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对“啃老”的合理化,最大的难关不在父母,而在子女?
刘汶蓉
上海社会科学院
【导读】长期以来,在就业和婚育压力面前,成年子女对父母的高度依赖得到广泛关注。如果说之前人们对啃老的态度还相对负面,那么新一代父母则开始接纳自己的“全职儿女”。短短数十年,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本文基于对上海四个“啃老”家庭的深描,展现了年龄、性别、婚姻与就业状况各异的青年对父母的依赖,尽管文章发表于近10年前,但仍能对当下的变迁给予提示。
作者指出,父母与子女的需求互补是“啃老”的基础。当老年人可提供的时间和金钱支持延长,年轻人的经济自立难度增大,亲子纽带将成为个人最重要、甚至惟一可依靠的支持网络。不同于既有研究对父母溺爱的批判,本文认为,“啃老”是两代人的理性合谋,且个体的理性计算愈发强调情感回馈。换言之,父母在付出时,看重的是子女“顺”和“听话”所带来的情感慰藉和安全感。而子女也不会产生自卑情绪或认为自己是社会化的失败者,他们期待着父母衰老后承担赡养责任。然而,“啃老”并非都能带来家庭和谐。一旦子女“不听话”或走向非标准的人生道路,“受拖累”的父母不但权威丧失,还将丧失对养老的安全感。
本文指出,不同于西方强调“断裂”的个体主义文化,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代际文化强调父母与子女的“和合”与“共生”,对子女的教养并不意在培育“独立、完整的个人”,成年子女的“儿童化”和代际间的撒娇式亲密行为具有正当性。从代际关系角度看,当前中国家庭是个体实现自我利益的资源,也是统摄个体的社会结构。
本文原载《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4期,篇幅所限,有所删减。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
——基于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
本文所指的“啃老”,是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上高度依赖父母的现象,既包括经济依赖,也包括劳务依赖。“啃老”之所以被持续热议,是由于它文化上双重的不契合,既不符合中国家庭主义文化传统下的“反馈模式”的角色期待,也不符合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传统下的“自决个体”的角色期待。这种三代一体的紧密代际关系被称为“中国式啃老”和“后现代式啃老”,更是有趣地反映出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性。
个体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征之一。虽然中国缺乏古典个体主义,国家管理和公共福利体制也欠发达,但当下的中国个体也生活在由动荡的劳动力市场、流动的职业、持续增长的个人风险和强调亲密与自我表达的文化所构成的后现代大环境之中。在一定意义上,“啃老”是这种特殊个体化社会情境的产物,是中国家庭领域充满结构性张力和矛盾意向的集中体现。一方面,现代社会高昂的生活成本需要两代人共同分摊,青年夫妇对父母的经济、住房以及在孩子照料、家务分担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依赖。对于个体生存来说,家庭主义的福利需求更显紧迫。但另一方面,在个体主义文化观念的传播下,子代寻求自由和自我实现的理想更加普遍和强烈,亲子关系中固有的冲突和世代间的隔膜更加激烈。
本文将“啃老”视为一种团结和冲突并存的矛盾意向关系,以期理解传统(代际责任伦理和规范)与现代(个体理性和情感取向)如何共同塑造当下中国城市的家庭生活。在个体化和矛盾意向视角之下,本文通过来自上海的案例,分析关系和谐与冲突的两类“啃老”家庭的认知策略及其对代际关系走向的影响,来展示生活实践中家庭成员间在利益、价值、情感方面的互构和张力,讨论具有主体性的个体如何实现代际团结。本文力图证明,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情境下,代际关系中基于血缘的情感和责任仍是家庭认同的基础,个体的自反性(reflexivity)行动并未导致家庭的个体化,而是再造了代际责任伦理和团结。
▍资料搜集和案例概况
