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科技重实用、轻理论，主要停留在实用技术阶段，科学理论没有上升为普遍性原理

大明的科技水平怎么样？你相信吃瓜蒙主所说的大明有蒸汽机；一战时期的船，质量不如大明宝船吗？你相信西方的工业革命是因为偷窃大明的科技，是《永乐大典》的功劳吗？很多专家学者早就讨论过“李约瑟难题”、“资本主义萌芽”，不了解的人可以去查一下。

根据《西学东渐》一书，“科学是一门探索自然本质、规律的学科，它的目的是理解自然是如何产生、如何运转等，因此，科学既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但是“重实用、轻理论”理念却忽视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性”。

“传统中国科技的基本特征是重实用、轻理论”。“这些知识绝大多数仅仅是经验事实层次的知识而已，严密理论形态的知识并不多见”。“中国古代科技停留在实用技术阶段，科学理论寓附于具体事物而没被提炼、抽象出来，上升为普遍性原理，并用精确简洁的定理、公式表示出来”。“宋元高峰之后，明朝科技发展水平下降”。

中国的科举制度“对科技发展而言，它的最大问题是对科学教育的忽略”。“明清时期忽略科技的科举制度埋没了多少科技人才，除了顺着科举考试的要求追求金榜题名，钻研“奇技淫巧”根本得不到功名利禄”。

“清初袭用明朝的八股取士”。“封建官僚制度之下，科技知识长期以来没有被纳入科举考试的范围之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为科学人才的社会地位的晋升提供一个平台和途径，导致中国古代大多数的科学家和工匠难以突破“士农工商”的阶层藩篱，未能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和手握实权。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

以下内容出自《西学东渐》（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与哲学反思第一卷）（作者：刘大椿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西学东渐：从各自运行到产生交集

明代科技发展态势赵宋以降，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中国经济基本上还是向前发展的。明太祖建国之初，主要经济思想是休养生息，发展农业，扩大生产。经过几十年稳定发展，明代生产力大为提高。永乐年间，社会经济繁荣，“郑和下西洋”即为最好的佐证。至明代中期，手工业，如纺织、陶瓷、造纸、印刷等，莫不更上台阶。到了晚明，特别在江南，手工业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农业中经营性地主明显增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明朝后期将近百年间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业特别繁荣的时期”。

但是，宋元高峰之后，明朝科技发展水平下降。明代虽然不乏科技大家，但少有像宋元时期的那种大科学家，如沈括、秦九韶、杨辉、郭守敬等，他们在科学理论方面的成就也极为辉煌。当然，仅就彼时科技成就本身而言，明代仍是臻于高点，很多有影响的科技著作，如《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都出现于晚明。实践方面，如航海、纺织、冶金等，一度领先世界。问题在于，此时大多科技著作都是总结式的，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到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巨著，其内容莫不如此。

李时珍《本草纲目》的主要内容是对前人药学成就的总结，并对其中错误的记载进行修正；《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总结式著作，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工程科技著作；《农政全书》的核心内容是对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的总结，是一本纯技术的农业著作，其中，理论创造性方面只占较小部分。传统中国科技的基本特征是重实用、轻理论，在构造性、系统性、可预测性方面常常有所欠缺，明代大家也不例外。因此，以总结实际应用成果为核心的明朝科技与以创造为主旨的宋元科技相比，其下行趋势是明显的。

倘若与同时期（16世纪及以前）的欧洲科技相比，孰为高低，却难断言。因为中国与西欧的科技，此前一直处于各自独立发展的态势当中，少有交集、迹近平行。应当说，两个科技传统各有所长，都具地方性，具有不可比性。从历史的眼光回溯，在科技的总体发展上面，当时中西科技还是在两条不同的跑道上奔跑，各有特点，各显神通。不像100多年之后，科技发展已经具有世界性，中西科技都不可能再平行发展、互不相干了。西欧迎来科学革命，中国却日趋保守，甚至试图回复旧传统，只好被欧洲人远远抛在后面，高下立见。

为什么中国科技长期保持自己独立发展的态势呢？试简要分析之。

专制统治的影响。自秦朝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以来，古代中国统治者实行的都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一制度发展至明朝时达到顶峰。中央集权的皇朝统治，“在政治上，设置郡县，由中央直接统辖；在经济上，统一度量衡、货币；在文化上，统一文字。这些措施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最高君主能在最大限度上掌握权力”。当所有权力都掌握在最高君主手里时，国家的一切完全是君主意志的体现。此时，法律、道德规范只能管管老百姓，对君主毫无限制作用。如此背景之下，一切都以结果为导向。实用技术备受推崇。基础理论，多不被关心。这就导致“重实用、轻理论”的科技发展态势。

地理环境的影响。中国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其东、南临海，西、北被沙漠、荒原、高山包围，有丰腴的平原和高原，使中国易于成为以发展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国家。中国虽自古就已经开始对外交往，但是，经济交易的规模不大，中国一直处于小农经济状态，这也正是皇朝士绅社会所仰赖的基础。在小农经济支配下，人们以自给自足为主，当生活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在没有外界刺激的情况下，缺乏探索自然本质的动力。此外，由于农业更多的是强调技术的实现，对于理论的探讨一般是被忽略的，这不利于人们对事物进行逻辑推理和原理分析，转而只关注最后的实用结果。

