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教育史奇迹！实现十几亿人口的全民教育有多难？【激荡番外篇·基础教育 上】
大象放映室官方账号作者 | 柯蛙
来源 | 大象放映室
穷到粉笔都没有，却在短短十几年间让数亿孩子免费上学，这场“地狱难度”的义务教育普及战，中国打得有多艰难？
《激荡四十年》系列中，我们很多期都提到过教育的发展历程，但受编年史的体裁限制，呈现的都是局部信息不够全面系统，所以今天开启一个小系列，专门探讨一下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教育问题。
按照不同阶段和特性，这个系列分为三大类：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
其中基础教育分为两期来讲，今天第一期主要讲我们如何在极限条件下普及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九年义务教育，这是改革开放后最艰难的奇迹之一。
一.教育有多重要？
要理解国家普及义务教育的决心，首先需要理解教育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多重要？
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国度之一，从公元元年以来的两千年中，90% 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首位。一直到 18 世纪中期，英国率先用蒸汽机代替人力畜力，但中国错过了这第一次工业革命。19 世纪中期，以德美为首的国家，用电力和内燃机代替蒸汽机，中国又错过了这第二次工业革命。再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因为承接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转移，正快速崛起，而新中国当时深陷文革泥潭，再一次，痛失机遇。
前两次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追赶，底层推动力都是科学技术的大爆发，而第三次，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则是因为他们承接了科学技术的快速转移。
所以，中国两千年国运由兴到衰的根本，是技术的落后。而诞生技术的土壤，以及特别是技术诞生后的大规模普及和应用，核心，都是教育。
没有教育，技术诞生不了，诞生了也普及和应用不了。
所以，西方国家的崛起，一面是残酷的殖民掠夺和从战争中获利；一面就是技术爆发带来的生产力革命。同时，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全都非常重视教育。
19 世纪中后期，德、英、法、美、日等工业化国家就纷纷以立法形式普及义务教育，特别是日本。《马关条约》中清政府赔了 2.3 亿两白银，比当时日本三年的财政收入之和还多。而日本拿着这 2.3 亿两中的 60%，扩充了陆军和海军，用于继续发动战争；1000 万两用于大力发展教育。日本国土面积仅 30 多万平方公里，而且地震频发，自然资源也很匮乏，却成为了世界前列的经济强国，教育的普及，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后发国家中，新加坡就更是如此。国土面积只有700 多平方公里，小于中国的大部分县城，但人均 GDP 世界领先，教育的作用功不可没。
所以，教育对一国发展的推动力，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
二.回望来时路
在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我们是世界头号“文盲大国”。全国 80% 以上是文盲，在农村，95％以上是文盲。很多地方十里八村找不出一个识字的人，教育水平落后欧美日这些国家 100 年。
之后我们大力兴办学校，拼命扫盲，将全国人口的文化普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到1978 年，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了 94%，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
但之前一场文革，严重损害了整个教育系统，导致教学质量很低。而且，当时全国还有接近 2.5 亿文盲，在少青壮年群体中，文盲半文盲比例达到 30%-40%，部分边远山区甚至超过 50%。青壮年是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不识字，意味着种田不认识农药化肥的名字，出去打工不认识车站路牌，可以说寸步难行，国家还怎么走向现代化？
所以改革开放后，我国基础教育面临的两件刻不容缓的大事是：第一，如何扫除青壮年文盲？第二，为了防止新文盲出现，如何普及小学教育？在这两步完成之后，第三是，如何进一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然后再是，如何将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转向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
