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武力介入台海？真正危险的是日本“战后总决算”清算心态

崔世广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导读】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称台海冲突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条件。这是自1945年战后以来，日本政府首次在台湾问题上明确表露武装介入的意图。多方分析认为，自安倍晋三提出“摆脱战后体制”以来，日本保守势力试图彻底摆脱战后和平发展道路、追求“在日美同盟框架下实现军事大国化”。而高市早苗此番“危机叙事”，又在颠覆和平秩序上迈出危险一步。

本文指出，二战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形成了以“宪法体制”“旧金山和约体制”和“日美安保体制”为支柱的战后体制。其中，“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曾是日本走和平道路的基石。在2014年，日本政府通过“阁议决定”单方面解禁集体自卫权，已对宪法精神造成严重冲击。而如今日本再提集体自卫权，这不得不令人深思中日关系的未来。回答这些关乎“未来”的疑问，不仅要关注眼前的政治动向，更需深处着眼，把握历史积淀而成的、一直左右日本政治的深层结构。

纵观战后七十年，日本国内始终存在着否定与捍卫战后体制的激烈斗争。期间先后产生3次企图否定战后体制的动向，分别以“独立自主”“追求政治大国”“坚持日美同盟前提下的军事大国”为主旨。日本统治阶级始终处于既想否定战后体制又离不开对美依附的悖论中，而日本进步势力则坚决捍卫战后宪法体制。这些斗争的实质，就在于日本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是日本的宿命，不会因为领导人更迭而消失，反而可能被重新激发，而这也是影响未来东亚格局的关键所在。

本文原载《日本研究》，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试析战后日本围绕“战后体制”的斗争

▍日本战后体制的形成

日本的战后体制形成于战后初期，即1945 年到1952 年日本被占领时期。这一时期, 日本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美国通过日本政府对日本实行间接统治, 日本政府的一切权限从属于美军占领军当局, 接受美国占领军的指令制定法令和政策。在这样的状况下, 由美国主导、日美两国合作共同构筑了日本的“战后体制”, 即“宪法体制”、“旧金山和约体制”和“日美安保体制”。

新宪法的基本特点在于“主权在民”、“保障国民权利”和“放弃战争和军备”，虽然形式上保留了天皇制, 但“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 没有干预国政的权力, “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新宪法第9 条明确规定, “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 并不再拥有军队及其他战争力量, “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虽然在新宪法的制定过程中, 缺少盟国以及日本民众的主体性参与, 但新宪法不仅反映了当初美国的占领方针,也反映了战后初期的国际潮流,并得到了日本各阶层及民众的广泛支持。

但是, 1948 年前后, 随着国际上冷战体制的形成,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即由惩罚、削弱日本变为扶持、帮助日本, 以便将日本建成东方的反共屏障和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军事基地。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出于自身战略目的的考虑, 不顾中国、苏联等反法西斯主义主要国家的反对, 开始策划缔结片面和约来结束日本的被占领状态, 同时与日本缔结日美安保条约来继续维持美军在日本的存在。1951 年9 月8 日, 在把中国、苏联等对日主要作战国家排除在外的情况下, 日本接受美国的提议,与48 个国家在旧金山签订了片面和约, 是为《旧金山对日和约》。同日, 日美两国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于是, 另两个决定战后日本发展方向的“旧金山和约体制”和“日美安保体制”也随之成立。

由于冷战形势下美国转而采取对日宽宥政策,《旧金山和约》对日本来说是十分宽大的议和。《旧金山和约》虽然在第11 条写有“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 但却完全没有提及日本的战争责任。虽然日本以接受远东国际审判等结果的形式, 在对外方面最小限度地承认了战争责任, 但是东京国际审判以及在日本以外对BC级战犯的审判, 都是由外国进行的, 日本并没有像德国一样在国内进行相应的战犯审判, 没有追究战犯们的国内战争责任。由此日本形成了战争责任问题上的对内对外双重标准。这样, 旧金山和约体制成为日本历史认识暧昧、战争责任模糊意识的一个源头, 也为以后历史问题的表面化和长期化埋下了伏笔。

日本以实现国家独立为首要目标, 不顾与《日本国宪法》的抵触, 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 明确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日美安保条约规定美国可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扎陆海空军, 包括根据日本政府的明显要求, 镇压“在日本引起的大规模暴动和骚乱”, 而且, 未经美国事先同意, “日本不得将任何基地给予任何第三国”。这样的明显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使美国可以在日本拥有军事基地和长期驻军, 而日本沦为美国的附庸。因此, 在日美安保体制的基础上产生了对美从属意识, 这成为日本战后意识的另一个重要源头。

