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台湾的 7.37%：当经济成长创15年新高，为何相对剥夺感也飙到最高？

引言：两个平行世界的台湾

2024至2025年，受惠于人工智能（AI）的爆发式需求，台湾凭借积体电路的硬实力，再次站在了全球风口。台当局预估经济成长率飙升至7.37%，人均GDP突破四万美元，这在任何已开发经济体中都是令人艳羡的成绩单。与此同时，通膨率降至1.67%的数据，似乎也在暗示物价压力的缓解。

然而，若走入台北的街头巷尾，询问一般的上班族、服务业者或传统制造业主：“你感觉到经济变好了吗？”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沉默、苦笑，甚至是愤怒。

这就是台湾当下的最大谜题：为什么GDP越来越高，人民却感觉越来越穷？ 答案在于，这些平均数的背后，掩盖了极端的分配不均与产业失衡。台湾正在分裂成两个世界：一个是与AI和全球资本连结的“科技富人岛”，另一个是被通膨余波、高房价与低薪困住的“庶民焦虑岛”。

一、产业结构的“荷兰病”：半导体光环下的阴影

台湾经济数字的飙升，在本质上是由单一产业的超额利润所驱动的。AI浪潮确立了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全球地位，但这种极度的产业集中，正在让台湾患上典型的“荷兰病”（Dutch Disease）。

在这种经济模型下，高科技产业（特别是半导体与资通讯产业）因为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与高毛利，吸纳了岛内最优质的资源。这不仅包括最顶尖的理工人才，还包括土地、水、电以及资本投入。然而，这种磁吸效应产生了两大严重的副作用：

首先是传统产业的边缘化。当机械、石化、纺织等传统产业面临全球产能过剩与内需疲软的双重夹击时，它们还要在台湾内部面临生产要素成本的飙升。高科技业的高薪与高分红，垫高了整体人力市场的期望值，导致传产“请不到人”也“养不起人”。这造成了出口数据的“虚胖”——虽然总值大幅成长，但扣除电子零组件后，许多传统制造业的出口其实处于停滞甚至衰退状态。

其次是就业市场的两极分化。半导体与AI相关供应链虽然产值惊人，但其产业链高度自动化，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相对有限，且高度集中于特定理工科系背景。对于占据台湾就业人口60%以上的服务业（餐饮、零售、观光、物流）而言，他们并未直接受惠于AI出口红利，却必须承受由出口畅旺带来的汇率波动与物价上涨压力。这种“一个台湾，两个世界”的产业格局，是总体经济数据无法反映的残酷现实。

二、财富分配的“K型”撕裂：被平均数掩盖的贫穷

人均GDP突破四万美元，象征台湾迈入高收入经济体之林。但统计学上的“平均数”往往是最具欺骗性的指标。在2025年的台湾，这个数字更多是反映了科技新贵与资本利得者的财富暴冲，而非普遍民众的生活水准提升。

台湾正经历典型的“K型经济发展”。K的上端，是持有科技股的资产阶级、半导体工程师以及相关供应链的高阶主管。他们的薪资与分红随着企业获利成倍增长，且其持有的金融资产在股市荣景中大幅增值。对于这一群体而言，台湾经济确实处于最好的时代。

然而，K的下端，是广大的受薪阶级、服务业从业者以及无资产的年轻世代。数据显示，近年来台湾的“劳动报酬份额”（Labor Share of GDP）——即GDP中分配给劳工薪资的比例——呈现长期下滑趋势。这意味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更多地流向了企业盈余（资本方），而非劳工口袋。

此外，尽管通膨率降至1.67%，但这仅仅是CPI（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一篮子统计结果。对于基层民众而言，“体感通膨”远高于此。外食费用、房租、医疗与照护成本的涨幅，往往被耐用消费品（如家电、电子产品）的价格下跌所稀释。当一名服务业员工发现自己的加薪幅度永远追不上排骨饭的涨幅时，GDP的成长对他来说不仅无感，甚至是一种讽刺。

