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身后，当代科学体系来到了十字路口

文 |  天书  北方朔风

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因病于2025年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这位科学巨匠的去世，无疑令人遗憾。他不仅是整个二十世纪以来的物理学泰斗，对于中国物理学的贡献也是功勋卓著的。在我国物理学科相关建设上，杨振宁先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当然应该怀念，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但是如何才算是真正怀念呢，或许我们应该思考一些深刻的问题。在舆论场中，由于杨老在物理学上的主要贡献，对于非物理专业的人来说确实相当难以理解，所以围绕杨老的舆论中，理论方面的少，反而却总是产生一些与科学无关的争论。

不过，人类科学体系及其背后的理性主义，在被新自由主义侵蚀以及极化趋势冲击下已经走到十字路口的今天。这些看似无关的争论对于科学又变得十分重要起来。

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纠葛

在中文互联网中一直有种论调，把杨振宁和邓稼先钱学森对立起来。不过后来在杨老回归中国国籍之后，这种舆论就减少了。这类舆论大概来自于两种看似对立的意识形态，但又属于同一种二极管思维。

一种是说杨老在建国头几十年没回国，然后直到2015年才回归中国国籍如何如何。

这种说法是很奇怪的，毕竟杨振宁先生又不是某些润到美国之后天天骂中国的码农。杨振宁先生从70年代以来，对中国的科研事业就很上心，无论是大科学装置还是科研梯队建设，他在很多方面都起到了巨大帮助。不需要等到他回归中国国籍，就能证明他的爱国之心。

另外一种则是反过来，说包括杨老在内的一些华人科学家不回来是对的，在国内的结果如何如何。这种无非就是说去美国比回新中国好，说中国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影响太严重，进而否定新中国的发展路线。

肯定也有这样的情况，两种相反观点的人很多时候是同一伙人，无非是根据需求选择扮演哪一种。

首先我们从科学自身的规律来说，科学家是个很大的范围，不同科学家工作之间的差距是十分夸张的，在讨论的时候，把所有科学家一概而论，是非常不合理的。不同的科学家适合不一样的环境，这是很基本的问题。

杨振宁先生是基础物理大师，基础物理顾名思义，很多研究是无法直接投入应用的，同时还需要一些大科学装置才能验证理论。当时的新中国，确实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说，杨振宁先生去美国没什么奇怪的。而且我国对于出国的人才一向是很宽容的，他们愿意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做科学贡献，我国一向是支持的。实际上和杨振宁先生类似的科学家不在少数，无非是他最有名气罢了。

钱学森和邓稼先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钱学森是负责航天器系统工程设计的，而邓稼先是负责核物理的，当时的美国虽然有这方面的岗位，但是他们对华人显然是有很大的抵制。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他们不可能得到发展，再有才华也是没有用的。

实际上不要说冷战时代，就算是今天，大家可以对比一下马斯克手下两个公司，SPACEX和XAI华人面孔的比例差别，就明白至今这种歧视依然存在。而在特朗普狂砍NASA科学预算的今天，钱学森参与创立的中国航天系统，大概率有机会在很多领域超越钱学森出身的传奇实验室JPL，这也就是历史进程和个人奋斗的结合吧。

这正是我们讨论过很多次的那个问题。人才当然和天赋有很大的关系。但哪怕是天纵奇才，也需要平台去发挥出来。美国确实有着强大的科研力量，但是却未必适合每个人发挥出来，而当年的中国虽然基础薄弱，但是在不少方向却有着很大的空间。所以事实证明，无脑复读什么“中国人才都跑美国了”的那些人，就算要利己，也当不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只能当愚蠢的利己主义者。

然后在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影响方面。应该说，20世纪以来没哪个主要国家的科学发展之路没有受到过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人类的现代科学体系发展至今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走过很多弯路，这个弯路自然包括如何处理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一任务至今仍是没有完成的，或者说从有现代科学以来，还没存在过与意识形态完全无关的科学体系。

对于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许在杨老生前，当世没有多少人能比杨老有更具有历史厚重感的认识。美国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到二战后的泰勒氢弹计划，哪一项是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呢？

