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卫社会？关键在纠正“结构性错位”｜独思录 x 郑永年

第45录 编者按

人工智能正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力量，在工业化“后遗症”尚存的背景下，把中国推向“未富先老”“技术先行”的关口。当房地产持续承压、中产财富缩水与民营经济活力问题交织显现，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更深刻的命题——今天的中国，应该如何保卫社会？

本文深刻剖析了当前“保卫社会”的双重挑战：既要补上传统工业革命未完成的课题——培育壮大中产阶层，更要破解资源配置的“结构性错位”。作者也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提出“复合工具箱”：经济领域坚守“发展是硬道理”的市场主义，社会领域政府要主动维护公平体现社会主义，政治领域则要确保主体稳定。这一思路打破了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为复杂治理提供了新视角。

“没有强大的中产，一切稳定都是成本。”这句警示值得深思。保卫社会不仅关乎公平正义，更关乎发展的可持续性。在这个意义上，纠正“结构性错位”不仅是一项经济任务，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本篇内容整理自郑永年教授几次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工作的讲座，分为上、下两篇推送，本文为下篇，上篇详见《谁“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 | 独思录 x 郑永年》。

 01   人工智能对社会治理

构成的严峻挑战

简单地说，我们还没有解决传统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即我们没有能够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社会。

比较而言，这已经为我们的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例如，在其他东亚社会呈现出“先富后老”的局面的同时，我们则面临着“未富先老”的情况。更为严峻的是，今天我们已经快步进入了人工智能社会。这对我们的社会治理构成了新的挑战。

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也决定社会秩序。在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社会秩序历经数千年，但因没有革命性技术的产生，社会秩序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近代以来，技术革命不断导致经济革命，经济革命不断导致社会秩序的变迁，从工业社会秩序到后工业社会秩序再到信息社会秩序。今天，人类开始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对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个体及其经济、社会、政治体系，乃至对国际政治都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我在2014年出版的《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和社会》一书中，结合中国的案例，开始探讨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当时还处于博客时代，但互联网已经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当时的互联网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也表现为正、负两方面，但我的结论比较乐观，认为作为技术工具的互联网具有“普遍赋权”的功能，既赋能政府，也赋能社会的各个群体。但是，至少就今天的现状来说，“普遍赋权”这一观点需要得到修正了。高科技发展到人工智能的阶段，其赋权的能量的确越来越巨大，但其赋权表现为绝对的不平等和不均衡，这种不平等和不均衡不仅表现在一国之内，更表现在国家之间。经验地看，在一国之内，人工智能对国家、对公司、对个人的赋能呈现极度失衡状态；对国家间来说，人工智能仅仅分布在少数几个大国，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能力拥有人工智能。

近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形成了一些看法，不妨在这里再说一下。概括地说，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需要从两种结构性因素来分析，一是人工智能所呈现出来的技术结构，二是技术结构所造成的治理结构。

2025年2月，在法国巴黎大皇宫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现场（图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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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技术结构特性

这个层面分析人工智能时代高科技所呈现的结构性因素，以及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因素对社会群体所能构成的伤害。简单地说，人工智能时代高科技呈现4个技术结构特性。

（1）技术能力的高度集中性

技术能力的高度集中性（highly concentrated），即人工智能的技术能力是高度集中的，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国的几家大公司。就世界范围内看，中美两国拥有大部分人工智能技术能力，其他国家也拥有一些，但难以与中美两大国匹敌。再者，就中美两国来说，美国目前拥有更多的技术能力。今天，尽管美国公司一直在宣扬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美国公司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但是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层面看，人工智能领域有意义的竞争都发生在美国的几家大公司之间，而非中美之间。从技术端到数据端，从大模型到应用，中国和美国的差异依然巨大。尽管最近中国DeepSeek的崛起打破了美国之前所处的几乎垄断地位，但需要意识到DeepSeek是基于开源的基础之上产生的，谁都不能保证DeepSeek何时会被再超越。

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基于传统技术之上的产业的反垄断已有一套成熟的方法。一般都是通过分解一个企业以防止其取得垄断地位，从而为创新和新企业的产生创造制度条件。但是，对高科技企业如何反垄断迄今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传统分解企业的方法可行性不高，因为高科技企业都基于互联网之上，如果分解，就不符合信息产业的发展逻辑。从针对微软公司的反垄断案来看，现在针对高科技企业的反垄断基本上采用以“开放”替代传统分解的办法。但问题在于，这种“开放”替代的实际效果反而使得这些信息产业变得更加庞大。