在中国日常语境中,“啃老”是一个含混且充满争议的概念,远远超出英语中对“尼特族”(NEET,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Education or Training)的“有劳动能力而不上学、不工作、不受训”的内涵界定。在既有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对啃老的判断主要是依据“反馈模式”的文化规范,即成年子女在代际支持关系中应该扮演“给予者”而非“获得者”。不同作者按照子女依赖父母的程度和原因等,提出了“显性啃老”、“隐性啃老”,“主动啃老”、“被动啃老”,“啃钱财”、“啃劳力”、“啃关系”等类型。从这些多元的界定和分类可知,“啃老”的核心指向是成年子女对父母的高度依赖,但边界和内涵有很大的弹性。
为了反映现实中子女依赖父母的多种形态,本文采取广义的界定,将“啃老”群体界定为:具有劳动能力,已经毕业离开学校,目前无工作或已就业、有工资收入,但仍然长时间、大量地接受父母提供的各种支持和帮助(包括金钱支持和劳力支持)的群体。本研究沿着“可接受与否”的标准,在诸多的研究个案中,选择了关系和谐和关系冲突两类“啃老”家庭进行比较分析。在具体选取案例的时候,主要依据有二:一是被访家庭的主观态度,即被访的亲代或子代或双方认为子女/自己属于啃老族;二是子代的日常生活对亲代存在高度依赖。这些案例中的子代均表示,离开父母的帮助自己目前的生活无法进行,而且希望继续得到亲代的帮助。研究案例来自于作者身边亲戚、朋友、邻居以及朋友的介绍。除了案例的可得性限制之外,案例的最终选取考虑了啃老方式和代际关系类型的可比性,以及访谈对象的性别、年龄、以及家庭背景等相关因素的差异性。
在本研究最终确定的4个家庭中,共访谈了9人,其中一个家庭访问了父母双方和女儿本人,另外3个家庭都只访问了子女和父母中的一位。4个案例中,案例1和2是代际关系和谐的家庭,案例3和4是关系冲突的家庭;案例1和3的啃老方式主要是经济依赖,案例2和4虽然也有经济依赖,但子代对亲代劳务上的依赖更为突出。对每个家庭正式访谈一次,非正式访谈和观察多次。因为每个个案的被访者与作者关系远近有不同,因而进行的观察和谈话次数也有所不同。亲代和子代访谈分别进行,访谈以半结构方式进行,通过当面交流来聆听他们讲故事,了解他们家庭形成“啃老”局面的来龙去脉,了解双方对“啃老”相关问题的看法以及对他们代际关系的看法。
(一)关系和谐的“啃老”家庭案例
案例1:子代T,男,32岁,大学本科毕业,无业,已婚,孩子4岁。母亲,58岁,某医院主任医生;父亲,59岁,大学教授。
T毕业后工作不顺利,辞职已有10年,至今未工作。家境较殷实,有车有房。目前T先生和妻子靠在家带孩子及照顾两边父母的日常家事来换取双方父母给予的报酬。
案例2:子代X,女,37岁,博士研究生学历,高校教师,有两个儿子,一个6岁,一个半岁。母亲62岁,父亲69岁,二人均退休。
X自怀孕开始,父母从老家搬进女儿家,帮助女儿女婿料理家务、养育孩子。第三代自出生以来,睡觉、吃饭、穿衣、打疫苗、看病、送幼儿园几乎都由外婆管理,六年以来从未间断。另外,父母两次支持女儿购房,第一次帮助女儿支付了首付,第二次不惜卖掉了老家的房子。
(二)关系冲突的“啃老”家庭案例
案例3:子代Y,男,26岁,美术学院本科毕业,专业油画画师。母亲,56岁,会计,丧偶。
Y毕业后放弃了留校当老师的铁饭碗,一心想要成为油画第一人,目前无固定工作,画作销路不畅,经济上主要靠母亲支持。
案例4:子代L,女,43岁,硕士研究生学历,离异,单亲妈妈,孩子两岁。父亲74岁,母亲69岁,二人均退休。
L两次离婚,第二次离婚时孩子刚出生不久。因为女儿上班,父母不得不和女儿一起居住,长期帮她带孩子、做饭和料理家务。平时,L父还帮女儿打理股票账户。
▍案例分析和发现
矛盾意向性代际关系中存在着持续变动的要素,同时包含“推”、“拉”两种力量,代际关系最终是走向团结、冲突还是继续矛盾,取决于矛盾的需求、期待之间的角力和协商。合理化、接纳是个体应对代际矛盾意向的重要策略,而行动者对自己所承担的代际责任的认同程度,以及对代际关系的期待实现与否等都影响着合理化的可能性。只有当子代和亲代都能对“啃老”事件合理化时,代际关系才能维持平衡与和谐状态,否则代际关系就会因紧张冲突而失衡。
(一)和谐型“啃老”家庭:代际和合下的理性合作
在关系和谐的“啃老”家庭中,两代人实现了利益、观念一致基础上的代际互惠和情感团结。“啃老”这一看似以子代利益为核心的代际关系,其内核是亲代权威和责任伦理传统的延续。但与传统的威权式关系不同,代际间的日常互动以平等和关爱的亲密形式展现出来。
1.情感化的关系认知和接纳
首先,两代人将“啃老”局面的形成主要归因为彼此的关心和爱护。“从对方利益出发”、“考虑对方的感受和需求”是此类家庭成员访谈中提及的最重要的理由。比如,T先生(案例1)的父母因为担心他“身体垮掉”,所以让他辞职在家养病。后来又担心儿子“到外面去学坏”、“走上歪路”,宁愿自己掏钱,让孩子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生活。访谈中,T母既没有表达对儿子抱有中国传统家庭主义文化中“光宗耀祖”的期许,也没有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中“独立自足”的期许,而是在价值选择上更看重“家庭和睦”、“健健康康”和“情感陪伴”。
