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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丽蓉:东南亚“伊斯兰因素”冲击“一带一路”软环境,中国如何应对?

作者马丽蓉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3期。原标题为《“一带一路”软环境中的东南亚“伊斯兰因素”及其因应之策》。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五通”举措的切实推进已赢得绝大多数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因“一带一路”而盘活的“丝路天然伙伴关系”这一特有历史资源已成为双方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基石。

但是,近年来东南亚伊斯兰发展出现了新的态势,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了较大的冲击;而随着马哈蒂尔重返政坛,东南亚伊斯兰政治影响力将会进一步增强,更使得“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伊斯兰因素”日益凸显。因此,唯有将宗教交流纳入“民心相通”举措中予以推进,才有可能使“伊斯兰因素”不成为中国—东南亚伙伴关系的障碍,进而在“一带一路”软环境优化的实践中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大国人文外交的特有风范。

一、“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的现状

一般而言,软环境指的是 “没有具体物质形态的条件,如法律、政策、管理、人文、思想、观念、习惯、信仰和道德等”[1]。在国际交往中,软环境包含多个方面,而安全软环境则显得尤为重要,“在国际体系具有典型的国家间性的现实条件下, 一国安全软环境的核心要素是他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的意图及其指导下的安全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的安全软环境实质上也是一种政策环境。”[2]中国倡导建设“一带一路”, 旨在内抓治疆、外推全球经济发展,以内外两手来参与全球治理,在进一步做大全球伙伴关系网的实践中推进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力争使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能够发挥引领者与塑造者的作用。但是,因主客观因素相互影响所致,“一带一路”软环境现状并非尽如人意,主要体现为:

第一,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意图有待进一步廓清。自2013年中国倡建至今,外界尤其是西方对“一带一路”建设意图肆意歪曲,使得中国的战略软环境日趋恶化。“意图包括两个基本要素:一是确定的目标。二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只有将‘目标’与‘手段’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意图’表述。一定程度上说,‘手段’比‘目标’更容易引起忧虑”[3],乃至影响双边和多边合作的政治互信,而缺乏互信已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挑战。

2011年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战略”“有两个核心条件:一是中亚、阿富汗、南亚的接近,二是美国在政治上的主导或支持,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4]“其主要目的就是巩固美国在阿反恐战争的成果,谋求在中亚地区的长期存在,并在欧亚核心区建立起新的政治、经济、安全秩序。”[5] 亦即,借助军事基地、排他型经济合作机制等“手段”达到挤压中国与俄罗斯地区影响力的“目标”,已成为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意图”。

2013年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采取“五通”的“手段”来实现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之“目标”,这是中美丝路战略在“目标”上质的区别。但因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民心相通”的基础相对薄弱,这些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意图仍然充满疑虑甚至误解, “一带一路”软环境现状并不尽如人意。

第二,中国国家形象的自塑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主要是由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等要素构成,并能产生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政府国内动员力等软力量。

事实上,在由西方所掌控的国际舆论竞技场上,一直存在着西强东弱的“软实力逆差”,“中国威胁论”更是美欧主流媒体肆意炒作的话题之一,尤其是
“中国政府的形象被刻意抹黑,中国的政策意图被歪曲解读,中国的解释申辩被压制淡化,中国的价值观和传统被贬低和边缘化”[6]等,导致中国陷入“没处说理,有口莫辩,甚至费力不讨好”的言说窘境。作为和平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仍在价值观交流和国际传播中处于劣势,尤其因西方大国媒体肆意歪曲中国民族宗教政策形象、“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形象,以及“一带一路”形象等,使得中国的国家形象不断受损,这已成为中国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而国家形象实为“自我”与“他者”对某一个国家内、外双维度认知的综合性产物,也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的双向互动的过程,更是一个“自塑”与“他塑”相互博弈的形象政治的产物。亦即,作为国家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形象,实为国家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体现。作为反映在“他者”即某国及其民众关于历史、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的综合性印象,国家形象是国家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某国各项活动及其成效所给予的总体性评价。