“重实用、轻理论”传统理念的影响。科学是一门探索自然本质、规律的学科，它的目的是理解自然是如何产生、如何运转等，因此，科学既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但是“重实用、轻理论”理念却忽视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因此，“中国古代有辉煌的科技成就，这辉煌成就的具体内容，除了在技术上作出一系列发明创造外，在科学上更是积累了无数丰富的天文、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农学和医学知识。然而，这些知识绝大多数仅仅是经验事实层次的知识而已，严密理论形态的知识并不多见。即使是对经验事实知识作初步整理概括的唯象理论也很不发达，许多唯象理论其实只是对经验事实的粗陋的定性概括，除个别情形外，中国古代传统科学中的唯象理论鲜有能与西方相匹敌者”。

再则，“重实用、轻理论”理念导致人们忽略对过程的分析。科学将原因、过程、结果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三者对科学的发现都极为重要。过程的历史性缺位，使得中国古代一直难以建立起系统的可操作的逻辑学理论，这不仅给中国哲学打上深刻烙印，而且对科学发展也影响深远。“中国古代科技所以停留在实用技术阶段，科学理论寓附于具体事物而没被提炼、抽象出来，上升为普遍性原理，并用精确简洁的定理、公式表示出来，究其原因也正由于缺少经验归纳法和理论演绎法。”对此，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的看法是发人深省的，他认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

略科学教育的科举体制

若说制度创立，中国的科举制度应属影响至巨者。正面的可列出一长串清单。但对科技发展而言，它的最大问题是对科学教育的忽略。

科举制度乃是朝廷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自605年（隋朝大业元年）开始实行，一直延续到1905年（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共经历了1300多年的历史。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后在1370年（洪武三年）五月发布开科取士的诏令：“朕今统一华夷，方与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虑官非其人，有殃吾民，愿得贤人君子而用之。自今年八月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材抱道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耀，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彼游食奔竞之徒，自然易行。於戏！设科取士，期必得于全材；任官惟贤，庶可在于治道。”科举考试实行之后，发现所招之人并无真才实学，朱元璋一气之下停止了科举考试。经过改革，十年后才又重开科举考试，实行“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作为一种公开选拔官吏的考试方式，科举以八股作为取士的客观标准，制度无疑有其公平、公正性。但是，科举制度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康有为认为：“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于二千年之文学扫地无用，束阁不读矣。”康有为的批评直击要害，一个人一生谢绝学问、唯事八股，除了四书五经其他的书一概不看，更不用提医学、数学、地理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书籍了。

实行忽略科学教育的科举制度，随着科技时代的到来，产生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概而言之，科举制度对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有：

知识类型单一。

在科举教育制度下，人们接受的知识都是与科举考试相关的内容，学生的知识面极其单一，知之甚少。科举的巨大压力，自然使多数人无暇顾及其他学科的知识，当时的书院和私塾等教育机构又很少提供学习科学知识的可能，一般学生不仅错过打好科学基础的训练，而且难有科学方面的兴趣和创造力。

价值取向单一。

科举考试的目的是选官，其价值导向即“学而优则仕”。每一个进入学校学习的人，追求的最高目标都是考中状元。学校和社会根本不重视科学成就和科学素养。这会阻碍科学成果的传播，并导致那些有志于科学探索者所获得的成就被束之高阁，后继无人。

教育方法单一。

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材料、以八股文体为标准，这使得教育方法呆板单一，能背诵四书五经、熟练八股文体即可。这种学习方法与科学探索方法背道而驰，科学探索强调认识与对象的一致性，科举考试强调的是与古代经典的一致性，难免习惯性地脱离现实社会和实际生活。

科技研究不被官方所鼓励。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中国古代工程技术领域的巨作，他在《〈天工开物〉卷序》末尾，不无悲愤地说：“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时崇祯丁丑孟夏月，奉新宋应星书于‘家食之问堂’”。至于“家食之问堂”，旨在强调“家食”与食朝廷俸禄、食君王赏赐的根本差异。由此可以联想，明清时期忽略科技的科举制度埋没了多少科技人才，除了顺着科举考试的要求追求金榜题名，钻研“奇技淫巧”根本得不到功名利禄。

梁启超在论证“清代学术变迁和政治的影响”的时候，发出两个疑问：“第一，那时候科学像有新兴的机运，为什么戛然中止？第二，那时候学派潮流很多，为什么后来只偏向考证学一路发展？”他认为：“学术界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八股和一切学问都不相容，而科学为尤甚。清初袭用明朝的八股取士，不管他是否有意借此愚民，抑或误认为一种良制度，总之当时功名富贵皆出于此途，有谁肯抛弃这种捷径而去学艰辛迂远的科学呢。”封建官僚制度之下，科技知识长期以来没有被纳入科举考试的范围之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为科学人才的社会地位的晋升提供一个平台和途径，导致中国古代大多数的科学家和工匠难以突破“士农工商”的阶层藩篱，未能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和手握实权。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