1978 年 11 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扫除文盲的指示》。继五六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之后，又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扫盲运动在全国展开。
1979 年冬和 1980 年春，参加学习的农民有 1978 万余人，其中扫盲班学员 1236 万余人。许多省份推行扫盲 “责任制”：乡镇政府负责组织群众入学，解决办学条件；学校和教师负责教学脱盲；扫盲专职干部负责检查和督促。一时间，全国上下 “夫教妻”、“子教父”，“有文化的都来教，没文化的都来学”。
扫盲的同时，另一个任务，是为了堵截新文盲的产生，全面普及小学教育。想法虽好，但推进起来却举步维艰。
一是要修补被文革严重冲击的教育系统，组建教师队伍；二是经费问题，要在当时如此落后的经济条件下，承载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教育，困难程度堪称地狱级。
当时我们有多落后呢？70 年代末，教育部曾组建调查组，兵分几路到全国调研，结果触目惊心：
全国中小学危房率 17%，超过两亿平方米。如果按每个学生占有 5 平方米校舍计算，全国有 4000 万学生的生命每日每时都在受到死亡的威胁！据不完全估计，当时全国死伤于校舍倒塌的学生每年都在千人以上。
——《教育大国的崛起 1978-2008》
而调查的结论是，以当时国家每年能够拨出用于校舍改造的款项计算，要完成全国的危房改造，需要100 年以上。
人口大省山东，危房占了全省校舍的一半。许多学校甚至就没有校舍，夏天在树荫下上课，冬天在太阳底下上课，被称为“影子学校”。
广西在1988 年的情况是，许多校舍是明清时代的破庙宇和新中国成立前的老祠堂，还有 50 多万师生在 “大跃进” 年代的牛栏、猪圈里上课，每年有一两百名学生伤亡于校舍倒塌。
就像当时广为流传的顺口溜一样，很多学校“有砖不过千，有门没法关，有窗垒着砖，有顶漏着天。” 而这，还只是最基础的校舍问题。一些学校里连桌椅板凳也没有，甚至连一盒粉笔都十分金贵，农村 80 后们一定都捡过粉笔头。
难关重重，举步维艰，但如果忽视了教育，走向现代化就无从谈起。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但没有降低基础教育的目标，反而提出了更高的目标——从普及小学教育提升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三.“普九”有多难？
1985 年，中央发布了一个重磅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基于当时我们的基本国情，文件起草过程中，有个问题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就是我们要不要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现在提，是不是过早？
当时全国还有2.3 亿文盲、半文盲，不少地方的初等教育还没有普及，巩固率、合格率都很低，很多人担心提了实现不了，不如暂先不提。
情况也的确如此。起草文件前，中央又派人到全国各地调查。据当时参与调研的人士回忆：
到青海调查时，调查人员走进一所学校的教室，小学生全体站立，热闹地鼓掌欢迎，经久不息。调查组请同学们坐下，都不坐，一看，原来都没有板凳，站着上课。
这次调查后，教育部讨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要多少钱，初步算了算要几千亿，国家拿不出。
所以，文件前四稿都是教育部起草的，这四稿都没有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直到送到中央，中央领导提出，一定要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写进文件，实施过程可以有计划、分步骤。就这样，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被写进了文件。1986 年，又被正式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1992 年，中央首次提出 “到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 “两基”，实现 “两基” 也被定为我国 90 年代的奋斗目标。
目标定下了，但要办好这么大规模的教育，校舍、教学设备、养活庞大的教师队伍，每一项都要钱。而当时国家到处都要建设、到处都要投资，要实现目标谈何容易？怎么办呢？
答案是：依靠地方政府，依靠社会力量，依靠人民。
在1986《义务教育法》颁布后，我国义务教育实行的管理体制是 “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县、乡、村三级办学，以乡为主”。
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当时中央财政非常困难，办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地方负责，特别是由乡镇政府承担绝大部分，主要途径，是向农民征收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这在当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实在太难，一开始，只把目标定在了 “有课桌、无危房” 这样最基本的要求。