其中,国家的政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西方大国常打着“人权”旗号来肆意歪曲中国涉疆、涉藏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双重标准看待中国在新疆开展反恐与去极端化所取得的切实成效,以及发布年度人权或宗教报告等,以此臆造消极负面的中国政策形象。尤其是2009年“7·5”以来,“东突”势力采取了“一文一武、两线作战”的策略,即当“东伊运”在中国境内外制造暴恐事件后,“世维会”则借助西方主流媒体肆意歪曲中国治疆政策以寻找“借口”公开为其开脱罪责,在混淆视听中误导了国际舆论,使得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形象被一次次抹黑,进而对中国软硬实力构成了极大冲击。因此,中国应正视涉疆民族宗教政策形象对中国国家形象整体构塑所造成的极大销蚀力,并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进一步提升中国民族宗教政策形象的自塑力。

最后,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当今世界风云变幻,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对外依存度也随之不断加强。尤其是在中国不断走近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中心的新时代,我们应通过提供越来越多国际公共产品的方式来提升国家软实力。一般而言,“公共产品可以是有形的,如作为人类共有物的陆地 (极地的利用与保护等)
与海洋资源 (国际公海与海底资源等) 的分享,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知识、安全、信息共享等。就其中不具有对抗性和排斥性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等涉及软实力的产品而言,当今国际社会流行的几乎都是西方提供的,如民主、自由、人权、市场准入等等。但自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已经开始提出了一系列中国品牌的公共产品,如‘和平发展道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谐亚洲’和‘和谐世界’等,这些都是在消费过程中不具占有性和排斥性,可以为别人、别国分享的。[7]

在全球化时代,一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既是衡量该国文化力的重要指数,也是塑造该国国际美誉度的主要方式。与西方大国相比,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较为有限,应通过消除“中国威胁论”、开展文明对话、加强媒体合作、推进精英和智库交流等方式深化“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力争使“共商共建共享”“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理念,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分享和普遍认可,以实现西方霸权话语主导下中国由“被言说”、“失语”到“能够言说”、“发出声音”乃至获得自塑力、拥有自塑权,进一步优化“一带一路”的软环境。

总之,“一带一路”软环境现状不容乐观,优化软环境的任务也极为艰巨。“宗教因素”确系软环境形成的重要影响因子,且因“一带一路”沿线绝大多数国家信奉伊斯兰教,宗教极端主义全球泛起,以及东南亚伊斯兰发展新动向等,使得“一带一路”的软环境中“伊斯兰因素”的影响力凸显,并成为中国与东南亚伙伴关系发展中所面临的新课题。

二、东南亚伊斯兰发展新态势

自“9·11”至今,东南亚伊斯兰发展日趋多元与复杂,很难用“温和”与“马来西亚模式”等词语来简单概括,尤其是近年来的发展势头迥异于以往,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伙伴关系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造成极大冲击。近年东南亚伊斯兰发展新态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菲律宾马拉维之战,表明东南亚宗教极端组织已进入地区化与国际化整合的新阶段

东南亚地处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更是“亚洲宗教和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与本土原始宗教等在此交汇,形成了多元性的宗教文化地缘特征。在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前提下,因信仰人数最多,伊斯兰教被视为东南亚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尤其是在19世纪末期,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先后沦为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地,绝大多数东南亚民众遭受了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与精神奴役。但在伊斯兰旗帜的指引下,东南亚民众发动了反抗西方殖民侵略的斗争并取得了最终胜利,伊斯兰教也在东南亚民众构建民族意识与增强民族觉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独立后的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且逐渐形成了温和的东南亚伊斯兰基本征貌。

但是,受美国“9·11”事件、中亚“颜色革命”及中东“阿拉伯之春”等的相继影响,宗教极端主义全球泛起。东南亚地区也未能幸免,东南亚伊斯兰的极端化倾向日益明显,这可以从极端组织合流、“圣战”分子回流、暴恐事件陡增等得以印证。其中,菲律宾马拉维之战则成为东南亚宗教极端组织地区化与国际化整合的标志性事件。

2017年5-10月,东南亚宗教极端组织伙同境外回流的IS暴恐分子占据菲律宾马拉维市长达五个月之久,成为近年来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恶劣的暴袭事件,凸显出东南亚伊斯兰日趋极端与暴力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

