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协和李太生:我的理想是治愈艾滋病!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见证了整部中国艾滋病诊疗史,推动我国艾滋病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从跟随、同行走向了超越。
今天(12月1日)是第38个“世界艾滋病日”。“医学界”专访李太生教授,听他讲述艾滋病防治的历程与“中国方案”。
撰文 | 文慧
1985年6月4日下午,一位34岁的外籍人士因“肺部感染”被收治进北京协和医院。由于病情急剧恶化,2天后,他死于中毒性休克、呼吸循环衰竭。
这是我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从那以后的8年间,我国累计报告1000多例,一些感染科医生当时据此认为,艾滋病在中国流行不起来。
但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教授不这么想。他坚持认为,根据流行病学等分析,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一员,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艾滋病增长、流行的趋势。截至 2024年12月31日,全国31个省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AIDS患者1355017例。
迄今为止,我国抗“艾”之路已走过40年。其间,李太生见证了整部中国艾滋病诊疗史,参与推动艾滋病由“不治之症”转为可控的慢性疾病,使中国的艾滋病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从跟随、同行走向了超越。
如今,对李太生来说,病人长期存活这个目标已然实现,他要做的,是艾滋病功能性治愈甚至治愈。在接受“医学界”专访时,他说:“全世界解决不了的免疫重建不全难题,我们来解决,这是我近几年来特别重要的事情。”

李太生教授
从“没有前途”到“声名鹊起”
因多名至亲相继因病离世,李太生自小就想当医生。
1979年,年仅16岁的李太生从家乡河南林县南下,来到广州,就读中山医学院(现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开启了治病救人的医学梦。
1983年,李太生被推荐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实习。一年后,他顺利地留在协和医院,成为一名内科医生。

年轻时的李太生/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李太生介绍,同期毕业生中,他的成绩并不拔尖。“对当时的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那时他也不会想到,多年之后,自己的名字会在艾滋病领域响彻国际。
1987年,李太生考上了硕士研究生,师从我国知名感染病学专家王爱霞教授,她发现了我国第一例艾滋病病人、第一例经性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贡献卓著。
自此,李太生开始涉足艾滋病临床和研究领域,但真正促使他投身艾滋病研究的转折点发生在1993年。当年10月,李太生受教育部公派,前往法国进修感染与热带病学科,随后转为专攻艾滋病。
当时,中国的艾滋病病例极为少见。
自1985年至1993年的8年间,全国累计报告的病例仅1000例出头。在赴法之前,李太生甚至都没有见过真正的艾滋病人。但他相信自己的判断:随着社会发展,艾滋病极有可能出现流行,相关领域的研究一定会有所作为。
1993年11月,在导师的带领下,李太生第一次触碰到艾滋病人。“当时心里肯定恐惧,但是老师们都不戴手套,我也不敢戴,结果吓得一个晚上都没睡着觉。”李太生在回忆时谈道。
完成2年的临床进修后,李太生获得了法国独有的艾滋病专科医生学位,并决定继续在此攻读免疫学博士。
长期以来,艾滋病攻击并摧毁感染者的免疫系统而被认为是不治之症。“鸡尾酒疗法”(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问世后,学界的公认观点则是对CD4细胞数小于50/mm³的晚期患者来说,免疫功能一旦损伤,是不可逆转的,无药可救。
CD4细胞是人体的一种免疫细胞,也是HIV病毒的主要攻击对象,CD4细胞数是衡量艾滋病患者免疫功能的重要指标。但李太生在临床中发现,经过治疗,虽然这些患者的CD4+T淋巴细胞数值低,症状却有所好转。
这是否意味着即使是晚期患者,抗病毒治疗仍然是有效的?之后,李太生对他的病人进行了9个月的持续监测,猜想被证实,这些曾被认为“必死”的患者,免疫参数开始回升。
1997—1998年,在导师Debre教授的指导下,李太生的研究成果在Science、The Lancet等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这是在国际上首次揭示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能够恢复并重建细胞免疫系统的研究,颠覆了以往学界共识,奠定了全球艾滋病临床治疗的理论基础。
李太生因此声名鹊起,成为国际知名的艾滋病青年学者。对此,他谦虚地告诉“医学界”:“我遇到了黄金时代,鸡尾酒疗法刚好在此期间应用于临床,又在Top级的实验室,有Top级的导师带领,所以才在很短时间内就有了成果。”

