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鸡奖成了“好东西”

文 | 褐色鸟群 

在昨天，金鸡奖获奖名单出炉了。之前流出的各奖项提名，已经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小争议，最终获奖名单结果更是火上浇油。某位近年来风头无限的导演及其作品，成了最大赢家。最佳故事片、女主演、女配角三大奖尽收囊中。一时间，相关事主喜提热搜，褒扬、赞誉之声层出不穷，仿佛一位耀眼的“明日之星”正在冉冉升起。

不出所料，多数话题又会提及某种“进步主义神教”。这种声音，往往忽视了《好东西》能获奖，有个致命的大前提：评委会主席张艺谋，公然举贤不避亲，把自己下一部电影的主演易烊千玺和宋佳，评上了最佳男女主演。金鸡奖历年来的争议与丑闻，已经彻底透支了这个国民大奖的信誉。

23年就搞过只给《流浪地球2》一个评委会特别奖的操作，今年这顿明显不带《哪吒2》玩的蜜汁操作，加上“国师”为代表的评委们，把一部根本不成熟也不独特的《好东西》捧上了高位，可以说是既砸了自己的招牌，也砸了金鸡百花奖为数不多的名声。《哪吒2》、《唐探1900》这两部无论在制作水平还是题材和意义上，均有突破性和标杆性的作品，最终也不过是给太子陪跑。

与其说邵艺辉们需要金鸡奖，不如说是金鸡奖需要邵艺辉。近年来金鸡奖和小兄弟百花奖公信力双双速降，几乎等于可有可无的添头，已然是不争的事实。伴随着电影产业肉眼可见的凋敝，给一些电影界的产品经理人发奖，更多可能是没得选，而非绝对的认可与赞誉。从电影产业结构，和更为广阔的文化场域而言，金鸡奖并不是在褒奖一位导演，承认一种诚恳创作态度和视野。恰恰相反，它与前两者都无太大关系。反而是在为某些电影背后的金钱与权力站台。《好东西》及类似影视作品，产生于一个精妙且精致的权力与资本结构之中。上海这座此前看似代表光明与未来的城市，在近十年波谲云诡的政经形势中，无比需要一个“资浅”的代言人，需要更加普世而光辉的城市叙事，以便东山再起、赓续传统。看看《爱情神话》、《繁花》、《好东西》、《酱园弄》这些作品，只要稍微注意它们的资本运作逻辑和故事模式，不免看到这条清晰的主线。上海电影集团、淘票票这类本地巨头，扶持有意投诚的外来艺术家，用他们的视野和创作观念，撇开无关紧要的普罗大众，将上海包装为神圣且靓丽的“天堂”。在这种叙事中，在开埠后的任何一个时间节点中，上海都代表中国大部分区域、阶层都难以企及的荣耀和神圣。这些作品的资本结构与故事模式大同小异。本地文娱巨头通力协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本埠那些没啥戏演的地头蛇、关系户，露脸的露脸，吆喝的吆喝。讲几句“洋气”的上海话，堆砌一些繁华的城市景观，便可赚得盆满钵满。坐拥上海电影这一票仓，只要剧本不太拉胯，加上媒体朋友的协助，必然迎来名利双收的happy ending 。

其中，最为成功的便是王家卫和邵艺辉。如果说前者代表着“过去的上海”，还在强调从《上海滩》以来的小开发家史，这些天由于录音事件前途未卜；那么后者，则是一条目前看起来还算光明，且可供押注的致富通途。她抓住了一条大同小异的做题公式：城市女性主义电影。将城市与性别绑定，与某种思想绑定。始终公平的城市，给予了某个性别“进步”和“自我实现”的机会，而非后者自身的努力。因而，在她的做题公式里，上海不会再是所有人的上海，只是进步且松弛的某个别阶层的上海。目的不是为了书写上海一个世纪以来的成就，以及成就背后的牺牲与代价，而是为了忽视整个社会结构和生产逻辑，去鼓吹一种“自由的城市生活”。想象中的权利关系与人性观替代了现实，成了服务于城市宣传的工具。这与此前的上海电影完全不同，它显得轻盈舒适，也更加贴切消费文化和城市宣传的需要。