▍独立后对战后体制的挑战

随着1952 年旧金山和约生效, 美国结束了对日占领, 日本恢复了主权。在美国的扶持下, 50年代日本经济迎来了高速成长期, 1954 年实际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超过战前水平, 1955 年工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 1956 年平均个人消费超过了战前水平。在国内政治方面, 1955 年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成立自民党, 其后自民党稳坐政权长达37 年之久。在国际政治方面, 伴随1956 年日苏恢复邦交,日本得以加入联合国, 成功复归国际社会。在这样的国内外背景下, 1956 年的《经济白皮书》从经济的视点提出了“已经不是战后”的论断。

在此前后, 战后被剥夺公职的战前政治家如岸信介、重光葵、鸠山一郎等陆续解除处分, 重新复归政界。他们以“恢复自主独立,修改占领政策”为目标, 首先将矛头指向作为占领政策最大成果的战后宪法体制, 叫嚷要“制定自主宪法”, “恢复、夺回被宪法夺去的东西”。1954 年12月, 鸠山一郎在组阁后不久就讲“修改宪法是必要的,修改占领政策的开端首先是修改宪法”。他还直言,“就是为了重新武装, 必须修改宪法”。1955 年成立的自民党也把“修改宪法”作为“立党以来的党是”, 在建党的基本文件之一“党的政纲”中, 明确载有“谋求自主修改现行宪法,另外重新探讨占领期诸法制, 按照国情进行修改或废除”等内容, 因而自民党被称为“改宪政党”。

面对这样的否定战后宪法体制的动向,以共产党、社会党等为首的左翼势力充满了危机感, 他们发动广大民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时期的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结合起来, 使反对修改宪法的斗争增强了力量。进步人士认为, 战后制定的新宪法, 不仅是战后民主化改革的最大成果, 还是战后和平民主主义的总根源, 因此护宪斗争是一场关键性的斗争。1953 年11 月,片山哲等发起组织了“维护和平宪法之会”。1954 年1 月,以此会为中心组成了有135 个团体参加的、代表日本广大人民意愿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将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政治立场的团体和人们集结在一起,成为全国性护宪斗争的中坚力量。虽然自民党改宪势力强行在国会中成立了“宪法调查会”, 但由于50 年代后期社会党在国会中议席的增加, 使修宪势力在国会中未能达到提出动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议席, 结果使其修宪目标受到挫败。

在“独立自主,改变占领政策”的延长线上,还出现了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动向。1951 年订立的《日美安保条约》规定日本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 并可以镇压日本国内的骚乱,但没有明确美军保卫日本安全的义务, 也没有事先协商的约定。这种形式上明显不对等的条约, 伤害了日本民族主义者的自尊心, 于是在条约到期前日本开始和美国协议修改日美安保条约。

新条约明确规定,为了维持日本的安全以及对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 美国的陆海空军被允许使用在日本的设施和地区。美国有义务保卫日本的安全, 日本则有义务保卫在日本施政领域中的美军的安全; 一旦日本的安全或远东的“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 双方应立即协商，并“在遵循各自宪法规定的条件下来维持并且发展它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将按照自己的宪法规定和程序采取行动以应付共同的危险”。新条约的内容一公布,立即引起日本人民的极大警觉, 担心被卷入美国战争的心理升温。面对这样的加强日美安保体制的动向, 共产党、社会党等为首的左翼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人民群众也用包围国会、集会示威等方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废除日美安保条约的大规模斗争。虽然由于岸信介内阁的顽固立场,修改后的日美安保条约最终仍获得国会通过并生效,但岸信介内阁也在群众斗争中被迫下台。