在这个过程中，伟大的中国人民，做出了无数感人至深的壮举。
从1979 年到 1992 年 6 月，河南全省发动群众筹措教育经费 102 亿，名列全国第一。基本做到了校舍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桌椅的 “一无两有”，96% 以上的学校还实现了校舍、桌凳、围墙、大门、操场、厕所的 “六配套”。
有人算了笔账，河南人民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单靠国家拨款 50 年才能消灭的中小学危房、70 年才能实现的 “一无两有”、100 年才能做到的 “六配套”。
甘肃会宁县，是穷得出了名的国家级贫困县。县里的原边乡八岔村，一些村民连温饱都成问题，为了让村里的孩子不再每天走十几里山路去外村上学，全村村民拿出盖房、娶媳妇、养老的钱，通过肩挑驴驮，将4000 多立方米的水泥、石头、砖瓦，从山下运到山顶，盖起了八岔村历史上的第一所小学。
湖北省竹溪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1995 年，在大山深处的新洲乡郭家梁子村，村民们为了让孩子搬出危房，决定建一所新学校。但当时村民们几乎一无所有，建校要石头，大家到大山里抡铁锤去凿；要木材，到林子里去伐。
可是砖瓦也没有，村民们只能去山沟里去挖泥巴，再用背篓翻山越岭背回家，各家自己制成砖坯、瓦坯，晾干后，再集中到村部去烧制。
有了砖瓦，村民们又卖粮、卖牲口、卖柴火，凑钱买回钢筋水泥、玻璃油漆。建校的几个月里，几十条硬汉累病了，十几个村民负了伤，但大家毫无怨言，生生用背篓背出了一座崭新的学校。
1993 年 11 月，还是河南，商城县余集乡石板村的唐前程、任前英老夫妇，为了给村里建小学，捐出了自己的寿材。老夫妇和孩子们合影的照片中，石板小学大门两侧写着八个大字：勤奋学习，振兴中华。
四.教育史上的丰碑
还有一位感动中国的老人，叫白方礼。
1986 年，73 岁的白方礼回到沧州老家打算安度晚年，却发现村里不少孩子因贫困辍学。他不顾家人劝阻，当即捐出自己积攒多年的 5000 元养老钱，接着又重操旧业，继续回去蹬三轮车，为贫困学生攒学费。
为了能多攒一些钱，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回家。有一次，年近八十的他，为了挣 60 块钱，连夜蹬了 60 多里地，到家时，已经天亮。为了多拉一趟活，老人风雨无阻，全年无休。有次夏天中暑，直接在三轮车上昏倒；冬天路滑，也不止一次摔进沟里。而每年攒下来的钱，则几乎全部捐出。
1994 年，为了帮助更多的孩子上学，老人卖掉了家乡的两间老屋，又贷了些款，在天津火车站开了一个 8 平米的售货亭，所得利润全部用于支教。1998 年，因为城市拆迁改造，售货亭关闭，老人变卖了所有东西，将仅剩的 2 万元分别捐给了几所学校，之后，以 85 岁的高龄继续出去蹬三轮。
为了省钱，他午饭经常是两个馒头加一瓶白开水，有时候就一点咸菜；衣服、鞋、袜子也都是捡来的。为了方便蹬车，多攒一点钱，后来他索性住进了车站附近的铁皮棚子里。这里夏天温度可达 40 度，冬天滴水成冰，老人在这里睡了六年。睡的床，是两摞砖上面搁一块木板和一件旧大衣；盖的是一套薄被褥。家人给他送来的两套新被褥，他送给了农民工。
2000 年，87 岁的他身体虚弱，再也蹬不动三轮了，就在车站给人看自行车赚钱。2001 年冬天，88 岁的他带病最后一天看完车，清点出饭盒里的角票和硬币共计 521.21 元，又顶着风雪骑了一个多小时的三轮车，到天津市耀华中学，全部捐出。老人对耀华中学的老师说：
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这是我最后的一笔钱……
从1986 年至 2001 年，白方礼老人在风霜雨雪中、烈日骄阳下，蹬了 15 年三轮车，总捐助 35 万元助学款，让 300 个贫困孩子，安稳地坐在了课堂。
2005 年 9 月 23 日，老人因病在天津去世，享年 92 岁。
老人的壮举诠释了什么叫人间大爱，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老人去世后，天津憩园里为他塑起了一座铜像，还有大学生曾专门为他开了一个网站，首页上有一行字：总有一种平凡，让我们泪流满面。
五.钱从哪里来？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力量也都在大力支持着教育的发展。
1989 年，“春蕾计划” 启动，旨在改善贫困家庭女童的教育问题；同一年，“希望工程” 问世，两年后拍摄于安徽省金寨县的 “大眼睛” 女孩著名照片，打动了无数人，也让 “希望工程” 家喻户晓，无数单位和个人纷纷捐款捐物，一座座希望小学挺立在大江南北。
另外，为教育事业解囊相助的，还有无数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据不完全统计，在实施“两基” 的 12 年里，仅福建一省，就收到了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的不断捐资，共计 18.2 亿。
