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评论丨加沙与“历史终结”

2025年1月28日，北加沙。图源: Ramez Habboub/Sipa via AP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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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与“历史终结”

Joelle M. Abi-Rached

在近期于曼谷近期举办的一场关于加沙与人权的专题讨论会上，有人问我，加沙被摧毁是否象征着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分水岭时刻。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以色列的攻击已持续近两年，我们已多次听到类似说法：一个世界是在这一毁灭之前，一个世界是在这一毁灭之后。但我们真的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吗？ 

作为双重象征的加沙

加沙遭到彻底摧毁的画面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终归谬本质。

以色列不只对加沙，还对黎巴嫩、伊朗、也门，如今更对叙利亚，实施了不受制约的轰炸；它以前所未有的全面方式摧毁了医疗系统和维系人类生存的最基础设施；它封锁人道主义援助，袭击粮食分发点，并将饥饿用作集体惩罚的工具；它对约旦河西岸定居者犯下的谋杀与掠夺土地行为置若罔闻：此番无休无止的残暴侵略，仅有部分被这份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清单记录，并被每一种合理化辩解与否认的机制强化，整体而言暴露了国际人道法的全面败坏，主导人权话语的双重标准，以及处在西方为维系地缘政治霸权而拼力推行的诸多举措之核心地位的种族主义。

今年早些时候，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者进行且由《国土报》报道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2% 的以色列犹太人支持将巴勒斯坦人逐出加沙，56%的支持驱逐以色列本国的阿拉伯公民，47% 的赞同以色列国防军 “效仿约书亚在耶利哥的做法——杀死所有居民”；而在那些将巴勒斯坦人视为 “亚玛力人” 的受访者中，93%的认为《圣经》中 “灭绝亚玛力人” 的训令至今仍适用。

至我 7 月下旬撰写本文时，加沙粮食危机的严重程度，在西方媒体上引发了自本轮围困开始以来对以色列军事行动最强烈的批评；同时，以色列两家著名人道组织——“医师人权协会”（ 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 与 “以色列被占领地区人权信息中心”（B’Tselem），已加入全球众多学者及团体的行列，宣布以色列正在实施种族灭绝。面对这一切，民主、人权与道德责任将何去何从？

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在其新著《加沙之后的世界》（The World After Gaza）中给出了答案。本书基于西方帝国主义、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殖民遗产的更宏大连续背景，审视了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动。以色列种族灭绝行动的后果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对加沙人民的所作所为以及美国对那些作为的持续纵容正在迫使全球进行反思，与此同时，西方作为普世价值守护者的自我形象，在其同谋罪的重压下决定性地瓦解了。尽管经过了长时间酝酿，但这一瓦解的严重程度眼下已超过冷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刻。

证据已有广泛呈现，且在不断增多。7 月，在向 “海牙小组” 的一次紧急会议发表演讲时，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Gustavo Petro）坦率地向出席这次波哥大会议的三十二个国家提供了一种反乌托邦式的解读。“海牙小组” 是今年 1 月由“进步国际”（Progressive International）召集的一个全球联盟，旨在依据国际法追究以色列的责任。佩特罗表示：“加沙不过是超级富豪们的一场实验，他们想向全世界人民展示如何应对人类的反抗。” 他接着补充说“他们计划轰炸我们所有人”，随后又澄清，“至少是我们这些南半球国家的人”。他援引西班牙内战期间对格尔尼卡（Guernica）的轰炸，强调这一 “野蛮行径” 的另一受害者是多边主义本身——“各国团结协作的机会”、“全球民主理念” 及其国际机构。

当然，正如斯文·林奎斯特（Sven Lindqvist）在《轰炸史》（ A History of Bombing ，2000 年）中所述，从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到英国在印度及中东各地的攻击，殖民国家曾习惯性地轰炸手无寸铁的平民人口。正是格尔尼卡的欧洲背景，令其毁灭对西方而言施加了道德上的紧迫感，并赋予西方的罪行以历史性意义，而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始终被拒绝这样的意义。如今，很多西方人将对加沙声援的日渐壮大视为对西方利益与价值观的威胁，恰恰是因为这种声援意图将道德关切延伸到了那些“不合适”的受害者那里。在国际法院，与南非一道指控以色列实施了种族灭绝二十个国家中，有十七个来自所谓 “全球南方”，这绝非偶然。

