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经济规律问题

项立刚发表了一个炸裂的言论，他认为不存在经济规律。这个观点当然是错误的，世间的事物都是有规律的，你没有看到不意味着规律就不存在。但是他说的问题也是存在的那就是经济规律是什么样的？

我认为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现行的经济理论是存在根本错误的。从逻辑上讲理论就是对规律的发现和总结，如果经济理论错了那就是社会对于经济规律的认知是错误的或者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个错误就导致根据经济学教科书发展经济的经济体100%失败。

那么经济学理论的错误在那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私有制产生上是符合规律的，但是在私有制产生之后的社会发展上并不符合这个结论。生产关系概念的核心是所有制，私有制和公有制是对立的两个所有制，但是对于一个作为生产力的生产工具的汽车和汽车制造厂既有私有制的也有公有制的，那么生产力决定了什么所有制？一个生产力可以有两种生产关系存在那就不是决定性。而且这个基本原理有引发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当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管理者往往想从所有制动手解决问题，苏联的经济失败从根源上就是从这个原理开始的。二所有制是一个社会的基础组织结构，所有制一动那就是“地动山摇”，经济的所有制一动则上层建筑立即动摇，苏联改变经济上所有制立即就导致政治体制的瓦解。所有制是不可以轻易动的。现在经济学理论对于所有制的认知太浅薄了，学者随随便便就想动所有制就是这种浅薄的体现，所有制是经济体制的基础，经济体制是政治体制的基础，动所有制就是一场革命，真的革命，是对上层建筑的颠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有错误西方的经济学就是正确的吗？西方经济学同样存在根本性错误。私有产权保护是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是所有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这个基本原理也是错误的。有一句网络语言“保护不彻底就是彻底不保护”，请记住这个逻辑。二战之后，不算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实行了土地改革，而土地改革就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侵犯，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二战以后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所有经济体都是经过土地改革的经济体，而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进入现代化发展轨道。这个事实就说明私有产权的保护不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相反即便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也必须破坏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个事非常有意思，这个问题的逻辑非常清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解决财富分配问题，地主土地所有制会让地租吞噬社会财富的大部分，而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则必须向制造业倾斜财富分配，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矛盾，地主土地所有制导致的地租财富分配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工业财富要求的结构性矛盾。工业化的市场逻辑是社会财富分配一定要主要流向工业才能吸引资本流向工业化，而如果地主掌握土地则会导致社会财富分配导向地租，这就会导致资本从工业流出流向土地从而导致工业化的失败，这也是房地产泡沫导致国家经济失败的逻辑。

再举一个案例，中国的社队企业的崛起。中国的社队企业在1960年代到70年代的崛起是一个非常有经济学意义的社会实践，而这个伟大的社会实践背后的逻辑极具理论价值，而是绝对是超越一般诺贝尔奖经济学奖的理论创新。中国在1960年代到70年代不具备现在主流经济学的制度性现代化因素，没有市场经济，没有私有产权，而就是这种情况下，在低社会发展水平条件下中国出现了社队企业的大发展，我从网上看到有100多万个社队企业诞生，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队企业的产值涨了20倍，这就是中国道路的一个奇迹，在没有政府投资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工业化进程，这才是中国道路的创新，这个工业化进程的出现超出了所有经济学家的知识，也出乎中共除了一人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意识，邓小平在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时候就承认自己和陈云都没有预测到乡镇企业的崛起。这个农村工业化进程只有毛泽东曾经预测且给以高度评价“中国农民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社队企业的崛起于1960-70年代，正是中国特别的十年，政府的功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瘫痪了，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社队企业的崛起，为什么？中国乡镇企业（社队企业）的崛起是一个非常有理论价值的经济现象，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去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获奖理论在实践面前是非常浅薄的。中国的社队企业是在没有政府运作，甚至政府功能瘫痪的情况下崛起，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如果没有那10年中政府功能的瘫痪是不是还有这个社队企业的崛起？

我的观点是分工才是现代化的决定性一步，这个分工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到的生产分工。有了分工就会自然地产生工业化进程，不需要私有产权保护和市场经济这些条件，关键是分工。分工就是现代化的基本规律。不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乃至所有经济学家都承认分工造成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现代化经济的起点。不论是资本主义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还是沙俄和日本，还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分工都是不可回避和绕开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国社队企业崛起的事实表明，只要完成了分工就启动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此后的工业化就是一个技术和组织结构迭代发展的进程。而没有实现分工的国家全部都陷入贫困陷阱，而部分实现分工的国家就部分的近代化现代化社会与部分中世纪经济社会的混合型态，像印度就是典型的这种混合社会经济形态。

因为分工是现代化的最关键的一步，所以经济学理论研究要回到起点，从分工开始再重建理论体系。亚当斯密发现了分工造成了高生产效率，然后重点就放到市场“看不见的手”上了，这就跑偏了，后来的经济学家的理论重点都在那只“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政府上，反而忽视了经济现代化的起点分工。而“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形成了意识形态上对抗的理论，形成市场经济理论与计划经济理论，这就进入政治对抗范畴，但是实际上“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都是为分工服务的，都是手段，分工才是目标。邓小平的直觉发行了“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这个判断背后就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都是为分工服务的手段而不是目标。二意识形态的对抗把手段与政治制度捆绑就造成了经济学理论的扭曲，也就造成了某种主义经济学的错误。所以我认为经济学理论需要重建，需要回到原点从分工开始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中的实践对原有的理论进行批判，建立符合实践经验且逻辑自洽的新的理论。

