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斐然、王琦：美国科技右翼的社会改革蓝图｜社会观察

编者按 ·  2025.11.12

10月29日，英伟达市值突破5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5.6万亿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更重要的是，这距英伟达达到4万亿美元市值只经过了短短133天。美股“七姐妹”总市值更是逼近22万亿美元，超过美国GDP的70%。

与日趋蓬勃的AI投资浪潮相伴随的，是社会各界对于所谓“右翼加速主义”思潮的关注。其中，不乏声音认为硅谷科技右翼是“孤岛先锋主义”的代言人，是导致美国诸多社会问题出现的黑暗力量。

本文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科技右翼的思想主张，尤其是通过将科技右翼的崛起置于美国政治发展的背景下进行分析，试图理解科技右翼为何如此有影响力。

对我国来说，一味批判科技右翼并不可取，应当本着务实态度来看待其探索实践，从中吸取有利于改善我国治理的要素。正如作者所说，在审视科技右翼的思想时，应当坚持“以我为主、因地制宜”的原则，在关键环节引入其制度效率经验（如快速审批机制、风险容忍型拨款机制等），但在整体国家治理逻辑上维持对公共性、法治性与政治主导权的稳定掌握。

科技右翼何以

成为有影响力的思潮？

美国民主曾长期被自我叙述为“人类自由的灯塔”，其理想深植于社会大众对于主流民主价值观的认同。正如罗伯特·肯尼迪所言：“美国民主理应成为世界的典范”（American democracy is supposed to be the paradigm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这一宣言浓缩了整个20世纪美国所构建的制度自信。然而，虽然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长期以来被视为美国政治体制的基石和国家认同的核心，但近年来，多种因素确实表明其主流共识正面临严峻挑战：部分右翼民粹主义者批评自由民主过于“软弱”、“低效”，被“精英”或“全球主义者”操控，无法代表“真正的人民”；而部分左翼批评者则认为现有民主制度被资本和特权阶层俘获，未能实现真正的经济和社会平等，需要进行更为激进的民主改革。

在21世纪初的技术变革背景下，一种被称为“科技右翼”（Techno—Right）的治理思潮逐渐在硅谷、风险投资圈与部分思想界兴起。该群体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联盟，而是围绕技术效率、市场自由与反官僚倾向形成的跨界意识形态网络。其核心成员与代表性人物包括：风险投资人兼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特斯拉与SpaceX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区块链倡导者兼21.co（现Earn.com）创始人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思想家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笔名Mencius Moldbug）以及网景（Netscape）联合创始人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等。

风险投资人兼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接受专访现场

（图源：Getty Images）

科技右翼思潮普遍对现有民主制度在技术治理中的响应能力表示质疑，主张以技术理性、精英主导与去中心化协议机制来替代传统公共治理过程。部分代表性观点主张“国家应像公司一样运行”，通过高效决策、平台式结构与执行优先的方式来提升治理能力。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指出，该思潮在削弱公共性、弱化平等原则的同时，试图构建一种“去民主化的高技术治理秩序”，形成对现有制度模式的深刻挑战。这一治理观的兴起不仅反映出技术精英对“民主失灵”的焦虑，也构成当前美国社会围绕国家治理与科技发展路径分歧的重要思想背景。

科技右翼的基本主张和实践

尽管诸多分析将彼得·蒂尔、埃隆·马斯克、马克·安德里森等技术精英归类为“科技右翼”或“硅谷科技右翼”，但我们必须承认，“科技右翼”并非是一个外延清晰的概念，代表人物也并未在所有议题上达成共识。我们仅就其中共识程度较高的主张进行介绍，并遵循对美国社会问题的“诊断”“病因”和“药方”的脉络逐一呈现。

第一，在对美国社会问题的“诊断”上，反思“创新繁荣”，科技右翼认为科技停滞是美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尽管在全球舆论中，美国仍被广泛视为科技创新的领导者，尤其以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数字平台与消费级应用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但这一“创新繁荣”的表象背后，实际上正出现日益显著的内部反思与认知分歧。近年来，包括彼得·蒂尔、埃隆·马斯克和马克·安德里森在内的硅谷技术与资本精英，开始对美国科技发展的实质路径提出强烈质疑。他们认为，当下所谓的“科技进步”过度集中于轻量级的商业应用与金融工程，例如社交媒体、移动应用与算法优化工具，而在那些真正具有工程性、基础性与结构性影响的技术领域——如先进制造、新能源、尖端交通与生物科技——却鲜有突破，甚至出现长期滞后。

