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又到了豪赌国运的当口

日本其民族心理中的一种显著特质：在重大历史关头，倾向于押上国家命运，以一场战略性豪赌寻求打破现状、实现阶层跃迁。 这一特质在近代三次决定国运的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两胜一负”的结果深刻塑造了日本的自我认知与战略文化。

这三次“赌国运”战争，两场“大赢”和一场“全输”，构成了日本近代战略史的核心叙事。其共同特点是：在面临重大瓶颈或危机时，倾向于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军事冒险作为突破手段；决策过程中常伴随对对手意志与实力的低估，以及对自身“精神力量”和战术突然性的过度自信；赢则获得跨越式发展，输则面临近乎灭顶之灾。

高市早苗的上台以及后续的事件发展，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场精心预谋的政策转向，其目的是：选择以全面、系统性地对抗中国作为核心路径，意图以此为契机转移内部矛盾、重塑产业优势，并进行一场高风险、高代价的“国运豪赌”。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面对中国企业的全方位竞争（从产业链整合到技术创新应用）已显疲态，市场份额与利润空间被持续挤压。更为致命的是，被视为日本经济命脉的高端制造业，如半导体设备、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领域，也正感受到来自中国产业升级的强劲压力。

这种“国本动摇”的危机感，深刻影响了日本经济界与战略界的认知。当正常的经济竞争难以确保优势时，将中国塑造为“战略竞争对手”乃至“威胁”，便可能成为其凝聚国内共识、寻求非市场手段（如联合盟友进行技术封锁、供应链排除）以保护并试图重振关键产业的逻辑起点。对抗，在此情境下被部分精英视为一种“经济自卫”与“产业复兴”的倒逼机制。

其次，长期经济停滞催生的国内社会政治矛盾已达临界点，急需外部“出口”进行风险转嫁。 “失去的二十年”（即将变成“失去的三十年”）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停滞，社会失去活力、阶层固化等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在此背景下，民族主义与右翼思潮持续抬头，“反移民”、“反华”等排外与强硬论调成为部分政客转移公众视线、凝聚脆弱民族认同的便捷工具。

而将中国塑造为外部“威胁”，能够有效地将民众对国内治理不满的能量，引导至对外部“挑战”的同仇敌忾上，从而暂时缓和统治压力。未来十年，这种通过制造并放大“中国威胁”来维持内部凝聚力的政治需求，只会随着日本国内困境的深化而愈发强烈，从而驱动其国家政策持续走向对华强硬与对抗。

再者，日本正积极激活并扩张其军工产能，企图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扮演关键生产与后勤枢纽角色，以此作为国家产业战略的突破口。 

日本的另一重战略算计：以“最上级”护卫舰七年十二艘的快速建造为例，证明其军工制造业依然保有相当的技术底蕴与产能潜力。相对与美国急速衰退的造船能力而言，仍然是一张有力的王牌。对澳、对美的大型装备出口合作，展现了日本有充分将军事工业重新打造为国家战略性产业的野心。

此举一石多鸟：第一，直接响应并深度嵌入美国对华围堵的军事需求，巩固日美同盟；第二，利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部分制造业空心化、军火产能紧张的局面，试图承接高端武器与装备的制造订单，为日本庞大的工业体系寻找新的增长点；第三，通过军事工业的扩张，带动相关高端技术研发，并可能伺机向民用领域溢出，反向滋养其正在萎缩的民用工业基础。将自身定位为“美国在远东的首要军火库与堡垒”，不仅是一条现实的地缘政治选择，也被部分日本决策者视为打破经济僵局、实现“军工景气”带动“国运再兴”的险招。

 这三重事实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共同指向一个高概率的战略方向：日本统治阶层很可能判定，继续维系过去那种政冷经热、有限竞争的对华模式已无助于扭转其国运颓势。

通过宣誓性地与中国展开直接对抗，日本旨在达到多重目的：稳固国内政治基本盘、争取美国更大的战略扶持、在关键产业领域构建对华“防护墙”与“替代网”，并最终赌上国运，期待再一次击败强敌，重新恢复曾经的优势地位。

然而，这是一场危险性奇高无比的赌局。日本若执意以此为国策，无异于在历史大变局的十字路口，选择了一条通往不确定性最大化的危险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