据不完全统计，90 年代，社会为支援教育集资捐资达到 1394 亿。这其中，有企业人士、演艺人员，还有很多像白方礼老人一样能力有限、却大爱无疆的普通人。许多农村老人们捐出棺材钱、养老钱；许多农民们上山挖药材、下水捉鱼虾，或是卖口粮、卖牲口、卖鸡蛋、打零工、扛大包，用省吃俭用凑出来的血汗钱，共同托起祖国的未来。
在社会各界的托举下，八九十年代，“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的标语，传遍每一个村落。
社会力量，是教育经费的一个有力补充，但大头的问题，还是要靠体制改革来完成。
进入新世纪，起初“以乡为主”的责任制，逐渐暴露出了问题。
最直接的就是，乡镇政府和农民的负担过重。特别是1994 年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央的财政得到增强，但县、乡财政进一步减弱，当时全国不同程度出现了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现象，危房改造也举步维艰。
于是中央开始实施一系列“国家教育工程”。比如 1995-2000 年，中央就针对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 拨款专项资金 124.62 亿，用于 568 个国家级贫困县、284 个省级贫困县的危房改造、新建校舍、购买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和桌椅，受益人口 2.5 亿。
但这只是以专项拨款的形式来针对性地扶贫补弱，教育经费的责任主体，还是农民。问题有所缓解，但依然存在。
2000 年，国家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开始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其中就取消了向农民征收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这项改革为农民减轻了负担，但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却进一步扩大，问题，甚至更尖锐了。
2001 年，国家再次改革，把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主体，从之前的 “以乡为主” 变成了 “以县为主”。“以乡为主” 其实就是以农民为主，“以县为主” 则把责任主体变成了政府。所以这次改革，标志着农村义务教育从 “人民教育人民办” 转向了 “人民教育政府办”，拖欠教师工资问题因此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县政府也很穷，这其实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说来说去，根源问题，就是国家穷、综合国力不够，负担不了这么庞大的义务教育规模，但现实就摆在那，必须要解决。
2005 年，中央进一步改革，决定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教育经费实行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担。这等于把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进一步加强，这是一次里程碑意义的大改革，等于把之前主要由农民来承担大部分的办学经费，改为完全由公共财政承担。
所以，从 2006 年开始，国家全面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2007 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覆盖全国；同时，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这也就是著名的 “两免一补”。这项政策，惠及当时 1.5 亿农村学生。
以 “两免一补” 为标志，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体制上落实了，农民的负担，终于减轻了。
回望这一路，要实现这点真的太难。这完全建立在那些年我们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终于能够负担得起的基础上，也由此可见，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从1985 年首次提出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我们的义务教育经费，经历了农民自筹、社会力量资助、中央专项拨款，以及最关键的责任主体变更，到 00 年代初，东部地区终于基本完成了普及。
与此同时，全国扫盲运动也在轰轰烈烈地展开，201年到2004年，全国共扫除文盲803万人，年均扫盲200多万人，青壮年文盲控制在了4%左右。
所以，回到“两基”的总目标，任务之一的“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已经不成问题，东部地区的“普九”也基本完成，而最后一块硬骨头就是，西部地区“普九”。
六.西部攻坚战
这是一场，真正的硬仗。
当时西部地区情况还很严重，到2002 年底，西部还有 410 个县级行政单位没实现 “两基”，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 6.7 年。西部为什么这么慢？因为普及难度太大了。