彼得·蒂尔将这一趋势概括为“科技停滞”（Technological Stagnation），并视其为美国当代深层社会危机的根源之一。他曾尖锐指出，“我们本该拥有飞行汽车，却只得到了140字（编者注：推特推文的字数限制）。”这句广为流传的表述，直指硅谷在过去几十年中过于聚焦于快速变现的数字化产品，而忽视了深层次科技变革所需的长期投入与制度保障。从时间维度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除信息技术与金融服务以外的多个关键领域缺乏具有系统影响力的技术突破，科技进步的广度与速度出现显著放缓，逐渐演变为影响经济结构、社会分配乃至国家治理的系统性挑战。

第二，在“病因”上，科技右翼认为民主和既有建制阻碍创新。彼得·蒂尔指出，技术创新本质上需要集中决策、高风险资本投入与长期制度承诺，而当前的民主治理结构却在多个层面对这些要素构成阻碍。彼得·蒂尔认为，美国当前的科技停滞并非源于资源短缺或人才匮乏，而是制度性失能的结果。一方面，决策层普遍将技术发展视为“统计概率问题”，即相信市场会自然选出赢家，忽视政府在科研方向选择与路径依赖中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内部缺乏对复杂科技体系的理解，导致政策滞后与治理盲区频发，进一步削弱对基础科研和深层创新的扶持能力。首先，美国政府在国家层面缺乏系统性的技术战略与产业前瞻机制，科研资源配置碎片化且严重政治化，联邦拨款往往受限于短期选举周期和行政轮替，难以支持跨代际、跨部门的重大科研工程。其次，创新型企业和研发机构普遍面临复杂冗长的审批流程和监管限制，使得科研效率大幅下降，原本依赖政府推动的“大科学计划”（Big Science）缺乏制度保障与政策激励。

彼得·蒂尔指出，“科学的政治化”正系统性地削弱科研生态的活力。在他看来，美国当前的科研资助机制深受“分权—审批—民主透明”逻辑的制约，使得科学决策在落实前必须经过冗长的程序通道，易受环保团体、行业利益组织、道德审查委员会、专家小组乃至公众舆论的多重干预，极大延缓了前沿技术的推进节奏。这种制度设计原意在于保障公共责任和多方监督，但在高度不确定与试错密集的技术创新领域，却转化为阻力妨碍科技发展。在当前科研体系中，若干关键制度性安排——如同行评审制、审慎拨款机制、伦理风险防范程序等——往往被科技右翼视为突破性研究的重要障碍。

马斯克对此表达了更为直接的批判。他多次公开指出，美国政府在推进关键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方面“效率低下、执行力崩溃”，甚至成为技术发展的“系统性阻力”。他以NASA与SpaceX的对比为例，批评联邦太空机构在流程审批、安全冗余和合同采购中“被官僚体制彻底拖垮”，而真正实现火箭重复使用、打破成本瓶颈的却是由私人公司主导、扁平化决策的民间体系。在其收购Twitter（现为X）后，他更直接地将民主机制批评为“效率灾难”，并在产品治理与内容管理上全面排除传统的专家委员会与用户代表制度，转向创始人集权式的“快速部署—用户反馈”模式。

马斯克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交流，当时其担任美国政府效率部特别政府雇员（图源：纽约时报）

总体来看，科技右翼普遍认为，美国当前制度已无法为颠覆性技术变革提供有效途径。在他们看来，科技发展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治理结构的问题：民主政治以过程为导向、以协商为前提，而技术进步则需要方向明确、资源集中与高执行力。这一冲突使得“自由”与“进步”在当前体制下发生冲突，也促使科技右翼思考：是否需要一种超越传统民主框架的“技术治理新秩序”。

第三，在“药方”上，主张广泛的体制改革，从“去官僚化、去中心化、去安全性优先”的治理体制到确立“科技主权”。面对现有科研体系中程序繁杂、效率低下、资源错配等结构性问题，以彼得·蒂尔、帕特里克·科里森（Patrick Collison，Stripe联合创始人）等人为代表的“科技右翼”开始在制度边界之外推进一系列实验性改革，试图构建更贴合高风险技术创新逻辑的科研资助模式。这些实践体现了他们对“去官僚化、去中心化、去安全性优先”的科研治理理想的追求。在他们看来，真正支持科技进步的体制应当重构决策机制，使之能容忍失败、缩短反应周期、优先支持青年实验者，并最大限度削弱政治干预与程序成本。否则，即便资本充足、人才充沛，科技本身的潜能也将被制度性摩擦持续消耗殆尽。相应的实践包括：

