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想让美国放弃全球霸权，只能祝他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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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丁毅超

　　2025年12月4日，特朗普政府发布了第二任期首份《国家安全战略》。这份长达33页的文件不仅是对2017年首份战略的修正，更是对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彻底决裂。文件以“美国优先”为核心原则，明确宣告美国不再承担维持全球秩序的无限责任，拒绝充当世界的“阿特拉斯”。

　　如果说1947年的杜鲁门主义宣告了美国作为全球秩序担保人的崛起，那么202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则宣告了这一角色的终结。用报告中的话说，追求“永久性的全球统治”不仅是失败的政策，更是一个“根本不可取且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从最直接的表现看，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势力，已经能够进一步摆脱过去数十年建制派的结构性限制。从更深层次看，这是美国已经无力维护全球秩序治理成本的逻辑结果；从根本逻辑看，这是自由国际主义自身结构性缺陷的必然结果。门罗主义正在回归，全球多边主义和干涉主义将会步入坟墓。

　　特朗普的美国不想做全球霸主了

　　如何理解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堪称当前全球性的智库研究热点，对这份战略的看法也基本沿着意识形态倾向而分裂。但无论哪种意识形态都承认，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确实贯彻了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核心思想，并对全球地缘政治产生剧烈影响。

　　这种新版门罗主义可以简化为这样一种目标，即拒绝任何非西半球的竞争对手（特指中国和俄罗斯）在西半球部署军事力量、控制战略资产或施加政治影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一方面移民和跨国犯罪不再被特朗普政府视为单纯的社会治理或执法问题，而是被上升为仅次于大国战争的国家安全首要威胁。

　　另一方面，推动了激进的供应链重组。战略要求通过“近岸外包”将关键供应链从亚洲转移回西半球，以减少对远程物流的依赖并削弱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对于不配合的国家（如哥伦比亚、墨西哥），美国威胁使用关税大棒甚至军事行动。

　　对于不了解这份报告的读者来说，这具体可以分为五个地缘政治版块进行叙述。首先是门罗主义的全面回归。战略明确指出，美国必须“在西半球保持卓越地位，这是我们安全与繁荣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一种零和博弈的回归：美国承认世界正在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而美国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其“后院”不被外部大国（特别是中国）所渗透。

　　具体而言，特朗普试图在西半球打造一个紧密的安全和经济网络。这一网络将美洲的利益和安全与美国深度绑定在一起，以全力确保南北美洲的战略绝缘性。反映到最近的政治事件上，就是特朗普对巴西征收高额关税和对委内瑞拉的军事打击。

　　其次是更为交易化的印太战略。这体现在军事和经济两个层面上。在军事上，美国虽然继续承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威慑力，但这种威慑力更多表现为通过技术和装备出售来强化盟友自我防御能力的策略，而非美国直接下场作战的承诺。美国希望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承担起第一岛链防御的主要成本，自己则退居第二岛链进行远程威慑。

　　在经济上，特朗普进一步强调经济民族主义的正当性。美国市场不再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而是一种筹码，用来从盟友和对手那里榨取让步。中美经济竞争则被视为中美博弈中的核心环节。进一步说，特朗普的最终目的是，盟国必须和美国一样最终切断与中国供应链的联系，建立一套以美国制造业为基础的供应链结构。

　　第三部分则是与欧洲建制派的决裂。与印太战略相比，特朗普政府对欧洲建制派的态度更为苛刻。战略明确要求欧洲在2027年之前“接管北约的大部分常规防御能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美国将取消在北约框架下对欧洲北约盟国的无条件支持。换言之，欧洲建制派心心念念想要给基辅的北约第五条保障本身已经开始动摇。

　　除了苛刻的条件外，特朗普政府更是对欧洲建制派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全面攻击，将问题上升到西方文明的高度。战略承诺，美国通过支持欧洲内部的“爱国主义政党”（即右翼民粹主义力量），试图“培养对欧洲当前轨迹的抵抗”，从而抵消自由国际主义的“破坏性”。

　　对于中东地缘政治板块，特朗普政府倾向彻底改变小布什以来的先发制人战略，认为美国即将完成中东地区的使命。所以美国将会在该地区去意识形态化，转而专注于维持现有力量结构的平衡。对海湾的君主国来说，特朗普政府的态度无疑让它们松了一口气，至少这意味着它们在对内镇压异议的时候拥有更宽松的国际环境。

　　最后则是无人重视的非洲版块。整份战略仅仅用三段话总结了美非关系的未来。简而言之，这份新战略明显带有交易性质，其重点在于建立能够提升美国商业利益并带来投资回报的伙伴关系。