这场攻坚仗，涉及345 万平方公里、8300 万人口，地方太大、战线太长。其中大部分是贫困县，还有一些是边境县，贫困程度非常深；而且大多是高原荒漠地区，风大高寒、地广人稀，办学成本和就学成本，都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因为习俗和观念问题影响了家长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同时，方言和普通话的双语教学也让招募老师的难度很高。在这里普及义务教育，跟在其他地方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但是难，也得干。
2003 年 12 月 30 日，中央审议通过了一份重要文件 ——《国家西部地区 “两基” 攻坚计划（2004-2007）》。温家宝总理强调，“两基” 攻坚，是 “本届政府的一项重大目标”。
2004 年 2 月 26 日，西部地区 “两基” 攻坚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两基” 攻坚小组组长陈至立在会上作战前总动员：
如果政府不能保证西部地区孩子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就没有履行好应尽的职责，就会愧对历史和人民的重托。
7 月 5 日，一场特殊的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西部地区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郑重签署了 “两基” 攻坚责任书，省长们全部到场，立下军令状，保证务必完成攻坚任务。接下来，往下各级政府层层签署军令状，攻坚县实行政府一把手负责制。
与此同时，中央也针对西部地区发起两项“国家教育工程”，一个是拨款 90 亿，改造了 8.64 万个教学点和 25.2 万个农村小学，让西部农村地区孩子有条件接受远程教育；一个是拨款 100 亿，兴建改建了 6400 所寄宿制学校，缓解了西部 320 万学生上学难问题，之后又累计投入到 300 亿。
另外，就是前面提到的，2006 年，率先在西部农村地区实行 “两免一补”；同一年还设立专项资金，招募高校毕业生到西部 “两基” 攻坚乡任特岗教师，缓解当地教师不足问题。2 年时间内，共有 3.3 万名大学生奔赴西部的 4074 所农村中小学。
除了总揽全局的宏观政策，更有一个也不能少的温情。
独龙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00 年代初，总人口只有 5000 多人。他们生活在滇西北边陲的深山峡谷之中，新中国建立前夕，独龙族同胞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用竹、木工具从事最原始的农业生产，靠采集和渔猎添补家用，靠 “刻木结绳记事，鸟语花开辨时节”。他们没有姓氏、没有族称，也没有准确的年龄，直到 1952 年，周总理征询当地族人意见后，根据他们繁衍生息在独龙江两岸，亲自取名为 “独龙族”。
因为之前几乎与世隔绝，在这里发展教育，简直难如登天。60 年代，只有极少数独龙族孩子能读完小学，而即便被送到了外面的中学，中途辍学的也非常多。
因为语言不通，上课时，老师用汉语讲课以后，首先由会傈僳语的老师向怒族学生翻译，因为怒族学生会听傈僳语，但听不懂汉语，再由会独龙语的怒族学生，向独龙族学生翻译。一个简单的知识点要经过三道翻译后，才能传到独龙族学生那里，学生学起来太费劲，流失率非常高。
所以，除了克服艰苦的办学条件，当时地方干部、校领导和老师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去寻找流失学生。
在独龙江边陡峭的盘山公路上，曾有一群专门寻找和护送学生的干部队伍，他们风餐露宿、啃干粮、喝山泉，找到一个学生就送回学校，学生跑了又找，找到再接着送。有一个班主任曾经一学期24 次外出寻找流失学生，每次都是跋山涉水，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马库村，是独龙江乡最偏僻落后的一个村，之前这里祖祖辈辈没有接受过教育。边防官兵进驻后，带着村民砸石头、伐木材，建起了村里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学校。因为实在太偏僻，没有人愿意到这里来当老师，于是，每年部队都挑选 1 至 2 名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边防官兵，到 “马库警民小学” 义务执教。
子弟兵们在这里义务执教了 40 年，带领这个与世隔绝的原始村落，走向了文明。
2006 年，独龙江地区终于成立了九年一贯制学校，大大提高了独龙族孩子的入学率，也有效控制了辍学率；同时县政府也每年对每个独龙族寄宿学生补助生活费 600 元；社会力量也不断捐资助学，援建综合楼、学生食堂、宿舍楼，改善办学条件。
截至 2007 年 8 月，全乡有九年一贯制学校 1 所、教学点 8 所，适龄儿童入学率 100%，7―12 周岁残疾儿童入学率 100%。
今天，已经有许多独龙族孩子们走出了深山，迈向了广阔世界。
独龙族的故事是“两基” 攻坚的一个缩影，通过大量的资金、政策和人力的投入，2007 年底，陈至立代表国务院郑重宣布：国家西部地区 “两基” 攻坚计划，如期完成！
