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并不是属于“权威人士”的独家传话筒

最近，康熙与洪承畴之间的故事引发了广泛讨论，使得历史研究的热度迅速攀升。不少人士借此机会对民科历史进行抨击，他们认为历史的真实性应当依赖于“权威人士”所著的书籍，包括但不限于《史记》，《资治通鉴》，《明史》，《二十四史》以及《全球通史》等经典著作，并且强调应以专家撰写的历史资料为准绳。

但是，这些故事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讨论，恰恰就是这些“权威人士”带有严重个人倾向的史书。这些史料往往使得历史变成了“权威人士“的传话筒和扩音器，失去了其应有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因而，对于希望看到真实历史的民科，就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来论证和还原与”权威人士“完全不符的真相。

撰写历史的人，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自己的立场，包括我自己在内。尽管我不断告诫自己要尽可能客观地还原事实真相，但依然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大量的个人立场。特别是在缺乏足够资料的情况下，我不得不依靠个人的逻辑推断来填补空白，而一旦涉及逻辑推断，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主观立场。

我所指的资料，是以农业、考古、军事理论、地缘政治、水经、水利、养殖等客观综合的论证为基础的，而不是单纯依赖其他史书的引用。因为一手的史书资料本身已经是创作，二手的资料是叠加创作。造成了真相已经被大幅的篡改。

例如，《史记》本身大量参考了《战国策》的内容。《战国策》原本就是一些零散的谋士记载，刘向在整编《战国策》时，已经大量加入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元素。《史记》引用《战国策》，实际上已经是故事的二次创作。

那么，引用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以《史记》中的刺客列传为例，其中的描述就极为夸张。比如聂政的故事，聂政的姐姐在故事中都有名字出现，并且详细描述了聂政如何从一个刺客变成RPG武士，在朝堂上大杀卫兵，最终杀死韩国国君韩哀侯。这种精彩的论述，如果不是司马迁亲眼目睹，或者有摄像机记录下来，我实在难以置信。

同期，韩哀侯征服了郑国，这是战国历史上第一个消灭姬姓大国的事件。然而，在这一重大事件中，关于谁带兵作战、战斗持续了多久、具体如何作战等关键细节却未提及。我难以相信，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竟然会缺失大将的名字，而刺客的姐姐却能青史留名。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史记》更像是文学作品，史实只是顺带提及。

在这一期中，我们将通过几个《史记》中较为著名的故事。例如，《史记》将张仪与苏秦塑造成时代的双雄；将楚怀王刻画成昏聩的傻瓜，把秦国描述成奸诈的骗子；将长平之战归咎于赵括的纸上谈兵和赵王的无能。《史记》这本带有强烈立场的小说，是如何一步步将读者引入歧途的。

史书的大问题张仪和苏秦

张仪和苏秦（他们两个存在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320年-280年）已经被考古学家们严谨考证（主要通过出土文物），确认他们并非生活在同一个历史时期，而是张仪的活动年代要早于苏秦。基于这一事实，那些流传甚广的关于张仪与苏秦之间互动的故事，诸如苏秦担任相国时张仪向他求助，苏秦巧妙地将张仪送往秦国，从而使得秦国不敢轻举妄动攻击燕国等情节，便可以断定完全是出自司马迁这位文学巨匠的虚构创作。

司马迁在撰写这些故事时，显然是怀有深远的文学意图和时代背景考量。他试图通过这些生动的故事情节，向读者传达一个核心思想：秦国在当时被视为暴虐无道的“暴秦”，因此各国应当团结一致，共同抵抗秦国的暴政。这样的叙述，反映的是司马迁自己对于暴政的普遍反抗情绪，以及秦国在当时被认为丧失了仁义道德的形象。人民就这样被代表了。

然而，当我们翻开真实的历史画卷，所呈现的景象却与司马迁笔下的描述大相径庭：

公元前340年，秦国、齐国、赵国三国联手对魏国发起猛烈攻击，起因是魏国包围了韩国的都城新郑，进而引发了马陵之战，与此同时，西部的秦国也参与了河西之战。

公元前325年，齐国与魏国再次携手，共同进攻赵国，成功夺取了平邑和新城两座城池。就在这一年，赵武灵王登基即位，除了韩国之外的其余五国纷纷陈兵邯郸城下，意图趁赵国新君初立之际，瓜分赵国的领土。

