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遭遇集体反垄断维权：民宿抱团反击 OTA“不正当竞争”

12月10日，云南省旅游民宿行业协会发布《关于启动OTA不正当竞争反垄断维权工作的决定》，公开点名以携程为代表的在线旅游平台长期存在“二选一、流量屏蔽、单方涨佣”等问题，号召全省民宿业者抱团取证、集体维权。

在文旅恢复、出游爆发的当口，被推上风口浪尖的，并不是某一家“问题民宿”，而是掌握线上流量入口、坐拥全国56%在线酒旅交易份额的行业巨头。

监管高压、商户反弹、用户投诉、资本减持交织在一起，一场关乎平台技术权力边界与行业竞争秩序的“OTA反垄断战”，正在携程身后悄然成形。

“不再沉默的民宿”：云南协会集体维权

云南省旅游民宿行业协会发布的公告称，近年来协会接到多起会员投诉，反映携程等个别在线旅游（OTA）平台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在云南民宿行业实施包括但不限于“二选一”霸王条款、单方面随意涨佣金、设置不公平交易条件、屏蔽流量等行为。这些行为严重侵害了广大民宿经营者合法权益，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阻碍行业健康发展。

图片来源于云南民宿协会

为维护会员合法权益、营造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协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决定：将授权秘书处启动证据收集、委托法律服务，并计划向国家及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提起集体投诉诉讼。

据红星新闻报道，此次维权工作的线索征集联系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目前证据正在收集中，没有形成结果，无法对外公布，但会员们对提交证据的积极性是很明确的。该联系人表示，“部分受‘二选一’等垄断条款影响的从业者因顾虑平台压力，尚未主动提交相关证据……协会特别呼吁，可通过匿名提交、委托第三方转交等安全方式向协会提供证据素材，协会将严格保密。”

红星新闻报道指出，协会会长贺双全介绍，自协会发布《关于启动OTA不正当竞争反垄断维权工作的决定》以来，已收到大量民宿经营者提供的合同条款、后台操作截图、沟通记录等证据素材，充分体现了行业对破除垄断、规范市场的迫切诉求。“当前核心任务仍是全面、扎实收集证据，我们委托的上海锦天城（昆明）律师事务所将依据证据清单和相关法律法规，对每一份材料进行严谨审核与法律分析，后续将根据证据完备情况，统筹决定向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投诉意见。”

截至快消前瞻发稿时，携程方面尚未就此事公开回应。

从“大数据杀熟”到“技术霸权”

携程多次被约谈、被举报

事实上，云南民宿协会此番“抱团”维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长期压抑的商家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所谓平台要求商家“二选一”，是指商户被平台要求在携程与其他竞争平台之间只能选择一家合作，不得多平台同时上线产品，否则将面临流量封禁、佣金提高等惩罚。

这种行为类似于此前电商行业的独家合作“二选一”乱象，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已多次被监管认定为违反反垄断法规。例如，北京高院在京东诉阿里“二选一”案一审中就判决认定这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

而在在线旅游领域，早在2021年就有酒店实名举报携程通过“二选一”要求合作酒店下架其他平台产品，否则就遭流量封杀和评级取消。此次云南民宿协会出面，正是要集中力量对这一业界痼疾发起挑战。

截图自证券时报

事实上，今年以来携程已多次陷入类似争议并受到监管部门的密集关注。详情可见快消前瞻此前报道又被约谈！携程的“技术霸权”把戏，该收场了！

仅在最近几个月内，这家占据国内酒旅市场过半份额的OTA巨头已接连两次被监管公开约谈整改。

8月初，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就曾联合约谈携程等五大OTA平台，点出其可能存在强制商家“二选一”、利用算法自动调价、订单确认后毁约加价、价格欺诈和哄抬价格等违法问题，要求企业自查整改。

截图自贵州市监局官网

随后在9月17日，郑州市市场监管局又对携程运营主体进行了行政约谈。调查发现，携程违反《电子商务法》第35条及《网络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24条，存在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和技术手段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交易及价格进行不合理限制的问题。

郑州监管部门向携程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限期完成合同条款修订、整改“强制开通、无法退出”等侵害商户自主权的行为，并优化相关调价工具，建立长效合规机制。监管官员明确警示：严禁利用技术手段变相操控价格、限制交易，尊重商户自主定价权，营造开放公平透明的平台环境。

截图自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连续不断的监管问询，折射出携程近年来平台治理问题的严重性，也让外界质疑其是否在利用市场优势扭曲公平竞争环境。