 (1) 马拉维之战是仿效IS攻占摩苏尔城以开辟新战场之举。长期以来,菲律宾极端组织习惯于丛林游击战,但2017年5月23日,宣称效忠IS的穆特组织与阿布沙耶夫反政府组织突袭占领了马拉维,直至10月23日才结束,造成马拉维平民死伤惨重,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武装夺城并旷日持久的马拉维之战便成为中东影响东南亚伊斯兰发展的转折性事件,表明东南亚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组织能力、对抗能力及城市恐怖策略等都有较为明显的提升。


​(2) 马拉维之战是东南亚宗教极端势力与反政府武装联手施暴的重要开端。以往东南亚宗教极端势力与反政府武装各自为政,在不同地点制造规模不一的恐怖袭击,但马拉维之战确系宗教极端势力与反政府武装首次联手,包括上百名外籍武装人员、从中东回流的“圣战者”,以及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效忠IS的本地区宗教极端分子等,这些人因擅长城市巷战而使菲律宾军方措手不及。菲率宾总统杜特尔特在向国会提交的书面报告中也强调,马拉维之战表明反政府武装穆特组织和阿布沙耶夫武装等“企图联手建立独立政权,进而控制整个棉兰老岛”。

(3) 马拉维之战的负面效应难以根除。目前马拉维城市依旧废墟一片,菲政府军正在重返之中。尽管马拉维之战已宣告结束,但其象征意义与示范效应很有可能在东南亚地区持续发酵。据情报显示,东南亚宗教极端势力企图卷土重来,如穆特组织残余正在集结、训练并招募新成员,以伺机再次发动恐袭。其他效忠IS的本土宗教极端组织在菲全境都有“潜伏小组”,又因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三国交界处的管控不力,从中东回流的“圣战者”更成为巨大的安全隐患。

要想根除马拉维之战的负面影响,需要标本兼治,增强国际反恐合作的战略定力。因为,原本较少暴恐事件发生的东南亚,近年在多国、多点、多方式地频发暴恐袭击事件。据中外媒体相关报道,2017—2019年初已发生数十起恐袭事件,现择其要者列表1如下。

表1 2017—2019年初东南亚主要恐袭事件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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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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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表根据国内外相关报道整理制成

总之,东南亚的极端组织,一方面在本土施暴并不断输出“圣战”分子远赴伊拉克、叙利亚等中东战场参与“圣战”,另一方面又与“基地”组织、IS甚至“东伊运”等结成千丝万缕的联系,并策应东南亚“圣战者”设法回流以强化暴恐力量。鉴于东南亚宗教极端组织高频施暴的严峻现实,东南亚各国不得不联手应对,如2017年下半年,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启动联合海空巡逻,以围堵新形态的恐怖势力渗透。又如2018年初,文莱、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发起情报共享机制,如代号“我们的眼睛”等,旨在进一步消除马拉维之战的负面影响。

(二) 若开邦危机的久拖难解, 表明东南亚极端势力“以武求独”的政治诉求趋强

若开邦位于缅甸西部地区, 主要居民为信奉佛教的若开族人与信奉伊斯兰教的罗兴亚穆斯林, 但这两个族群关系长期不和睦, 近年来又不断发生武力冲突, 如2012年若开族人和罗兴亚人的武力冲突导致上百人丧命, 后经缅甸政府实施紧急状态后, 若开邦局势才有所缓解。2016年10月, 若开邦孟都地区有3所边防警察哨所遭袭, 缅甸政府将此次袭击定性为“恐怖袭击”, 缅甸国防军随后在孟都地区实施了清剿行动, 并与武装人员多次交火。2017年2月, 缅军结束在孟都等地清剿行动, 交由警方维护边境地区安全[8]。2017年8月25日, 若开邦遭到罗兴亚族武装分子的恐怖袭击, 结果造成至少89人死亡, 甚至包括12名安全部队人员。罗兴亚救世军声称对此次恐袭事件负责, 并警告将发动更多恐怖袭击。自2017年8月25日以来, 若开邦北部已发生近百起恐袭事件, 造成数万人流离失所。2017年10月12日,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宣布建立“若开邦人道主义援助、重新安置和发展项目”, 以推动若开邦居民回归、重新安置问题的解决以及地区发展与和平, 表明缅甸领导人缓解若开邦危机的切实努力。缅甸是个民族宗教极为复杂的国家,
许多地方武装组织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本土的宗教极端组织不仅与“基地”、IS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还易受西方大国明打暗助的“关照”而形成了“以武求独”的政治诉求, 并在“圣战”与“人权”双重意识形态影响下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动员力与国际影响力,
折射出美国等西方大国奉行双重标准、主导国际反恐的实质。