就人工智能产业来说，美国如今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但至今还没有联邦层面的任何监管体系。可以说，如果找不到有效的反垄断机制，那么这个产业的集中度只会越来越高。实际上，特朗普再次执政之后，对人工智能领域采取“去监管”的政策，而这种“去监管”的政策会进一步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集中度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2）管控的高度集权性

管控的高度集权性（highly centralized）。就是说，管控人工智能使用能力的角色是各国政府或各大公司（即平台）。由于基于互联网之上的人工智能涉及国家间的关系，涉及两种相关但又不同的安全问题：技术本身和技术使用的安全（safety）问题、国家间的安全（security）问题，即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问题。基于对安全的需要，管控的高度集权性不可避免。这也就是为什么自互联网产生以来人们对“互联网主权”的讨论从来没有终止过的原因。尽管“互联网主权”很难实现，但各国还是千方百计地来掌控互联网，使其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主权性”。再者，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仅仅通过一个国家一个接口或者几个接口的方式进行，这种关联方式也为高度集权性创造了技术条件。此外，这种集权性也可以表现为企业形式。尽管在内部事务上，一些美国企业拥有了某种程度的对抗国家的权力，但在国际层面，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企业便是国家的代理人。

（3）商用者的高度垄断性

商用者的高度垄断性（highly monopolized）。如同前面所讨论的逻辑，无论商用者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很容易趋向于高度垄断性。经验地看，即便使用者是个人，对于人工智能的使用也呈现出高度垄断性质。举例来说，无论在哪里，今天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领域都被各个领域的“大V”（网红）或者“大V”所构成的小团体所垄断。这些“大V”及其团体往往集聚和垄断了大部分资源，享有物质意义上和话语权意义上的不相称的权力。他们往往被视为是各个领域的“精英”，任何东西（宗教、思想、价值观、谎言、谣言等），一旦具有了“商用”价值（即只要有人信），他们便会趋之若鹜，毫无底线地追求流量，把某一事物的商用价值推到极端。

（4）使用者的高度分散性

使用者高度分散性（highly diffused），即最底端的互联网使用者。互联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具有民主性质的技术。因为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人们必须沟通。这也就是基于互联网之上的社交媒体今天如此普遍的一个原因。但是，这种技术的可得性也导致了个人的“原子化”。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经对西方极权体制下的个人“原子化”做过深刻的讨论。但是，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被视为高度“民主化”的互联网技术导致了个人的极端“原子化”。在社交媒体中，人们看似通过网络产生了互联性，但这是虚拟的互联，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沟通。在年轻群体中，很多人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语言的沟通能力，他们之间的沟通往往发生在一个人的拇指与另一个人的拇指之间。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往往仅仅是“大V”们的商用对象，“大V”们对他们来说具有“邪教般”或者“鸦片般”的吸引力。在行为上，他们往往表现为现代版本的“乌合之众”，表现出从众、非理性、轻信、自我颂扬、自我愚昧等特征。

2025年10月，美国多个城市出现大规模示威，抗议特朗普的政策，纽约、华盛顿特区、芝加哥、迈阿密及洛杉矶均有集会（图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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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治理结构特征

人工智能高科技的这种技术结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第二个层面的高度等级化，即治理结构的高度等级化。尽管社交媒体看似呈现出高度的扁平化，但实质上则是越来越等级化，一种可以称之为“牧民社会”或者“羊圈社会”的治理结构正在快速形成和崛起。自从人类有意识地去发明和创造技术以来，一个总的趋势是：机器越来越像人，而人则越来越像机器。因为人是根据自己的人性来塑造机器的，机器便有了最终征服和奴役人类的机会。

“牧羊社会”由三部分角色组成，即牧羊人、牧羊犬和羊群。今天，就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来说，它已经有能力扮演或者已经在扮演着“牧羊犬”的角色。

今天，人工智能越来越具有能力来扮演“牧羊犬”的角色，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受害者，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讨论。