强迫“二选一”、算法限流？

律师：涉嫌同时触及《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面对云南民宿协会掀起的集体维权浪潮，在法律界人士看来，协会所指控的平台行为已经踩在法律红线边缘。北京市旭灿律师事务所律师菅峰表示：

携程平台是的行为存在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层面的法律风险：携程“二选一”事件，其实质就是利用平台的垄断地位或者优势地位，实施了强迫交易行为（让商家二选一），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同时，携程作为市场主体之一，这种行为对于其他从事相关业务的市场主体而言已构成不正当竞争，所以携程的行为也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

另一方面，他也强调了行业协会作为集体力量的重要性，民宿作为单个市场主体，无法抗衡OTA这种大型平台，因此维权的关键与难点在于单个主体影响力有限。但假如利用行业协会进行维权，影响力就被放大。所以，云南省旅游民宿行业协会关于启动OTA不正当竞争反垄断维权工作的决定正当其时。

由于行业协会的强势介入，这类操作也许会被其他相关行业参考、效仿。因此，菅峰表示，携程未来有可能面临各地行业协会利用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推动相关立法从而对其产生影响。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也指出，此次行业协会出面组织维权，首先是一次正当且必要的集体行动。面对平台可能的“二选一”、流量屏蔽、单方涨佣等行为，单个民宿体量小、议价弱，很难与头部OTA抗衡；协会出面统一收集证据、委托律师、提起集体投诉，可以把分散的诉求变成有组织的法律主张，降低维权成本、提高博弈筹码，也能向监管部门集中呈现行业受损事实，推动执法落地。他表示，从更长远看，这种商户自组织机制本身也是市场成熟的表现，有助于将平台与商户之间失衡的“双边市场”拉回相对均衡状态。

如果携程确实存在“二选一”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柏文喜认为，其对行业生态的危害体现在三方面：

① 挤压商户生存空间——独家合作、强制调价、随意提升佣金比例，会直接侵蚀民宿利润，导致中小民宿变成“给平台打工”，削弱其投入服务与产品的能力；

② 抑制竞争与创新——排他性条款将同行平台挡在门外，商户失去“多平台上线”的机会，使OTA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平台也就缺乏改进算法、降低费率、提升体验的动力；

③ 扭曲消费端价格与服务——当商户失去定价自主权，只能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或被迫降低服务品质，最终损害消费者的选择权与体验。一旦形成平台对商户高度不对称的权力格局，整个酒旅产业链就会陷入“低价—低质—低利润”的恶性循环。

对携程而言，柏文喜分析，此次事件至少带来三重影响：

① 监管风险上升——云南民宿协会已启动证据收集并计划向国家及省级市监部门提起集体投诉，若调查证实事实成立，携程可能面临行政约谈、高额罚款，甚至反垄断民事诉讼等后果；

② 品牌与商户关系受损——“二选一”标签的再度发酵将削弱平台在商户端的信任度，一些民宿可能主动下架产品或降低与携程合作的优先级，进而削弱携程对核心旅游资源的控制力；

③ 资本市场与合规成本增加——在反垄断执法常态化的大背景下，携程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合规审核、算法透明、费率协商等，短期利润空间承压，而中长期资本市场对其估值也可能因此加入“政策风险折价”。

值得注意的是，柏文喜强调，对抗式的法律维权只是“底线博弈”，更健康、可持续的解决之道是平台与商户建立“共治”模式。他建议携程等OTA主动进行机制改革，推出一系列共享治理举措，例如：

① 费率公开透明+民主协商——平台公开佣金规则和调整公式，并与行业协会建立年度议价机制，将“单方涨佣”转变为“双向协商”；

② 承诺非排他合作——携程可在监管备案前提下推出“非独家”合作选项，允许商户多平台同时上线，平台凭服务和技术而非封闭条款来竞争；

③ 数据与算法开放——向签约商户提供流量分发、价格建议等核心算法的说明，并设立申诉通道，防止出现“隐形降权”或“算法杀熟”等现象；

④ 第三方资金托管——引入银行或文旅主管部门认可的独立结算平台，按订单完成度分批结算，降低商户资金被平台长期占用以及单方面扣款的风险；

⑤ 动态费率激励——将佣金费率与民宿的服务评分、复购率、投诉率等指标挂钩，让“优质”而非“独家”合作的商户获得更低费率，鼓励提升服务品质。柏文喜认为，通过“透明规则+多方共治+优质激励”相结合，既能保障平台的收入和品牌口碑，也能维护商户的自主经营权，最终让消费者享受到更稳定的价格和更好的服务，实现平台、商户、消费者三方利益的再平衡。