发起Fast Grants：

缩短资助反应周期

由帕特里克·科里森与生物学家泰勒·科文（Tyler Cowen）等人联合发起的Fast Grants 项目，最初诞生于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其核心理念是：在关键时刻，科学资金的反应速度本身就是科研效率的决定性变量。该项目摒弃传统科研拨款需历经数月评审的流程，采用“申请表+专家快审”机制，在48小时内就能决定是否资助某项研究计划，单项资助金额通常在1万至50万美元之间，支持范围涵盖病毒检测、疫苗开发、基础实验设计等高不确定性项目。Fast Grants背后体现的是科技右翼对“理性”的反思：即传统科研制度为确保公正与责任，引入多重审查与共识机制，但这也往往使制度在面对新问题时动作迟缓，错失窗口。而在科里森看来，快速、小额、分散但广覆盖的科研资助形式，反而更贴近科学真实运行过程中的“试错—反馈—再设计”路径。

创立蒂尔奖学金（Thiel Fellowship）：

绕开学历制度的人才培养

另一项标志性实验是由彼得·蒂尔于2011年创立的蒂尔奖学金（Thiel Fellowship），其宗旨是鼓励年轻人跳出学术轨道，在现实中直接从事创业或技术研发。该项目每年资助20名以下的18至22岁青年，每人可获得10万美元资金、导师资源与网络支持，而不要求其拥有大学学历或学术成果。该计划的核心前提是：当前高等教育体系对真正的创新者形成抑制，其课程、评审与认证机制过于线性与保守，不适合激发真正具有颠覆潜质的想法。蒂尔奖学金不仅是一种资助模式，也是一种治理理念的表达：即技术发展的制度基础不应是体制内的学历认证与同行共识，而应是少数具有洞察力与意志力的个体推动系统性突破。这种“个体主权和去制度”的设计正体现了科技右翼“反学院化、反资历主义”的思潮。

彼得·蒂尔2012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论坛上发表讲话，五名哈佛学生获得了蒂尔奖学金的资助，用于支持他们的创业项目（图源：www.thecrimson.com）

随着对现有科研体系与技术发展结构性阻碍的批判不断深化，部分科技右翼思想家和实践者将改革的关注点进一步推向国家治理层级，提出一系列替代性主权与治理架构的构想，即构建科技主权。他们普遍认为，当前的民族国家与代议民主体制在根本上已无法承载高度复杂、技术驱动的未来社会形态，需通过制度重构寻找适应性更强的治理框架。从长期来看，彼得·蒂尔和马斯克一样，对于美国的政府结构感到失望。彼得·蒂尔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拥护人曾直言：“我不再相信民主和自由能够共存。”于是他将现在的内政的混乱和民主低效看作一个契机，试图通过某种全新的，在未曾尝试的科技领域内摆脱政治干扰。这些构想以“协议即制度”为核心理念，试图超越传统民主政体所面临的合法性与效率困境。这些主张包括：

网络国家（Network State）：

去领土化的主权构想

由硅谷技术哲学家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提出的“网络国家”（The Network State）构想，是当前科技右翼在国家层级制度替代方面最具系统性的尝试。该模型设想通过去中心化平台、链上身份认证、数字社区共识与经济协作机制，建立一种先有网络共识、后有物理领地的主权新模式。巴拉吉·斯里尼瓦桑主张，未来的治理共同体将不再依赖领土、民族或宪法契约，而是由一群全球分布、价值趋同的数字公民基于区块链协议共同治理的“协议型国家”。在网络国家的设想中，治理的基本单位不再依赖传统政府机构，而是通过数字身份系统与智能合约来实现社会共识的认证与执行，确保治理过程的透明性与自动化。同时，公共服务的供给不再由官僚体系主导，而是由技术平台直接提供，强调效率优先与用户体验导向。更为关键的是，这一体系赋予公民“退出权”，即个体可以在不依赖选举或集体决策的前提下，自主选择离开不满意的治理单元，并自由迁移至其他更符合自身价值观的网络国家，以制度竞争取代传统的制度锁定。

协议治理：

将制度转化为可执行的软件逻辑

“协议治理”（Protocol Governance）是科技右翼在国家治理和系统重构层面提出的一种创新理念，其核心在于把制度规则编码为智能合约与治理协议，通过算法自动执行来替代传统的立法与行政流程，从而实现制度透明、响应敏捷、权限可追溯这一新范式。它主张治理结构的演变应由协议本身进行更新，而非依赖复杂的政治协商与程序冗余。

在这一模式下，民主机制中的“议会—法规—执行”链条被替代为“共识机制—协议条款—节点自动执行”的逻辑。公共政策、新规制定乃至预算分配，都可以在链上由代币持有者投票决定，由智能合约执行决议，以几乎零信任的方式保证制度落地。治理结构不再依赖代表制协商，而依赖代码更新和用户投票机制。在具体项目层面，如以太坊的治理提案（EIP）和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中的“on-chain voting”（链上投票）意义重大，用户通过代币投票参与协议升级。彼得·蒂尔、马克·安德里森等人则从资本视角出发认为：协议治理提供了一种高效率、低信任成本的“制度即服务”模型（Governance-as-a-Service），可为未来技术城市、企业联盟甚至主权单位提供新一代治理基础设施。