西部地区 “两基” 人口覆盖率，从 2003 年的 77%，到 2007 年达到了 98%。看起来波澜不惊的数字变化，背后，是一场史诗级的攻坚硬仗。
七.教育的意义
从百年的角度来看，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从千年的角度来看，短时间内，让接受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让全民无差别接受教育，这件事意义有多大？
从1993 年正式提出 “两基” 计划，到 2007 年在全国范围内完成，这 15 年，是我国实现 “两基” 最为关键的时期。占世界人口 1/5 的中国，终于彻底甩掉了世界头号“文盲大国”的帽子，办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义务教育。
这得益于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更离不开，全民的托举。
我们今天可能感受不到，现在习以为常的义务教育，是从农村老人的寿材、农民们的口粮中长出来的，也是从无数像白方礼老人的车轱辘上滚出来的。
而大家如此齐心协力，是因为这个民族，进入现代，被万般蹂躏之后，对贫穷、落后最本能的恐惧，和对知识、最朴素的渴望。
那我们拼尽全力实现的全民教育，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文盲的扫除和小学教育的率先普及，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强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保障，把中国沉重且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可以说，教育，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奇迹的底基，是近几十年来物质大爆发的前提。
而对每一个个体自身而言，教育带来的，则是生命体验的豁然开朗。这听起来可能很虚，但它的重要性，甚至不亚于推动经济发展，它掀起的，是一场数亿人的精神突围。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接受教育始终是极少数人的特权，而全民教育，让更多的人，理解世界的本质，确认人生的意义，舒展蜷缩的灵魂。是教育让我们不只困在此时此地，而是得以和伟大先贤对话，使人生的孤独、困惑，都可以在遥远的时空中找到回声。
因为教育，我们在“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中，认识世界万物的运转；用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慰藉无言的乡愁；“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我们学会敬畏；“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教我们不忘感恩；我们通过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格物致知，学会坚韧；也在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里，确认人生的目标。
在茫然无助时，我们看到“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突然感受到一种泪水快要涌出的孤独；又在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中，感到一种好像被朋友紧紧抱住的巨大暖流，然后获得，一往无前的勇气。
在“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的残酷中，我们感受和平的不易；又在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的悲怆里，体悟到，个体生命与民族命运的关联。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在先贤千百年前的答案中，我们努力学着过好，自己的人生。是“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是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是 “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不止古文，音乐、美术，让我们感受世界的美好；数学、物理，带我们探寻世界的真相。
所以，教育助我们建设社会，而更重要的，可能是帮我们安顿自己，帮我们抵御孤独、困惑、迷茫，也教我们敬畏、善良和勇敢。这就是全民教育，也就是让每一个人无差别接受教育的，最伟大的意义。
当然，义务教育的普及，还远不是基础教育的终点。后面的任务，还有提高教学质量，提升教育公平，以及，从备受诟病的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唯分数论”、“考试机器”，在发展进程中，中国基础教育伴随着太多的争议。这些争议为何诞生？转型之路又有多难？我们下期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