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丨美国威权主义的代价

图源：Emmanuel Polan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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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威权主义的代价

史蒂芬·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

卢坎·威（Lucan A. Way）

丹尼尔·齐布拉特（ Daniel Ziblatt）

唐纳德·特朗普2024年11月第二次当选总统时，相当多美国建制派不以为然。毕竟，特朗普是以民主方式当选的，甚至赢得了普选票。而且，民主捱过了他首个任期的混乱，包括2021年1月6日在国会山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得以幸存。那么，民主当然也能捱过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

事实并非如此。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滑向了“竞争性威权主义”：在这种体制下，政党在选举中角逐，但执政党习惯性地滥用权力，惩罚批评者，并扭曲政治规则，针对反对派。二十一世纪初，竞争性威权主义政权出现在查韦斯的委内瑞拉、埃尔多安的土耳其、欧尔班的匈牙利和莫迪的印度。2025年，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不只走上相近的道路，其威权转向在速度与广度方面更超过了那些政权形成第一年发生的事情。

然而，这场较量远未结束。美国已跨越基线，步入竞争性威权主义，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民主衰退已没有回头路。特朗普的威权攻势如今已昭然若揭，但仍可加以逆转。

两种情况可以同时成立。首先，美国人正直面一个威权政府。2025年，美国已不再像加拿大、德国甚至阿根廷那样，是充分民主国家。其次，正如民主党在2025年11月选举中的胜利所示，反对派力量仍可通过多重渠道，挑战——甚至可能击败——特朗普日渐威权的政府。事实上，存在挑战手段正是竞争性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

要扭转美国向威权主义滑落的态势，捍卫民主的人士务必认清自命不凡与听天由命的双重危险。一方面，低估民主遭遇的威胁，认为特朗普政府的行径不过是政治的常态，这会鼓励人们在面对权力的系统性滥用时无所作为，从而助长威权主义。另一方面，高估威权主义的影响，认为这个国家已无力回天，这会打击公民行动的兴致，而要在选举中击败独裁者，正有赖于公民行动。

极速行动

一年前，我们两人（列维茨基和威）曾在本刊预测，美国将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堕入竞争性威权主义。我们预言，特朗普将效法其他国家的民选独裁者，迅速将国家机构武器化，并利用这些机构，采取各种手段削弱或恫吓政治对手。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正是那般行事的：追杀多个目标，同时庇护盟友免受问责。为将国家机器武器化，民选独裁者必须先实施清洗再向其中安插亲信。特朗照单全收了匈牙利、波兰、土耳其和委内瑞拉等国威权政府绘制的路线图，撤换了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等关键政府机构的专业公务员，改由誓言利用这些机构打击对手的忠诚人士把持大位。现任官员若执行指令时畏首畏尾，立即遭到撤换，由更易操控的官员（包括司法部内毫无相关经验的特朗普私人律师）接替。

这些新近武器化了的公共机构随即被迅速部署，用来打击总统过去和现在的反对者。奉特朗普之命，它们调查了数十位被他视为政敌的公众人物，或威胁要发起调查，其中有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西亚·詹姆斯（Letitia James）、加州民主党参议员亚当·希夫（Adam Schiff）、拜登政府时期的司法部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慈善家乔治·索罗斯、媒体监督组织如“媒体事务”（Media Matters），以及转而批评特朗普的前特朗普政府官员詹姆斯·科米、约翰·博尔顿、克里斯托弗·克雷布斯（Christopher Krebs）和迈尔斯·泰勒（Miles Taylor）。

绝大多数遭指名道姓的人士面对的是轻微指控，如对詹姆斯、希夫及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Lisa Cook）的指控是抵押贷款欺诈。正如每一位独裁者都深谙的那般：只要调查人员足够执着，他们总能找到目标人物的把柄，那要么是税务申报表或抵押贷款表上的疏漏，要不就是违反了某一部绝少被执行的条例。当规章或条例被选择性执行，专门针对政治对手时，法律就成了武器。

哪怕绝少有起诉最终导致有人被定罪或监禁，此类调查本身也成为一种有力的侵扰手段。被调查者被迫花费积蓄，聘请律师，并为辩护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他们可能被要求离职，声誉也往往受损。