因此，加沙已成为双重象征：既是西方伪善的象征，又是其受害者将人权与国际法作为谋求集体解放——如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称呼被殖民对象的著名用语所说，“地球上的不幸者”的解放，无论他们是谁，也不论他们身处何方——的最终诉求平台的象征。对全球秩序和人类未来而言，这其中的法律与道德反响不能被夸大。（弗朗茨·法农，生于1925年，卒于1961年，是法国作家、心理分析学家、革命家。 ——译按）

永恒的历史轮回

一直在延续的毁灭的诸多悲剧当中，一个一再凸显的古老模式是，加沙似乎无法摆脱一种历史的永恒轮回。

加沙是地球上有人类持续生活的最古老城市之一，几个世纪以来反复被摧毁和重建。拉丁文通俗译本圣经《旧约·耶利米书》第 47 章第 5 节开篇即为Venit calvintium super Gazam，即“加沙已经光秃”。在《犹太古事记》（ ）中，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讲述了加沙如何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遭到犹大·马加比（Jonathan Maccabeus）的攻击。在德米特里二世（Demetrius II）和安提阿古六世（Antiochus VI）内斗期间，马加比抵达加沙，却被拒之门外；为报复，他包围了加沙，洗劫了加沙郊区，然后接受了和平请求，并将人质带到了耶路撒冷。

数十年后，历经一场大约在公元前 96 年结束的旷日持久的围攻，犹太国王亚历山大·雅诺（Alexander Jannaeus）占领并彻底摧毁了加沙，这是其沿海扩张行动的一部分。这座城市一直处于荒芜状态，直到罗马将军和政治家庞培恢复其独立，并在公元前 57 年由总督奥卢斯·比尼乌斯（Aulus Gabinius）在一处新址或在其附近加以重建。罗马统治初期，这座城市再度繁荣起来，后来，伴随公元 66 年第一次犹太罗马起义爆发，犹太极端分子再次摧毁了它。“塞巴斯提斯（Sebaste）和亚实基伦（Ashkelon）都无法抵挡他们的怒火”，约瑟夫斯写道。“他们将这些城市付之一炬，然后将安西顿（Anthedon）和加沙夷为平地。在这些城市附近，许多村庄遭到洗劫，无数居民遭到俘虏和屠杀。”

犹太人并非唯一憎恨“加沙人”（约瑟夫斯如此称呼该地区居民）的民族。公元 395 年，波菲利（Porphyrius）被任命为加沙主教，他开始改变这座城市异教徒主导的人口，通常的做法是采取强制措施，包括拆除他们的神庙和将神圣空间重新用于敬拜基督教。今天，这位主教被认为是东正教和天主教传统的早期圣人之一。1150 年，一座带有他名字的教堂在一座五世纪教堂的地基上建成，用以向他致敬。2023 年 10 月 20 日以色列军队炮击的正是这座教堂，当时有数百名基督徒和穆斯林在那里避难，炮击致死十八人。在主教的执事马克撰写的《圣波菲利传》（Life of Saint Porphyrius ）中，一个关键时刻是摧毁马尔纳斯圣殿（Temple of Marnas），这被描绘成对偶像崇拜的战胜。马克记录了加沙人民如何被迫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最重要的宗教圣地被帝国军队摧毁，这是由主教和一群怀恨在心的基督徒煽动的。

法国历史学家让-皮埃尔·菲利乌（Jean-Pierre Filiu）在《加沙：一部历史》（Gaza: A History，2014）中记录了这一漫长历程。他追溯了从 “浩劫”（Nakba）、1967 年后的以色列占领，到 2005 年以色列定居者撤离后全面封锁确立，直至当代，这片狭长土地遭遇围困的历程，同时呈现了该地区历史维度、政治能动性与全球意义的真正规模。尽管数十年来巴以问题在西方各国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如此恢弘的历史仍鲜为人知，这一事实本身就反映出巴勒斯坦人在西方公众意识中长期蒙受的非人化程度之深。他们充其量被化约为没有文化、没有历史的“他者”（Others）或纯粹受害者，对他们的日常刻画也远为负面。“我们的相当多历史被遮蔽了” ，爱德华·萨义德在 1999 年指出。“我们是隐形的民族。” 二十五年多后的今天，情况依然如此。