（1）人类被取代

尽管人类已经在各个方面感受到了人工智能对社会造成的冲击，但人工智能依然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之中，并且越来越像人类本身。今天，人工智能要比大部分人更有效率，也更加聪明。越来越多的工作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在一些国家，政府决策部门越来越依赖于人工智能。依赖人工智能被视为是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迄今，人们可以这么说，因为人工智能已经超越社会的大部分人的思维和思想。不过，也应当指出的是，这个大趋势不变，那么最终决策者的思维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一方面，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聪明，另一方面决策者本身越来越没有能力做任何自主的思考。

（2）人类被“殖民”

“殖民”分为“内部殖民”和“外部殖民”。这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使然。“内部殖民”的发生是由高度集中的技术和高度分散的用户这一结构所致。“外部殖民”源自人工智能的思维逻辑。OpenAI与DeepSeek有什么区别？大模型的运行逻辑是一样的，只有效率和成本是不同的。但这里必须指出，一个严酷的事实是，今天，人工智能的大都“喂料”都是西方的。在人工智能时代，大部分国家会失去信息的主权，因此会失去思想的“主权”和知识的“主权”。可以预见，思想思维被殖民对大部分国家来说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问题。如果说在过去，决策者还有能力抵制和抵抗西方思想和思维，但对越来越依赖于人工智能的决策者来说，这种能力趋于弱化，直到最后的消失。

（3）人类被欺骗

在人工智能时代，更为重要的发展是“DeepFake”，即深度伪造。深度伪造在取消人类文明的根基。人类文明建立在经验事实之上。但深度伪造已经促成人类进入“后真相时代”（Post-Truth Age）。当什么都可以深度伪造，那么文明的根基也就动摇了。可以预见，这一趋势会越来越甚。现在的“深度伪造”是建立在人工的“喂料”之上，还可以追根溯源，但一个机器自己创造信息的时代正在快速到来，届时越来越多的自我生存的信息变得不可追根溯源了，那个时候人类文明就会遇到大麻烦。人们可以想象，对决策者来说，一旦失去了文明根基，那么决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一旦那些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文明和文化就会变成普世和普遍的文明和文化，那么其他文明和文化的生存空间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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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不平等”到“智力不平等”

迄今，人们对人工智能所造成的不平等主要聚焦在就业、收入、技术的可得性等方面。这些不平等不仅存在，而且还会加剧，这些不平等也已经成为人类挥之不去的噩梦。不过，从目前的发展趋势而言，人工智能及其相关工具所产生的最大也是最具有危害性的不平等是人类智慧上的不平等。这种智力上的不平等并不是由人们日常所说的“技术不可得性”造成的。关于新兴科技对社会的影响，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只有那些能够得到这种高科技的社会群体才可以享受新兴科技所能带来的好处，而那些难以得到新兴科技的社会群体则难以得到科技带来的好处。但是，就人工智能及其工具对人类智力的影响来说，结局是恰恰相反的，即是说，这种高科技越具有可得性，使用频率越高，使用者的智力受到的损害和伤害就越大。

马斯克最近说，越是体力劳动，越少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而越是知识劳动，越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如果是这样，人工智能革命和迄今为止的工业革命刚好相反，因为之前的工业革命都是把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人工智能革命则是把人类从智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如果这样，那么，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的自我愚昧进程也必然加快。对绝少数人来说，人工智能是智能，而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人工智残”（artificial ignorance）。“人工智残”指的是一种当今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在人工智能时代，由于广泛和毫无节制地使用（无论是主动使用还是被动使用）人工智能相关的工具（尤其是基于互联网的各种社交媒体）所导致的人类自我智力伤害。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的发展一直在恶化知识界的“异化”现象。近代以来知识界一直被视为是理性的最重要的来源，但现在人工智能使得人类理性变得越来越遥远不可及了。今天的知识和智慧领域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截至2025年9月，2025年度全球人工智能安全事件类型分布情况（图源：国家病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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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风险与“牧民社会”

经验地看，人工智能在快速摧毁此前保障人类生活正常进行的所有体制。这种趋势在美国最为严峻，因为美国几乎还没有监管人工智能的有效机制。2024年9月5日《纽约时报》刊发的《对人工智能的痴迷可能导致民主的终结》指出，“随着技术使信息传播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注意力’成了一种稀缺资源。随之而来的对‘注意力’的争夺战导致了有害信息泛滥，而这一战线正从‘注意力’转向‘亲密’。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能生成文本、图像和视频，还能与我们直接交谈，假装人类”。