可以预判的是, IS会借若开邦危机的久拖不决乘势在东南亚开疆拓土, 谋求东山再起, 其基本推进逻辑为:以泰南、菲南及缅甸若开邦等为据点建立IS东南亚分支机构的集结地带→利用若开邦危机以及族群、宗教、经济、政治等复杂因素来煽动用“圣战”寻求解困之道→通过支持罗兴亚救世军“以武求独”的政治诉求来获取美国等金主的支持→东南亚伊斯兰在IS内外借力中趋于极端暴力化。因此, 若开邦危机实为东南亚极端组织中“以武求独”的分离主义势力与干涉他国内政的西方大国的“人权主义”势力沆瀣一气的产物。

总之, 若开邦危机在内外力量影响下正在滑向由美国“人权外交”高调介入、宗教极端组织乘势坐大、东南亚国家内政外交受此牵制等危险边缘, 使其如同泰南问题、菲南问题一样久拖难解, 对东南亚伊斯兰的温和态势产生了消解作用。

(三) 罗兴亚难民问题凸显, 表明东南亚穆斯林难民治理已成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若开邦社会发展水平远高于孟加拉国, 更多的孟加拉人便不断非法越界进入缅甸, 这一方面壮大了罗兴亚人群体, 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缅甸政府对于“罗兴亚人问题”的忧虑。1982年, 吴奈温政府颁布了《缅甸公民法》, 罗兴亚人被定为英国殖民者的附庸。由于绝大多数罗兴亚人文化水平低又不具备公民身份, 因此在缅甸求学、就业、经商都受到严格限制, 导致罗兴亚人与缅甸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同时, 缅甸政府为了同化罗兴亚人以及报复罗兴亚武装的攻击, 采取了一些极为粗暴之举, 如摧毁清真寺、建立佛教寺庙, 甚至纵容佛教徒攻击杀戮罗兴亚人等。“自2017年10月以来开始的缅军在若开邦北部对若开罗兴亚救世军的清剿已暂告一个段落, 缅甸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若开邦局势, 并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救援, 重新接收逃往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行动也开始启动。但是直至今日, 罗兴亚人问题仍在发酵。”[9]据国际危机组织 (ICG) 的报告, 若开罗兴亚救世军将会重组并可能继续从事暴恐活动。缅甸与孟加拉国于2017年11月签署了罗兴亚难民自愿返回的协议, 缅甸政府虽已开始甄别并接收难民, 但每天处理的人数不过300人 (国际危机组织测算) , 所以数十万罗兴亚人的遣返将是一个长期的持续过程。可以说, 因牵涉缅甸若开邦穆斯林与佛教徒间的宗教矛盾、罗兴亚人与若开族及缅族等的民族冲突、缅甸与孟加拉的政治矛盾, 以及缅甸因地缘政治所引发的大国博弈与地区国家纠葛等, “罗兴亚人问题”在短期内恐难得到彻底解决。

“罗兴亚人问题”原本属于缅甸内政, 确系缅甸政府社会治理失当所致, 但在西方大国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政治逻辑左右下却陷入难解境地:美国等打着“人权”旗号将他国穆斯林社会治理问题国际化,
竭力将其炒作成全球治理难题, 以借此裹挟联合国提供美国介入该国内政的“理由”,
结果造成大量无辜穆斯林沦为战乱牺牲品、宗教极端组织屡禁不止、国内穆斯林社会治理问题不断被炒作成全球治理的“伊斯兰问题”,
西方大国单边主义大行其道等。因此, 在“罗兴亚人问题”上, 东盟各成员国政府的态度也大相径庭:马来西亚和印尼对罗兴亚人的现实处境最为关注, 多次在不同的外交场合对缅甸政府的做法提出批评。2017年9月, 印尼外长会见了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与缅武装部队总司令敏昂来, 对罗兴亚难民危机表达了极大关切。同时, 马来西亚外长对东盟发表的一份有关“罗兴亚人问题”的声明表达了强烈不满, 认为该声明没有提及罗兴亚人在此次危机中所遭受的影响。越南、老挝、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则不主张对缅甸政府施加压力, 所以2017年11月16日, 联合国试图通过一项谴责缅甸政府的决议, 终因越、老、菲、柬等国投了反对票而搁浅。在2017年11月20日召开的亚欧外长会上, 昂山素季发表讲话时强调 “非法移民带来了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及社会不和谐问题。冲突带走了社会和平, 留下了贫穷和不充分发展, 把人民和国家之间推离得更遥远”[10]。在美英等国的竭力推动下, 2017年12月26日, 联大通过了关注罗兴亚人危机的决议, 此为“罗兴亚人问题”被国际化的重要标志。