对以色列近年来在加沙发起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如2008 至 2009 年的 “铸铅行动”、2012 年的 “防务之柱行动”、2014 年的 “护刃行动”，以及 2021 年的空袭，西方大国的反应总是遵循重复的模式：先是肯定以色列的 “自卫权” 与 “生存权”，随后，最多在过度使用武力成为既成事实后提出温和或迟到的批评，且往往绝少有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或外交后果。在此期间，以色列对加沙施加的种种限制，最终导致全球对其将两百万居民禁锢于 “露天监狱” 的做法愈发愤慨。

这样说来，早在当前的种族灭绝发生之前，无数学者和人权组织就在谴责一种明显的双重标准：西方政府一方面宣称致力于人权和国际法，另一方面却未能追究以色列的责任，且直接援手其罪行，这助长了他们的破坏活动。这种免责模式——严格实施的对“受害者的受害者” 的漠不关心——本身就值得进行精神分析层面的探究。该模式涉及关乎犹太人大屠杀的悬而未决的罪责，再加上无法将阿拉伯语民族和穆斯林视为完全意义上的人类，反映了一种阴险的现代反犹主义，这种反犹主义一方面将支持以色列作为犹太身份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则将对一个民族的偏见等同于对特定国家行为的质疑。

西方正道之公信力的破产及严重后果

但此次的毁灭尽管与长期的压迫一脉相承，却又有所不同。

除了 “浩劫” 以来加沙经历的十四场战争中前所未有的末日般的死亡与毁灭规模，首先还有米什拉所追踪的清算：丧钟已为自美国入侵伊拉克、布什政府动用酷刑（且从未为此承担责任）并在 9·11事件后宣布 “全球反恐战争” 以来，西方竭力维持和宣扬的不论任何道德权威敲响。过去二十二个月以来（且仍在持续），西方政府从经济、物资和意识形态上极为赤裸裸地为以色列的种族灭绝式攻击背书，这加速了西方自身在二战废墟上建起的基于规则的法律秩序的最终失信。这一秩序围绕四项相互关联的准则建构：侵略战争的非法性，普世人权与平民保护，问责暴行犯罪，多边合作。

去年5月爱尔兰、西班牙和挪威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案例，是证明了这一规则的例外。11月，国际刑事法院发布对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后，德国、意大利和波兰领导人誓言，若内塔尼亚胡到访本国，它们将不会逮捕他或将其引渡至海牙。美国则对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Karim Khan）以及联合国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特别报告员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内塞（Francesca Albanese）实施了制裁，同时，内塔尼亚胡自 2 月以来已三次入境美国。马克龙近期宣布法国将于今年 9 月在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国，而此前，在 10 月 7 日事件后的数月里，法国曾坚决支持以色列，并声称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无效，因为以色列并非该法院成员国。

1948 年的《世界人权宣言》，1949 年的《日内瓦公约》，1950 年的《纽伦堡原则》， 1998 年的《罗马规约》：在相当决绝地践踏自己帮助确立的这些准则及相关道德和法律框架过程中，西方大国正以一种他们似乎并未意识到或理解的方式，主导着自身信誉的最终崩塌。然而，那些病态体系正在更广泛的世界显现。最近，我在开罗、贝鲁特和曼谷参加了多场会议，那些会议的主题多样，涉及资本主义的未来、历史创伤的长期后果以及人权话语的命运。来自全球南方的青年学生和资浅学者主张，彻底摆脱与西方相关的知识、政治和道德框架。