　　全球霸主为何破产

　　特朗普对全球美国的反感在其第一任期就已经奠定，并被建制派指责为孤立主义的表现。但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并非只是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有深刻的逻辑连贯性，即维持全球霸权的成本已经超过了其带来的收益，导致了美国的战略破产。本次的报告则更为系统化地阐述了这种战略破产的表现。这具体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同时也是特朗普政府最关心的问题，即产业空心化。报告中写到，外交政策精英们“在‘全球主义’上押下了极具误导和破坏性的赌注”，虽然全球化在总量上增加了财富，但它导致了制造业向低成本国家（主要是中国）的转移。这是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直接原因，而这一基础恰恰是美国经济和军事优势的根基。或者说得更明确些，一个无法生产自己的钢铁、船舶和微芯片的霸权显然是脆弱的。

　　更为糟糕的是，对全球主义的加倍加注导致美国利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特权，通过印钞来购买全球商品（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美元收割）。但也正是这种收割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生产能力的萎缩。所以美国必须通过保护主义政策（如关税）来强制实施“再工业化”，即便这意味着牺牲全球经济效率，这也是为何WTO这样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彻底哑火的原因之一。 

　　第二是维权全球帝国所造成的财政赤字。美国联邦预算正处于一个不可持续的轨道上。利息支付正在迅速增长，并即将超过国防预算，这使得维持全球霸权所需的军费开支在财政上变得不可能。换言之，美国的能力已经不足以全球布武，同时完成在欧洲遏制俄罗斯、在中东打击恐怖主义、在印太对抗中国三个战略目标。

　　用报告的话说，精英们“高估了美国同时资助庞大的福利国家和庞大的全球军事外交综合体的能力”。面对这种能力与承诺的失衡，理性的选择是减少承诺，而不是无限增加投入。 同时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量的军事投入非但没有为美国带来一个更安全的环境，反而导致美国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泥潭，错失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窗口。

　　第三是盟友体系正在日益变为一种负担，也就是特朗普经常说得白嫖。欧洲和亚洲的富裕盟友实际上“将他们的国防成本转嫁给了美国人民”。这种不对称的联盟结构不仅在财政上不公平，而且在战略上制造了道德风险——盟友因为有美国的保护，敢于在不具备相应实力的情况下挑衅对手，从而可能将美国拖入“与其自身利益无关”的冲突中。

　　乌克兰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绑架了整个欧盟，欧盟则绑架了整个拜登政府投入到不可能胜利的对俄战争中。因此，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选择退出，从而迫使盟友承担起自身的安全责任，消除这种不对称性。

　　美国想收缩，有可行性吗？

　　以上两个部分更多是对这份《国家安全战略》的技术性分析。特朗普的算盘打得叮当响，问题是特朗普能否将这种战略推行下去？

　　从积极的因素看，特朗普显然拥有了进一步推行下去的政治资本。比如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虽然冠以“美国优先”之名，但在具体内容上仍带有浓厚的传统共和党建制派色彩。说得更明白些，当时的共和党建制派试图将特朗普的政治口号融合进建制派长期构建的政治秩序。这种高度的结构性束缚导致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根本无法有效推行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

　　这一点在2025年发生了根本逆转。特朗普显然意识到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首先必须在人事和结构上完成对“深层政府”的清洗。通过长达数月的清洗，特朗普及其阵营成功将建制派的力量边缘化。这份新战略不再是官僚机构妥协的产物，而是直接反映了总统本人及其核心圈子（比如万斯）的世界观 。如果各位读者有印象，特朗普在几个月前召开全美高级军官线下全体会议后，美军内部的人员动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揭开一个西方建制派长期以来自我安慰的假象，即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奉承和欺骗最终主导特朗普的行动。（这种说法在我国的最终变种就是酒桌上有人表示自己和美国关系密切云云，美国政客实际上在把特朗普当傻子哄；或者更简单的说，阳奉阴违）

　　乌克兰问题可能是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故事。自从特朗普表达出对俄和解的强烈意愿后，整个大西洋的建制派都联合起来，试图以不公开反对特朗普的方式破坏和平谈判。当他们以为自己成功驯服特朗普，并且在媒体上反复吹风特朗普即将改变态度重新支持乌克兰时，特朗普直接以秘密外交的方式将28点和平计划甩在了建制派面前。其结果也不言而喻，欧洲建制派直接在谈判中出局，他们只能通过乌克兰才能获得谈判的一手消息。

　　因此，特朗普推行政策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这些日益边缘化的建制派，而是全球美国自身造成的结构性阻碍。诸如老生常谈的制造业人才基础短缺是一个问题，但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在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强制性投资引导面前，美国具有逐渐恢复制造业能力的可能性。只不过这一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但在特朗普民粹主义的引导下，恢复制造业已经变成了新的两党共识，所以即便特朗普政府下台，正如拜登没有停止中美贸易战一样，对美国制造业的保护和长期投入也不会轻易改变，稀土问题同样如此。

　　更为麻烦的问题还是要回到美元霸权本身。正如这份《国家安全战略》自己承认的那样，美元霸权实际上成为了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关键诱因。但废除美元霸权并不直接等同于制造业的恢复，这也意味着美元主导性的丧失。

