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认罪认罚制度，是公检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一项制度

#多位民营企业家改判无罪#  虽然觉得聊这个话题，对我不一定有什么好处，但不吐不快，还是聊几句。不一定都对，仅供参考。

本质上不是要不要在一些个案中，是否改判几位民营企业家无罪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刑事诉讼流程，存在很大的偏差。

我最早是做民商事案件起家的，早些年做了大量的民商事案件。民商事案件做惯之后，如果再去接触刑事案件，会有种恍惚的感觉。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前天刷到一个刑辩律师的视频，吐槽说，她在办理一起刑事案件的过程中（这个案件已经到了检察院的审查起诉阶段），由于她跟当事人核对了证据材料，被检察官知道了，检察官说要投诉她。

理由是，检察官认为，她不应该把证据材料，告诉当事人。

这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说，在一起民商事案件中，原告要起诉被告，但是说证据材料不能给被告看。

谁给被告看，便要投诉谁。

在任何一起民商事案件中，如果原告想要起诉被告，都需要提前把证据材料，给到被告，由被告做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审阅和答辩，或者也可以叫挑刺。

这是基本流程。

如果你不提前给，而是在开庭时搞证据突袭，对方可以主张一定时间的质证期限，说你这个证据没有提前交，才刚给，我来不及核实，需要回去再核实，等等。有些法官看到原告搞证据突袭，会明显表现出不悦，因为这会导致庭审延期，存在浪费法官时间的嫌疑。

但是在刑事诉讼流程中，居然还可以因为这件事，威胁说去投诉律师。

刑事诉讼的整套规则，基本是偏向公检机关的。

这种偏向，有的是法律直接规定的，有的是公检机关在实操中把控的。

比如，对于上面提到的例子，其实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自从案件到了检察院的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可以跟当事人核对证据。不然的话，如果被告人连证据是什么，都不知道，开庭的时候，怎么答辩呢？

但是，人家照样说要投诉律师。

人家是体制内单位，如果向司法局发个函，律师可能便会陷入麻烦。

因为律师的律师证，是司法局管的。

这便是所谓实操中把控。

一个刑事案件，自从公安介入侦查开始，案件双方便处在一种非常不对等的状态。

公安的权限非常大。

换句话说，只要公安认为办案需要，想查，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透明的。

现在是电子化信息时代，所有的行为都会有痕迹，包括路上有各种摄像头，只要公安认为办案需要，想要调取，所有的痕迹和监控摄像，都可以被调取到。

公安也可以合法的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拘留最高长达37天。

即便公安已经有了如此大的权力，还有下面两个神助攻：

第一，认罪认罚制度。

认罪认罚制度，是中国学习英美辩诉交易制度的一个东施效颦产物（直言不讳说了哈）。

英美法系下的辩诉交易制度，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是否长期羁押的决定权，不在公检机关手里，而在法官手里。

2、是否作出保释的决定权，不在公检机关手里，而在法官手里。

3、法官跟公检机关属于两套不同体系，法官独立于他们，即所谓的司法独立。

4、在当事人认罪、辩诉交易达成后，法官会对辩诉交易内容进行实质审查，如果认为有问题，会进行驳回。

5、在辩诉交易达成后，当事人如果认为不公，在没有进入审判程序之前，也可以自行反悔。反悔之后，原辩诉交易内容不再算数，案件进入陪审团审理阶段，由12个路人，对这个案件从头开始审理。

但中国的认罪认罚制度，居留权在公安，逮捕权在检察院，是否同意取保（即保释）的决定权，在公检机关。公检法三家，都属于体制内单位。一旦嫌犯认罪，证据基本锁死，实操中翻案的可能性，不断趋向于零。

相当于说，中国的认罪认罚制度，是公检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一项制度。

这跟英美法系项下的辩诉交易制度，相差甚远。

很多案件的当事人，被公安拘留后，公安除了对案发经过做一些审讯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目标，便是让嫌犯认罪。如果获得了认罪笔录，公安基本便可以把案件，移送到检察院了。