事实上, 伊斯兰合作组织持续关注“罗兴亚人问题”的解决进程, 并积极参与罗兴亚难民的治理进程, 且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付诸实践: (1) 召开专题会议。2016年12月13日, 伊合组织秘书长欧塞麦尼指示伊合组织在纽约、日内瓦和布鲁塞尔的常驻代表团召开紧急会议以应对缅甸罗兴亚穆斯林危机。2017年1月19日, 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特别会议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讨论“缅甸罗兴亚穆斯林态势”, 强调建立适度的社会内部基本价值的重要性, 以打击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2017年12月18-20日,
伊合组织与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宗教和文化间对话中心 (KAICIID)
、泰国宗教和平/宗教际间理事会、马希多尔大学和法托尼大学等在泰国曼谷合作举行南亚和东南亚宗教对话, 旨在探讨促进南亚和东南亚宗教文化共存问题,
以增进理解和相互尊重。(2) 访问罗兴亚人难民营。2018年1月3-6日, 由伊合组织独立永久人权委员会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的罗兴亚难民营, 呼吁缅甸政府必须允许罗兴亚难民安全而有尊严地返回其原居住地, 缅当局必须采取具体步骤缓解若开邦紧张局势并解决其根源性问题。(3) 提请联合国通过相关决议。2017年2月3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重申, 2017年1月19日在吉隆坡召开的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特别会议向缅甸政府的呼吁包括:一是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若开邦危机恶化;二是对已发生的暴力事件展开独立和透明的调查;三是允许包括区域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各方能够畅通无阻地向所有受影响者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在2017年9月18日联大第72届会议期间,
伊合组织就巴勒斯坦问题、罗兴亚难民状况, 索马里、马里、也门及克什米尔局势等召开系列专题会议, 缅甸罗兴亚穆斯林问题联络小组举行了部长级会议,
旨在争取联合国的支持……伊合组织通过以上方式持续关注“罗兴亚人问题”的解决进程,
折射出“伊斯兰因素”已成为全球治理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变量的现实。

总之, “罗兴亚人问题”被国际化, 实属美国等西方大国以“人权”做幌子扶持反政府力量、策动领土分裂等强权干涉他国内政的卑劣行径。但罗兴亚难民问题的久拖难解, 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难题之一, 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正就此积极推进相关措施, 力争这一问题早日得以解决。


三、“伊斯兰因素”助力于中国与东南亚人文外交的路径选择

东南亚伊斯兰发展新态势已对“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形成了极大冲击, 其影响集中体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菲律宾的马拉维之战, 已对全球宗教极端组织产生了深远的象征意义与示范效应, 使得IS甚至“东伊运”集结东南亚开辟新战场的可能性增强,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去极端化”主流话语体系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作用;二是若开邦危机的久拖难解, 揭示出东南亚极端势力“以武求独”的政治诉求渐显的事实, 使得“东突”等“三股势力”由中东向东南亚拓展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强, 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分离主义思潮产生了助长作用;三是罗兴亚难民问题凸显, 表明东南亚穆斯林难民治理已成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一带一路”在全球治理的实践产生了一定的牵制作用。以上三大影响使得中国与东南亚伙伴关系发展中的“伊斯兰因素”日益凸显。为此, 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探索将宗教交流纳入“民心相通”举措的可行之道:

