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医在海外受欢迎，而在中国大陆遭质疑？

近年来，中医在中国大陆屡受争议，“疑中医论”广泛传播，批评其理论“玄虚”、疗效“不可证实”乃至被指是“伪科学”，一场关于中医现代化和科学化的社会讨论不容回避。而与此同时，在同属华人文化背景的香港以及海外华人社区，中医药却在稳步增长中赢得年轻一代的信任与青睐，甚至得到行业规范和学术支持，为人所称道。这一差异引发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为何有人不信中医？从香港的案例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一、中医信任根源在于历史与文化延续

在香港，由于殖民时期西医体制的主导地位，中医并未一度在官方层面强势介入。但正因此，中医保留了其根植于民间、传承于家庭的自然生态。Ruby的家庭便是典型例子，祖辈来自广州，自幼耳濡目染于中药煲汤、凉茶文化，在她生活中，中医不是某种“权威灌输”，而是贴近日常、与身体经验紧密结合的信仰。这种经验式信任不同于制度灌输，更有韧性和延续力。

对比之下，中国大陆在某些阶段对中医的支持过于“官方化”，甚至出现“神话化”的倾向，导致其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领域中反而引发逆反心理。他们所质疑的不仅是中医的疗效本身，更是其在国家话语体系中被不断政治化的存在方式。一旦失去民间的自发性，信任也就变得难以建立。

二、制度信任：规范才是信任的起点

香港中医能“稳健发展”，除了历史文化延续外，更离不开规范制度的支撑。中医师的严格注册制度、大学学位课程制度化、药材质检体系的完善构筑起了公众信任的基本面。例如，《中医药条例》对从业者设立了进入门槛，《港标》的建立保障了药材来源的安全性，这些都是“把不确定变为可信”的过程。

尤其在药品安全这一中医饱受质疑的重点领域，香港严格的监管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2025年6起中药材农残超标事件均通过政府抽检渠道发现和回收，显示出制度的主动发现与纠错能力。这与大陆中药遭遇的信任危机形成鲜明对比，如频发的药品不良反应、过度宣传缺乏数据支撑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众对中医药的好感。

三、临床效验与现实需求：中医不是替代，而是补足

对比国内往往“中西医之争”的激烈氛围，香港社会展现出更高程度的“中西医共存”思维。正如Ruby所言，自己会在需要时看西医，也会在适当时寻求中医调理，在判断疾病的类型及治疗目标时保持理性。香港中医师陈洛志也解释得很清楚：西医擅长急症救治与科学检测，而中医更长于慢性病管理与身体调理。

这一场景在疫情期间尤为突出。在经历疲倦、胸闷、精神状态不佳等“新冠后遗症”后，一部分患者发现西医提供的只是“对症处理”，而中医调理手段则更加全面。有趣的是，这种由体验带来的转向，不是在鼓吹之下完成的，而是现实疗效带来的“转化信任”。中医的增长逻辑并非口号式崛起，而是一种缓慢建立可能性的过程。

四、信息传播：从神秘到理解的转变

近年来社交媒体在中医知识传播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年轻中医通过视频、短文等形式普及基础诊断理念，让过去深奥晦涩的中医理论逐渐接地气，走向民众。这种让中医“去神秘化”，反而让人更容易接受，也更有好奇心去尝试。

而大陆中医的传播生态则更多混杂着商业促销、误导营销甚至谣言，例如“中药注射液杀新冠”类不当宣传，加剧了对中医缺乏事实基础的质疑。比起盲目宣传，香港中医师更多专注于临床案例的慢传播与专业嘴公开化，奠定了“让人信服”的传播基础。

五、公平性与可及性：中医普惠的挑战仍在

当然，香港中医发展并非没有挑战。一方面，看中医的民众比例增长迅速；另一方面，中医服务仍以私营为主，价格偏高，政府资助覆盖面有限。例如，纯姐面对慢性腰痛需持续針灸与调理，但每次百余港元的费用在中下层群体中仍是负担。如何在保持医疗质量同时扩大可及性，正成为下一步发展的考验。

从长远看，新设立的中医院将成为中医纳入公营医疗体系的重要起点，其实行中西协作与中医教学职能，既探索专业协同，也为中医走向科研与标准化发展铺路。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医从个案疗愈走向公共医学系统的可能性，也正逐步建立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制度化存在方式。

信任，是经验、制度与文化共同缔造的

中国大陆社会对中医的“疑”不是偶然，也不能简单归咎为“去中国化”或“文化自卑”，而是对不规范、不透明、不科学的反感。而香港则用事实展示了一条可能之路：当传统医学融入公共管治逻辑，被审慎监管、系统教育、适度支持，就会逐步赢得人心。

中医要赢得更多信任，不只靠历史传承，也必须经得起现代制度的检验和公众质疑的考问。在持续的审视与观察之中，中医方可由此迈上与时俱进的转型之路。正如一位网友所言：“如果中医能正常发展，它会慢慢找到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香港，也许正是这一过程的试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