日本“独立”后,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继续执行双重标准, 一方面在国际法上承认远东军事审判的合法性, 但在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和清算的前提下, 在国内却一直推行着与国际承诺相矛盾的政策。《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首相开始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从1952 年6 月起到1955 年7 月,日本国会还相继通过了要求释放战犯的决议。另外,还在1963 年5 月14 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了关于实施全国战死者追悼仪式案,以后日本政府在每年8 月15 日即“终战纪念日”都举行“全国战死者追悼仪式”。这一“向大战中的全体战死者奉献追悼之诚意”的国家性活动,象征性地表明了日本政府对过去战争的态度。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出现了两个潮流,基于经济成长的自信,否定对中国及亚洲的战争的侵略性,尤其把太平洋战争作为解放亚洲的战争而予以正当化的议论,其代表是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这样的战争观虽然并没有成为主流,但保持了广泛的影响。另一种潮流是1950、60 年代以后,在进步知识分子中深化对过去战争的反省意识,力求正视过去侵略战争的侵略性和加害性。进步知识分子们不仅反省国家的战争责任,也开始反省知识分子、民众的战争责任,这种认识的潮流在逐渐扩大,形成了试图冲破既有时代状况的另一个动向,也影响到了享受经济高速增长的国民的战争意识,使这一时期民众的战争认识开始出现一些变化。

▍“战后政治总决算”及其挫折

1960 年安保斗争以后,日本统治阶级开始专注发展经济,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的新时期。1968 年,日本超过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1970 年代以后,日本又成功渡过了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保持了经济中速增长,1975年依靠经济实力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成员。在世界上,称赞“日本名列第一”、主张“向日本学习”的论调高涨起来。在日本国内,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也在不断增强。日本相关舆论调查表明,1980 年认为日本是“经济大国”的占46%;1985 年认为日本已经赶上或部分赶上美国的占80% 以上;1983 年认为“日本是一流国家”的为57%,认为“日本人比其他国民拥有极其优秀素质”的为71%;80 年以后认为“出生在日本真好”的一直占70% 以上。这直接反映了基于经济大国的民族主义意识的膨胀。

1980 年代以后,日本又出现了重新审视战后日本发展道路,否定战后体制和政策的新动向,其代表便是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虽然中曾根对内外有所忌讳,打出“国际贡献”“国际国家”的旗号,但实际上是要清算战后日本的政治,改变日本经济一流、政治二流、军事三流的形象,追求政治大国目标,追求与日本的发达经济相适应的国际地位。

1982 年11 月27日,中曾根在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记者会见中,明确表示了“我想宪法也应该重新评价”的改宪意图。1984 年，中曾根解释说“我所说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就是对过去的检查与修正,从占领政治到今天,有好的一面和应该修正轨道的一面”。1985 年他更进一步发挥说“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样的转折点,即面向21 世纪,在日本人一致同意的前提下,大胆触动过去意见纷纭或回避触及的问题,重新形成统一看法,以促进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堂堂正正地前进, 推动国家的发展”。虽然中曾根作为战后政治家,不同于鸠山一郎、岸信介等战前政治家,但战后政治总决算,实质上仍然是对战后以来的和平发展道路进行反省和清算,由此确立新的日本国家的方向。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

面对保守势力的修宪和否定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新动向, 护宪和平民主主义力量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80 年11 月, 日本社会党、共产党等联合召开了保卫和平宪法国民大会,并发表了阻止修改宪法的宣言, 开始进行声势浩大的护宪宣传运动。进步学者们也组织起来,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讲, 向国民宣讲修改宪法的危险性和危害性。由于护宪派和广大民众的反对, 加之在野党拥有在国会中可以阻止提出改宪动议的席位,以及改宪不能获得国民舆论的支持,中曾根也明白了在现实条件下修宪的不可能, 于是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1986 年10 月, 他不得不承认修改宪法终究不会得到国民的理解, 必须向国民提出战后出生一代能够理解的、并有说服力的内容。就这样,中曾根内阁的以修宪为主要目标的活动也最终无果而终,转而继续以解释改宪来加强军备, 推行“综合安全保障战略”。

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和诉求,还特别指向了战后的教育。他说, “当今的日本是国家观念最为衰退的时代,……如果极而言之,国家观念已经淡薄到等于国家根本不存在的程度”。因此要基于日本历史和文化提高民族意识, 强化国家观念。进入80 年代后,日本刮起一股为侵略战争翻案的风潮。一些政府阁僚纷纷参拜靖国神社,藤尾正行、奥野诚亮以及石原慎太郎等人肆无忌惮地发表美化侵略, 否认东京审判的言论, 一些右派学者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80 年代日本政府及保守势力在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认识问题上的错误做法, 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严厉抵制和批判, 这显然有点出乎日本政府及保守势力的预料。