有些人看到这儿，可能会想，如果我觉得自己冤枉，坚持不认罪，不就好了嘛。

这便是下面要讲到的第二点神助攻。

第二，有些看守所条件，相对很差。

被公安拘留后，是被送到看守所，不是送到监狱。

监狱，是在一个人被法院判决有罪后，才会被移送的地方。在没有被法院判决有罪之前，一般是送到看守所。

但在实践中，各地看守所的条件不一，有些看守所条件，相对很差。

具体怎么差，不说了，你可以自己在网上搜。

有些人实在受不了看守所的条件，想要取保，便认罪了。如果不认罪，实操中很多地方公安一般不会倾向于同意给你办取保，那只能在里边待着。

而且，你在里边待的时间越长，从实操中来讲，被定罪判刑的可能性，越大。

因为还有一个错案责任追究制，在后边等着。

如果公检机关把你关了半年或一年，最后却被判定无罪，则相当于关错了，办案机关要承担错案责任。

所以到了实操中，出现一件奇怪的事。

如果你不认罪，则不太容易获得取保机会，被关押的时间可能会很长（如果检察院批捕的话），但关押时间越长，则最终被定罪的几率越大。如果你认罪了，则证据锁死，最终大概率也会被定罪。

这个双重闭环，让潜在错案的纠正，变得相当困难。

讲完公安这个环节，接下来讲一下检察院。

检察院最早实行的是捕诉分离制度，即检察院内部批准逮捕的部门，和提起公诉的部门，属于两个部门。但后来，检察院内部进行改革，把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的部门，进行了合并，叫捕诉合一。

捕诉合一制度，在实操中带来了一个问题。

我前边讲到，公安拘留一个人的最长时间，是37天。在这37天内，前30天完全在公安阶段，后7天，属于公安报给检察院，让检察院决定是否批捕的阶段。

也就是说，办理案件的检察官，只有7天时间，作出是否逮捕的决定。

大家注意哈，是7个自然日，不是7个工作日。

如果检察官在周六日选择休息的话，则相当于只有5天时间。

5-7天时间，对于一个事实比较简单，证据比较充分的案件来讲，可能是足够了，但是对于一个事实比较复杂、证据闭环不太充分的案件来讲，不一定够。

但是，检察官只有这5-7天时间。

一旦检察官作出了逮捕决定，则即便在后续的补充侦查中，发现这个案件可能存在疑点，这个检察官也不一定会推翻自己原先的决定，甚至可能继续往下提起公诉。

因为在捕诉合一制度下，提起公诉的决定，可能还是这个人作出的。

自己打自己脸，太难了。这不是善恶问题，而是人性问题，何况在自己打自己脸之后，还要背错案责任。

而在检察院作出决定后，如果法院认为案件有问题，办案法官坚持不愿意按照检察院意见判案的话，检察院还有大招：

根据法律规定，检察院对法院有抗诉监督功能。

大家是否记得#继父强奸案时隔10年无罪改判8年# 这个案件。在这个案件中，法院认为无罪，但检察院认为有罪。在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后，检察院不断抗诉，最终促使法院将案件改判为有罪。

所以，有的刑辩律师时不时在网上吐槽，觉得输了官司后（认为是冤案），自己内心意难平，或者吐槽法院，说你辩你的，我判我的，等等。

大家可以去看，民商事案件的律师，有在网上经常吐槽这些的吗？

很少。

因为在民商事案件领域（除了离婚案件存在和稀泥之外），证据规则起到了很强的作用。对于一个办案经验比较丰富的律师来讲，在看了全部证据之后，一个案件到底是赢还是输，以及风险点在哪儿、有多大等，内心基本会有个大致判断。

当然，以上所讲，还只是属于在规则范围内允许的事情。

像在#男子遭多次刑讯逼供后死亡11人被判刑# 这个案件中，当事人直接被公安办案人员，给打死了。

所以，能否挽回民营企业家对法治的信心，不是说拿几个改判无罪的案件出来，便可以做到的。

这涉及到对整个刑事诉讼流程的完善。

至少，是不是要对标民商事案件的审理。

对于公检机关来讲，他们基本类似于民商事案件中的原告。如果他们在已然拥有如此之大权限的情况下，还觉得不够的话，那么请问，民商事案件中的原告，怎么活？

因为民商事案件中的原告，几乎什么权限都没有，且在民商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非常重物证，而轻口供或证人证言。

接下来聊一下，既然这套规则的倾斜度，如此之高，那么，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制度？