一开始孩子大学毕业是去上班的,当时还是试用期。上班蛮远的,坐地铁单程就要1小时。上班两个月里面加班就三十几天,有时候甚至会加班通宵的……两个月下来,生病了!身体吃不消的……这个孩子从小身体并不好,我做医生的,晓得的。如果放任他折腾下去,身体垮了,什么都完了。IT行业过劳猝死案例很多的……其实我们对小孩的要求不高,不需要他们赚很多钱,只要他们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好了。他们现在一家三口陪着我们,我们已经很满足的了。
(案例1访谈记录,母亲)
X女士(案例2)拥有高学历,却在生活上高度依赖父母,甚至在“生不生二孩”的人生大事上也遵从了母亲的意愿。用她自己本人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家没有我和我老公没问题,但离不开外公外婆,离了他们就肯定(运)转不下去”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正是父母的溺爱和全权代理阻碍了子女的正常社会化,造成子女缺乏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但访谈资料显示,从家庭内部视角来看,正是这种依赖建构了他们“母慈女孝”的和谐大家庭,再造了代际间互以对方为重的责任伦理。访谈中,X母充分表达了“为女儿着想”的观点,是一个全方位且没完没了地操心的母亲。因为女儿“从小只会读书,家务事一点不会做”,如果老两口不来帮忙,“肯定得哭”。她不仅怕女儿体力上受苦,还担心女儿、女婿因家务分工闹婚姻矛盾;还怕女儿照顾孩子耽误自己的事业,因为“女人不能没有工作,没工作就没地位”;甚至因为担心“一个儿子靠不住”,所以极力说服女儿再生一个孩子,等等。
在子女的话语中,他们强调自己的独立心和责任心,通过“为父母着想”、“孝顺父母”、“自我牺牲”、“有责任心”的话语来塑造自己道德个体的形象,对自己的“啃老”行为加以合法化。比如,访谈中,T先生一再强调,他目前的“啃老”状态其实是一份工作,“虽然老板是爸妈”,但自己一直是辛苦付出以回报父母的。而且,这是和父母“双方你情我愿、和谐商议,没有死皮赖脸”,是一种公平的关系,而非占父母的便宜。他甚至强调,为父母打工,照顾父母孩子的生活起居,是“我们(夫妻)二人牺牲了去打造社会基础(的机会)”,才实现了家庭的“双赢”,既给家庭节约了开销,还陪伴了父母。
X女士在谈到自己长期在家务劳动上依赖父母的时候,表示十分感谢父母对自己的帮助,但同时,她认为自己有做家务的潜能,是一个“能扛事”的人。目前“啃老”状况更多地是出于对“爱操心”的母亲的迁就,“既然她都做了,我也不能去操心,掺和的人多了就会起矛盾”,“她不开心,大家就不开心”,暗示这也是她为了家庭关系和谐做出的努力。
此外,可以看到,两代人之间表现出高度的认可和接纳。一方面,亲代并没有将子女的啃老行为认定为子女缺乏独立性,或者人生失败,而是正向地理解子女的行为。在案例1的访谈中,T母表示,儿子在家做“保姆”做到七八个月的时候,她也曾担心焦虑过,想过“堂堂一个大男人总是不上班也不是个事儿”。但在“颇有见地”的教授丈夫的劝说下,她内心的焦灼得到了消解,认可儿子在家属于“男孩耐得住性子”、“是好事”。对于儿子不外出工作,T母在访谈中不仅没有从孩子社会化失败的角度进行解读,甚至认为儿子“愣是把亲家一家人也说动了,我们双方父母给他们发工资”是“这孩子厉害”,话语中充满着对儿子的理解和赞许。
另一方面,亲代经常表达子女“听话”和“懂事”。比如,T母认为,儿子主动提出照顾一家老小,是儿子“知道自己长大了,不好意思白吃白住”,是“这孩子好的地方”。因为父母的认可和关爱,也因为子女在成长经历中始终享有较高的自主权,子代几乎没有想过和父母分开,甚至没有认真考虑过“独立”的意义,反而认为
“爸妈就我一个小孩,住在一起、方便相互照顾,不是蛮好的?!”(T先生)
或者
“爸妈最后肯定是要和我住一起的,还不如早点儿磨合好”(X女士)
2.代际互惠的理性建构
在关系和谐的啃老家庭中,两代人将维持目前的“啃老”关系认定为一种代际互惠与合作,是一种“划算”的理性安排。首先,这种安排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理性计算,两代人能在“啃老”的关系中各取所需。比如,案例1中的T先生和妻子能“为父母打工”10年,是因为两代人都理性地算过一笔账。
双方家长对现在的状况很满意,可以说非常高兴……其实很多人没有算过一笔账,算过了你就认同了。我不工作,但是一日两餐我来准备,你请一个做饭的钟点工,多少钱?一小时25块,一天3小时多少?75块,一个月就是2250块,对吧?买日用品、买菜、人工要吧?请个人照看小孩要多少钱?高级一点的要上万的。早教,就是要教会小孩上幼儿园之前的所有知识!这个又要多少钱?!省下就是赚到,我们付出时间和精力,省下上万元的支出,比我们各自去朝九晚五赚5000元要划算多了吧?