公元前318年，五国联合起来讨伐秦国，但最终被秦国的嬴疾所率军队击溃。

公元前317年，嬴疾乘胜追击，对三晋发起进攻，双方在修鱼之地展开激战。

公元前314年，齐国趁燕国内部动荡不安之际，一举灭亡了燕国。

公元前312年，五国又联合起来围攻齐国的都城，迫使齐国不得不归还所占的燕国领土，燕国因此得以复国。

公元前300年，秦国、齐国、韩国、魏国四国联手围攻楚国，双方在垂沙之地展开激战，最终楚国惨败。

公元前298年，齐国、韩国、魏国在孟尝君的领导下联合进攻秦国，此时的秦国内部权力被宣太后及四大贵族所掌控，在芈戎的抽象指挥下，秦军遭遇了重大失败。

公元前293年，伊厥之战爆发，韩国和魏国再次遭到秦国的重创。

公元前286年，五国再次联合讨伐齐国，其中燕国更是势如破竹，一度将齐国逼至仅剩两座城市的绝境。

其实上，通过整理司马迁的时间轴，就会清晰的看到，在公元前280年之前，所谓的“合纵连横”策略在七国之间从未真正形成。相反，七国之间常常结成临时同盟，针对看似最弱的国家发起攻击，以争夺土地和战争利益。而且，所谓的“暴秦”形象也并非事实，齐国、燕国等其他国家的行为同样残酷无情，甚至出现过相互灭国，铲除对方宗室的极端情况。

公元280年前，也就是秦国消灭楚国的首都前。秦国也还没强大到六国有意识的去联合对抗它。甚至在之后，六国之间也并没合纵。只不过是在危急的时候，才会聚一起跟秦国打。例如长平之战，六国看着秦国和赵国单挑，没有一个人过来帮忙，甚至连粮食都不肯借给赵国。燕国还趁赵国的军队不在，在背后偷袭赵国。

值得一提的是，在统一六国之前，秦国并未灭亡任何一个中原国家，即便是弱小的韩国也未被秦国所灭，反而韩国在公元前375年就灭亡了拥有悠久历史的郑国。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事件是，苏秦的时期（大概是前300年-前280年），他从未组织过六国伐秦。反而作为燕国的间谍跑去了齐国，紧接着发生了后面的五国灭齐。

合纵和连横，是各国都在做的事情。但是司马迁凭借自己出色的文学水平，把这事变成了六国针对秦国的事件。我小时候看《东周列国志》，这本书就是参考《史记》三次创作的，故事都很精彩。但是好看不代表事实，当我初步了解了地缘政治，军事战略，历代帝王统一路线，农业等之后，就发觉这本书看不下去了了。

司马迁在撰写历史时融入了过多的主观情感色彩，导致其笔下的历史逻辑出现了偏差。这种偏差不仅体现在外交策略的描述上，还渗透到内政治理、军事行动等多个方面。例如，《史记》中将楚怀王描绘成一个愚昧无知的君主，将秦国刻画成狡诈阴险的形象，这些都与历史的真实面貌存在较大出入。

楚怀王是个什么人呢？我们来整体看看。

楚怀王其人

在《史记》这部历史巨著中，楚怀王被描绘成一个智力不足，不听忠臣言语的君主。张仪巧言令色，轻而易举地哄骗他割让了六百里土地，导致楚国与长期盟友齐国关系破裂。随后，楚怀王意识到自己被秦国欺骗，愤怒之下，毅然决定与秦国展开丹阳和蓝田两场大规模战争。在这段历史叙述中，还穿插了屈原这位忠心耿耿的臣子，他竭力劝谏楚怀王不要轻信张仪的诡计，并直言秦国人人皆是欺诈之徒。

《史记》的叙述虽然引人入胜，但与历史事实却大相径庭。事实上，在楚国与秦国爆发丹阳之战之前，两国自开国以来的四五百年间，几乎未曾发生过大规模战争。即使在《史记》的所有记载中，两国也仅是在配合晋国时才会发生冲突。主要原因在于，秦国和楚国之间唯一的连接点——汉中（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汉中并非今日的汉中市，而是指商洛市至西峡县的那条道路）不适宜开战，双方长期以武关这个位置为界。

这条名为汉中的道路崎岖难行，后勤运输极为困难，且易遭伏击，因此双方从未在此展开大规模战役，仅有小范围的摩擦。两国打之前，秦国和楚国一直是联姻状态。秦国对于楚国，是保持平等且联合的态度，因为不是很清楚这个国家的实力。