2010年,李太生(前排左二)的法国导师Debre教授(前排左三)到访协和医院
对他而言,这一理论更重要的意义不是收获声誉,而是可以为艾滋病病人打开新的希望之门。“即使是晚期病人,通过规范的治疗,大部分患者也能将免疫功能恢复到正常。”
1998年,李太生被法国政府授予“维多利亚雨果奖”,这是该奖项首次颁给中国人。
1999年初,博士毕业的他婉拒了法国导师的挽留,回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此时,我国艾滋病正处于广泛流行期,感染人数迅速上升,不少早年因血液感染的患者不幸去世。
然而,彼时国内的抗艾之路十分艰难:进口药物价格高不可攀,几乎等于无药可用;社会歧视问题严重,没有人敢公开承认自己得了艾滋病,就诊者少之又少;研究人员没有经费,没有项目,临床上没有药物,没有患者……
困境之下,李太生也曾感到迷茫:“那个时候,从事艾滋病专业,会觉得没有任何前途,只能看着病人去世。”但这种想法并未持续太久,他就果断投入到救治工作当中,“有什么条件做什么事,至少可以从改变认知开始。”
此后,李太生开设艾滋病咨询热线,举办艾滋病基层技术骨干培训班,去艾滋病高发区义诊……三四年间,他的足迹遍布了我国所有的艾滋病流行区。

2001年7月,李太生(一排左二)在河南省驻马店上蔡县文楼村考察
完善“中国方案”,
病死率10年降低86%
“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巨大的成就。”在评价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时,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和世界卫生组织(WHO)曾如是写道。
实际上,价低、效优的艾滋病治疗“中国方案”也被推广至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而这一方案,正是由李太生提出。
1996年以前,艾滋病和死亡之间几乎可以画上等号。“鸡尾酒疗法”问世以后,显著地降低了患者体内病毒水平,延长患者寿命。
1998年,鸡尾酒疗法被引入中国,但一开始只有极少数患者能从中获益,用李太生的话来说:“进口药物价格太贵。每个月至少需要1万元,这还是2000年前后的1万元,几乎没有人能买得起。即使是专利过期后降价,每个月也要3000元左右,普通家庭难以承受。”
在国产仿制药出现之前,研究艾滋病的专家们只能通过争取药品资助的方式,帮助少数患者获得治疗。
2003年底,我国出台了“四免一关怀”政策,可为符合条件的患者提供免费检测、免费药物等。与此同时,国产仿制药也迅速上市,抗病毒治疗不再可望不可及。
但不久后,问题又出现了:一方面,不少患者在服药一段时间后出现了副作用或耐药反应,治疗难以持续;另一面则是当时较为严峻的疫情形势。
权威部门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底,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106990例,病人23955例。实际上,感染者数量远不止于此,新发病例上升趋势明显。
“有了药,但是不知道怎么用。当时,都是根据欧美推荐的3个配伍方案和剂量,并没有在中国人群中进行临床试验。”李太生果断提出,“我国的艾滋病一线治疗方案应该由我们自己制定。”
2005年,李太生牵头开展了我国第一个多中心、前瞻性研究,对比了当时国产药物可组成的三种方案的疗效及毒副作用。2006年,研究结果出炉,方案2和方案3的治疗有效率可达68%和69%,与国外同类研究效果相当。
这一研究证明了国产药物的有效性,也筛选出了更为适宜中国人体质的抗病毒治疗方案。

中国方案初建
李太生向“医学界”介绍,初建的“中国方案”使我国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成功率提高30%,病死率大幅下降,有效遏制了疫情蔓延,获得了世卫组织的高度认可。
解决了有药可用的问题后,如何应对药物毒副作用大和治疗失败率高成为新的挑战。“譬如司他夫定会导致脂肪萎缩,发达国家已经停用。但在我们国家,能够免费提供的药物就这几种,把这些药用好是我们的责任。”李太生说。
2011年,他进一步推出了更为完善的“中国方案”。
李太生和团队对齐多夫定、司他夫定经典方案进行优化研究,提出了利用副作用出现的时间差来规避副作用的策略,即先用司他夫定治疗半年,在副作用还没出现前,转换使用齐多夫定半年。
研究数据证实了他的猜想,优化方案治疗成功率与经典方案相当,但多种副作用得到了明显改善。直接效果是,治疗依从性大幅提升,病死率显著降低。而且,使用优化方案,治疗费用一年仅需要1000多元,使得成功治疗的成本下降了79%。
更效优、更价廉、更安全的“中国方案”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时间,把我国艾滋病治疗成功率提升到了世界水平,病死率10年降低86%,由2003年的22.6/百人年降至2014年的3.1/百人年。
此外,根据测算,李太生提出的减量方案惠及了60万中国艾滋病患者,为国家节约直接经济费用4.25亿元(2021年—2024年)。
“1999年,我回国时的理想就是要让我们的病人用上合适的方案。现今,这个理想可以说是已经实现了。”李太生说,“以前我们是跟随发达国家的脚步走,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级的原创性成果。”

李太生教授
从活下来到活更好
2016年,李太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宣告,我国的艾滋病治疗已经进入慢病管理阶段,“通过积极规范的治疗,感染者可以达到和健康人群一样的预期寿命。”
当活下来不成问题后,李太生开始转而思考“如何让患者活得更好?”这一命题。“我们希望病人不是为了活而活着,而是有尊严地生活。”李太生说,这需要多学科协作来实现。