一个武器化了的司法系统也可用于庇护政府盟友。特朗普的司法系统为政府官员及支持者提供了庇护，得令他们免遭起诉。例如，在追查批评者轻微违规行为的同时，特朗普方面甚至中止了对“边境沙皇”汤姆·霍曼（Tom Homan）的指控：2024年9月就任前，他被联邦调查局卧底探员录下了收受五万美元现金贿赂的情况。更普遍而言，特朗普不受约束地动用了总统赦免权，尤其是赦免了几乎所有参与1月6日国会暴乱的人士，包括被定罪的袭警者，此举释放出明确信号：为其效力的非法暴力行为不只被宽容，甚至受到庇护。

特朗普政府还将矛头指向资助反对派和公民社会的个人及团体。特朗普下令司法部调查民主党筹款平台ActBlue，以及公民社会组织的重要资助方“开放社会基金会”；据《华尔街日报》2025年10月报道，特朗普政府计划指示国税局关照一些民主党金主。与萨尔瓦多、匈牙利、印度、土耳其和委内瑞拉的民选独裁者如出一辙，特朗普霸凌独立媒体。他起诉了《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联邦通信委员会则已对包括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全国公共电台（NPR）和拥有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康卡斯特公司（Comcast）在内的多家主流媒体机构展开调查。

此类行动伴随着对公民社会的更广泛打压。与匈牙利、印度、墨西哥和土耳其的竞争性威权政府如出一辙，特朗普政府打击了高等教育机构，调查了数十所大学，非法冻结了国会批准的数十亿美元科研经费，并施压要求撤换多所大学的校长。特朗普政府还实质上禁止了联邦政府聘用与民主党有联系的一些顶尖律师事务所，例如Perkins Coie律师事务所和 Paul, Weiss律师事务所，它们的雇员的安全许可被暂停，并被威胁取消客户的政府合同。

2025年12月，首都华盛顿特区一处地铁站，执勤的国民警卫队士兵。图源：Nathan Howard / Reuters

令人不安的是，特朗普政府还试图将武装力量政治化。为防止军队被武器化，用于党派目的，美国及其他成熟民主国家建立了专业化的安全部队，并制定了详尽的法律法规以使它们免受政治影响。独裁者往往设法打破那些制度性屏障，将安全部队武器化。他们或是组建新的安全机构，或是彻底改造现有机构，以规避既有的法律框架和监督机制。特朗普政府壮大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规模，将其改造为监督乏力的准军事部队，便是典型例证。

与此同时，特朗普对待正式武装力量的做法也逾越了红线。2025年6月在布拉格堡（Fort Bragg）的一次演讲中，他鼓动一群身着军装的士兵嘲弄民选的民主党官员。此外，他以牵强的借口（某些情况下甚至违背了民选的地方及州政府的意愿）在美国城市部署国民警卫队的行为引发了人们的严重关切，即特朗普政府恐将威吓公民，镇压和平抗议。2025年9月，特朗普告知美国军方官员做好进驻美国城市的准备，以对“内部敌人”发动“内战”。这样的语言令人想起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统治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军事独裁政权。

一年前我们不曾预料到的一类威权行为，是特朗普政府对法律——甚至是美国宪法——的习惯性践踏。尽管宪法将拨款和设定关税的权力赋予了国会而非行政分支，特朗普却篡夺了这项权力：他冻结或取消了经议员批准的支出，并整体解散了国会设立的一些部门。他还一再未经立法机构批准，宣布并不存在的国家紧急状态（加拿大和巴西均未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异常而严重的威胁”），借以强行征收关税。事实上，2025年特朗普政府的绝大部分标志性政策举措，包括设立所谓政府效率部、强推全面关税和在委内瑞拉近海发动军事打击，都是非法实施，损害了国会的权威。

见木不见林

许多美国人仍然不认为特朗普政府的行为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前几届美国政府的做法。这一理解是错误的。现代美国历史确实充满了反民主行径的例证和对民权的公然侵犯，这包括：南方存在近一个世纪的黑人隔离统治，1919到1920 年的红色恐慌导致所谓激进分子未经正当程序即遭到逮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日裔美国人遭到拘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麦卡锡时代将被怀疑为共产主义者的人士列入黑名单，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调查局监视和骚扰民权活动家，此外，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监视和骚扰其政治对手也被充分记录在案。