楚怀王之所以决心与秦王开战，是因为秦王占领了巴蜀地区。而楚怀王的上一任楚威王刚刚攻克了巫和黔中（即今天的三峡和湘西地区），楚国正计划进一步蚕食巴蜀，却发现该地区已被秦国占据（巴蜀内乱，向秦国求救，秦国趁机灭了巴蜀）。此时，两国的边境已大幅接壤，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此外，楚国与齐国的关系历来不稳固。在楚威王时期，楚国曾在徐州大败齐国，因为楚威王的战略规划是向东发展，先后攻打越国、鲁国和宋国（其实不止这几个，泗上十二国是楚和齐都觊觎的目标）。这几个国家同样也是齐国觊觎的对象，齐国自建国以来，多次对宋国和鲁国发动战争，但由于这些国家难以攻克，且齐国实力有限，始终未能如愿。正因为楚国与齐国在地盘上有大面积的争执，两国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真挚的情感纽带。

屈原之所以倾向于齐国，原因更为复杂。屈原家族的封地位于稊归（今宜昌），其西面正是巫和黔中地区。他的扩张目标直指巴蜀，自然不可能与秦国友好相处。此外，屈原长期垄断楚国的莫敖官职（相当于宗教领袖），但在战国时期，莫敖的作用已大不如前。令尹和司马的职位被景氏和昭氏两大势力霸占，且这两大势力的实力在当时日益增强。因此，屈原才会联合楚怀王推行改革，以削弱其他两大族的影响力。

在丹阳之战爆发前，秦国心中并无必胜的把握。秦楚双方一直通过互送公主和亲来维持和平。当时，楚国的领土面积是秦国的五六倍，且楚国自称拥有百万大军，前任楚威王更是屡次击败周边国家，在徐州大败齐国，在魏、韩与楚的边境击败魏韩联军，并击败了越国最后一任国王无疆，基本征服了越国。

事后诸葛亮可能会认为，秦军必胜无疑，因此张仪才敢如此嚣张地欺骗楚王。然而，在战争爆发前，秦国刚刚获得的巴蜀地区局势尚不稳定，在丹阳之战前后已经发生了叛乱。同时，秦军正忙于攻打魏国的河东地区以及稳定巴蜀局势，根本没有理由节外生枝。

更为合理的逻辑是，楚怀王主动挑起了这场战争。因为双方的边境接壤，要打就趁早，趁秦国占据巴蜀不稳，尽快打或者尽快获得战略缓冲地。这个决定，站在楚国的立场看，是正确的。

因此，最合理的解释是：楚怀王逼迫对方的相国张仪割让土地以维持双方和平，而张仪在出发前可能已与秦王商议过，若谈判失败，便不惜一战。

因此，双方最终爆发了丹阳之战（公元前310年）。秦军取得大胜，斩杀楚国八万大军。通常情况下，大胜之后必然会向对方索取更多土地，但秦国并未继续进攻楚国，反而转而继续经营巴蜀，并加紧攻击河东地区。

为啥秦国不继续攻击楚国，或者说他们不大可能主动挑衅楚国。公元前310年，秦国的粮食还不足以支持他们多线作战。当时要不要暂停攻打河东，而增加战线去打巴蜀，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争论。张仪和司马错进行详细的辩论，最终司马错胜出，秦王同意司马错的意见让张仪配合司马错攻占巴蜀。

而从军事的角度，从汉中这条路攻击楚国，很容易被伏击而造成后勤中断。所以秦国后期攻打楚国的时候，首先是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合击，从汉中跑了出来。同期进行了接近30年的布局，从黔中，巫，汉中，南阳四条路线包夹，分散楚国的注意力，接着才是大规模的正式攻击楚国。

说回楚国。正是因为秦国是被动打了一场仗。同年年底，楚怀王不甘心失败。突然发动反攻，联合三大贵族集合全国的兵力，穿过了汉中，直逼咸阳附近的蓝田。秦国大惊失色，紧急调回所有的军队，并与韩国和魏国讲和，促使他们从南阳方向袭击楚国。

关于蓝田之战的具体战况，《史记》的记载颇为模糊。但从结果来看，双方均遭受了巨大损失，最终秦国与楚国讲和，再次通过联姻巩固了双方的关系。

从公元前310年至公元前300年，两国再未发生战争。秦国为了维持和平，甚至归还了部分土地给楚国。直到楚国的太子横在秦国杀人，秦国联合齐、魏、韩三国发动垂沙之战，两国才再次开战。