(案例1访谈记录,儿子)
访谈中,T母表示,自己和老公因为工作忙,没时间烧饭,“钟点工也换过好几个,称心的却做不长”,正好儿子喜欢做家务,自己家里人做饭和照顾孩子比请人“放心”也“省心”。同样,案例2中,女儿一家四口长期和父母住在一起,也有“放心、省心”的考量。X母认为,
“每个月花五六千也请不到像我和她爸爸这样尽心尽力、能包下所有家务事的人”
而且
“带孩子可不只是一般的照顾吃饭睡觉,还要接送孩子上学,还要带孩子看病,要承担很多责任呢”。
因此,在家务劳动市场、保姆市场服务不让人放心的情况下,对于年轻父母都要外出工作的家庭来说,祖辈带孙辈成为两代人理性计算后的家庭策略。
除了经济理性之外,这种互惠关系还来自于亲代的工具性付出,在子代和孙辈身上获得了情感和精神性的回报。比如,T母对儿子一家三口“陪在身边”、“不走歪路”的强调,充分显示了独生子女家庭中亲代对子代情感和精神上的依赖。对于案例2的X母来说,她所获得的精神回馈不仅来自于子代和孙代的陪伴,还来自于自我价值感的提升。她认为,家庭“六年来没发生过什么大的矛盾”主要源于自己的牺牲和奉献,“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他们还有什么话呢”?而且,她对自己的家庭贡献和在家庭中所拥有的地位感到很骄傲,
“我女婿单位的人说我本事大,开玩笑说我一个小学生管理着一个博士(女儿)、一个硕士(女婿)、一个本科生(老公),还有两个混世魔王(外孙)哩”!
3.利益共识和亲代意志彰显
和谐型“啃老”家庭的代际团结表现出鲜明的价值整合特征。首先,亲子两代人都存在共同的“大家庭”观念和利益共生意识。两代人将彼此和第三代组成的家庭视为一体,为了这个“三代一体”大家庭的延续和发展,家庭成员在不同时间段承担着不同的分工。案例2的X母表示,
“我们老的把家里的事情担起来,让他们年轻人安心去奋斗,他们混得好,也是给我们脸上贴金哩,是不是”?
在利益共生的意识和默契下,代际间分摊家庭的发展成本是自利行为,亲代为子代的付出就是在为自己的将来努力。正如其他研究显示的那样,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的代际关系更平等、代际间的情感互动更多、精神共同体色彩更强烈。在这种共同体中,不仅亲代自愿将子代的事视为自己的事,子代也将保障亲代的利益看作自己的责任。访谈中,案例1和2的子代都多处谈到“我是爸妈惟一的孩子”,父母将来“总归是我的责任”。
案例1的访谈资料显示,两代人对家庭的未来已经达成共识,即等父母退休以后,小两口再出去挣钱,老两口再照料家务。虽然未来好不好找工作、怎么挣钱也让人“发愁”,但对于这个大家庭来说,“家务总是要有人照料的”,目前儿子不出去工作是一种合理的、风险最小的安排。就像T母说的那样,
“等过几年我们退休了在家带孩子,他们两个人就可以安心去闯闯了,毕竟有点年纪,不容易走歪路了”。
而T先生在访谈中也表示“等爸妈退休了,能照顾小孩了,好!我们就冲出去,全部冲出去!”表现出对未来承担“主外”责任的信心和向往。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两代人勾画的共同的未来图景,有效地消解了亲代对现状的焦虑和不满。而父母将会衰老和退回家庭的必然事实,让子代对自身价值拥有强烈的预期,极大地减少了他们的自卑心理。因此,在这类家庭中,子代并没有因为目前对父母的依赖而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的想法。
而且,两代人还拥有共同的情感反应和代际意识。在“三代一体”的价值体系下,第三代是家庭的最终利益,是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所能看见的最远的家庭的未来,这也是两代人共同的未来。访谈中,X女士讲述了“生不生老二”的家庭协商过程。
我老公一开始坚决反对,他说生两个孩子根本不是他想要的生活,甚至说再生一个就是毁掉他的人生!冲突还是蛮大的……确实,两个孩子的经济压力和时间精力成本都太大了……但我妈就一直找我们谈话啊,说独生子女对孩子不好,我们都是要老要走的,到时候MM(指大儿子)在这个世界上连个照应都没有……我自己是独生子女,这方面我很有感触……还有关键的一点是,我妈坚决表示说她会带孩子的,不用我们操心……我就劝我老公,有这么一个坚强的后盾,还怕啥?我们听我妈的话,其实也是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们家很多事都是按她的决定办的,因为大体上结果也都证明没有错。如果外婆决定总是错的话,我们也就不会都听她的了。是吧?