实际的情况可能比该文章描述得更为糟糕。在很大程度上，人工智能赋能的社交媒体已经导致美国传统民主形式的死亡。民主是否能够在人工智能赋能的社交媒体时代得以生存和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不仅仅是选举制度，所有其他制度都经历着严峻的考验。而一旦失去这些传统制度的保护，人类无疑将处于一个极度“个体化”的原子状态。人们可以说，旧制度的消亡是必然的。的确，任何制度必须与时俱进，否则就会消亡。人工智能已经显示出其强大的制度毁灭能力，但人们仍未发现其制度建设能力。在新制度确立遥遥无期的情况下，个人的“原子化”趋于加快和加剧。

不难理解，当今社会的“牧民”特征越来越明显。尽管在社交媒体上，每个人都可以说话，都可以各抒己见，但就其本质而言，社交媒体已经出现个人汇总成为“会说话的羊群”的局面。人性最光辉的一面——理性逐渐消失了，而最丑陋的一面——非理性得到了张扬。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威胁到人类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今天，各种基于社交媒体之上的群体张扬的是阶层阶级之间的仇恨、民族种族之间的仇恨和国家之间的仇恨，“商用民粹主义”“商用爱国主义”和“商用民族主义”情绪深入到了社交媒体的各个角落。更为严峻的是，对那些“大V”来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商用”，即由流量产生的利益，但对很多他们的追随者（也就是“羊群”）来说，则是信仰、是行动。仇官、仇富、仇（不同的）宗教、仇（不同的）价值和仇外国人已经从线上转到线下，造成了一些群体的生命危机。

 02   今天的中国应该

如何“保卫社会”？

前面的讨论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应付好传统产业革命对社会带来的冲击（详见《谁“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 | 独思录 x 郑永年》），二是今天我们的社会又面临来自人工智能的严峻挑战。因此，讨论如何“保卫社会”也应当在这两个层面进行。

在保卫社会方面，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存在着历史局限性。马克思把一个社会分成两个部分，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但是忘记了“社会”这个最重要的变量。马克思一辈子搞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为了保卫社会，但他的理论中没有把社会的变量充分考虑进去。实际上，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有三个大的变量，就是经济、政治和社会。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西方早期的政治经济学里强调的是政治和经济两部分，那么“社会”在哪里呢？这个东西没有弄清楚，是很大的遗憾。西方后来也在弥补，把社会也放进知识领域，建立社会经济学或者社会政治学，但是很遗憾的是，似乎没有很多人有足够的动力来为社会发声发言。一个原因在于，如前所说，社会是任何国家的最弱的一环，为社会发声发言没有利益可言。

在中国，“保卫社会”至少需要考量两个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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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问题的认识

中国在思想界，尤其是经济学界，没有把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分清楚。社会领域包括哪些呢？主要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我在《保卫社会》这本书里面说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是以破坏社会来取得经济增长的。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九十年代先是进行医疗产业化，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开始了教育产业化；2007-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房地产产业化。经验地看，任何国家，如果把医疗、教育、房地产作为经济领域，这个社会肯定很难稳定，因为这些领域属于社会领域。如果一定要说它们是经济领域，那么也必须强调是社会性很强的经济领域，这些领域也是可以引入市场机制的，但不是完全属于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

实际上，一旦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基本社会公平就无法得到保证，而一旦缺失了基本的社会公平，市场经济本身也会遇到困难甚至是极大的困难。以房地产为例，如今投资性质的房地产已经到了顶点，即使今后5年、10年不盖任何一座新房子，存量都消耗不了。考虑到人口快速萎缩的因素，形势甚至更为严峻一些。房地产要健康发展，就必须拥有两个市场，一个是完全放开的市场，一个是政府规制的市场。房地产需要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才能实现下一步的高质量发展。这取决于能不能将农村的宅基地真正流通起来，鼓励社会中上阶层在农村盖房子，作为财富形式保存下来。但今天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因为一旦这样做，就会引起社会的反弹。但是，为什么新加坡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新加坡80%以上的人都住在政府的组屋里面，并且条件很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对20%的中上阶层实行完全放开的市场，老百姓也不会有什么抱怨的。因此，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规制的房地产市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现在的公租房有多少呢？前几年我到各地去调研，发现公租房连5%都不到。很多城市早就提出来要达到20%的目标，但没有一个城市达到这个目标。现在房地产下行，空置房那么多，我们能不能把这些空置房购入而作为公租房呢？当然，这里必须有市场，但是这个是政府规制的市场，也就是类似新加坡政府组屋那样的政府规制市场。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房地产过度产业化——尽管房地产产业化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破坏了社会，至少没有把社会保护好。我们一直在说改革开放这三四十年走完了西方一百五十多年走过的路。实际上，在房地产领域，我们用二十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两百年的路。这就是今天面临的问题。其他领域包括医疗和教育也是如此，没有哪些社会像我们这样过度产业化和商业化的。