但历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民权改革以及七十年代的后水门事件改革之后，在美国，赤裸裸的威权主义滥权行为基本上消失了。自 1974 年以来，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都没有像特朗普政府那样，有对批评者和对手进行任何一丁点政治化的攻击。特朗普的三位前任小布什、奥巴马和拜登均未将联邦调查局政治化。对在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三位总统都将他们留任到各自任期结束，尽管他们属于与总统对立的党派。这三位总统随后都任命了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他们与那些局长之间没有密切的个人关系或政治瓜葛。例如，奥巴马任命了长期的共和党人詹姆斯·科米，后者后来就联邦调查局对 2016 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一项调查发表了声明，该调查可能导致她失去了当选总统的机会。

同样，特朗普的前任们没有将司法部严重政治化。在小布什、奥巴马和拜登任内，司法部调查和起诉的政客被普遍认为犯下了严重罪行，而且关键是，他们当中既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小布什的司法部调查了共和党众议员马克·福莱（Mark Foley）和民主党众议员吉姆·特拉菲坎特（Jim Traficant）。奥巴马任内，司法部调查了民主党众议员小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和安东尼·韦纳（Anthony Weiner），以及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格瑞姆（Michael Grimm）。拜登任内，司法部调査了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梅内德斯（Robert Menendez），以及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

事实上，为避免表现出政治干预，小布什、奥巴马和拜登都极尽所能，有时候付出了巨大代价。2020年总统选举后的几周里，拜登的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犹豫着是否要因特朗普攻击民主而对他提出检控，直到众议院调查 1 月 6 日袭击国会大厦事件的委员会发现了压倒性的犯罪活动证据后，他才那么做。加兰的司法部也没有冒险将法律作为武器，而是缓慢推进其他针对特朗普的刑事案件。

小布什、奥巴马和拜登政府都没有试图将军队政治化，没有重新定位军队的使命以针对国内“敌人”, 或是违背民选地方官员的意愿，将国民警卫队部署到一些城市。他们当中没有谁起诉过大型媒体机构，利用联邦通信委员会威胁媒体公司改变节目播出或其他内容，也没有试图对律师事务所、大学或其他公民社会机构实施非法敲诈。最后，小布什、奥巴马和拜登从未质疑选举结果，试图推翻选举结果，或设法对地方和州选举过程施加联邦控制。在这些关键领域的每一个，特朗普政府的威权主义都是独树一帜的。

退出综合征

特朗普政府的威权主义攻势改造美国政治生活之大，甚至可能超过许多批评者意识到的程度。出于对政府报复的恐惧，美国各地的个人和组织都已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或是合作，或平静接受了它们曾经会拒绝或公开反对的威权主义要求。正如来自阿拉斯加的共和党参议员丽莎·穆尔科夫斯基（Lisa Murkowski）所说：“我们都害怕……我们身处一个我从未经历过的时代和地方……我自己时常对自己的发声感到非常焦虑，因为报复是真实的。”

对报复的畏惧心理已经开始扭曲政治基本面。考虑一下美国媒体格局的变化。许多媒体已介入政治重组或自我审查：《华盛顿邮报》调整了编辑路线，明显向右倾斜，康泰纳仕集团（Condé Nast）剔除了《青少年时尚》杂志 (Teen Vogue) 有影响力的政治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取消了特朗普评论者史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的著名深夜喜剧节目，并对其最具影响力的新闻节目《六十分钟》实施了更严格控制；其母公司派拉蒙随后重组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入了更保守的编辑团队。根据《每日野兽报》2025 年 5 月的一份报道，迪士尼首席执行官鲍勃·伊格尔（Bob Iger）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总裁阿尔明·卡拉梅梅多维奇（Almin Karamehmedovic）要求美国的头牌日间脱口秀节目《观点》（The View）主持人缓和有关总统的措辞。

自我审查之所以变得如此凶险，是因为你几乎无法确定它的全部影响。尽管公众可以观察到解雇的发生和节目的取消，但他们永远无法知道有多少编辑软化了标题，或选择不报道某些新闻事件，或者有多少记者出于畏惧政府报复的考虑而选择不追踪报道某些事情。

