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媒不服：中国过去能追上西方，西方现在追中国，凭什么追不上？
时评人澳媒不服：中国过去能追上西方，西方现在追中国，凭什么追不上？
最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在他们的官网上刊登了一篇深度评论文章，聚焦中西方科技发展的此消彼长的。
这篇文章的调子很有意思，它没有像过去那样单纯地渲染“中国威胁论”，而是流露出一种罕见的、夹杂着些许无奈的人间清醒。
文章的核心观点很直白，甚至可以说有些刺耳：
“中国在过去曾拼命试图追赶西方，现在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人赶上了；但当角色互换之后，西方想要回过头来追赶中国，却发现可能已经追不上了。”
文章援引澳洲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最新发布的一份追踪报告指出，在澳方定义的74项决定现代世界未来的关键技术中，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预期的那样。只在低端制造徘徊，而是拿下了其中66项的全球领先地位。
澳媒认为，对中国而言，这不仅仅是数量的胜利，更是维度的跨越。
过去西方谈论中国科技，往往是谈论的都是性价比，是应用层面创新。
但现在，画风完全变了。无论是人工智能、先进材料，还是能源环境、生物技术，中国已经在很多硬核领域建立起了系统性的优势。
ABC对此给出了一个很高的评价：
“在定义现代世界的每一项技术中，中国都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如果仅仅是罗列这些成就，这篇文章也就是一篇普通的赞歌。
真正让我觉得有深度、值得大家思考的，是西方分析人士对于“为什么西方很难再追上中国”这个问题的深层复盘。
文章援引了加拿大籍华裔科技研究家王旦的观点，他说：“别看同样是执天下牛耳，中国是工程师治国，而美西方则是律师理政。”
王旦
这两种社会基因的不同，决定了中西方解决问题路径的不同。
在中国，中国人遇到障碍时，思维模式是务实的、建设性的。
就像工程师面对一台坏掉的机器，第一反应是寻找合适的工具去修复它，或者重新设计一个更高效的结构。目的是“解决问题”，手段是“工程技术”。
而在美西方，每当出现问题，整个体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先吵一架再说。各方利益集团会诉诸复杂的法律程序，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博弈、阻挠、辩论。目的是“分配利益”或“规避责任”，手段是“法律条文”。
中西方的这种差异性在实体经济领域体现得尤其淋漓尽致。
澳媒不无艳羡地指出，美国对工程师的热情已经消退得差不多了，精英阶层更热衷于金融游戏和法律诉讼。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在全面拥抱工程技术，专注于研发更好的汽车、修建更宏伟的基础设施、打造更高效的能源网络。
一边是实干兴邦，一边是空谈误国，二者的效率差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构成了一道西方难以逾越的鸿沟。
打贸易战可以加关税，打科技战可以搞制裁，这些都是律师会使的手段。
但技术的突破、产能的爬坡、供应链的优化，这些都是只有工程师才能干得好的东西。
西方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去遏制中国的工程奇迹，在短期之内或许有效，但从长期来看，恐怕一样是刻舟求剑。
除了社会文化基因层面的差异之外，中西方对于创新模式的理解不同，也是西方对追赶中国感到无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的传统创新模式往往是线性的、分散的，即政府拨点资金，大学搞点研究，企业看心情转化，资本看回报率投资。
西方这种创新模式的最大问题，就是中间环节太多，变数太大，一环断裂，那就整个项目都黄了。
而中国式创新的逻辑则不然。ABC援引美国分析家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的观点，他将中国的创新逻辑，描述为一种“从目标倒推过程”的产业政策。
什么叫“从目标倒推过程”？
打个比方，比如中国要实现机器人产业链的自主可控。
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中国就需要先弄清楚它是由多少小目标构成的。需要突破哪些基础材料？需要什么算法辅助？需要哪种传感器材？
在搞清楚治病的方子都是由哪些药材组成之后，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照单抓药”。如果有些药在跑遍全城的药房医馆都买不到，那就得想办法去山上挖，又或者干脆自己种。
也就是“国家资助基础研究，产学研联动攻关”。
等最后科研成果出来了，再联合企业进行产品化，通过巨大的国内市场，完成规模化和降本增效。
是不是觉得这一套套听起来有点耳熟？
耳熟就对了，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产业政策的内在逻辑。
西方人能琢磨到这一层，说明他们之中是有明白人的，他们知道中国的产业政策是怎么一回事，也知道这是个好东西。
但这一套西方学不了。
因为中国的产业政策能行，说到底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举国体制可以倚靠。
而在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里，这种举国体制往往是被批判的对象。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观点里，这种体制被认为是“缺乏效率”的。
然而事实大家也看到了，事实胜于雄辩。
在追赶期，这种模式能让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领跑期，这种模式又能为高风险的中国前沿技术提供坚实的战略托底。
而反观西方呢？以澳大利亚为例，文章提到，澳洲政府刚刚推出了一项所谓的“国家人工智能规划”，结果这项规模都没来得及落地呢，就先被包括ABC在内的澳媒给吐槽了个体无完肤。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澳洲政府搞出来的这个国家级AI规划，不仅资金规模少得可怜，仅计划投入3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2亿元）用于安全研究，而且大都还是把过去的存量资金重新包装之后的再利用。
相比之下，中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的投入则是万亿级的。ABC原文中提到的数字是1.4万亿美元，也就是9.9万亿人民币
一边是抠抠搜搜的拆东墙补西墙，而另一边则是一往无前的饱和式大投入。
这不仅是投入规模的差距，更是战略意志的差距。
纵观澳媒的这篇文章，我觉得它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份迟来的“体检报告”。
它承认了一个西方一直以来都不愿面对、也不敢面对的事实，那就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底层逻辑，其实已经变了。
无论是“偷窃知识产权”也好，“剥削廉价劳力”也罢，所有这些都只是西方编出来自欺欺人的话术，它们伤不了高歌猛进的中国制造哪怕是一分一毫，但却令西方自己日渐沉沦于鸩酒之中，越来越不可自拔。
中国拥有庞大的工程师红利，具备无与伦比的执行力，而且产业政策还高度连贯。
像这样的一个经济体，它甚至都无需刻意去做什么，光只是踏踏实实把自己的路走好，由此所产生的势能，其实也足以重塑全球的技术版图了。
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澳媒流露出来的情绪是复杂的。
他们其实也察觉到了，美国也好，其他西方国家也罢，早早晚晚，它们可能终将发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把自己心目中中国的地位，从“学生”给请到“先生”的讲台上。
因为今天的中国不仅强大到不可轻视，而且逐渐掌握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源代码。
对于我们而言，看到美西方这样的评价，倒是也不必沾沾自喜。
“实干兴邦”确实是对我们过去几十年埋头苦干的、一种非常符合中国人审美品味的评价。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模式远远不是完美的。
如何避免过度内卷，如何保持基础研究的多元活力，依然是我们在今后需要不断思考的重要课题。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做人家学生，再当人家先生。才能长远，乃至超群。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