第一, 应借鉴郑和宗教外交的成功经验, 进一步发掘伊斯兰教的崇知与倡学、包容与和平等人文传统, 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社会民意基础。

在郑和“七下西洋”的丝路外交实践中, 宗教交流成为其与亚非国家形成 “丝路天然伙伴关系”的重要抓手, 东南亚伊斯兰温和态势的形成也与郑和团队包容、友善的一系列宗教交流举措息息相关。华化的伊斯兰思想及其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揉化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带给东南亚信仰群体的刚烈影响, 且集中体现于郑和宗教外交上。因此,
发掘伊斯兰教的崇知与倡学、包容与和平等人文传统的郑和宗教外交, 不仅为“学问虽远在中国, 亦当求之”这一圣训提供了生动而出色的注脚,
还在中国与东南亚形成“丝路天然伙伴关系”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对中国与东南亚构建“丝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现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受“伊斯兰因素的影响”已成为“郑和所执行的华侨政策的明显特征”[11], 东南亚华人穆斯林不仅成为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伙伴关系的纽带,
也成为消解某些东南亚国家反华情绪的润滑剂, 更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共建“一带一路”的价值沟通的主体。这对拥有华侨华人人数最多的东南亚地区、世界穆斯林人数最多的印尼和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意义尤为深远。

因此, 我们应从丝绸之路、多元宗教、华侨华人等不同方面激活“郑和符号”的现实意义, 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夯实社会民意基础。其中,
宗教极端主义给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 但“伊斯兰教并不等于极端恐怖主义”、“穆斯林也不等同于恐怖分子”,
切不可在两者之间划等号而造成误解或偏见, 正如马哈蒂尔所强调的, “把伊斯兰教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 这是恶意误导, 那不是伊斯兰。这混淆了少数受压迫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合法斗争与恐怖主义的联系, 穆斯林也不可能用滥杀无辜的方式获得自救。”[12]因此, 在“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中, 我们应进一步借鉴郑和的包容性宗教外交在形成古代“丝路天然伙伴关系”实践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 力争使“伊斯兰因素”成为构建“丝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践中的助力而非阻力。因为, 从某种意义上看, 宗教资源转化为外交资源进而提升为战略资源, 彰显了优化“一带一路”软环境的战略功效。因其充分发掘与和平利用宗教资源的积极因素而使原有的世俗化场景下的外交模式得以修正, 宗教交流在“民心相通”中的作用得以显现。

第二, 应推动宗教等人文交流的“重心下沉”, 进一步调动爱国宗教领袖、企业家等社会精英资源, 让“丝路精神”在“一带一路”民间人文交流中发扬光大。

必须承认, “官强民弱”的中外人文交流现状, 不仅影响了“一带一路”的软环境建设, 还影响了“一带一路”行稳致远的宏愿。因此, 推动宗教等人文交流的“重心下沉”实属当务之急, 包括交流主体、交流理念、交流机制、交流项目以及交流方式与手段等诸多要素的“重心下沉”。其中, 交流主体由官方向半官方、半官半民、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等逐级“下沉”则是实现人文交流“下沉”的前提。官民混合型的多元交流主体, 为中外人文交流的绵延流长提供了持久动力与不竭后劲, 这是中外文明上千年和平交往的重要历史启示, 并对夯实中国与东南亚伙伴关系发展的社会民意基础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因此,
我们应鼓励由爱国宗教领袖、学者及企业家组成的三支队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积极开展民间人文交流,
这既是由教旅、学旅、商旅所构成的古代丝路上“三轨并存”的人文交流模式的现实延续, 也是将教界、学界、商界的社会精英资源转化为外交资源,
并将人文交流的触角延至对象国社会内部的切实举措, 更是对丝绸之路上所形成的互惠型的经济观、包容型的人文观、合作型的安全观的发扬光大。其中,
我们对丝路伊斯兰国家的人文交流与合作更需要细致与耐心, 因宗教上层与部落上层对其国家内政外交的影响极大,
只有通过中国修德深厚的爱国宗教领袖与这些国家的宗教领袖与部落酋长开展平等对话, 才有可能使其尊重中国伊斯兰的传统与现状,
进而客观认知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形象。此外, 由中国伊斯兰协会牵头继续在东南亚地区和国家开展伊斯兰文化展演活动, 与对象国学界分享伊斯兰研究成果、与教界分享解经经验、与清真寺分享穆斯林社区治理经验等, 旨在讲好中国民族宗教的故事。还应通过“走出去”的企业家与当地宗教领袖、部落酋长及家族族长等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才有可能使其分享中国企业为当地民众带来的民生红利, 切实感知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企业形象, 进而感知中国的形象。可以说, 通过调动爱国宗教领袖、企业家等社会精英资源, 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和国家人文交流的“重心下沉”, 还能彰显互利共赢、包容互鉴的“丝路精神”。

