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圣母”的两个思想误区：在某儒学群的讨论与反思

       昨天在某儒学群里，一位S老师说她很想知道有限的、感性的人能否又如达到“道德的圆满”。于是她的师弟Y博士、T博士、师姐W老师和我（K）与她进行了讨论。

S：人类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我们的自然人性与道德人性、感性欲望与理性之间，依然会充满激烈的斗争。在世一日，斗争不止，就像康德认为人的“自由任意”会有随时作恶的可能。所以，人到底能在什么程度上战胜自己的感性欲望?应该以什么作为自己永远不会道德堕落的保障?是人文教化，法律底线，还是宗教信仰?而最终，人到底能不能从有限通向无限?天人之际的融通与分野何在？?  ?

     回到形而下世界，便是：我们到底应该接受什么样的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自己? 那个“道德的圆满”，到底是一种可能达到的天阶，还是自满的幻相?或者如同西西弗斯之旅，是永远不能企及、却又不能停歇的向往?我们能彻底改造自己的人性吗？成圣的可能性与极限在哪里？这个问题困惑已久，想请教大家。

Y：在活着的时候不会有答案的。

S：康德的灵魂不朽吗？

Y：他也是为了保证西西弗斯一定是幸福的，所以预设了灵魂不朽等三大公设。

S：如果我永远达不到圣人境界，是不是可以接受自己的道德瑕疵，不要一直自我鞭挞?

Y：这样的发问预设了一种道德功利主义，如果道德目标最终无法完成，那么道德行为就没有意义。应对也是老生常谈，或许道德行为在当下就对自己有主观的意义（自己确实开心，而且避免了非道德行为带来的不开心），而不必依赖于最终的神圣化。

 S：Y师弟的这个应对极好！引向主体自身的道德快乐。但这些在极端情况下依然是脆弱的。而且对主体的道德觉悟要求极高。君子可以，小民则难。

      不过，我们依然需要从理性上了解人类道德境界所能达到的限度，以避难道德完美主义对人的苛责与伤害（我曾有过），也避免那些出于功利目的的破罐子破摔。

     何其悲壮，又何其荒谬！欲证明上帝实存，其实还是以理性取消了上帝。这样德福一致就失去了客观上的最终保障。还是只能靠信仰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越荒谬，便越只能信仰。此外也没有别的、保证人一定不会堕落的东西了。

Y：不过这样的应对也有功利主义色彩，把开心当做道德行为的意义也很危险的。康德尤其反对这个。

S：是的是的，师弟很有洞察力。而且康德认为，在极端的命运无常，或者强烈的感性冲动之下，这些道德信念也很容易被冲垮。那怎么办呢？

Y：我也不知道。

K：孔子也没说人要成为圣人。

     他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已经是“仁”了。至于“以德报怨”，他就觉得太圣母了很矫情，还不如“以直报怨”。这就和基督教“爱敌人”“别人打你左脸，你伸给他右脸”很不一样。

     但实际上，恰恰是西方这种圣母式道德观更自负也更好战。

     这说明儒家的道德观很实在，不会为了在极端状况下当圣母而让人失去人情味，以致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很冷漠。

     西方哲学家后来对此也有所反思。舍勒就曾批评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认为康德过于在乎那种“我很善”的自我感觉。

      人做道德行为不应该以“令我成为圣人”“令我感觉自己很善”等等为目的，而应该是类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那样的很自然的利他行为。

      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照我理解，老子也就是说：真正的道德不是“为道德而道德”，不是为了自我感动，或者为了将自己与所谓“失德者”“低等人”“凡夫俗子”区别开来，而是很简单、很朴实、很自然地去助人、利人。

T：这种观念后来被庄子继承为对儒家的批评:强仁以要人 、凌人以德等等。如果这种观念可概括为道德意识的非对象化——意识层面的去“名 ”——似乎更适合作为美德生发的合适起点之一要素（唯一的话也有问题，即无法判定自己行为的现实价值，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那个“自然”其实是不确定的，流于“适性”，故支道林批“适性逍遥”则桀纣皆为逍遥——侵害他人生存权利）。其可以规避除了K老师所指出的道德优越感外，也能规避道德绑架现象（道德优越感更具攻击性的形态），甚至引发虚伪——如当今“道德帝”、“圣母”之俚俗语所指称的。

K：并没有什么东西能保证人一定不堕落。信上帝也不能——《巴黎圣母院》的克洛德副主教、在中国作恶多端以致引起义和团运动的传教士，就是例子。

     当然，这不是说人就不要提高道德修养。

     人是有限的、感性的，这会带来缺陷。但提高自己的方向和路径不是追求无限，不是弃绝感性，而是与更多的有限的、感性的人打交道，在共同体生活（即马克思讲的社会实践）中让自己更为正常，更为明智。

      道德本质上是交互性、关系性的，而不是孤立个人的。

S：哇，感谢K老师赐教！！！很有道理。且容我消化消化。将您的玉言收藏在小本本里面学习！

W：谢谢K老师赐教！

K：我并不通儒学，只是姑妄言之，两位过奖。

      以上是在该群讨论的记录。

      虽然S老师表示我说得很有道理，但也可能只是客套，而且她可能并不太了解我提出这些观点，不但是对各家学说进行阅读比较的结果，也是回应现实问题而延伸出的思考。

     这些年我们多次看到过信佛教者将有毒有害动物在居民区附近“放生”；有人主张中国牺牲自己的发展权去按西方要求降低碳排放；这次有人主张“封存（乃至将来删除）吸毒纪录”……这都让群众感到很不对头：有些人为了自己当道德“圣母”，对现实的公众利益漠然置之。