如同在其他竞争性威权政权下那样，媒体报道当中的变化也是由政府措施推动的，以确保关键媒体机构由支持者控制。在匈牙利，欧尔班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独立媒体机构由政治盟友掌控：例如，它利用对许可证和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的控制，说服匈牙利阅读量最大的新闻网站Origo的母公司匈牙利电信 (Magyar Telekom) 解雇了该网站总编辑，随后将其挂牌出售。一家与欧尔班有关系的私营公司利用与政府结盟的银行那里获得的大量现金，轻松地以高于竞争对手的价格获得了对Origo的控制权。就像眼下忠于欧尔班的人士拥有的其他五百多家匈牙利新闻机构那样，Origo已不再对政府进行批评性报道。

类似过程也正在美国发生，特朗普的盟友正在政府的帮助下采取行动，接管主要新闻机构。直到最近都倾向于反对大型媒体并购的联邦通信委员会为天空之舞媒体 (Skydance Media) 收购派拉蒙开了绿灯，这使得支持特朗普的埃里森家族控制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该公司节目随后开始右转。除了拥有 CNN 的华纳兄弟发现 (Warner Bros. Discovery)，埃里森家族也谋求收购新改组的美国版 TikTok。考虑到福克斯新闻和 X 已经被富有的右翼人士拥有，这些举动可能将相当一部分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交由支持特朗普的亿万富翁掌握。

畏惧报复也影响到政治金主的行为，可能扭曲选举基本面，使之不利于反对派。面对一个赤裸裸地宣布有意利用司法部、国税局和其他机构调查为民主党和其他进步事业提供资金的人士的政府，许多富有的金主已退居次要地位。民主党最大的金主之一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自总统开始第二任期以来，已减少政治捐赠和对特朗普的公开批评，他表示害怕报复。其他主要金主也同样收回了向民主党提供的资金，这帮助共和党在 2026 年中期选举到来之前形成了显著的筹款优势。

商业领袖、基金会和其他富有的金主已暗中与他们曾经支持的进步事业——包括公民权利、移民权利和性少数人群权利——拉开了距离，以免被联邦政府盯上。据《纽约时报》报道，福特基金会目前正在仔细审查其分配的资金，官员们担心，那些资金的分配可能被批评为出于党派偏见。与此同时，盖茨基金会已停止由一家与民主党有联系的大型咨询公司管理资金。

对个人金主来说，回避某些项目以避免与政府发生代价高昂的对抗是谨慎之举。但与一个威权政府进行这样漫不经心的合作可能对公民和反对派群体造成毁灭性影响，因为它们成了政府的靶子，同时昔日的支持者避之唯恐不及。

畏惧政府直接报复也导致大型律师事务所、大学和其他有影响力的机构退缩，这损害了美国的公民防御。华盛顿的大型律师事务所对聘用前拜登政府官员犹豫不决，并限制或停止了为某些公益事业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工作，因为特朗普政府反对那些事业。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挑战其行政命令的诉讼中，75%的原告由大型顶级律师事务所代理。2025 年，这些原告中只有 15% 由顶级律师事务所代理。由于最强大的律所袖手旁观，特朗普政府的反对者难以找到法律代理，转而求助于规模较小的律所，这些律所缺乏人手和雄厚财力，无法在法庭上有效挑战特朗普政府。

全国各地的大学和学院为应对政府威胁，纷纷取消多样、平等和包容 (DEI) 项目，并限制学生抗议的权利。机构和组织也遵从政府压力，弹压自由表达。2025 年 9 月，右翼评论员和活动家查理·柯克遭到枪杀后，数十名教师、大学教授和记者因在社交媒体上张贴的评论而遭停职或解雇。尽管一些人是因表达对枪杀柯克的赞同意见而受到惩罚，但包括《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凯伦·阿蒂亚（Karen Attiah）在内的其他人，显然仅仅因为批评了柯克的工作而成为受攻击对象。

纠正歪风邪气

所有这些进展，不论多么令人担忧，都不应成为人们听天由命或万念俱灰的理由。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威权主义时期。但还有多种合法和和平的出路。事实上，竞争性威权主义的一个决定性特点是存在制度性的竞技场，反对派可加以利用，郑重其事，争夺权力。这一竞技场或许不平等，但博弈仍在进行。反对派仍然在场上，有时他们会赢得胜利。

