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民主专政，能避免出现新的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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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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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百年以来，中国很多政治家、军人、学者都讨论过一个问题——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哪种制度才是最好的？
中央集权制的定义是政治实体将未来规划权、判断权、惩罚权、以及制定临时方案等细节事物，全部交给最高级别的部门来决定，其他部门只负责执行。
它的代表是秦制郡县。
联邦制的定义是由两个以上具有一定主权的政治实体，通过签署统一宪法建立跨境的中央政府，从而结合成更大的主权实体，这个主权实体就是联邦。但组成联邦的政治实体，仍然可以在联邦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制定自己的法律，拥有独立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自治权。
它的代表是周制分封。
具体哪一种制度好，百年来始终难有定论，既然如此，我们与其做主观定论，不如参考历史，看看历史的经验以及相关学者的说法，都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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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末年，秦国经过变法、征战、夺城等一系列大动作，逐渐从西陲小国成长为拥有半壁江山的强盛大国，但秦国最初似乎没有扫灭诸侯国的野心，面对秦国如日中天的威势，其他诸侯国也按照历史惯性做了挽救措施。
《资治通鉴》里写道——
周显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43年），王致伯于秦，诸侯皆贺秦。秦孝公使公子少官帅师会诸侯于逢泽以朝王。
周赧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73年），韩、魏既服於秦，秦王将使武安君与韩、魏伐楚。
周赧王四十三年（公元前272年），楚以左徒黄歇侍太子完为质於秦。
始皇帝十四年（公元前233年），韩王纳地効玺，请为藩臣，使韩非来聘。
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来，秦国最初的目标是效仿齐桓公、晋文公，成为天下霸主，代替周天子行使王权，其他诸侯国对此没有任何意见。而随着秦国强盛起来，韩魏楚等诸侯国的立场也随之改变，寄希望于秦国见好就收，取代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以后，维持诸侯并立的格局。
总之，秦国消灭各诸侯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由朝廷直接管理地方，在战国末年的人看来纯粹是天方夜谭。
然而，随着秦国越来越强、各诸侯国越来越弱，秦始皇开始觉得，消灭诸侯一统天下，似乎不是什么难事。
于是从公元前230年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结束，秦始皇逐一扫平各国，并把天下分成三十六郡，每郡设立郡守、郡尉、郡监等官员治理。
和以前相比，郡县制的优点是一竿子捅到底，可以将秦始皇的意志贯彻到最基层，秦国朝廷也可以直接调动天下的人力物力，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郡县制的缺点也很明显——
1、秦始皇没有了制约，他想做什么，无人可以阻拦。
2、每个诸侯国都有一整套军政体系，能够给文武官员提供丰厚的俸禄和崇高的地位，现在每个郡只有三个主要岗位，远远不能满足旧贵族的上岗需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秦国丞相王绾为代表的一批人，便建议秦始皇，放弃郡县制、恢复分封制，在保证秦国江山的同时，也满足其他诸侯国旧贵族的利益。
“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
就在这个时候，廷尉李斯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极力支持朝廷一杆子捅到底的郡县制，反对重新树立诸侯的分封制：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议，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秦始皇原本就不想恢复分封制，见李斯的意见符合自己的心意，便同意了。
秦国，自此放弃了自下而上的分权，正式实行自上而下的集权。
实事求是的说，在春秋战国不断兼并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秦始皇和李斯选择郡县制是符合历史正确走向的，但王绾提议恢复分封制也是符合现实情况的。
他们都有道理，他们都没错，只是选择不同罢了。
但秦始皇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王绾提议恢复分封制，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考量，反而利用郡县制的便利，不断的开疆拓土、营造宫殿、迁徙人民，导致秦始皇治下的人民，日子越来越困苦。
于是，秦国人民将自身的一切苦难，一定程度上归咎于郡县制，开始怀念起以前在诸侯国治下的日子。