三、 资产通胀的代价：房市成为阶级流动的阻断器

在这一波经济荣景中，最为棘手的社会副作用莫过于资产价格的恶性膨胀，特别是房地产。AI设厂带来的不仅是就业机会，更是特定区域（如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部分地区）房价的非理性暴涨。

经济成长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与资本回流，在缺乏足够实体投资渠道的情况下，大量涌入了房地产市场。虽然这在帐面上增加了家庭的资产净值，但对于无房者——特别是年轻人——而言，这无异于一场灾难。房价所得比的持续攀升，意味着购房门槛已经从“需要努力储蓄”变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这种高房价不仅仅是居住问题，它正在深刻重塑台湾的社会价值观与人口结构。因为无法负担购房，年轻世代被迫选择“躺平”或“精致穷”——放弃储蓄，转而追求当下的消费享乐。这种心态进一步加剧了少子化危机：当一个家庭不仅要掏空六个钱包（父母、祖父母）才能买房，甚至要背负40年的房贷时，“养育下一代”便成了奢侈的选项。

因此，经济数字越好，热钱越多，房价越高，年轻人的相对剥夺感就越强。这是一个危险的闭环：繁荣的经济数据，正在以牺牲下一代的安居乐业为代价。

四、亮眼数字下的隐形炸弹：人口与能源的结构性透支

除了当下的分配不均，台湾经济的高成长还面临着两大结构性的天花板：人口悬崖与能源困境。

首先，7.37%的成长率是建立在高强度的劳动力投入之上的。然而，台湾正加速进入超高龄社会。随着战后婴儿潮世代的大规模退休，以及新生儿数量的崩跌，劳动力供给正在急剧萎缩。目前的缺工问题已经从“3K产业”（脏、累、险）蔓延至高科技业与服务业。未来，即便有订单、有资金，若“没有人”去执行，经济成长将难以为继。这种劳动力短缺也将推升服务成本，进一步加剧通膨的黏性。

其次，AI产业本质上是高耗能产业。数据中心与先进制程的电力需求呈指数级增长，这与台湾目前捉襟见肘的电力供应形成了尖锐矛盾。一方面，国际大厂与供应链要求实现RE100（100%再生能源）；另一方面，台湾的绿电建设进度落后，且电网韧性不足。当经济成长率大幅上修，意味着电力需求也将超预期增长。如果在追求GDP的同时，无法解决“缺电”或“绿电不足”的隐忧，外资的信心可能瞬间崩塌。这种建立在脆弱能源基础上的繁荣，具有极高的风险性。

五、从“富裕的数字”走向“有感的社会”

综上所述，2025年台湾经济呈现出的7.37%高成长与四万美元人均GDP，是一把双面刃。它固然证明了台湾在半导体硬体制造上的强势地位，但也无情地揭示了产业倾斜与分配失衡的残酷真相。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经济的腾飞，更是一个逐渐分裂的社会：科技新贵与庶民百姓的平行时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贫富鸿沟、以及这一代繁荣对下一代生存空间的挤压。

台湾当下的困境，不在于如何让GDP再增加一个百分点，而在于如何进行一场深刻的“结构性修补”。这包括通过税制改革进行更有效的二次分配，将科技业的超额利润转化为全民共享的社会福利与公共建设；包括推动产业的多元化，让非理工背景的年轻人也能在数位转型中找到高薪位置；更包括正视高房价对社会活力的扼杀，落实居住正义。

美好的经济数字不应成为台当局沾沾自喜的政绩，而应被视为解决深层社会问题的资源与契机。只有当这7.37%的成长能真正转化为升斗小民餐桌上的购买力、青年人买得起的安身之所，以及各个产业均衡发展的动力时，这个“台湾经济奇迹”才具有真实的温度与可持续的未来。否则，这仅仅是一场属于少数人的资本狂欢，而留给多数人的，将是更深的焦虑与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