与社会领域相反，我们的经济领域则是产业化和市场化远远不够，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远远不足。这就是中国今天面临的矛盾。邓小平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对市场经济进行了去意识形态化，认为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现在我们应当有市场经济的地方却找不到市场经济，应当有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却找不到政府，这是结构性错位。

新加坡组屋，新加坡国家发展部承诺在2021年到2025年之间推出10万个新组屋单位（图源：联合早报）

我们既要发展，又要社会公平，这对国家治理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松绑，要发挥社会活力。很多部门的政策都是有碍于社会活力发挥的。社会组织的活力怎么释放出来，地方政府的社会活力怎么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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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工具箱

如前面所讨论过的，我们需要实现一种均衡的发展，主要是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均衡发展。经济领域讲增长，社会领域讲公平，政治领域讲治理，这三个是缺一不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这三大领域需要践行不同的“主义”。这里所说的“主义”并非人们日常所谓的意识形态，“主义”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工具箱”。简单地说，我们需要一个复合的工具箱。

经济领域

需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长对保护社会的重要性，而经济增长需要大力推行市场主义。经济是基础，经济领域讲增长，增长无疑非常重要，没有经济增长，其它的都说不上。因此，以前说“发展是硬道理”，现在讲“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国家面临很多的问题，如果在发展，那问题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旦不发展，那这些问题都成为真问题，无法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有那么多的问题也没有刻意去解决，但今天的问题到明天就没有了，发展过程自动消化了很多问题。为什么李光耀先生非常崇拜邓小平先生呢？就是因为邓小平先生的这句话：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李光耀的座右铭，他还专门有一本书叫《新加坡赖以发展的硬道理》（Hard Truths to Keep Singapore Going）。无论哪种制度，只要有发展，大家的生活都很好过，但发展一旦成为问题，哪怕像美国那样的被视为民主制度的典范的也会出现大问题。

我们现在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通过发展来实现，发展当然包括一定的GDP增长。现在我国人均GDP是一万三千美金左右，发达国家都是五六万美金了。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将近七万美金，即使是“四小龙”的最后一位韩国也达到了三万三千美金。如果我们2035年要达到韩国的水平，那还是需要大力促进发展的。

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讲分配，但必须意识到，发展是最重要的。比如，调整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理顺事权和财权的关系，这当然很重要。不过，理顺这种关系的着眼点还是发展，如果不讲发展，就会变成中央和地方谁多分一点、谁少分一点的问题。蛋糕就这么大，中央多一点，地方就少了；地方多一点，中央就少了。要解决问题，关键还是要发展。

我最近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非常担忧在经济下行情况下，社会不稳定因素会多起来。2011年我出版《保卫社会》这本书的时候是中国经济最好的时候。但是，尽管当时的经济形势非常好，还是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包括一些暴力行为。现在，如果增长慢了，那么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社会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

这次中央也提到要防止返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我们在脱贫方面成就巨大，经过40多年的努力，使8亿人脱贫（绝对贫困），但是我们的中产阶层还不够大，满打满算在30%左右（即4亿），70%的人口还只是脱离贫困状态。这个庞大的人口，经济一不好，很多又会返贫。

很多其他经济体这些年的经济也是起起伏伏，老百姓的生活也是受到影响的，但凡是有很好的社会保护政策，老百姓的生活就有保障，社会就会稳定。相比之下，我们的保障不足，甚至远远不足。我们连城市30%的中产阶层都没有保障，现在房价一下跌，中产阶层的财富一下子就萎缩了。我们现在通过依靠强调治理来维持社会的总体稳定。但无论什么样的治理机制，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不仅治理成本很高，也是难以可持续的。