(案例2访谈记录,女儿)
既有研究指出,亲代会为了维持与子女的代际互助和亲密关系而主动让渡自己的权力,而本文的案例显示,子代也会为了维持与亲代的互助和亲密关系而让渡自己的权力。在以上案例中,虽然女儿表示,遵从母亲的意志是自己“主动”的选择,强调了自己的听话并非盲从,以凸显自我的理性和自主性。但成长经验之所以取代了个体反思,其实是源于“母亲总是对的”的直觉反应。由此可见,在关系和谐的独生子女家庭中,子代对亲代的依赖根植于思想和情感深处的信任。正是基于长期被“成功”保护、关爱的代际互动而产生的情感和信任,“听话”和遵从父母权威成为了子代自然和理性的选择。此外,以上的访谈资料除了展现了小夫妻的理性之外,还反映了两代人拥有共同的“以下一代为重”的思考和感受方式。“为了孩子”、“让孩子有个照应”成功地激发了子代的情感认同,降低了代际协商的成本。
(二)冲突型“啃老”家庭:情感捆绑下的理性冲突
在关系冲突的“啃老”家庭中,亲代未能成功地合理化子代的行为,而合理化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价值整合的失败。由于子代与亲代的理性选择相异,代际之间因亲子一体而形成的情感和责任捆绑失去了互惠和平衡基础,代际关系因紧密和冲突并存而产生了矛盾意向。
1.价值冲突和情感绑架
首先,访谈资料显示,两代人对“何为有价值的生活”有很深的歧见。价值观的不一致,特别是亲代对子代生活道路选择的不认同,极大地损害了亲代为子代付出的意愿,也伤害了代际间的关系。在亲代看来,子女“主动”不要稳定的工作、不要“完整”的家庭,是缺乏规划、没有未来的人生道路。一些被研究者概括的“啃老族”特征,诸如“缺乏清醒的自我认识和定位”、“心气高”、“能力不足”、“过于理想化”、“自我中心”、“不考虑父母感受”等在亲代的话语中被反复述说。
现在的年轻人到底在想点啥,我真的搞不懂!有好工作机会,放弃!有赚钞票方向,放弃!就一天到夜做梦,那么简单成为中国第一人啊!你又不是生在大富大贵人家,我们是啥?工薪阶层啊,就这点点死钞票,你还想做点啥?你看看人家小孩,就算读书成绩差的也有一份正正经经的工作,不像我家这个讨债鬼,一天到晚做梦。
(案例3访谈记录,母亲)
我当年和她讲,如果你打算以后一个人过一辈子,你就离!但谁知道她又整出这样一个事情(指刚生孩子又离婚),还一点儿不打招呼?!人还是要对社会有敬畏之心,社会将来会发生什么你是看不清的,应该有长远眼光一点,要给自己留后路!!
(案例4访谈记录,父亲)
但子代的访谈资料却显示,他们认为,选择这种人生道路是对自己有自信,也是为了过一种更有价值的人生,虽然“父母那个年纪的人无法理解”。Y先生(案例3)知道如果去临摹画就能养活自己,但他认为:
“一旦开始临摹谋生,就很难再有自己的创意灵感了……我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油画上,做近代中国第一人……放弃梦想去临摹,这太浪费我的才华了”。
怀抱理想的Y认为自己目前的“啃老”只是暂时的不如意,访谈中,他说
“没错!现在我单靠卖画确实还不能养活自己,但以后,也许我就是中国的毕加索、梵高”。
至于生活和经济上对母亲的依赖,他觉得这些都只是暂时的,只要有一天他获得了成功,母亲对他一切的付出自然就有了回报。L女士(案例4)其实在生孩子前就想要离婚了,她不想过那种“没有爱的生活”,之所以“生了孩子才离婚”,是因为她考虑自己年纪大了,朋友劝她“想要一个孩子的话,这可能是惟一的机会了”。经历了两段婚姻之后,她对婚姻很失望,她渴望从血缘纽带上获得一种稳定的安全感。
“这个时代,其实人们对婚姻期望都不高的,夫妻说散了也就散了,但和孩子的关系总是稳定的,只要你自己不讨厌孩子,有个孩子总是好的”。
此外,访谈资料中也体现了亲代强烈的不情愿和被情感绑架的无奈感受。访谈中,案例3的母亲多次谈到独自抚养儿子的辛苦,抱怨说“不是为了这个小鬼头啊,我生活不要太舒服哦”。“我以前打一份厂里的工,兼职三个私人老板公司的会计记账、报税工作,每天都不休息,才供他上完大学”,原本以为儿子大学毕业就算熬出头,谁知道“毕业三年多了”,还是要自己赚钱给儿子买画布、颜料、画笔。“小姐妹们都讲我赚钱疯掉了,肯定攒了很多钱”,其实连给未来儿媳妇的礼金都没攒下,“真丢人啊”。案例4中,L的母亲无奈地表示,
“请保姆照顾孩子,白天也要家里有人啊!我们不来和她住,她怎么上班呢?不上班,养孩子怎么养”?