高毛利与高压力：“亮眼”业绩之下，

谁在为携程买单？

在云南民宿协会公开宣布启动针对 OTA“二选一”等涉嫌不正当竞争、反垄断维权之后，市场的视线，又回到了这家行业龙头——携程身上：一边是民宿商家抱团控诉平台“技术+规则”挤压生存空间，另一边，则是财报里依旧亮眼甚至“过于好看”的利润数字。

事实上，在高额佣金与算法调价等多重压力下，不少酒旅商家早已感叹“是给平台打工”。此前各地酒店、民宿集中举报携程“调价助手”等功能，会在商家未充分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自动下调价格、频繁改价，商家想关掉却“关不死”，成为压倒行业耐心的关键导火索之一。

财报数据显示，2024年携程销售毛利率高达81%，远高于同程旅行64%的水平。有分析指出，这一异常高的毛利率，很大程度上源于携程对流量和定价的强势掌控。河南省消协维权专家葛瑞认为，携程在国内OTA市场交易额占比高达56%，已具备明显的市场支配地位。如果其借助“调价助手”等手段在未获商家同意下强制改价，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第22条“限定交易相对人交易条件”的规定，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当平台一边掌握流量入口，一边掌控调价工具，商家的议价空间被进一步挤压，盈利能力被“平台费用+隐形折扣”层层侵蚀。

央视网评论也进一步警示：平台一边“挟流量以令商家”，不断压缩商户利润，一边继续维持“用户侧低价形象”，实质上是在“慷商家之慨，赚平台之利”。这类行为如果持续，伤害的不仅是个体商户，而是整个线上旅游服务生态的健康度。

截图自央视网公众号

另一方面，在消费者端，携程也因一些“隐性套路”被屡屡投诉：机票/酒店预订页面默认勾选保险、券包或增值服务；退改签规则复杂、费率高，且价格信息不够透明；不同用户、不同终端价格差异明显，引发对“大数据杀熟”的质疑；个别跟团游、自由行产品存在夸大宣传、临时加价、强制购物等争议。

第三方投诉平台数据消费保平台统计显示，2025年上半年全国OTA平台中携程相关投诉量居首。仅跟团游一项，携程上半年有效投诉就达1892件，但投诉解决率仅约41.5%。常见投诉问题包括退款纠纷、虚假宣传、捆绑收费、强制消费等。大量消费者的不满表明，携程在追求盈利和效率的过程中，用户体验正受到损害。大量“用脚投票”的负面反馈，意味着平台在追求营收与效率的过程中，用户体验正在被透支。

当一端是商家定价权被侵蚀，另一端是消费者体验被打折扣，携程的高盈利难免被外界解读为“建立在双重信任透支之上”。

业务运营饱受争议的同时，携程在资本市场上的一系列动作，也让投资者格外敏感：一方面，多名公司高管和重要股东陆续减持套现；另一方面，公司又在二级市场大手笔回购股票。

据美国SEC披露文件，今年9月初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出售了100万股美国存托股份（ADS），套现约5.27亿元人民币；联合创始人兼总裁范敏减持7万股ADS，套现约3242万元；首席运营官熊星则减持40万股ADS，套现约2亿元。

梁建章减持携程股权

此外，前第一大股东百度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多次大笔减持携程股票，累计套现金额超过7亿美元；国际投资巨头Prosus更是在2024年完全清仓了携程持股。频繁的高管和股东减持，不禁令市场对携程未来增长产生疑虑。 然而几乎同时，携程又宣布了一项大规模回购计划。

8月27日，携程董事会授权未来回购不超过50亿美元的股份或ADS，金额相当于公司市值的逾10%。而在此之前的回购计划也已实施：截至今年2月，公司已动用约4亿美元资金回购约700万股股票。

左手高管减持、右手公司回购的操作令投资者困惑：管理层套现是否对业绩前景缺乏信心？抑或回购只是在对冲大股东抛售压力、维稳股价？

在不少券商分析师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对冲式信号”：一方面，高管与大股东减持常被视为“业绩增速或盈利见顶”的前瞻式提示；另一方面，大规模回购又在向市场释放“公司认为自身估值被低估、对长期发展仍有信心”的姿态。但从公众舆论的角度，这种一边减持、一边回购的复杂动作，也加剧了外界对携程未来增长质量的揣测——尤其是在监管压力和商户维权声浪不断抬头的当下。