这些冲动的念想可以理解，那些批评也不应被轻慢。但因人权的普世性与西方的伪善存在密切关联或被西方权力腐蚀而存在固有缺陷，于是完全斥之为骗局，则会带来深重代价，这样做可能加剧东西/南北分歧，激化令人想起亨廷顿 “文明冲突论”的那种 “我们与他们两立” 的态势，还为未来不受哪怕不完美的共同准则和价值观约束的暴力、侵略和战争树立了危险的先例。在这方面，包括乐施会、海外发展研究所（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内的主要人道主义组织和智库已有警告称，以色列对加沙救援工作的阻挠，可能破坏全球约一百三十个其他武装冲突地区或长期存在冲突地区的人道主义响应。正如5月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埃格（Mirjana Spoljaric Egger）进一步提醒联合国安理会保护武装冲突中平民公开辩论会的那样，无视这些规则是 “道德逐底竞赛：一条通往混乱和不可逆转的绝望的快车道”。

对世界各地，尤其是在民主和自由热望蒙受无情打击，人权吁求仍是反对威权统治主要防卫手段的地方的人们来讲，战后秩序基本规则的公信力受到侵蚀，严重损害到正在进行的反对不公正的政治斗争。 

在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重要著作《匡正罪错》（Righting Wrongs）中，人权观察组织长期主任肯尼斯·罗斯（Kenneth Roth）令人信服地指出，揭露暴行和倡导正义不只是道德律令，更是在全球舞台上问责权力的关键也往往是唯一的手段。国际法和更广泛的人权框架不只为追求和平与正义的内部秩序提供了框架，更构成了通往更公平、更公正未来的生命线。将一种纯粹交易性而缺乏任何问责机制的治理交付给独裁者、暴君和寡头——在这种情形下，人权不再是内在的，且在法律上享有崇高地位，反而变得专断——将是我们最严重的错误。 

因此，佩特罗在波哥大谈到，既有必要谴责当前盛行的“野蛮行径”，又有必要赋予当前被背叛的原则以真正的意义，以维持“另一种人类，一种能够集体性地爱和思考的人类的可能性”的生命力。正如他与海牙集团的工作所明确表明的那样，在西方的正道日渐遭到蚕食之后，现在轮到全球南方举起火炬，领导为真正的平等和正义而战的斗争了。我们的最佳路线是，继续推动批判性参与，揭露和挑战西方的盲点、双重标准、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暴行，同时推进普遍人权框架。

与过去相比，正在进行的攻击的第二个层面是对健康和医护权利（即生命权）的前所未有的武器化和系统性摧毁。那些可怕的数字眼下已广为人知：数千儿童遇害，数千人被截肢，幸存者经历着身体和精神上的不可逆损害。尽管健康和医护在先前的冲突也中有遭到攻击，且在乌克兰、苏丹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冲突中仍继续遭到攻击，但此前从未有过作为一项军事战略的全面摧毁整个医疗系统的情形，我们也从未见证如此多的医护专业人员遭到系统性针对、绑架、虐待和折磨的情形。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数据库，自 10 月 7 日以来，全球攻击医护系统的罪行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是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犯下。

在今年 5 月发表的一篇引人注目的社论中，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医学期刊之一《柳叶刀》终于谴责了加沙问题上的“沉默以对和逍遥法外”。这篇社论认为，世界各地的公共卫生专家不断警告但完全徒劳的加沙医疗灾难，已不再只是一场军事暴力危机，更是一场全球共谋的危机：医疗机构的沉默和联合国安理会的瘫痪，正在助长这些持续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社论坚信，结束这种沉默是全球医疗界的职业和道德责任，也是保护平民生命的先决条件。

去年冬天，在超过三十二天的时间里，菲利乌亲自记录了加沙的情况，同时深入到一个驻扎在加沙中部和南部的所谓“人道主义区”的无国界医生组织（MSF）小队展开调查。据我所知，他是唯一一位在现场目睹这场灾难的西方专业历史学家。他的见证融合了发自肺腑的报道——夜间车队穿越无尽瓦砾的景象，关于家庭一再流离失所、医院遭到蓄意攻击的故事——和一位历史学家有关加沙自 1967 年以来困境的长期见解。今年早些时候在《世界报》上发表的他的日记节选呼应了过去两年巴勒斯坦人、医生和人道主义团体的报告，描绘了成为他所刻画的有条不紊的驱逐和破坏项目（换言之，这正是种族清洗的定义）目标的一片地区。