在竞争性威权主义制度下，最重要的竞争舞台是选举。尽管可能不公平，但选举不只用来装点门面。竞争是真实存在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以印度为例。1975 年，总理英迪拉·甘地宣布印度进入紧急状态，此举带来了广泛镇压。二十四小时之内，六百七十六名反对派政治家锒铛入狱。她的政府实施了严格的媒体审查，最终在 1975 和 1976 年期间逮捕了超过十一万批评者和公民社会活动家。甘地在 1977 年 1 月呼吁举行选举时，许多反对派领导人身陷囹圄。但一个由印度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人士仓促组成的联盟——作为反对派的人民党，成功赢得了 3 月的选举，将甘地赶下台，并恢复了印度的民主。

在马来西亚，长期执政的联盟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控制了几乎所有传统媒体，保持着巨大的资源优势 (几乎没有企业敢于向反对派捐款)，并利用选区划分和操纵选民名单扭曲选举基本面。尽管如此，反对派力量还是在 2018 年成功赢得议会多数席位，结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威权统治。

2015 年后，波兰堕入竞争性威权主义，执政的法律与正义党在法院、选举委员会和公有媒体安插忠于政府的人士，将国家机器武器化了。尽管如此，左翼和中右翼反对党仍组建了一个广泛的联盟，并在 2023 年的选举中重新掌权。

竞争性威权主义政权的政府经常操纵选举，但这些举动可能适得其反。在塞尔维亚，2000 年总统选举中的严重舞弊行为引发的大规模抗议运动推翻了该国独裁总统米洛舍维奇。在乌克兰，2004 年，亚努科维奇利用大规模选票填充策略窃取了总统选举后，数十万人走上街头。抗议活动迫使当局举行了一场新的选举，反对派胜出。

此外，相较于其他竞争性威权主义政权，美国反对派拥有若干优势。首先，尽管美国的制度已遭弱化，但美国仍然保留着抵御威权巩固的强大制度性堡垒。美国的司法系统比任何其他竞争性威权政权都更加独立，法治通常更加也强大。同样，尽管特朗普政府竭力将军队政治化，但美国的武装部队仍保持了高度的专业化，因此难以武器化。美国的联邦制依旧稳健，继续形成和保护其他权力中心；雄心勃勃、有权有势的州长们已在抵制特朗普的举措。最后，尽管存在令人担忧的媒体自我审查，美国仍然维持着比匈牙利、土耳其和其他类似政权更加活跃的媒体格局。哪怕特朗普政府已经扭曲游戏规则，但这些制度性约束力量的持续存在仍可能促成反对派继续认真争夺权力。民主党在 2025 年的非大选年选举中取得的重大胜利表明，美国的选举仍然维持着高度竞争性。

美国还拥有一个组织良好、资源丰富的公民社会。这个国家庞大的私人部门拥有数百亿万富翁、数百万百万富翁，和数十家每年创造至少十亿美元收入的律师事务所。美国拥有超过一千七百所私立大学和学院，以及由教会、工会、私人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组成的庞大基础设施。这使得美国公民拥有庞大的财务和组织资源，可以反击威权政府。此一反制力量大大超过了匈牙利、印度或土耳其反对派能动用的任何力量，更不用说在萨尔瓦多、委内瑞拉、俄罗斯和其他独裁国家了。

美国的支持民主运动还受益于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反对党。竞争性威权主义政权下的绝大多数反对党都是四分五裂、缺乏组织的：例如，在匈牙利，反对欧尔班的力量分裂为势单力薄且声名狼藉的社会党（Socialist Party）和极右翼的约比克党（Jobbik），这使得欧尔班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在 2014 年和 2018 年毫不费力地赢得选举。在委内瑞拉，主要反对党名声太坏、力量太弱，以至于在 查韦斯在2000 年竞选和 2006 年谋求连任时，他们甚至无法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相较而言，美国的反对党团结在了民主党背后，尽管民主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它仍然组织良好，资金充足，有望在选举中胜出。