　　说得简单些，美元霸权是什么，是能让美国能够以低于其他国家的成本进行借贷，并长期维持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美国可以通过印钞来购买外国商品，而世界其他国家则需通过出口换取美元。这种机制实际上是全球在补贴美国的消费和军事开支。在特朗普拒绝将美国市场无条件开放和削减全球支出的情况下，对美元的需求也将大量萎缩。

　　这代表存在这样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即为了“省钱”而进行的战略收缩，反而会因为融资成本的上升而导致国家破产。在这一意义上，美国军队不仅是花钱的机器，更是维持美元信用、从而保障廉价融资的关键资产。

　　从现在的情况看，特朗普政府似乎在实践上奉行一种机会主义的策略，即在战略收缩的过程中尽可能压榨美元霸权的剩余价值。特朗普政府刚刚宣布对我国继续出口H200芯片是这种机会主义的表现。

　　自由国际主义的终章

　　美国能否实现战略收缩这个问题过于宏大，以至于我们几乎不可能用单一的理论维度进行准确衡量。这份《国家安全战略》也明确提出了这一点，即认为不能用特定的理论框架解读整个战略。用战略的话说，特朗普总统的外交政策是务实而非“实用主义”，现实而非“现实主义”，有原则而非“理想主义”，强硬而非“鹰派”，克制而非“鸽派”。它不基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而是由“什么对美国有效”这一核心驱动——简言之，即“美国优先”。

　　更深层次的结论则是，美国正站在历史的悬崖边。继续维持现状意味着缓慢的去工业化死亡和社会动荡；而大胆的转型虽然充满惊涛骇浪，却提供了美国恢复为正常国家的唯一路径。换言之，整个自由国际主义的不可持续性。

　　自由国际主义在思想上是启蒙普遍主义的逻辑结果之一。它以自由民主的普世性作为基本出发点，认为应当按照康德式的政治观念，实现全体人类政治制度的趋同化。用拜登时代最喜欢的话来说，这就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自由秩序。

　　在这种逻辑的指引下，作为全球霸主的美国必须承担起将世界民主化这一历史使命。用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来解释，这种逻辑结构迫使美国必须无时无刻处于修正主义状态，不断改造所谓的非民主国家。（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但自由国际主义的假设本身是不成立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它没有构建出一种真正能够获得普遍认可的人性论基础。这一点笔者在以前的多篇文章中已经指出，不加累述。

　　更为糟糕的是，这种自由国际主义将启蒙的精英制困境进一步放大。它认为人类可以凭借理性进入类似康德所构想的完美政治状态，又同时承认在现实中绝大多数人达不到这种理性程度，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由已经被启蒙的精英带领民众走向理性的普遍胜利。在这种理念下，启蒙成为了新的暴政和意识形态十字军。

　　在由此带来的二元世界中，一切不符合自由国际主义进步世界观的部分都需要被无情淘汰。所以美国中产阶级因为产业空心化而衰弱什么的不重要，大量移民涌入美国产生的一系列结构性摩擦也不重要，实现普世的政治理想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东西。这最终创造出一个超越于本地民众的全球化精英阶层，并且整个阶层试图加倍解构主权实体的正当性。

　　特朗普二进宫之前万斯在某次批评美国基建问题时的言论

　　当然结果我们也已经知道，是整个西方建制派的集体衰弱。或者更直接地说，如果政府不能优先考虑自己国家公民的利益，而是优先考虑抽象的“全球规则”，那么它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

　　在这一意义上，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本质上是自由国际主义自身逻辑崩溃的必然结果。它承认它无法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引力，也无力承担改造世界的西西弗斯式重负。这一新战略虽然被批评为“孤立主义”或“交易主义”，但从逻辑上看，它是为了使美国的目标与其手段重新匹配，以避免像历史上的雅典或大英帝国那样，因过度扩张而自我毁灭。然而美国不只是MAGA的美国，也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资产阶级和世界公民们的美国，我们只能祝特朗普和MAGA们好运了。

　　反过来说，这也是西方建制派的自我安慰为何反复失效的原因。只要他们仍然将特朗普视为一种非理性的异常，他们就不可能进行根本性的反思。财政破产使得美国无法再通过借债来维持全球帝国的开支；工业空心化使得美国必须通过保护主义来重建国内力量；地缘政治的失败证明了自由国际主义在改造世界方面的无能。这种深刻的结构性困境是不可能通过将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民粹主义非人化或者非理性化就能解决的。

　　总而言之，美国不再做阿特拉斯，是因为它已无力支撑全球帝国的治理成本。而202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标志着战后时代的真正终结。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没有最终担保人的时代，一个更加混乱、危险，但也许更加真实的多极无序时代。对其他国家而言，这意味着不要指望美国的仁慈，也不要低估美国的破坏力。或许我们应该再次回想起19世纪流行于大英帝国的那句箴言，“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