在国内外的批判声中, 日本政府不得不在1982 年8 月由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宫泽谈话”, 表示接受中国、韩国等的批评, 由日本政府负责对教科书进行纠正。日本政府还在教科书审定问题上制定了“邻国条款”, 表示在审定教科书时要顾及日本与中韩等近邻国家的关系。另外,中曾根首相也被迫终止了参拜靖国神社。在这种政治现实主义考量的延长线上, 1993 年时任日本政府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河野谈话”, 承认日军直接参与设置“慰安所”和强征“慰安妇”; 在1995 年战后50年之际,日本政府发表了承认“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村山谈话”。也就是说, 在来自国际与国内的双重批判和压力下, 战后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坚持的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开始受到严重挑战, 发生了某些变化。

▍围绕“摆脱战后体制”的攻防

1989 年,东西冷战体制解体, 世界进入了构筑国际新秩序的时代。在后冷战时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而中国等新兴国家迅速崛起,日本面临着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国际局势。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在“失去的20 年”中,“日本式经营”破产,市场原理主义被导入日本,日本出现了社会差距扩大化的现象,而“3.11”东日本大地震及核泄漏事件更是暴露了日本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与此同时,国际上冷战结构的崩溃带来了日本国内冷战结构的解体,日本出现了明显的政治总体右倾化, 国民总体保守化的现象。这使得统治阶级利用舆论操纵国民变得更加容易,为促成狭隘民族主义的膨胀,触动战后以来日本政治的基石,打破一些政治禁区提供了重要的土壤和条件。

在上面的政治和社会土壤中, 日本又出现了战后以来第三次否定战后体制的动向, 其代表人物则是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安倍提出“摆脱战后体制”的口号, 全面挑战战后体制, 企图彻底清算和埋葬“战后”, 构筑军事大国化的日本, 实现“全面正常化”的国家战略目标。因此,与前两次否定战后体制的动向相比,这一次否定战后体制的动作来的更猛烈。

冷战结束后,日本出现了与战后和平主义逆向而行的新动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张修改宪法。以海湾战争为契机,批判“一国和平主义”,强调日本的“国际贡献”的论调开始流行,修宪问题也被堂而皇之地提了出来。到90 年代中期以后,一些政治家、学者等纷纷提出修宪主张。1997 年5 月,自民党、民主党等超党派议员290 人,组成了“推进设置宪法调查委员会议员联盟”。1999 年7 月26 日,在自民党、民主党、公明党、自由党等的支持下,以设置宪法调查会为前提的国会修改法案在参议院通过而成立。2000 年1 月,国会宪法调查会成立并开始工作。2005 年4 月15 日和20 日,众参两院宪法调查委员会分别提交了《最终报告书》。

第二,歪曲和美化侵略历史。1996 年开始,日本掀起一股否定和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对现行历史教育和历史教科书进行猛烈攻击的逆流。在政界、知识文化界等各种民族主义势力的推动下,歪曲和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迅速升温。2001 年,日本政府不顾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审定通过了右翼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撰的篡改历史、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小泉纯一郎首相不顾周边国家和国内舆论的强烈抗议,连续6 年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

第三,强化日美同盟。1996 年日美对日美安保体制进行“再定义”,1997年出台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9 年日本国会通过“周边事态法”等三个“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进入21 世纪以来,日美同盟在各个层次更是不断深化。

这一切,在安倍晋三就任首相后更加变本加厉,特别是2012 年重新登上首相宝座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行“摆脱战后体制”的方针政策,否定“战后体制”的潮流达到了战后以来的顶峰。

首先,否定战后日本政治的基石——战后宪法。安倍很清楚,如果不修改战后宪法就不能完成摆脱战后体制的作业。在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于2006 年12 月修改了战后一直实施、被称为“教育宪法”的“教育基本法”,为修改宪法做了铺垫;2007 年5 月14 日又制定了“国民投票法”,在程序上为改宪铺平了道路。在安倍第二次执掌政权后,为了使国民对改宪放松警惕,制定了阶段性推进改宪的战略。即第一阶段,先争取得到公明党和民主党的合作,将新的人权以及紧急事态等纳入宪法修改案,通过国民投票;然后在第二阶段,再对宪法第9 条进行修改,达到修改宪法的真正目的。这表明关乎日本未来发展道路的修宪运动,已经由“论宪”阶段进入到了实质性修宪阶段。