菲利乌解释说，他的目的是提供更多关于正在犯下的暴行的直接证据，不然这些暴行在以色列封锁国际媒体渠道的情况下将无法被看到，并与“西方政府、知识分子精英和主流媒体”的“历史修正主义”作斗争，尽管从一开始就有源源不断的视频、图像、请求和报告从加沙地带涌出。这是对在西方与以色列联盟核心发生的人性灭绝和种族主义的另一种再明确不过的考量了，因为这些巴勒斯坦人的直接证词在西方媒体上绝少被听到或关注到，通常被视为反犹主义谎言或哈马斯的宣传而遭无视，而以色列军队和政府的声明却被报道，并且未经最基本的审查就被条件反射般地相信。

而现在，加沙正经历饥荒，这促使西方精英们发表姗姗来迟的警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今年已有超过九千名儿童在加沙接受营养不良治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5 月份的一份报告，“这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饥饿危机之一，正在实时展开”,“整个加沙的两百一十万人口……面临长期食物短缺，近五十万人陷入饥饿、急性营养不良、饥饿、疾病和死亡的灾难性境地”。这一消息传出后，七个欧洲国家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它们“不会对加沙地带正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人为人道主义灾难保持沉默”, 欧盟也开始审查其与以色列的贸易协定。自那以来，局面已经恶化，达到了灾难性的顶峰，以至于愤怒开始跨越党派分歧，登上《纽约时报》的版面。

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在经历二十二个月的自满和共谋之后，一些欧洲和美国精英突然改变了腔调？认为基本事实或环境已经改变，认为直到现在真正的警告才恰当，这样的自负挑战了所有严肃分析。更确切地说，是因为饥饿长期以来一直是帝国主义冒险主义的致命弱点，是一座对开明国家来说太过遥远的道德桥梁吗？这样认为是在讨好西方，但这种转变似乎是由功利主义考虑驱动的：面对民众支持率急剧下降，试图挽救一些信誉，或许也是姗姗来迟地意识到，内塔尼亚胡吞并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扩张主义野心若完全不受制约，对西方自身利益而言就意味着灾难。

从加沙到“最后之人”

这样，加沙就远不止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

它是一个转折点，赤裸裸地揭示了当代世界矛盾的全部范围与残酷深度：整个群体根深蒂固的道德偏见与成见，名义上民主的政体内部的裂痕，以及抵抗力量显而易见的脆弱性，甚至偶尔的徒劳无功。它展现了多数群体可以如何迅速投降，不论是为了生存还是出于私利，并揭露了当今世界的根本弊病：始终无法承认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且应当享有尊严和生命，无论他们的信仰、肤色或宗教归属如何。普世人权框架已被彻底掏空，亟需紧急修复。联合国自身不可或缺却愈发无能，亟需彻底重组。当各政权滑向威权主义，偏执情绪肆虐，仇外心理延续，自由民主对许多人而言仍只是一种憧憬时，我们承受不起回到人权时代之前的代价。

菲利乌的纪实证言令人想起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的研究：这位杰出的哲学家及活动人士曾于1932年前往德国观察希特勒的发迹。当她的许多同时代人对德国迅速滑向纳粹主义，以及希特勒1933年1月就任总理后对犹太人的早期迫害视而不见，远远地作壁上观之时，韦伊成了最早、最清晰剖析魏玛共和国崩溃的人士之一。她深具先见之明的观察教导我们：国家一定要具备出于同情同理心的“根基”，唯有对每一个体承担无条件的义务，才能阻止现代世界陷入永无休止的战争泥潭中。

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的所谓“发达自由民主国家”相当强烈地认同这些原则，以至于苏联解体后，弗朗西斯·福山得以在众声附和中论定，自由民主作为历史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已经取得胜利。加沙持续进行的种族灭绝揭示出，围绕政治合法性、人权与国家主权的角逐远未尘埃落定——历史中围绕权力、身份认同与正义的冲突将持续存在，直至人类诉求抵达“最后一人”。

（作者是贝鲁特美利坚大学医学史副教授。本文原题“Gaza and the End of History”，见于《波士顿评论》2025年夏季号。小标题为译者添加，有多分段。译者听桥，对机器提供的初步译文有校阅，不保证准确理解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