第三, 应制定东南亚人文交流分类策略, 进一步落实“因国施策”的宗教交流举措, 使“伊斯兰因素”切实助力于中国的大国人文外交。

因经济、安全、人文为“一带一路”的三大战略合作支柱, 因而大大提升了中国人文外交的战略地位, 并赋予其价值沟通、增信释疑、培育反恐共识、参与全球软治理等战略使命, 中国的东南亚人文外交理应积极探索履行其战略使命的切实路径。

据世界银行公开数据表明, 东南亚11国人口现已超过6亿, 穆斯林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5%。其中, 印尼、马来西亚与文莱是较为典型的伊斯兰国家;菲律宾、泰国、缅甸的穆斯林占比不大, 但菲南、泰南及缅南的穆斯林问题复杂而棘手;新加坡在民族宗教少数族裔等社会治理方面堪称典范;柬埔寨、越南、东帝汶、老挝等国有较少数量的穆斯林存在 (参见表2) 。

表2 东南亚11国穆斯林人口数量及比例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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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公开数据,”Religious Composition by Country, 2010-2050“http://www.pewforum.org/2015/04/02/religious-projection-table/2010/percent/all/ 

从穆斯林社会治理的视角切入, 可将东南亚11国大体分为四类国家 (印、马、文;菲、泰、缅;新;柬、越、老、东) 予以细化研究, “伊斯兰因素”由强趋弱的影响程度一目了然。东南亚极端组织在这些国家表现不同, 但相互影响并呈现出两个鲜明的共性:一方面, 东南亚极端组织发展日趋活跃且暴力化, 有主张将伊斯兰地区从主权国家分离出去的伊斯兰分离主义组织, 如穆特组织;有主张利用恐怖行为表达穆斯林对国家和社会不满并破坏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 如伊斯兰祈祷团、阿布沙耶夫组织;有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IS模式的组织, 如神权组织等。具体而言, 主要包括: (1) 产生于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的穆特组织, 是一个2016年才被曝光的手段毒辣、极具攻击性的暴恐组织, 如2016年5月, 该组织与政府军之间爆发激烈武装冲突, 造成20余名武装分子死亡。2017年8月27日, 该组织武装分子又袭击了马拉维一所监狱, 放走8名在押的该组织分子。此外, 该组织还在美驻菲大使馆放置炸弹并图谋刺杀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其所发射的炸弹导致7名总统府卫队成员和2名军方士兵受伤。在2017年5月23日的马拉维市恐袭中, 穆特组织不仅与军警交战, 还向建筑物放火、占领公共设施并绑架人质, 更与阿布沙耶夫武装等一度抢占马拉维市3/4的区域。(2) 产生于印尼的神权战士组织, 其首领阿曼是IS在印尼的“代言人”, 凭其宗教学识与能言善辩而极富影响力与动员力, 许多激进的穆斯林都追随其后, 2014年他还成功说服巴希尔与家人及追随者加入IS, 是少数几个被IS所信赖的重要人物之一。近年来神权战士组织频频制造暴恐事件, 如2016年1月14日雅加达市中心连环爆炸案、2017年5月25日雅加达东区连环爆炸案等。(3)
作为东南亚最为国际化与影响面最大的宗教极端组织, 伊斯兰祈祷团在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建立了网络, 从事爆炸、绑架和武器走私等非法活动,
凭借强大的社会渗透力使其游走于非法与合法之间, 如对该组织精神领袖巴希尔数度受审但结果都是避重就轻的审判即为例证。经美国情报部门确认, 因该组织与“基地”联系密切而被美国列入国际反恐黑名单。(4) 1991年产生于菲律宾南部的阿布沙耶夫组织, 从最初的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政府武装, 逐渐演变为一个激进的恐怖组织, 涉嫌制造多起爆炸和绑架事件, 有恃无恐地绑架境内外商人已成其发家致富的主要门路, 使菲律宾沦为“绑架之都”; (5) 居住在菲律宾棉兰岛上的穆斯林一直鼓吹“民族独立”,其社会基础是信奉伊斯兰教的13个马来西亚穆斯林部族, 其主要政治组织为摩洛民族解放阵线, 多在外力支持下展开武装斗争, 也与政府谋求政治和解, 但至今未果。