其次,解禁“集体自卫权”,强化日美同盟。安倍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改变以前日本政府的有关自卫权的解释,于2014 年7 月1 日以“阁议决定”的方式解禁了“集体自卫权”。而且,于2015 年5 月中旬将“新安保法案”提交国会,并于7 月16 日、9 月19 日在众参两院强行表决通过。“新安保法案”的通过,使自卫队在海外可以与美军共同作战,对美国的战争进行支援。安倍政权即便违反宪法也要强行通过新的安保相关法案,用解释改宪的手法突破了宪法第9 条的限制。这充分反映了右派保守政治家倚重美国,“挟美制亚”、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

再次,坚持历史修正主义立场,否认日本的侵略历史。在安倍看来,历史认识问题是摆脱战后束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在历史教育上实现“正常化”,让国民对本国历史和文化充满自豪,以重新统合国民精神,他抛出“侵略定义未定论”,拒绝承认日本的侵略历史,拒绝为日本的战争罪行道歉,还以首相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他不满80 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表态,提出要重新评价“河野谈话”、“村山谈话”等,虽然在今年发表了“战后70 年谈话”,但避重就轻,态度暧昧,极力模糊日本的战争责任。

冷战结束后,过去一直与自民党对立的社会党(1996 年更名为社民党)、共产党等组织的影响力后退,反对否定战后体制的势力处于不利地位。但面对安倍政权的明目张胆的改宪、再军备、篡改历史的企图,以“九条会”等为首的市民组织及广大民众进行了大规模的斗争。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后,日本东京和全国地方都市,均爆发了规模不等的民众示威游行。2015年8 月30日，12 万人在日本国会议事堂集会示威,坚决反对政府在参议院强行通过安保关联法案,再度重现了1960 年反安保斗争的场景。受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的影响,安倍内阁的支持率迅速下降。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安倍也才非常不情愿地在“战后70 年谈话”中做出了一些妥协和让步，大有一举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彻底终结“战后”的架势。

▍斗争的实质及影响

战后70余年来,日本统治阶级和保守势力一直向战后体制发起主动挑战,前后产生过三次大的试图终结“战后”的动向。如果说第一次否定战后想否定的是战后新宪法体制,以及谋求相对对等的日美安保体制,那么第二次想否定的是宪法体制所代表的战后政治和教育,而根本不触动日美安保体制。第三次则是想全面否定战后的发展道路,包括战后宪法体制、80 年代后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表态,以及强化日美安保体制。与此相联系,第一次否定战后追求的目标是“独立自主”,第二次追求的目标是“政治大国”,第三次追求的目标则是坚持日美同盟前提下的“军事大国”。

一般来讲,日本统治阶级和保守势力是主动挑战的一方,会在围绕“战后体制”的斗争中占据上风。事实上,战后宪法一直受到解释改宪的侵蚀,今天更面临着明文改宪的危险;日美安保体制在战后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得到强化,日本也开始由限定行使个别自卫权走向了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而对旧金山和约中关于日本侵略历史的有关规定,也一直伺机进行篡改和否定。但是,日本统治阶级和保守势力的这种否定战后体制的动向,一直引起日本进步势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市民的警觉,并掀起了针锋相对的反对运动和斗争。他们高举拥护宪法的旗帜,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不断深化反省侵略历史立场。这样的斗争,将日本的国内舆论一分为二,有的场合也会迫使日本统治阶级做出一些让步,如60、70年代关于自卫权的解释和对防卫费的限制,80 年代到90 年代中期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变化等。

战后日本围绕“战后体制”的斗争,实质是日本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的斗争：

统治阶级一直有选择性地否定战后体制,他们否定战后宪法,否认过去侵略历史,而坚持和强化日美同盟,实际上是要否定战后和平发展道路,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再从政治大国到军事大国的目标,实现正常国家化的夙愿。

而进步势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市民则坚决捍卫战后宪法体制,不断深化对过去战争的反省,为的是坚持战后和平发展道路,防止侵略战争历史重演,保卫战后宪法带来的和平与富裕生活。看来,这样的斗争以后还会继续下去。

这里的问题是,日本统治阶级最想否定的是宪法体制,而最不想或不能否定的是日美安保体制。也就是说,日本统治阶级一边想由“否定战后”谋求正常国家化,但同时反而加深了对美国的从属和依存,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如果这样的话,不管怎么叫嚷“独立自主”、“战后政治总决算”和“摆脱战后体制”,战后体制其实是不能被简单否定的。如果日美同盟体制一直得以存续和强化的话,日本不仅不可能彻底摆脱战后体制,而且也只能永远是一个战败国,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这也许是日本的宿命,但这恰恰是日本的政治家需要进行一番认真思考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