如果只看账面数字，携程目前依然处在一条“高景气曲线”上。根据 Trip.com Group（携程集团）在11月17日公布的 2025 年三季度财报，公司当季实现净营业收入约18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约在16%左右；住宿预订、交通票务和其他创新业务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住宿业务收入同比增幅在20%左右，交通票务收入则受国际航线恢复和入境游复苏拉动，实现同步提升。

截图自携程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公告

更引人注目的是利润端表现：得益于处置部分长期股权投资所产生的约 170 亿元投资收益，本季度公司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高达约199亿元，净利率一度“反客为主”地超过营收本身——这是典型的一次性项目拉升利润。但若剔除这类非经常性收益，财报披露的经调整净利润约为36亿元，同比仅小幅增长，盈利质量显然没有表面数字那样亮眼。

截图自携程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公告

这意味着，携程在当前宏观环境和竞争格局下，依然可以依靠稳健的经营现金流与财技操作交出一份“漂亮的三季报”，但可持续的盈利动能更多来自：国内旅游需求恢复后带来的高星酒店、长途出行等高客单价业务；入境游、出境游和海外业务的结构性修复；对平台费用、商家佣金、技术服务费等“抽成体系”的精细化管理。

而云南民宿协会此次联手维权，指向的恰恰是这套高盈利模式中最易失衡的一环：当平台为了维系毛利率和利润表强势表现，而不断通过算法调价、强绑定合作、抬升费率等方式“挤压”产业端，对应的，就是商户与消费者端信任度的持续透支。

从这个意义上看，三季报上的“高利润”，与民宿、酒店们在现实中感受到的“高压”，并非彼此无关，而是同一套平台逻辑在财报和生态两端的不同呈现。

当“流量权力”被装进法律笼子

“群雄逐鹿”下谁还能自居“无冕之王”？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在线旅游市场版图重塑的当下，携程不再只是那个高举“行业第一”旗帜的绝对中心。曾经“携程系 vs 同程艺龙”的双寡头格局，已经演变为携程、同程、美团、飞猪、京东以及抖音等多方势力并立的“群雄逐鹿”。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权必删）

同程深耕下沉市场，美团倚仗本地生活场景，飞猪背靠阿里电商流量，京东打出“免佣”与高消费人群的组合拳，抖音则通过内容种草与直播间特价房券撬动用户——这几股力量从不同维度不断蚕食着携程的流量与高星客群。对携程而言，曾经“只要想到订机票酒店就打开携程”的用户心智，正被这些新入口悄然稀释。

在这样的竞争格局中，携程一边凭借规模、品牌和全球供应链享受行业复苏红利，一边又在自身商业模式上遭遇前所未有的拷问。

从酒店商家控诉“调价助手”强制改价，到地方监管部门连番约谈，再到行业协会发起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维权，外界对携程“挟流量以令商家”的质疑从个案投诉升级为系统性警示：平台是否过度依赖技术规则和算法权力，挤压了商户的生存空间与自主定价权？

监管的信号已经非常清晰——平台经济不再只是“谁的流量大谁说了算”，而是必须在法律框架下重塑平台与商户、消费者之间的权责边界。对于携程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要按要求完成合同条款整改、算法工具优化，更意味着从底层逻辑上告别“技术霸权”思维，把“掌控”让位于“共治”，把“薅商家羊毛”改为“分享增长红利”。

从更长周期看，中国旅游市场仍处在结构性向好的通道之中：居民出游意愿修复，品质游、本地游、细分主题游不断涌现，“大众旅游时代”正在进入到“体验升级时代”。

在这样的趋势下，真正决定一家OTA平台能走多远的，不再只是GMV的曲线有多漂亮、毛利率能压多高，而是它能否在稳定盈利的前提下，仍然尊重商户的经营弹性、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当行业进入存量博弈与强监管并存的新阶段，携程面前其实只有一条真正可持续的路：以更高的合规标准约束自己，以更开放透明的规则重建与商户之间的信任，以更好的体验而不是更“隐秘的技术手段”去赢得用户。

那些曾经支撑携程快速扩张的“技术霸权”手法，确实该收场了；取而代之的，应是一套更成熟的、以规则为基石、以共赢为目标的平台生态叙事。

只有当携程从“平台对抗商户、平台对抗用户”转向“平台与商户、用户共生”的新逻辑时，它才能在下一轮OTA版图重组中，真正站稳一个长期的、被信任的位置，而不是在一轮轮监管风暴和舆论争议中疲于防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