楚怀王在位期间，把打了一百年的越国彻底征服。并且强硬的跟秦国对抗，使得楚国不至于被肢解，甚至还获得了较大的生存空间来对东边开拓。楚国的问题，是长期的问题。屈景昭三大贵族一直有矛盾，楚王只能不断平衡他们来获取国家一致对外。

丹阳之战为啥惨败？景翠是当时的大司马，也就是军队总司令，但是带队的大将是屈匄。这两个族一直龌龊不断，之前还因为水资源问题差点打架。

打输了之后，楚怀王还能把这几个族团结起来，进行反攻。也证明了楚王的威信和能力是不错的。

之所以要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是为了说明《史记》是按照司马迁的个人喜好和叙事风格来编辑故事的，并未完全按照合理的逻辑来反映历史真相。楚怀王并非愚蠢之辈，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他最终组织了蓝田之战，垂沙之战可能会提前十年爆发。正是由于不了解整个宏观的历史逻辑，楚怀王才被误认为是一个弱智的君主。

如果逻辑不成立，那么故事便成了野史。包括对秦国的描述，将秦国和张仪描绘成欺诈和诓骗的形象，同样缺乏客观的历史依据。

真实的历史在哪里？

《史记》最大的价值不在于文学描述。反而是战争的时间，战争双方的人数，国君继位年份，贵族的家谱，大事时间轴等。这部分虽然有夸张成分，并且大量错位，但是基本上是合乎逻辑，并且相对客观的。这些毫无感情的叙述，反而是这本书里面最真实的。考古学家根据考古发掘的内容，与司马迁的时间轴对比，是能够对的上的。

战争的地点，人数，打的周期，决定了双方的后勤能力。双方的后勤能力，反映的是双方的粮食产量和存量。粮食的产量和存量，决定了双方的土地性质大概的情况。例如长平之战。

长平之战，同样把赵括和赵王都写成是弱智，是因为赵括低能，赵王也很愚蠢中了反间计？所以打败了。那么，他们两个是真的弱智，还是不得不如此做呢？

双方实力对比如何？

在战争初期阶段，秦将王龁凭借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战术布置，成功压制了赵国名将廉颇的攻势，使得廉颇不得不采取守势以应对秦军的强大压力。

为何素以勇猛著称的廉颇会在战场上处于下风？毕竟，从史料记载来看，当时双方投入的兵力大致相当，且廉颇本人也是一位久经沙场、威名远扬的猛将。那么，他为何会被相对不那么出名的王龁（尽管王龁实际上也具备不凡的军事才能，只是历史记载中出场机会较少）所压制呢？

要解答这一疑问，还是应该从考古学、科技发展、农业生产、军事策略以及炼铁技术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入手，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还原。

通过对秦军遗址的考古发掘及相关养马场的考察，我们可以得知，在当时的战争中，秦军拥有的马匹数量大约在2万到3万匹左右，而赵国则仅有大约1万到1.5万匹。秦军的马匹主要来源于陇西地区，即今天的兰州、天水至咸阳一带，这一地区水草丰茂，适宜马匹养殖。相比之下，赵国的马匹主要来自河套地区的前套和中套，赵国把这两地方称为九原和云中。

但由于榆中一带已被秦军占领，赵国的养马场面积和数量均不及秦军。基于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双方在骑兵力量上的比例差异。

在兵力对比方面，根据史书的记载，赵国与秦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兵力投入比例大约为40万对阵50万至60万（秦国在王龁之后，不断的增兵，所以去到更高的数字）。

这一数字背后，实则反映了双方在后勤保障能力上的巨大差距。秦国的粮食供应主要依赖于咸阳地区，另有部分来自安邑（今山西运城）。无论是从哪里调运，秦国都是通过黄河水路将粮食运抵前线，大概的路线是潼关，陕（三门峡），在野王附近（今天的焦作）转沁河向高平运输。

赵国是从邯郸运送粮草，虽然也经过太行山，但是其运输距离大概只有秦国的一半不到。

史书中关于后勤比例的记载显示，士兵与后勤人员的比例大致在1:2到1:3之间。据此估算，秦国在这场战争中投入的后勤人员数量，保守估计也至少是赵国的两倍。这意味着秦国的粮食消耗量同样至少是赵国的三倍左右。秦军能够在如此远距离、高消耗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充足的兵力投入，这充分说明秦国的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体系已经相当完善。