而L的父亲则表示过来和女儿一起住纯属无奈,完全是因为“她妈要来帮忙,身体又不好,我只好跟着来”。在谈到现在的生活时,两个家庭的父母充满了抱怨和不平,多次谈及自己的“不容易”和孩子的“不懂事”,抱怨被子女拖累。在这类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控诉和子女对现状的执拗,让代际关系长期处于一种关系紧张的状态。
2.责任伦理下的矛盾意向
首先,“对责任的无可逃避感”和“不得已”的两难是亲代产生负面情绪的重要原因。访谈资料显示,亲代虽没有直接表达对传统伦理规范的认可,但“被子女所累”、“不能不管”在父母看来却是没有选择的,对为人父母责任的认定具有无可辩驳性。案例3中,Y母始终不支持儿子的选择,但她三年来不得不一直给儿子钱,支持他独立创作。虽然她说她已经给儿子下了最后通牒,最多再支持两年,但我们可以预见,如果儿子坚持不改变的话,这位母亲依然只能一边控诉一边给儿子掏钱。本研究的其他案例也显示,亲代会出于“不得已”,纵容子女的“啃老”,他们真正的担忧并不是孩子用了自己的钱,因为认定“做父母的,就是把最好的给孩子,自己的就是孩子的”,他们深层次的烦恼和痛苦在于担心孩子怎么活。就像Y母反复念叨的那样,“到时候我老了,做不动了,他还这个样子,怎么办哦”?!在案例4中,深感焦灼的L父亲同样践行着这种“不得已”的纵容,他一方面表达了自己不想帮女儿带孩子、理财,不愿意“受这个罪”,另一方面又表达了“不管不行”的想法。
她是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一屁股贷款,就指望着股市挣钱。我是知道她的理财能力的,如果不帮她,她很快就会把钱折腾光的。到那个时候,可怎么收场呢?!我想过不管她的,谁叫她不听话呢?但事已至此,怎么办呢?她已经是没有其他路可走了……我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孩子在这个世上活不下去吧?
(案例4访谈记录,父亲)
阎云翔指出,亲代之所以向子代做出让步,主要是源于情感和道德层面的“父母心”。也有研究者指出,“啃老”的存在是因为亲代对子女的单向庇护对亲代仍构成心理压力。本文的案例资料分析还显示,亲代的让步不仅是道德约束的结果,也是家庭主义福利下被迫的理性选择。在访谈中,受过大学教育的L父亲表达了他“按道理来说”的代际责任观,“父母不可能管子女一辈子,养到18岁就尽到责任了”,但他又说“现实做不到啊”!他认定与女儿的利益具有不可分割性,子女未来的失败对于自己来说也是无法“收场”的。这种责任认知不仅产生于舐犊情深的人类情感,也反映了中国人在长期的家庭主义福利体制下的惯性思考。基于利益的捆绑、无限责任和“亲子一体”的父母观,“子女必须管”以行为主体内在结构的方式,成为了亲代“自然”的反应和思考方式。
其次,子代的矛盾意向性在于对父母的工具性依赖根深蒂固,但在情感上却对父母亲近不起来。访谈中,Y先生表达了对自由的强烈追求。在解释为什么自己挣钱不多还要花钱租房子的时候,他说:
“我是成年人了,而且是搞艺术创作的,当然需要很独立的空间。和妈一起住,很多地方都会受到束缚,会让我觉得很不自由,创作的灵感也会受到影响”。
子代对自己生活道路执拗的前提固然有自我性格上的原因,也受内心潜在的“父母的就是我的”、“以后我所拥有的也是父母的”这种观念的影响。这种亲子一体化的观念“正当化”了“啃老”行为。独生子女家庭中,子代“啃老”的底气更足。比如在案例3中,Y对自己未来可能对母亲的贡献充满自信,这种自信不仅来源于对自己才华的确定,也来自于他的独生子女身份。在亲子一体化的家庭主义文化中,独生子女身份使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认定自己是母亲未来生活的惟一支持者,这个背景是他和母亲之所以能维持“啃老”现状的潜在契约和保障。
3.理性冲突和孝行落空