     这种“漠然置之”，我认为其来有二：

     一是从动机层面说，是一种被转移并无限放大了的自我实现欲。从前面S的述说来看，她有两个特点：1.她考虑的只有自我的“纯洁”；2.她为此不断地与自己的感性欲望作斗争，尽可能地消灭这些“不纯”的东西。她正确地看到了感性欲望有可能危害人的德性，可是她因此而认为感性欲望是有罪的东西，应该被根除掉。然而，一个人实现感性欲望，就必须与他人发生现实的联结。比如你要吃美食，就要去买菜，或者点餐，就要让菜农或厨师了解你的口味。我们真实的道德感正是来自这种联结。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记载了徐海东的一段回忆：他指挥的红25军在根据地行军途中有一次挖出了很多被国民党军杀害的百姓尸首。战士们认出了其中有的女孩是驻地房东家的女儿，为战士们唱过歌，被敌人奸杀了；有的是曾经卖东西给战士们吃的小贩，被敌人砍了头……战士们泣不成声，怒不可遏。在之后的残酷战斗中，整个25军没有一个逃兵。而消灭自己的感性欲望，也就消灭了这些真实的联结，消灭了对他人的真正的责任感。而且欲望其实消灭不了，而只能被压抑和转移，甚至被以一种变态的形式表现出来。清代洪昇的杂剧《长生殿》里就有宫女和太监偷窥唐明皇与杨贵妃沐浴的情节。宫女们被管束得很严，但正是年少怀春的时候；太监们已经没有性功能了，但仍然有欲望，所以都要通过这种方式宣泄。如果连这种宣泄都被认为“不纯”，可以想像，很多人就会以“道德”的名义去折磨别人，以“虐待狂”的方式来获得某种替代性的快感，或者以“道德圣人”的姿态凌驾于他人之上，以此实现对他人情感（爱、敬等等）的某种占有——哪怕是想像中的占有。这种所谓“道德追求”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欲望。任何欲望，都是自我实现欲，即要将自身实现于对象之中，使对象服从自己。而“道德欲”与一般感性欲望的区别，在于后者需要通过真实的人际互动来实现，因而是有限的、受到制约的；而前者表面上是在自我意识中实现，实际上却必须在一定的权力结构中实现：必须有一定的权力结构来给你“打分”，来认定你的“道德”高于别人包括“高于”过往的你自己。这种欲望从本质上说是无限的和不受制约的：在一般欲望中，“因为我已经吃饱了，所以我不再吃了”；在“道德欲望”中，则是“正因为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所以我应该更道德”，以及“正因为你已经很道德了，所以你应该更道德，否则你之前的道德就是假的”——而因为感性欲望的被排斥，这种“道德”与“不道德”的评价也不取决与真实的人的互动，而越来越取决于某种封闭的、非人化的权力结构的认可，因而我们也就不断地“非人化”了。所以我们发现，越是特权横行的阶级社会，大多数人的感性欲望就越被排斥，也就越会出现“以理杀人”的现象。我们之所以不愿意被AI统治，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AI没有感性欲望，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制衡它，所以它的统治一定比最专制的君主还要令人窒息，是真正的绝对专制。

     二是从方法层面说，是一种对“逻辑一致性”的极度偏执的追求。S老师反复申说她在寻找“一个永远不会道德堕落的保障”。当她的Y师弟提出可以考虑拿“主体自身的道德快乐”作为这个保障时，她认为“这在极端情况下太脆弱”，而且只适用于君子，不适用于小人，而Y最终也同意了她，并说康德也认为以“开心”作为道德行为的意义是很危险的。包括后来加入讨论的T，也认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然”其实是不确定的，流于“适性”，故支道林认为“适性逍遥”则桀纣皆为逍遥，等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S、Y、T以及他们理解中的康德共有这样一个底层逻辑：必须有一个单一的道德标准，它不但适用于“正常情况”，也适用于“极端情况”、而且能令所有人都受到同等约束的。而我认为，我们能够辨别“正常情况”和“极端情况”，本身就说明我们并不期待这两种情况下的道德标准是完全一致的。比如“因为同理心而产生的快乐”，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一个很好的道德标准，因为它是我们参予正常的社会生活在我们头脑中和身体上留下的自然印记，也促进我们进一步参予社会生活。至于有时候我们会同情那些身世很苦或是装可怜的坏人，有时候我们的同理心不见得能帮到人反而会给人添乱，我们是有其它方法去处理的——而且，正因为我们有这种同理心，我们不愿意只是“自我感动”而愿意真实地与人为善，我们才会去处理，才会去纠正我们的同理心的偏颇表现。我们永远无法得出一条绝对正确、完全普适、没有任何不一致的“同理心法则”，但很显然，我们的社会经验越丰富，我们的同理心就会运用得越准确，越对自己和自己想帮助的人有利。这并不是坏事，因为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不能自闭于“逻辑完美”的概念游戏中，而是走向社会，走向现实生活，走向人与人之间内容无比丰富的互动，并在越来越多的真实场景中发展自己的道德认识。反过来，追求“极端情况”与“正常情况”下原则的完全一致，导致的结果，就是为了极端情况而牺牲正常情况。

      影片《芙蓉镇》的结尾，文革结束后，秦书田对曾残酷迫害他和“豆腐西施”胡玉音的李国香说：

      “学着过点儿老百姓的日子，别总想着和他们过不去。”

       这句话，也是可以送给所有“道德圣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