基于伊斯兰教影响程度不同, 应制定东南亚人文交流分类策略, 秉持“因国施策”的基本原则开展宗教交流, 其实施路径包括:
(1) 针对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开展宗教交流, 以助力于中国人文外交履行其“价值沟通”的战略使命,
尤其是“具有儒家传统的中国属于低信任度社会, 成员之间的普遍信任大多围绕在具有亲密关系的成员中展开, 向外延展的幅度低,
即具有较低的信任半径”, 而“宗教对增加人类社会的信任半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3],
也将有助于增加中国与东南亚伊斯兰国家战略合作的互信基础, 力争使宗教认同在中国与印、马、文三国“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建构中发挥其应有作用。(2) 针对印尼等残存排华社会土壤的国家开展宗教交流, 以助力于中国人文外交履行其“增信释疑”的战略使命, 即应进一步发掘并利用宗教界所拥有的广泛的国际交流渠道, “围绕推广‘一带一路’战略的需要, 对沿线沿路国家及其有关舆论进行梳理;在对外交往中有针对性地做好增信释疑工作, 为‘一带一路’战略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和合作氛围”[14], 应对东南亚伊斯兰国家讲好“新疆故事”以消除误解、增进互信, 旨在对冲印尼等社会一小撮排华势力伙同西方反华势力借涉疆话题蓄意抹黑中国所致消极影响。(3)
针对菲律宾、泰国、缅甸等面临极端暴恐势力严峻挑战的国家开展宗教交流, 以助力于中国人文外交履行其“培育反恐共识”的战略使命,
即应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参与应对来自菲南、泰南及缅甸若开邦等极端暴恐势力所致的全球治理难题,
以联合巡逻、情报共享、遣返嫌犯等方式开展国际安全合作, 借助官民双轨宗教交流来弘扬中正、和平的伊斯兰教义, 清除极端、暴力的反伊斯兰之举,
以及联手开展宗教文化展演、经训研讨会、教界对话会、去极端化经验分享等活动, 旨在用正信挤压极端以“培育反恐共识”。(4) 针对若开邦危机等东南亚热点问题发生的国家开展宗教交流, 以助力于中国人文外交履行其“参与全球软治理”的战略使命, 即在总结建设性推进若开邦危机解决进程的既有成果的基础上, 积极参与东南亚伊斯兰问题治理。尽管2017年12月26日联大高票关注“罗兴亚人问题”,
但中国坚持认为若开邦危机是缅甸内部事务, 国际社会不应使问题复杂化, 故中国投票反对,
随后又提出实现停火、缅孟沟通、直面问题根源的“中国方案”, 赢得缅孟积极响应, 后来缅甸成立实施“一带一路”指导委员会即为明证。随着马哈蒂尔的重返政坛, 东南亚伊斯兰政治影响力凸显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强, 中国应在与东南亚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继续参与解决伊斯兰热点问题, 力争使“一带一路”真正成为全球治理的有效方案。此外, 针对新加坡、柬埔寨、越南、老挝、东帝汶等其他东南亚国家, 也应适度开展不同程度的宗教交流, 并在拾遗补缺中助推中国人文外交更好地履行其战略使命。

质言之, 东南亚伊斯兰由温和趋于极端的发展态势与东南亚伊斯兰政治影响力增强的演化趋势, 程度不同地影响了“一带一路”的软环境建设, “伊斯兰因素”更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落实“民心相通”举措的重要变量。因此, 要积极探索将宗教交流纳入“民心相通”举措中的可行之道, 使“伊斯兰因素”在“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以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人文外交包容互鉴的特有风范。

(此处省略全文14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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