  社会领域

政府主动维护社会公平，体现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走市场主义，一定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但是要注意，市场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资本坐大，资本说了算的；但市场主义不是，是要实现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均衡。

就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表述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总体而言，这个表述非常科学。但是，在特定的发展阶段，需要对两者的关系做调整。我认为，现在要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放到前面，而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放到后面。必须意识到，只有在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的情况下，社会才不会反对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社会保卫不好，经济是走不远的；没有基本的社会公平，经济增长走不远。

今天，全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都在复兴，要么是左派民粹主义，要么右派民粹主义，为什么？就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即使是被视为最强大的美国今天也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而且此危机能否被解决是个巨大的问号，即便美国精英认为美国的民主是最好的，但是美国的民主实际上已经走不下去了。虽然美国的经济、科技和生产力都表现出色，但主要是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出了问题。相比之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做得好，就是因为政府在社会领域起到了更好的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领域才发挥决定性作用。新加坡的政策在这一点上十分典型，可以把它称为“李光耀主义”，在经济领域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但在社会领域就是社会主义。

如果不能有效保卫社会，中国的民粹主义就会产生深厚的社会基础。有人故意混淆我们的贫困和美国的贫困状况，但实际上我们的贫困线是非常低的，和美国的贫困线有相当的距离。我们的大量人口只是脱离了绝对贫困状态，并且经济并不很牢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央对返贫问题极其重视。

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是什么？不要过度抱怨民粹主义。从根本上说，民粹主义源于社会不公平。如果站在老百姓的视角，民粹主义是有理由的。如果A有三双鞋，B有五双鞋，A不会太抱怨的；但如果A一双鞋都没有，B的鞋很多，那肯定是不行的。这是公平的问题，任何社会都不会忽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老百姓早就接受了公平的意识，更需要实现社会的基本公平。但现在连这个问题，经济学界都没有共识。哪怕是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联邦政府在新冠期间都发了很多钱（支票）给居民家庭。联邦政府更是花大钱来保护中小型民营企业，只要中小型企业在危机期间不解雇人，企业无力承担的这部分工资由联邦政府来承担。我们国家这几年最多就是发消费券，让年轻人到网上去抢。经济学界大部分人反对发钱的政策，认为这是养懒人的做法。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在社会领域要做一个很大的转型，不仅在物质层面，也在思想层面。

概括而言，社会治理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得人心的基础，那就是公平正义。基本社会公平要实现，否则社会治理就很难。我的理解是，政府一定要在社会领域“起更好的作用”。企业是市场领域的主体，企业会根据市场情况理性地去配置资源。在企业和社会领域之间，社会领域是弱者，所以，政府要保卫社会领域。社会建设和保卫社会从来不会太晚，我们要好好开始做。

2025年7月，工作人员在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万亩冷凉蔬菜基地运输西兰花。该基地着力打造“六盘山冷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已成为当地乡村振兴发展和共同富裕之路上的“热产业”（图源：新华社）

  政治领域

以保卫社会为国家治理准则，同时巩固党的主体地位。政治一方面要与时俱进，但同时不能搞激进化。政治领域最为重要的是要保证和巩固执政党的政治主体地位。社会领域需要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因为这样的结构是稳定的。之所以稳定，是因为中产阶层是中坚力量。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随着经济的多元化、社会的多样化和思想的复杂化，政治领域必须存在一个中坚力量。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改革开放总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只要执政党的主体不动摇，稳定是可以预期的。

如果说上述这些是“保卫社会”最基本的条件，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政府——也只有政府，才能有效回应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严峻挑战。从今天的情况看，有四个方面的事情是必须做的，也是可以做的。

1）确立和强化政府的责任

对公众来说，需要重新认识政府在虚拟现实空间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英国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于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为政府确立其在现实世界中的权力和权威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哲学论证。也正是确立了政府在现实世界的秩序之后，人类才逃离了原先的无政府状态。之后才会有洛克和密尔那样的自由主义者论述这一现实秩序可以是“不专制的”或者“自由的”。今天的虚拟世界秩序或许也要经历一个先确立“利维坦”然后再民主化的过程。尽管人们可以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是企业的主要目标并非公共利益，而是私人利益。