2016年,李太生在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全国艾滋病大会上发言
随着艾滋病患者生命的延长,各种机会性感染和多脏器并发症等非艾滋病相关疾病,以及其他非艾滋病相关肿瘤的发病率不断攀升,成为影响患者长期预后及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
作为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依托协和医院强大的多学科平台,实现了艾滋病风险评估及综合干预等的全流程、示踪化、个案化综合管理与诊治研究新模式。
目前,李太生团队已建立起艾滋病综合诊疗的“协和模式”,使患者服药依从性提升至99.2%,显著高于国际理想服药依从性水平(95%),患者的机会感染率由治疗前的34.7%降至1.8%,年病死率低于0.3%,达世界领先水平。
“协和模式”下,也诞生了许多“中国第一例”,如首例艾滋病病人股骨头置换手术,首例艾滋病病人体外循环心脏手术,首例艾滋病病人巨细胞病毒视网膜炎手术,等等。
这一模式还被写进了《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2018版)》及后续指南中。“在2018版指南中,我们提出全程管理的理念,这也是2018版指南中最大的亮点。”李太生表示。
全程管理理念是指HIV感染者在确诊后,多学科合作团队为其提供的一种全程综合诊治和服务关怀管理模式。这一模式还包括为患者提供综合的关怀和服务,提供心理健康筛查和健康生活方式指导,提供舒缓医疗服务等。
《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由李太生牵头制定。第一版于2005年推出,历经20年,已更新至第6版,为我国艾滋病规范化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并向全国推广。在2024年的指南中,全病程管理的内容进一步丰富,推荐所有HIV感染者均按照全程管理的模式来进行管理。
谈及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李太生向“医学界”介绍,他想实现的第二个理想是在改善免疫重建不全方面,推出一个全新的中国药物或治疗策略。
早在1997年,李太生与导师共同创建的艾滋病免疫重建理论,为艾滋病的诊疗开辟了全新的视角,但并非所有的患者都能重建免疫。在长期抗病毒治疗后,仍有约20%—30%患者无法恢复CD4+T细胞正常计数,这被称为免疫重建不全或失败。
为改善免疫重建不全,国际上曾多番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目前这类药物仍是空白。

2018年,李太生荣获该年度吴阶平医药创新奖
“医学界”了解到,秉持着“中国人要在医学领域赛道上争做领跑者”这一理念,李太生团队针对我国之前用于类风湿关节炎的药物——雷公藤片里面的有效成分(羟基化的雷公藤甲素),开展了严格的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双盲试验,以用于艾滋病免疫重建障碍的治疗。
“目前,三期临床研究已经审批,正在筹备中。”李太生表示,顺利的话,这将是我国在艾滋病领域自主研发的第一个“First-in-class”新药,给中国乃至全世界艾滋病患者带来新的曙光。
“全世界解决不了的免疫重建不全难题,我们来解决,这是我近几年来特别重要的事情。”李太生说。

李太生现今仍坚持每周出4个单元门诊
最终梦想:治愈艾滋病
在李太生看来,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国的艾滋病防治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面临挑战。
“首当其冲的就是流行形势依然严峻。”李太生介绍,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全国31个省报告的现存活HIV感染者/AIDS患者超130万例,虽然2024年新增病例数比2023年略有下降,但绝对人数仍居高不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每年的新发病例里,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发现时就已经是晚期了,意味着这些人从感染到被发现,作为传染源已经有好几年时间。”李太生对此十分忧心,“尽快找到感染者并及时治疗是个难题。”
对此,《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规划(2024—2030年)》曾提出3个95%的目标:
经诊断发现并知晓自身感染状况的感染者比例到2025年达90%以上,2030年达95%以上;到2025年,经诊断发现的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比例、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感染者病毒抑制比例均达95%以上,到2030年持续巩固提升。
李太生认为,目前看来,实现第一个目标的难度极大,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行动。而在治疗的覆盖和成功率方面,他称我国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如今,抗病毒治疗已进入“免费+医保+自费”时代。国内已有6类共计30余种抗病毒药物,临床医生可针对患者的临床特点及全身状况,选择适合患者的方案。“绝大多数的病人,只要自身愿意,基本上都能得到治疗。”
在他看来,新的挑战是:如何应对新药研发和使用,耐药、药物副作用、免疫功能重建不全,以及长期用药和病人老龄化带来的非艾滋病相关疾病、多系统并发症等问题。
站在新的研究起点,李太生表示,自己在艾滋病领域的三个理想已然实现了一半:一是让中国患者有合适的医疗方案,已然达成;二是攻克免疫功能重建不全难题,在数年后或将有所收获。
而他的终极理想是治愈艾滋病,再多做出些创新性的研究成果。“继续努力吧!”李太生说。
专家简介

李太生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北京协和医学院长聘教授
清华大学医学院特聘教授
首批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从事医学工作40年,诊治疑难危重症感染病人5万余人次
以通讯作者/第一作者在Lancet、Cell Res等期刊发表论文490篇,IF总分1434分,他引11000次,单篇最高1181次,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终身科学影响力排行榜”
获全国先进工作者、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华夏医学科技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吴阶平医药创新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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