科技右翼在美国的影响

科技右翼，尤其以彼得·蒂尔为代表的思想阵营，始终对美国当前所奉行的“程序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表达强烈质疑。他们认为，现代民主制度过度依赖协商、监督与合法性程序，导致政府治理能力被稀释，决策周期被拉长，技术战略性遭受根本性削弱。这一制度逻辑尤其与技术创新对快速响应和高风险容忍的需求相悖。彼得·蒂尔曾公开宣称“不再相信自由与民主能够共存”，从根本上质疑代议制政府能否有效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深度技术时代。在科技右翼的制度观中，广泛参与和程序正义并不等于有效治理，真正的制度设计应当赋予“能行动的人”更多授权，而非将决策过程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

推进其制度批判的同时，科技右翼阵营也正在通过多元路径构建起一套具备实际运作能力的“治理替代网络”，涵盖政治、传播与资本三个关键层面。在政治维度，彼得·蒂尔等人长期资助具有技术民族主义色彩的保守派候选人，例如J.D.万斯（J.D. Vance）和布雷克·馬斯特斯（Blake Masters），不仅帮助这些人物在选举中赢得影响力，也推动共和党右翼意识形态从传统的“自由市场与社会保守”的模式，逐步转向一种结合技术精英主义与国家竞争逻辑的新型政治立场。在传播维度，科技右翼积极利用Substack、X（原Twitter）、The Free Press等去主流化媒体平台，塑造“失败的民主体制vs去中心化协议文明”的叙事框架，试图在公共舆论场上打破既有学术与媒体共识，对体制、学术机构、大学与政府监管进行解构。在资本维度，该阵营通过风险资本与创始网络，投资并孵化了一系列涉及军事技术、数字身份、治理协议与空间主权的新型项目，例如Palantir（国家安全数据）、Anduril（自动化防御）、Seasteading（海上自治）与Blue Frontiers（浮动城市）等，构建起一套绕过传统主权国家的“平行制度基础设施”。这三重路径共同指向一个战略意图：不再等待体制改革自上而下发生，而是以资本与协议为工具，主动创造可以承载新制度想象的空间与机制。

2025年1月20日，JD·万斯在妻子陪同下于华盛顿美国国会大厦宣誓就职（图源：美联社）

这一趋势表明，科技右翼的影响力已不止于批判层面，而是在试图构建一套绕过传统制度系统的、可运行的平行治理生态。尽管这种秩序尚处边缘，但其思想渗透与实验规模正在加速，并与当前美国部分社会群体对“民主制度失效”的不满情绪形成力量。

对我国的启示：

制度创新与本土治理的平衡

科技右翼围绕“科技停滞”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治理思路，确实为当前全球范围内探索技术发展与制度创新的联动机制提供了重要启发。从科研拨款机制改革（如Fast Grants）、人才培养制度突破（如Thiel Fellowship），到去中心化治理架构的构想，这些方案共同强调的“反官僚、重执行、快试错、高容错”思维，对于优化我国科研体制、释放创新活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特别是在支持高风险前沿研究、激发青年科技人才潜能、提升科研投入效率等方面，部分思路值得结合中国国情试点引入。

然而，也需警惕将科技右翼的制度理想直接移植至中国社会治理框架中的风险与误区：首先，科技右翼强调“制度退出权”和对公共治理的市场替代倾向，与我国强调集体主义、公平共享和整体制度稳定性的治理目标存在本质差异。例如“网络国家”所倡导的“算法治理即主权”理念，若在未经制度监管的前提下引入，可能引发平台主导的“治理割据”局面，削弱国家在技术主权、价值导向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整体协调能力。其次，其精英主义与“去福利”导向亦与中国注重民生普惠与共同富裕的社会政策目标存在分歧。科技右翼倾向主张将资源集中用于“有突破潜力的个体”而非普遍资助，这一逻辑在特定领域可激发人才，但若在更广泛科研拨款机制中推行，可能加剧科研资源分化与群体不满情绪。第三，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协议治理所追求的低信任、自动执行逻辑尚难替代中国当前治理体系中的法治与政治领导结构。制度自动化并不能解决公共治理中的价值冲突与多元诉求，反而可能削弱政治系统中必要的统筹与弹性空间。

因此，在审视科技右翼的思想主张时，应当坚持“以我为主、因地制宜”的原则，在关键环节引入其制度效率经验（如快速审批机制、风险容忍型拨款机制等），但在整体国家治理逻辑上维持对公共性、法治性与政治主导权的稳定掌握。

*本文内容选自IIA旗舰产品《社会问题与改革参考》。

本文作者

刘斐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

王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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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周宇笛 

排版 | 詹蕴第 

初审 | 王希圣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