这便涉及到，在中国的立法过程中，较为特殊的部门立法问题。

我对这个话题，也比较了解。

因为我最早的时候，干过立法工作。

中国的人大是虚的（我直说了哈），很多法律的起草、制定、推动等，背后有政府行政机关的影子。由于没有民意代表的深度参与、制衡，很多法律条文最终长什么样，可能会跟相关政府行政部门的意见，关系很大。

比如，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是当年农业部推动了很多年，才被推入到全国人大立法议程的。

而在刑事诉讼领域，公检机关的意见，很重要。

公检机关是刑事案件的办案单位，他们会不断加入自己的办案利益，到这些法律规则中。

部门立法的存在，导致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即很多政府官员，哪怕当到了一官半职，比如在某个部委里，当到了司局长级别，也是没有完全的安全感，甚至可能因为某些事情而感到焦虑。

因为他只是在他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有较多的话语权，但一旦出了他的一亩三分地，到了别人的地盘，他也很弱势。

比如，虽然公检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有很多话语权，但如果办案人员的小孩想要上个好点的学校，他可能也要去求教育局的人。

如果每个部门都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不是规则的完全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则最终的结局，便是大家要互相求来求去。

基于这样的利益冲动，在早些年，各种老乡会、同学会、秘书会等，应运而生。

这样的关系结交，放到古代语境下，叫“朋党”。

到了当下的县城，叫县城婆罗门。

虽然后来严厉禁止搞这类关系结交，但是，政策传递有个递减效应，即离这条禁令最近的人，会受到严格管控，但是离这条禁令越来越远的人，受到的管控会越来越少。

由于县城“山高皇帝远”，即便到了今天，县城婆罗门这个词，也能时常被听到。

而且，禁令只能制止表象，无法禁止基于利益冲动而产生的结交关联。

县城婆罗门的存在，导致地方利益不断固化，在某种程度上又损害了执政基础。

但如果想要破除掉这种利益关联冲动，则需要破除部门立法。而如果想要完全破除部门立法，则需要引入外部制衡力量（光靠自己制衡自己，很难，这是人性），而在引入外部制衡力量后，又会改变执政方式。

这个悖论，导致即便身为最高司法机关，也只能是发布几个改判无罪的案例，缝缝补补过年，希望能借此挽回民营企业家对法治的信心，即便效果可能微不足道。

因为前两年一些地方搞的远洋捕捞异地趋利性执法，把一众民营企业家，吓的是瑟瑟发抖，仅靠几个无罪案例，很难完全挽回他们对法治的信心。

而民营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生产的功能。

有些人把民营企业家，简单归结为资本家，这个不太对。

严格来讲，他们兼具生产和剥削的双重属性。如果无法挽回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整个社会的生产属性，会遭到削弱。

而到底是生产属性更多，还是剥削属性更多，要看他们跟企业员工之间的利益，如何分配。

假设一个企业，挣了10元钱，老板留3元，剩下7元给员工们都给分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老板的剥削属性较弱，生产属性较强。

因为他投资出钱，搞企业，组织生产，负责销售，招聘员工，操心一大堆事，最后把大头给员工们分了，自己只是拿了小头，在这种情况下，明显属于生产属性较强，剥削属性较弱。

但如果这个老板，把其中8元钱都留给了自己，只把2元钱给员工，则明显属于剥削属性较强，生产属性偏弱。

而一个老板，到底是生产属性更多，还是剥削属性更多，除了老板自身的道德素养之外，主要是跟经济的好坏，以及由此形成的劳资博弈有关。

比如，在疫情之前，有段时间经济相对火热。由于项目多，投资多，业务多，有些企业招人是要靠抢的。如果你不抢，应聘者转身就跑到别的企业入职了。

不但如此，每跳一次槽，员工都会要求涨工资。

如果企业不愿意给涨工资，则企业便不容易招到人。

但如果经济变差，岗位供给数量变少，而求职人员变多，员工能够博弈到的利益，便变少了。

所以，非法治的远洋捕捞异地趋利执法行为，最终会损害底层牛马的利益，让他们在劳资市场上的博弈能力，不断变小。

如果牛马们反过来还要去“绞杀”企业家，说他们都是资本家，不断批判他们，则估计这些企业家恨不得要坐风火轮往外跑了。到时候，牛马们在劳资市场上的博弈能力，不断减弱，最终会发现，剩下的岗位，钱越来越少，活越来越多，且老板一副爱干就干，不干有的是人干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