《爱情神话》中的土著们在洋房里大谈特谈“爱”、“男人女人”和“艺术”，《好东西》中的女性们背诵“金句”，开展只是情感层面的社群互助，以上都无关深层权力结构。遇到现实问题，则在饭桌上展开往往无疾而终的争吵，追求不涉及任何现实效应和社会议题的优越和认同。这些内核往往超不出流行文化的讨论范畴，始终无关痛痒。想象出来一个压迫的结构，在虚空中进行一场正义而光辉的审判，只是反映了某个群体、某个阶层唯一能够触及的社会现实。

它与《我的姐姐》、《嘉年华》这类确实在反映讨论现实的电影有着根本不同，它完全与“进步主义”靠拢。每一帧、每一秒都在体现着它的理念，通过争吵、品位和城市宣告女性的解放，而不是在具体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中表达人民的挣扎和呐喊。这种创作模式，可以被称为中国特有的“城市女性主义”：特定城市的文化资本，娴熟地移植那些或凄惨或欢乐的女性故事，将其包装成具有普遍性和“正确性”的历史叙事。它不仅垄断了对特定生活方式的解释权，更试图推销一种“现代生活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方案。只有某个城市能给你这个机会，远离生活的琐碎烦恼，远离其他苦难而挣扎的同胞，远离焦虑和痛楚，从而获得潇洒、自在和从容。

为什么其他城市不行？为什么其他性别不行？为什么其他阶层不行？这一系列始终被回避的问题，才是他们有关同胞和人民真正的态度。在这种还停在“启蒙”阶段的思想的指引下，一种影视奇观就此诞生。精英阶层高贵而悠闲，平民阶层没那个物质基础，也能光鲜亮丽、腹有诗书。前者依靠城市展现高人一等的品格与品位，后者也能在这片区域内，实现自我，过上有尊严和价值的生活。这不是同类互助，这也不是某种超越阶层和阶级的共情，它是建立在“正直勇敢有阅读量”的基础之上的空中楼阁。这句可称之为“邵艺辉教”的宣言，却无不显示出它的有选择性的道德陷阱。要读的只是个别主义的书，要求无条件对其产生共鸣，这已经挑出了一批受过教育且有闲的性别群体。并且，还要有的勇敢和正直的时间和自由，它暗示着一个隐秘的前提，这个群体，得有充足的试错成本，有“匡扶正义”的精力和渠道，有“发声”的理论和情绪储备。

这是有产阶级无病呻吟的“附近”，而非劳工阶层的行动纲领。这是上海这座文化经济大城的需要，是结构设计中的自洽议题，而非真正适合广阔的中国的“进步主义”。《好东西》中一句“快车太臭，除非女司机”，可以完美诠释这种“传教”的刻薄与荒诞。如果将视野放宽到祖国的广袤的西北、青藏地区，这一句的傲慢和偏狭则会彻底漏了馅。但凡你去过，并和那的劳动人民打过交道，并不存在谁开的网约车就会“香”的问题。所谓某部分阶层颇为钟爱的“香车”，只是特定地域的特殊产物，是消费主义植入潜意识后产生的天然逆反。

即使放在所谓“大城市”，在劳动毫无保障、劳动工具自责自负的前提下，无论哪个地区的网约车，苛责其要“香”，本身就是为剥削阶级的资本生产逻辑服务。劳动者的劳动工具本身应该由资方进行卫生保障，保证车“香”本身就不是劳动者的职责。这根本不是一个性别问题，而是一个阶层问题。而这，进一步而被某些人用作傲慢和俯视的借口，以求排除大多数人，只团结他们眼中的少部分“人”。更不用说被忽视的物质基础，这是导演从未思考和想要解决的问题。单亲妈妈王铁梅得以从容不迫的在城市景观中穿梭，收租的老克勒们，娴熟利用城市公共服务和文化空间，表述他们的价值认同和艺术追求。这类被刻意挑选的“新上海人”的图景，完全建立在上海虹吸全国金融及人才资本的前提下。