粮食产量的多少，与水利设施的完善程度和铁器的普及使用密切相关。粮食产量越高，通常意味着该地区的水利建设和铁器制造水平也越高。因此，研究炼铁技术、考古发现以及《水经注》等科学文献，对于理解当时的战争背景至关重要。

在铁器装备方面，赵国的甲胄以其精湛的工艺和多层叠甲的设计而闻名于列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赵军较强的防护能力。然而，秦国的弩箭技术在当时则仅次于韩国，特别是在占领宜阳之后，韩国的弩箭供应渠道被切断，使得秦国的弩箭在射程、耐久性和标准化程度上均达到了列国中的最高水平。从质量上看，双方在武器装备方面似乎各有千秋，难分伯仲。

但若进一步深入探讨，我们会发现赵国的铁器主要来源于武安铁矿，而秦国的铁器则来自新近占领的巴蜀地区、中条山以及宜阳。其中，巴蜀的铁矿质量与武安相当，均属于中等品质，但中条山和宜阳却是优质的铁矿基地。尤其是宜阳，更是当时最为先进的炼铁中心。因此，综合来看，秦国在铁器的硬度和韧性方面理应具有不少的优势，并且在数量上面占据绝对的优势。

再来看水利设施的建设情况。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的耕地面积大约只有400万亩，但经过改革后，这一数字迅速增加至1000万亩。这表明大量的荒地得到了有效开发，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水利设施的广泛布点和高效利用。正因如此，秦国的粮食储备更加充足，其年产量至少是赵国的三倍左右。

综上所述，回到长平之战的具体情境中，廉颇之所以难以抵挡秦军的攻势，根本原因在于赵国在粮食供应、兵力规模、马匹数量以及人员素质等多个关键方面均不占优势，甚至处于明显的劣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廉颇的失利实属情理之中，而若能反败为胜反倒令人意外。尽管廉颇本身的军事才能不容小觑，但在缺乏硬件优势的情况下，他也只能依靠自身的指挥艺术和战术智慧来尽力维持战局的平衡。

为啥中了反间计？

在实力明显处于较大劣势的情况下，双方究竟激战了多久呢？答案是漫长的三年。廉颇这位杰出的将领，在如此不利的环境下，竟然能够坚守阵地长达三年之久，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充分证明了廉颇不仅是一位勇猛的武将，更是一位精明的策略家。

廉颇能够巧妙地运用手中有限的资源和兵力，成功抵御了白起指挥下的多轮猛烈攻击。同时，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赵王并非如某些人所言那般昏庸无能，相反，他充分信任并大力支持廉颇，给予了这位将领最大的自主权和资源保障。

那么，既然廉颇表现得如此出色，为何最终还是决定换将呢？原因又回到了那个令人头疼的后勤问题上。赵王在做出换将决策之前，其实已经竭尽全力做了两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史书》中虽然有所记载，但遗憾的是，对于这两件关键事件的描述却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反而将大量篇幅用于渲染赵括的愚昧无能。

赵王首先尝试向国内的富豪和地主借粮，希望能够缓解军粮短缺的燃眉之急，然而这些富豪和地主却纷纷拒绝借粮。无奈之下，赵王又转向齐国求助，希望能够得到邻国的粮食支援，但同样遭到了齐国的拒绝。

这两个看似简单的信息，实际上暴露了赵国面临的两个巨大问题。首先，赵国已经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绝境，无论是出于战略考虑还是迫于无奈，赵王都必须孤注一掷，进行最后的决战。其次，富豪和地主拒绝借粮的行为，也深刻揭示了赵国在赵武灵王时期进行的改革并不彻底，土地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粮食资源依然牢牢掌握在少数权贵手中。在这种情况下，赵王能够坚持三年之久，已经堪称是一个不小的奇迹。

接下来的局势发展进入了逼战阶段。赵王多次催促廉颇出战，希望能够尽快打破僵局，但廉颇却始终坚守不出，因为他深知在当前形势下，出战必败无疑，赵国在各方面都处于绝对的劣势。此时，赵国昔日的名将赵奢、乐毅已经不在人世，而未来的名将李牧尚未崭露头角。赵王焦急地询问了一圈，看看还有谁愿意挺身而出，担当重任，最终只有赵括主动请缨。

赵括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并不十分清楚。因为史书中关于他的记载充满了各种传奇色彩的故事，真伪难辨，让人难以捉摸。但无论如何，赵括在赵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愿意站出来承担这份重任，至少在勇气方面是值得肯定的。这个连廉颇都不愿意接手的烫手山芋，他却毫不犹豫地扛了起来。