首先,父母对子女“不听话”有强烈的挫败感,认为不仅是子女的失败,也是自己人生的失败。访谈中,L父亲显得很沉痛,他自视是一个颇有远见的人,也认为在子女的教育方面尽心尽责,“她从小我该说的话都说了”,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女儿的生活会如此不如人意。访谈中,L父亲讲述了他如何劝阻女儿不要换学区房、不要投资公司,但“一意孤行”的女儿总是让他觉得自己白努力、白辛苦,经常想“不管她”。父亲希望女儿能过上一种安全、稳妥的人生,他之所以帮女儿炒股,是希望能帮助女儿获得经济安全,但女儿却热衷于“以小博大”和结果未卜的投资。然而,L女士并不认为自己的投资不明智。在她看来,从小父亲的“告诫和谈话很多”,但她“不能都赞同”。她说,自己第一次离婚换大房子的时候父母也坚决反对,但“现在看来自己幸亏当时买了这个大房子”。与关系和谐的“啃老”家庭不同,在关系冲突的案例中,子代的理性思考结果与亲代预期不一致,因而显示出权力博弈和情感绑架的特征。
其次,子代的非标准人生道路也损害了亲代对子女孝行的感受。访谈中,案例3和案例4的亲代都表达了对子女婚姻状态的焦虑。在社区压力明显的熟人社会中,子女结婚意味着父母任务的完成,血脉延续的维持,是自我社会人格完整的需要。但在当下城市生活陌生人化的情境下,个体所感受到的舆论压力大大减小,父母对子女结婚生子的强烈期待主要是一种基于家庭主义福利现实的理性衡量。如前所述,父母深层次的焦虑在于自己死后子女生活没“着落”,而结婚是让人生有着落的有效途径,比子女追求的“成名成家”、“发大财”更让他们有安全感。对于秉持无限责任伦理观念的父母来说,子女是自己一生的责任,除非子女有了其他有效的支持网络,不然自己就不能放手,无法安享晚年生活。因此,自身资源越有限的父母,对子女婚姻稳定的需求越迫切。就像L母亲表达的那样,“如果她有个完整的家,我和她爸至少还能趁身体还好的时候,过个十来年的好日子”,而如果子女不能体谅父母的这种心理,不能设法减轻父母的压力,就会引发父母“子女不孝”、“子女自私”的抱怨。
访谈资料还显示,由于对“好生活”缺乏共识,即使子代明确表达了赡养父母、对父母好的意愿,也不能成功激发起亲代在情感和精神上的获得感。案例4中,女儿L表示她打算换更大的房子,并不完全是为了投资,更是为了能与父母、孩子一起住得舒适一些,
“再过几年,他们年纪更大了,单独住是不可能的,身边总得有个人吧?和我一起住,我多少还是能帮得上忙”。
但在L父母看来,日常生活中与女儿摩擦太多,共同居住太辛苦。他们的理想是女儿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家庭,老两口能“解脱”出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案例3的母亲在访谈中多次谈及自己与儿子对未来期望存在矛盾,她苦口婆心地劝儿子放弃成名的梦想,目的是想让儿子和她过上稳定的、儿孙绕膝的普通幸福生活。但在儿子看来,母亲这种没有远见的思想源自于惜财,所以会说“等我出名了,全都还给你”。Y母表示,“知道儿子还是很孝顺的”、“每年母亲节都会买点儿东西给我”,但她苦于儿子不懂她的心,一句“我养大他,就是为了让他还给我啊”,道出了她对儿子不理解自己的痛苦。在访谈的结尾,Y母用无奈的口吻述说了她的生活理想,希望儿子能结婚生子、生活安定,这样她多年的苦熬才算没白费,才“对得起孩子死去的父亲”。在亲子一体的代际关系中,家庭的未来在于下一代,下一代过得好对自己来说是一种解脱。从现实利益来讲,对于经济能力有限但还能够独立养老的城市老人来说,子女最要紧的孝行不是许诺将来奉养父母,而是尽早自立以减轻父母独立养老的负担。
总体而言,由于缺乏一致的未来预期,子代“啃老”不仅不能给亲代带来工具性的帮助,而且削减了亲代未来独立养老的资源,特别是子女对“标准”人生道路的背离,冲击了子代给予亲代精神和情感回馈的基础。在深层次上,子女听话是代际“和合”文化传统的内生性要求。对于秉持亲子一体和无限责任伦理的父母来说,子女“不听话”和非标准人生道路不仅关乎为人父母的权威丧失,还意味着对未来生活安全感的丧失。
▍结论和思考
作为个体化进程影响下的一种矛盾意向性代际关系,“啃老”反映出中国家庭亲子文化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的韧性和内在张力。韧性表现为代际责任伦理依然对家庭生活中的个体具有约束力,是代际功能性团结的基础。而张力则集中表现在价值团结的日趋艰难,亲代权威的实现越来越倚重于代际互动中的情感内化。案例显示,关系和谐的“啃老”家庭成功延续了以亲子一体和无限责任为特征的代际“和合”文化传统,关系结构中双方的利益、价值和情感都得以平衡。但“传统”的亲代权威、责任伦理和家本位关系模式是以理性分析和情感取向的“现代”方式呈现的。