我的观点分工是现代化的决定性一步，它是现代化的充分必要条件。有能力完成社会经济的分工组织的经济体必然走向现代化，而不能完成社会经济的分工的经济体必然陷入贫困陷阱。

分工是一个高生产效率的组织结构，但是同时它又是一个高成本的组织结构，这就导致历史发展的非线性形态，现代化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先有现代化的结构才有现代化的发展，而没有构建起这个结构的经济体就必然陷入贫困陷阱。

分工是一个高成本的生产组织结构，第一个就是生产的分工从传统的生产方式到有组织的状态就必然产生组织成本，需要有人对于生产的过程进行组织管理，这就是需要专业的人员进行组织，这就导致成本的增加。有组织的生产对于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极大地增加了，要求受到基本的教育，更高的要求能够看得懂图纸，懂得工差等参数，这就需要至少初中教育水平，对于劳动力更高素质的要求必然要求社会增加教育成本。生产效率的提高造成生产的社会化，生产与消费分离，这就有交易成本，生产的东西有卖不出去的风险，有从产地到消费这个流通过程中的成本。分工的成本问题在亚当斯密的时代被忽略了，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但是这个成本是多少？我没有看到有具体的研究成果。

生产的分工第二个难点就是生产线是反人性的组织结构。自工业化以来的社会有几个组织是反人性的，一个是学校，一个是军队，再一个是工厂。这三个机构都是要求人放弃自己的”自由天性“服从于物质的规则。这就必须强制人们接受物质的规则，这种强制是国家通过法律和各种文化改造施行的。

分工的高效率导致生产的社会化，这个社会化的组织结构在市场经济中表现为市场是一个昂贵的公共品。因为生产与消费的分离，大规模的生产产生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大规模生产需要采购大量原材料，需要雇佣工人和职员，然后需要把产品运输到消费地，还需要人把产品卖给消费者，这个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需要钱，而这个从采购到生产到流通到消费到货币回笼的过程对货币的需求是生产企业自己无法满足的，这就需要金融机构提供贷款。而货品的流通又需要运输，运输需要道路或运河，运输和销售需要安全保护。因为从生产到消费中间需要多个交易环境，生产与消费者不见面因此就需要信用，信用的保证需要靠民法，这就诞生了法律服务的需求。等等在生产之外的公共服务是市场经济必须的公共品，这种公共品需要的成本是自然经济不存在的，同时也是昂贵的。单一企业是不可能承担这种成本。所以分工的持续就必须是普遍地施行分工的生产方式这样才能分担这个社会化生产所需公共品的成本。多说一句，中国古代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指的就是工场手工业这种生产方式，但是这种萌芽没有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关键的原因就是这个公共品的昂贵成本导致只有服务于黄金和昂贵的奢侈品才能适应工场生产，像瓷器，茶叶，丝绸，一般消费品无法承担这种高成本所以仍然由个体家庭生产，像纺织业，男耕女织就是自然经济的典型形态。

因为分工需要的社会化服务这个公共品的昂贵，所以必然是由国家来组织这种公共品，这就让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破产了，因为市场经济的市场是由国家缔造出来的，国家之所以组织分工强制推动分工是因为国家对战争中物资的需求需要更高的生产效率，为了获得这种高生产效率就产生推动分工的动力。这个逻辑古今中外都一样，在中国就是从春秋到战国的各种“变法”，自西方就是从“黑暗中世纪"之后的百年战争。

分工是世界历史上最困难的组织结构建设，它有3个基本步骤是必须条件。第一个就是土地革命，这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这一点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给予了理论说明。第二个难点是强迫人们接受分工的劳动规则，这个也是国家的强制行为。英国工业革命就是一个暗黑时代，国家通过破产自耕农（羊吃人运动）为资本主义的工厂提供原料和劳动力，自耕农破产，土地变草场养羊为英国的纺织业提供羊毛。失地农民变成无产阶级被迫进入工厂成为产业工人。第三个难点就是建立分工必须的社会化体系，而这一点是通过社会分担公共成本而工业资本获得主要利益的不公平负担来实现的，这由国家强制提高积累率，在资本主义还通过对外战争掠夺和强制赔款来获得财政收入。这都是国家行为，所以分工是一个国家的强制运动，不是一个风花雪月的浪漫故事。

因为分工是一个反人性的，国家强制的社会运动，所以自由民主这种东西在分工中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奢侈品，是有害的意识。但是当分工完成，一个经济制度建设完成与伴随着这个经济制度的政治制度完成的以后，”三权分立“”私有财产保护“就起到保护这个政治经济制度的作用。但是在分工完成之前引入这套政治体制必然导致分工的失败，也就导致现代化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