最后是如何打的

关于军事上的策略，我在这里就不做详细介绍了，毕竟在我的战国史研究中会有更为详尽的阐述。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个战役的最后过程。《史书》中记载了两个至关重要的细节，第一个就是这场战役持续了整整46天，而不是一天之内就结束的。从赵括率军发起进攻，到最终战役落下帷幕，整个过程历时46天。

这个时间节点非常关键，它揭示了赵括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么愚蠢，而是因为粮食储备确实已经严重不足。按照常理推断，赵括作为前锋冲在最前面，而后续的粮道却被切断。他本有足够的时间选择撤退，秦军也未必有足够的勇气追击。然而，赵括没有选择退兵，其核心原因还是在于粮食匮乏，必须尽快与敌军决战，这样一来，整个事件的逻辑链条就变得清晰了。

秦赵双方的作战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将对方彻底击溃，直至对方仅剩一人。最终决战地点选在了长平，即今天高平市下辖的一个县。这个地方三面环山，背靠丹河，双方选择在此地进行决战，显然是决心要拼个你死我活，没有太多战术上的花哨。对于秦军而言，选择这个地点的一大优势在于他们还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足以支撑他们打到赵军最后一兵一卒。

就在此时，第二个关键信息出现了。秦昭襄王亲自前往河内地区进行动员，号召15岁以上的男子前来助战，并承诺免除他们一年的徭役。这个信息同样至关重要，按照古代兵家的兵力和后勤配比原则，军队规模越大，损耗也就越大。因为除了作战部队外，还需要配备牧师、兽医、军医、后勤搬运等辅助人员，这就意味着需要多条补给线路。白起采取三面围攻、后方包围的战术，至少分出了四支大军，再加上后勤人员，总兵力至少在两百万人以上，这堪称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

那么，赵国方面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他们距离战场如此之近，却为何没有派人前来增援？事实上，赵国并没有派出任何援军。赵括心中无疑是失望的，因为后方没有任何援军到来。面对超过两百万人的团结的秦国，他只能率领部队不断发起冲锋，直至自己战死沙场，整个军队也随之投降。白起下令处死降兵，四十万赵军将士全部被杀。

这一信息极为重要，它证明了秦国并非残暴无道，而是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民众纷纷踊跃参战。反观赵国，尽管在邯郸经营多年，却始终没有一人前来支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大军在经历了40多天的激战后被全歼。

此外，这一结果也反映了两国土地改革成效的巨大差异。秦国的土地改革彻底而有效，粮食产量大幅增加，人民乐于支持国家对外战争。《史记》中曾赞誉秦国“勇于外战，怯于私斗”，这正是对秦国社会风貌的真实写照。但是，这篇《史记》也就只有这么一句话了，联系上下文，其实还不是在夸而是在贬低秦国呢。

结语

历史如何看？最核心的并不是《史记》，《资治通鉴》，《明史》，《旧唐书》甚至《二十四史》这些，写书的人一定有立场，有立场就一定会把整个逻辑编向自己的立场。从而歪曲了历史原本的面貌。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这些人的书籍来源，是前一任的书籍他们再扩充。例如史记改编战国策，战国策汇集各个谋士的散料。导致了大量的信息本来就不合理。加上写史书的人大部分是不怎么关心农民，关心农业，导致写出来的作品，把乱世写成盛世。把落后，封建写成了仁义，道德，这种事情频繁的出现。

如何才能看到真实的历史。在我看来，恰恰是没有立场的《水经注》，水利建设，农业相关知识，考古，铁器冶炼技术，土地改革，养殖业知识，军事论，地缘政治等客观的知识类书籍。

这些书籍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立场束缚，它们以客观的视角记录和阐述各个领域的知识与事实。通过研究这些书籍，我们能够从不同的侧面去还原历史场景，了解到当时社会的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发展状况。

古代的国君，大部分自幼就接受严格且综合的学习和培训。他们的学习内容涵盖我们上面提及的多个领域。他们所作出的决策，往往是基于综合考量的结果，而非简单的宫斗产物。

要还原当时的情景，就应该模拟当时国君所面对的复杂综合情况，才能理解他们所作出的判断是否合理。

以史为鉴，首先必须确保历史的真实性，虚假的历史毫无参考价值。历史并不是任人摆弄的玩具，他是真实的，只不过是以目前的科技能力，以及写历史的人的综合知识水平，对于还原当时情况有缺失。我一直都希望能够看到的历史，是充分论证的历史，而不口口相传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