而关系失衡的“啃老”家庭则是对代际“和合”文化传统的不彻底延续,子代对亲代的工具性依赖和价值观念上的“反叛”构成了关系的结构性矛盾。由于两代人价值整合的失败,责任伦理的践行失去了互惠和平衡的基础,代际关系陷入了情感捆绑下的理性冲突。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中国当下的个体化进程中,家庭代际关系的自反性并未导致家庭个体化,相反,亲子一体和代际责任伦理在家庭成员的自反性生涯和协商过程中得以再造。因此,从代际关系角度看,当前中国家庭是个体实现自我利益的资源,也是统摄个体的社会结构,并非个体化理论所预设的那样成为了一种“选择性关系”。虽然在代际的协商实践中两代人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理性化和情感化取向,但反思的起点和结果都是关系导向而非个体导向的。无论关系和谐还是冲突,亲代和子代在观念和意识上都将对方的未来纳入了自己未来的生活预期中。年轻人对父母责任的认定是子代“啃老”合法性的来源。基于血缘的代际责任强烈地表现出“不可选择性”。事实上,正是这种不可选择的捆绑关系才产生了代际关系中的爱恨纠缠。
关于当下中国家庭这种基于自反性关系的代际团结,其结构性特点以及家庭成员的利益、情感和价值在代际团结过程中的角色,还有以下几点需要强调和说明。
首先,亲代与子代的需求结构互补是代际合作的基础。一方面,由于老年人经济上能够自足,而且预期寿命和健康状况大大改善,延长了他们在与子女支持关系中的“可给予期”,亲代对子女给予情感陪伴和精神回馈的需求增大。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年轻人经济自立的难度增大,加上婚姻关系不稳定、兄弟姊妹关系缺失、社会化托幼服务与养老服务不健全等等,使得亲子纽带成为个人最重要、甚至惟一可以依靠的支持网络。因此,家庭作为需求共同体的特征并未削减。事实上,即使是在全球化、后现代的背景下,即使家庭结构日益多元化,家庭作为个人的庇护所,依然处于个人生活的中心位置,处于个体与更宏大的结构之间,调节着全球化、社区资源、国家政策对个人的影响。个体很少脱离家庭的资源和情感依附关系来做决定。所以,家庭作为行动者(agent),依然是分析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
其次,“啃老”是两代人的理性合谋,但个体的理性计算是通过情感来合理化和接受的。在中国的家庭主义文化语境下,孝顺是子女对父母“报之以情”的主要体现,使代际间原本不对等的支持关系得以平衡。对于有自养能力的城市父母来说,他们的获得感不在于子女的赡养承诺,而在于子女“顺”和“听话”所带来的情感慰藉和安全感。但在威权式孝道式微的背景下,亲代权威无法来源于父母身份,而取决于子女在人生经历中对父母所形成的情感依赖和决策信任水平。亲代先赋权威的丧失,造成了代际间价值整合对日常互动和情感内化的依赖。另外,在价值多元的语境下,两代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共同的、无意识的情感反应模式和“集体惯性化”,能有助于代际间达成理解和协商成功。
第三,社会转型强化了“亲子一体”的情感结构,让代际互助传统表现出了强大的文化抗逆性。不同于强调“断裂”的个体主义文化,中国的代际文化强调父母与子女的“和合”与“共生”,子女教养方式并不围绕培养“独立、完整的个人”而设,成年子女的“儿童化”和代际间的撒娇式亲密行为在文化上具有正当性。虽然中国从20世纪初以后经历了一系列反传统文化运动,但“独立自我”和割裂式代际关系在文化上并没有得以制度化。在经济风险、婚姻风险增大的社会背景下,亲子关系的工具性意义强化了代际依赖的精神意义,成为个体寻求稳定感、安全感和自我认同的最重要的资源。需注意的是,在独生子女家庭中,责任对象的惟一性减少了代际间的利益矛盾,同时也增加了代际亲密的需求和代际互助责任的紧迫性,由此也增大了产生矛盾意向的风险。另外,因为家庭占有资源的差异性,个体福利对代际纽带的高度依赖将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递。这一点也是在探讨家庭主义和代际团结的韧性及其后果时不能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