亚当·斯密认为，私人利益可以导向公共利益，但从经验看，如果没有政府对企业行为的规范，那么对私人利益的过度追求必然对社会整体产生极其负面甚至毁灭性的影响。作为公共利益的主体，政府在管控人工智能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政府本身来说，迫切需要对人工智能所能导致的两个安全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制定同样系统的有效应对举措：

1. 技术本身的安全问题，即safety；2. 技术的应用所能产生的安全问题，即security。

就第一个安全问题，不仅人工智能本身会出现各种技术故障，而且其也正在生产出越来越多的生成数据（信息），这些都会对人类的智力构成威胁。

就第二个安全问题，人工智能的不当使用和滥用不仅有效损害着社会群体间或者国家间的传统信任，而且也正在制造大量仇恨甚至暴力。尽管这些现象在互联网时代已经产生，但人工智能正在极大恶化这些现象。因此，政府需要针对互联网非理性言论的蔓延，采取一系列强化监管与反制措施，以确保网络环境的安全和稳定。这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是第一位的。政府需建立健全与非理性言论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界定什么构成非理性言论、仇恨言论以及网络暴力等行为。同时，加强对现有法律的执行力度，确保相关法规能够有效应对网络中的不当言论，维护虚拟空间的社会秩序。

2）需要确立和加大网络平台的责任

一方面是平台的自我责任。互联网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必须承担起对内容的审核和管理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概念或者目前流行的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概念也可以适用于平台。

另一方面是政府对平台的监管。平台为利益驱使，如果没有外在的压力，很难确立自己的责任。鉴于平台中社会个体因为“原子化”而显得软弱不堪的局面，政府在监管平台上需要负起主要责任。

实际上，如今平台越来越趋向于“私人化”。政府尽管也会“犯错误”，但无论是与平台还是“大V”比较，政府呈现出来的公共性弥足珍贵。类似韩国某平台所发生的侵犯女性人权的案例在全世界不胜枚举，而这些案例仅靠平台自我监管是绝对无法杜绝的，因此，尽管政府的部分监管措施时常被视为不利于平台发展的，但要对这些平台进行监管还必须诉诸政府。各国政府需要制定明确的政策，要求平台建立完善的内容审核机制，及时删除或屏蔽非理性言论，并对传播恶劣内容的用户施加处罚。此外，政府也可以通过评估和奖励机制，鼓励平台在内容治理方面表现优异。

3）政府和平台需要加强网络监测与情报收集

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政府可以通过和平台的合作，建立高效的网络监测系统，实时跟踪和分析网络上非理性言论的动态。结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迅速识别潜在的危害，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防止非理性言论的进一步传播和蔓延。这里，政府尤其需要克制和避免人们所说的“选择性监管”倾向性。尽管任何政府都具有倾向性，尤其在意识形态日益高涨的今天，但如果政府不能避免“选择性监管”，那么就会对极端观点推波助澜，造成更大的恶果。政府需要在公众的“言论自由”和“极端言论”之间作出理性的判断，在保护“言论自由”的同时有效监控“极端言论”。

4）人工智能时代需要重塑教育，重塑人类理性

理性是人的现代性的本质，是教育的产物，来之不易。要防止“人工智残”的趋势继续，就必须通过激进的教育改革，重塑公众的理性思考能力。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组织，即刻可以做的包括：开展公共活动和媒体宣传，鼓励公众在面对信息时进行理性思考；通过引导公众学会分辨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减少对情绪化和片面言论的盲目接受；可以组织工作坊、讲座等形式的活动，培养公众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使他们能够独立判断非理性言论的影响与后果。

在江苏无锡，工程师在调试人形机器人，相关人才仍有大量缺口（图源：新华社）

但从长远来说，各国需要的是根本的教育改革。人类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但各国的教育系统依然停留在前人工智能时代，因此教育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正如教育在近代以来的三次工业革命进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在人工智能时代，一个国家的未来，无论是内部发展还是其在国际舞台所处的位置，都取决于其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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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思录》

第45录（总录第88录）

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有三个大的变量，就是经济、政治和社会。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强调的是政治和经济两部分，那么“社会”在哪里呢？似乎没有很多人有足够的动力来为社会发声发言。一个原因在于，如前所说，社会是任何国家的最弱的一环，为社会发声发言没有利益可言。

——郑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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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伍子尧

排版 | 许梓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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