复国，逐渐从他们的精神念想，转变为现实需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和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不久后陈胜便自立为王，并以“张大楚国”的名义，定国号为“张楚”。
随后，齐、赵、魏、燕、韩等诸侯国纷纷复国，秦国的郡县制彻底崩溃。
此后经过八年血战，公元前202年2月，汉王刘邦成为皇帝，建立起大汉王朝，但他仍然册封了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等一批诸侯王，统治战国诸侯的故地。
就这样，刘邦事实上推翻了秦始皇和李斯的纯粹郡县制，落实了秦国丞相王绾提出的郡县、分封并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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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汉初的历史，似乎证明了分封制优于郡县制、联邦制胜过集权制、分权有利国家而集权不利国家。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唐朝文学家柳宗元写过一篇《封建论》，对分封制和郡县制做了深刻的分析。
他说，商汤率领三千诸侯推翻夏朝，周武王率领八百诸侯推翻商朝，这两次革命的主力都是诸侯，所以商汤和周武王无法废除诸侯，只能按照惯例使用分封制。
这么做更多的是无奈，不是主动的选择。
“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封建，非圣人之意也。”
到了周朝末年的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变化越来越激烈，这就需要执政者适应时代要求，做出相应的变革。
但分封制的特点决定了，周天子不能任免诸侯、诸侯不能干预大夫执政，这就导致周朝和各诸侯国难以适应时代需求，政治非常僵化。所以周朝的失败，其实就是分封制的失败。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
那秦国废除了分封制，为什么同样失败了呢？
这是因为秦始皇性情暴虐，修长城、建宫殿、戍边塞等政治行动，极大消耗了秦国的人力物力，激起民怨，这才有了各地起义，四方皆反。
秦国的失败是政治问题，不是制度问题。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总而言之，柳宗元认为，分封制在周朝末年就已经落伍了，郡县制是时代的正确方向，秦始皇和李斯的选择没有问题。
明末学者王夫之，继承了柳宗元的观点，并在《读通鉴论》中做出了自己的分析。
和柳宗元不同的是，王夫之在论证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时候，引入了“人民”的概念。
他说，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世代是诸侯、大夫世代是大夫、官员世代是官员、农民则世代是农民，一个人能做什么事，从出生开始就固定了，几乎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然而，诸侯、大夫和官员里总有不成器的，农民里总有出类拔萃的。这种地位和能力不匹配的政治格局，就是社会动荡的源头之一。
废分封行郡县，把选人用人的权力交给朝廷，不拘一格的把人才选拔出来，才能尽可能避免“地位和能力不匹配”造成的社会动荡。
此外，在分封制下，诸侯、大夫和官员们扎根地方，势大力强，无论如何作恶，人民都很难反抗他们。但实行郡县制以后，朝廷任命的官员根基不深，他们一旦作恶，人民就能通过影响朝廷、揭竿而起两种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
正因如此，王夫之就认为，郡县制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分封制不利于国家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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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柳宗元和王夫之的评论来看，郡县制优于分封制是没有疑义的。
秦始皇和李斯选择了郡县制却没有保住秦国，根本原因是他们的执政方式简单粗暴，无法驾驭这种新型制度。刘邦选择了分封和郡县并行，无非是历史自发的均值回归，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但这样一来，有一个问题就是无法回避的——
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如何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削弱或者避免，秦始皇和李斯那种简单粗暴的执政方式，对国家造成伤害？
如果秦国实行了分封制，那么秦始皇和李斯的政令，必须通过分封诸侯之手，才能传递到最基层。
在这个过程中，分封诸侯是有权力反驳的。
可以说，尽管分封诸侯不利于国家和人民，但他们确实能承担缓冲器、减压阀的作用。
明白了这一点，以上问题的答案就很明显了：
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消灭了分封诸侯，就必须引入另外一个群体承担类似的功能，对冲最高层的压力，才能避免出现新的秦始皇和李斯。
哪个群体能承担这个功能呢？
资本家，一定会和贪污腐败的政客同流合污，不行。
地主士绅，只关心自家土地的收入，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地位，为此不惜媚上钻营，不行。
中产阶级，没有生产资料却有一定的经济收入，想做大事又舍不得既得利益，不行。
细数下来，可能只有没有生产资料、没有丰厚收入、没有政治权力却对这些非常向往的广大人民，有动力承担起这个功能了。
这恐怕就是人民监督、人民民主专政在历史经验下的现实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