因而，也只有媒体、艺术这类不太参与深层经济运转的职业，才得以享有表达和倾诉的权利和自由。不用关心骑手、工人，不用操心被虹吸的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更不用关注这种苦难，以怎么样的形式展开。当然，有关创作者更不会考虑“如何帮助”这种完全超出导演能力的问题了。

因而，很多人始终不愿意承认的一个现实就出现了。在邵艺辉的作品中，一堵高墙拔地而起。哪怕墙内墙外的人，在社会地位、收入水平上并无明显差别，哪怕他们同时也在被剥削、被控制、被奴役，墙外的“人上人”也能通过自我安慰和共情，完成所谓的尊严和地位的建构，强化“进步”与“落后”的阶层区隔。这与进步无关，也与现实无关，它只与一种精致而局促的生意有着强大关联。女导是上桌了，然后呢？其他人就不是人了吗？无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任何影视作品就成了意识形态的“公开课”，耍猴给领导看，弱智化社会议题给观众看。作品就成了影视艺术与精英意识的合谋，阶层优越感的放大镜和进步话语的传声筒。这不只是在我们论述过的剧情内核中，也体现在它的作品中的“金句”与“段子”中。邵艺辉的两部作品，均只有佳句而非佳章。她和她的作品很像是一位中等生的作文，习惯拼贴和运用。她的作品中，必须要有一位大度而诚恳的“认错”男性，方便她主动结束戏剧冲突，也方便展现城市的大度包容。也需要一位“大师”来救急，背一下根本毫无意义可言的名人名言，进行一下颇为荒诞的循环论证，掩盖故事根本毫无现实基础的困境。

更不用说所谓“城市”，也只是景观+方言的大杂烩。这么操作下来，一套未经仔细思考的困境解决方案，便会硬生生甩在观众脸上。里子里无非观察不够，方言来凑，主题不明，地标救急。如果再不够，那么城市文化就成了救世主。这种一个世纪以来默认的城市形象，就成了万能的“救世主”和“灯塔”。只要有了这个前提，故事得以从心所欲的展开，景观符号也可以随意堆砌，植入任何根本经不起推敲的观念和意图。这是邵艺辉与上海的天作之合。城市需要神话，资本需要故事，导演需要名利，神教需要代表作。几股诉求交织在一起，在电影层面形成了“城市女性电影”这股堪称“四不像”的创作浪潮。它过分平滑，乃至没有任何现实的皱褶，过分完美与提纯，甚至于起不到任何应该有的社会作用。舆论但凡有质疑，就成了质疑绝对正确的主义本身的“大逆不道”，而如果得奖，却是论证了“进步主义”本身的“高瞻远瞩”与“放之四海皆准”。于是乎，近年来内忧外患的金鸡奖也是傍上了这颗根深叶茂的大树。既是结交神教粉丝圈，挽救公信力； 也是讨好相关资本，以求再续前缘、延年益寿。特权成了所谓肮脏恶心的“品位”，偏见成了空虚而浮夸的“松弛”。个别地区、个别阶层的文化权力在此得到了自我确认和正名。这是进步主义电影的高峰，也是“城市女性电影”的最终的目的和意义。它与城市无关，与性别无关，只与他们想要遮掩的现实有关。古二一事依然在舆论界回响，影视民工依然在片场熬大夜，大部分影视工种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中国电影工业化来到了最要紧的关头，本该助一把力的国民影视奖项却首先投了降，倒向了富裕的地方资本，倒向了偏狭而刻薄的某种主义。再这么无关现实，无关痛痒下去，长此以往，中国电影及其奖项，不会再是时代的反光镜和精神的公约数，而会走向肉眼可见的衰落和败亡。想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搞不懂自己到底代表谁。到时候，不知道是哀叹“奸邪作祟”，还是说“这届观众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