2025年10月，洛杉矶，抗议特朗普的游行人士。图源：Daniel Cole / Reuters

最后，特朗普民望有限，这可能妨碍他巩固威权统治的举动。民选独裁者享有广泛公众支持时，他们巩固权力时要成功得多：萨尔瓦多的布克莱（Nayib Bukele）、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秘鲁的藤森和俄罗斯的普京实施威权统治时，他们的支持率都超过了 80%。特朗普的支持率一直徘徊在40%出头的较低区间。那些不太受欢迎的威权领导人，如韩国的尹锡悦、巴西的博索纳罗和秘鲁的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难免功败垂成。

目前仍不清楚特朗普将在多大程度上操纵未来的选举。鉴于他试图推翻 2020 年选举，且其盟友试图在共和党控制的州公开推动这个十年中期的选区划分，进而扭曲 2026 年中期选举，一些操纵似乎是可能的，例如，限制投票渠道、恐吓选民，或者在一些选区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因过去几次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极为接近，能够控制国会的票数旗鼓相当，哪怕相对温和的操纵在 2026 或 2028 年也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决定性后果。但这只是有可能，不是笃定如此。

因此，在美国，反对派力量可以在投票站、法院和街头严肃地争夺权力。单独一个竞技场是不够用的。支持民主的力量承担不起等待 2026 年和 2028 年选举的代价；他们不能仅仅仰赖法院捍卫民主；仅靠 “不要国王”的集会本身不会恢复民主。因之，公民必须通过所有这三个渠道展开工作。尽管要明了这些策略如何、何时甚至是否会成功是不可能的，但美国回归民主的前景依旧向好。

自命不凡的陷阱

在这一背景下，最严重的危险不是镇压，而是不做组织动员。反对派活动人士将某种特朗普独裁当作既成事实，将镇压和选举操纵当作不可避免的风险，这可能形成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当公民和精英退出竞选，当前景光明的候选人出于畏惧、疲惫，或纯粹就是听天由命，而拒绝竞选公职，当金主后撤，律师停止提起诉讼，公民失去兴趣时，民主的败坏就会加速。美国威权转向的结果，与其说取决于政权的实力，不如说取决于反对派继续玩一场艰难游戏的意愿。

假如共和党要 2026 年后维持对所有主要政府分支的控制，威权体制巩固深化的可能性会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对官僚机构的进一步清洗和武器化，法院和军队政治化的程度加剧，对媒体和大学的控制更加严格。这些进展会限缩或关闭现有的竞争渠道，使回归民主变得更加困难。但正如阿根廷、智利、印度和泰国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哪怕是急剧的威权主义转向也是可以逆转的。

美国最有可能的中期结果既非威权主义得以巩固深化，也非稳定的民主得以回归。相反，是政权的动荡：威权主义冲动与民主团结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假如共和党的根本转型付诸阙如，未来十年最乐观的演变就可能是在功能失调的民主和不稳定的竞争性威权主义之间来回滑动，这取决于哪个党掌握国家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政治可能会变得类似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的乌克兰：随着亲欧洲或亲俄罗斯力量各自控制行政分支，乌克兰在民主和竞争性威权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正如同波兰在过去十年的几轮选举中那样，美国接下来的几次选举不仅是竞争性政策之间的争夺，还会涉及在民主和威权主义之间做出更根本的选择。

为成功驾驭这一时刻，美国人必须保持一种双重视角，认识到他们的国家正在对抗威权主义，同时也不忘民主抗争之路依旧是开放的。忽视任何一种真相都会招致失败：假如危险被低估，结果会是自命不凡；假如危险被高估，结果会是万念俱灰。这场抗争的结果仍然是开放的，与其说取决于威权主义政府的力量，不如说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多的公民行动起来，就好像他们的努力依旧至关紧要——因为，直至目前，他们的努力依旧至关紧要。

（本文作者史蒂芬·列维茨基是哈佛大学教授，卢坎·威是多伦多大学杰出教授，丹尼尔·齐布拉特是哈佛大学教授。齐布拉特与列维茨基合著有畅销书《民主国家如何死亡》。本文原题“The Price of American Authoritarianism”，见于《外交事务》2016年1、2月号，2025年 12月11日发布。译者听桥，对机器提供的初步译文有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