父亲给母亲一个眼神，全家上手了。
馒头塞进嘴里，家人忐忑地退开，脸上似乎带着歉意，像是完成了什么“不得已”。
其实，人生里被塞进口中的不止一个馒头。
你反抗了这个，又拒绝不了另一个——
婚姻、孩子、住房、编制……统统都是长辈的期待，甚至是“强制爱”。
姐姐天性浪漫，胸怀理想主义。
会拉一手漂亮的手风琴。
但家里只想让她稳定，有面子，就大费周折托人安排了“理想工作”：托儿所阿姨。
干砸了。
接下来的善后方式，城市年轻人或许很难想象：
没有院方出面，没有程序调解，没有赔偿协商。
只是母亲带着她，亲自向受伤孩子上门赔不是。
区别恰恰在此：
这个小社会运转起来不靠契约，而是靠人情往来和面子维系。
谁想向上走，就得靠关系、靠托人、靠送礼来建立关系网；谁出了岔子，谁就得在所有人眼里低一辈子头。
人情社会的规矩不写在纸上，而是在每个人的嘴巴和眼光里。
这种可怕的眼光贯穿《孔雀》整部电影。
“做自己”？
是一种病。
张静初饰演的姐姐想逃。
为了能当上伞兵，她企图花钱送礼，带着强烈目的与征兵处的战士套近乎。
向往军旅生活？
还是向往爱情？
都不尽然。
当伞兵的初心，就来自于她工作压抑、生活处处受限，当她看到天上随风飘荡的伞兵，她心动了。
她看见了无比具体的自由。
注解这份自由的，还有一个明确的地理坐标。
她夸征兵处的男人说话口音好听，像播音员，对方说出了姐姐的真正向往。
我们家是北京的
“北京”不只是首都。
不只是好工作。
而是一个更大的世界，是一个可以匿名、可以重启、可以不被熟人目光钉死的天地。
《孔雀》上映于2005年，是中国城市化的白热阶段，“北漂”这个词听起来仍然十分诱人。
有同样想法的年轻人不只姐姐一个。
赛道很挤。
当时去大城市才是逃离。
但如今反了过来。
代替冒险的，是安全与稳定。
年轻人顺从了？
反抗上一代是永远的本能，回到传统当中只会让矛盾加剧。
更何况。
他们见过了，或者说掏出手机就能看见“那些天空中的降落伞”。
看见自由就在那里，而我在这里。
关于“别处”的想象，将永恒映照此地的匮乏。
没有了冒险的通道，剩下的只有听从安排，“体面地”结婚、生子、融入集体。
直到这些年轻人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成为父母口中的：
“你看看别人。”
03
几年前，有人在网上给马文才翻案——
“祝英台和马文才有婚约”“梁山伯是小三”“不管在哪个年代，婚约都是不能破坏（哪怕是包办的）”……
是的，《梁祝》里的马文才。
年轻人们，好像更看重现实了？
《孔雀》里被一家人视为疯子、被母亲亲手扎针的姐姐，最后也变得“理智”了。
她最后主动提出要结婚，找人相亲。
臣服了？
不完全。
因为有条件：
对方必须给他提供一个新的工作，她不想再忍受汽水厂压抑的工作，和糟糕的人际环境。
她还是想逃。
这是《孔雀》最写实，也最令人感慨的一点：年轻人并不会完全放下锋芒。
但会放弃天真与斗争。
学会麻木与妥协。
在一切挣扎无效之后，“听话”成为了最后的手段。
能让她在这压抑的集体社会中，争取相对自由。
当然，也是场悲剧。
看细节。
姐姐在相亲时笑着接过对方递来的丝巾，然后亲手、紧紧地，将它系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这是另一种“杀死自己”。
一声叹息。
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但美好或许从未有过空间。
如今县城变得更好了，物质水平提升，买得到霸王茶姬，但女教师的悲剧或许揭示了：那里的精神世界、观念环境、社会规则或许没同步现代化。
县城还是那个县城。
而年轻人们正在回归。
一条条由父母、亲戚、同僚的眼光织成的“丝巾”，等待着他们探进自己的脑袋。
有的人走了。
有的人呼吸还在但越来越轻。
有时Sir分不太清，哪种更为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