伟大的科学家无疑都具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否则无法支撑其获得山巅之上的成就。但使命感和责任感最后总是要依附到具体的观念和立场中具现。而杨老作为那段历史，那个圈子的亲历者，对科研项目与科学家的意识形态从何而来有过精辟的阐述:

比如像冯·诺依曼、泰勒他们在政治上的见解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的，都是慢慢演变成这样的。这个演变与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有密切的关系。你的解释把人分成两类，实际人不是分成两类的，在两个极端之间，人的分布是连续的。另外，一个人在政治里的位置是随时都在改变的。(厚宇德采访杨振宁)

杨振宁与奥本海默

所以在曼哈顿项目中，不只有奥本海默和泰勒这两种对立面，还有给苏联传递相关情报的富克斯，还有48年去中国的寒春（还是杨老开车送她踏出前往中国的第一站），还有替寒春隐瞒了这件事情的费米。（详见我们以前文章《诺兰拍的不是奥本海默，是普罗米修斯》）

在重大历史节点中，顶尖的科学家们不会避讳，甚至会主动去思考，去追寻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且就像杨老所说，这种位置的分布是连续的，与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反而是一些俗人庸人甚至殖人，总是臆想出一种处于真空中的科学，以此来藏否人物。然而他们总是混乱的双标的，他们根本就连自己受到多少意识形态影响都茫然不知。

必须得承认的是，我国选择润出去的某些人，确实不怎么聪明，他们没有思考润出去之后自己怎么办这种事情。但他们实在是没必要以自己的思维，来去思考这些最为聪明的头脑的想法。

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如履薄冰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纠葛是复杂的，一味肯定也不能一味否定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影响。我们应当做的是，尊重科学规律的复杂性，尊重现实的复杂性。

新中国初期由于国力基础孱弱，确实对于基础物理谈不上友好。在特定经济基础的情况下，科学的发展必然会受到限制，以新中国当时的情况，科研经费与资源极度有限的情况下，着重于能短期得到回报的项目，这实在是合理与无奈的决定。

同样，在讨论十年风波对科学影响的时候，我们也不难发现，当时的运动，对应用科学影响较小，理论科学影响较大。这当然有意识形态影响的因素，但也是当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毕竟基础科学太花钱，回报率又不明确，取舍也是必然的选择。

只有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才能有机会尝试面面俱到的发展科学。没有当年优先发展核武器，保障国家的基本安全，也没有今日中国科学的发展，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我们既需要杨振宁，也需要钱学森和邓稼先，还需要更多优秀的科学家。

由于不理解现实的复杂和无奈，有些人认为如果那时没有意识形态影响我国科学将如何如何；

另外一些人则相反，认为如果坚持那时的路线，就可以在今天很快解决某些领域自主问题。这显然也是忽视了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差异，一个商品化的应用产品，不是说造出来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和其他产品进行竞争。竞争需要的成本是巨大的，科研不能搞意志战胜物质的幻想。

上述两种想法可谓一体两面，都简单粗暴的看待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的因果关系，都以为科学的发展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实际上，中国的科学发展，假如开了天眼确实有不少可以优化的空间，但是因为整体的发展趋势受到经济规律制约，所以总体上能优化的空间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今天各种应用产品自主化的实现，也是基于当下的经济基础的。

多数人因为冷战以来科技的飞速进步，都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即科学发展到今天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恰恰相反，将历史维度拉长，科学的发展反正是需要如履薄冰的，需要在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小心前行。既不能彻底偏离理想的坐标，又要时刻小心警惕理想的狂热与自负摧毁现实脆弱的基础。

杨老恰恰是能高度理解这种复杂性的人。典型例子是杨老反对中国建设超大型加速器。他在八十九十年代推动了我国一批大科学装置的实现，对我国的大科学有巨大的贡献。但是面对超级粒子对撞机的计划，他坚决反对，理由是这个计划成本太高，带来的科学回报太少。

这就是很现实的考量，就算是基础科学，也需要考虑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假装虚空之中存在某个可以无限给科学投资的实体，那只是自欺欺人。

杨老对现实复杂性的理解在他的采访和言论中比比皆是，这里不再举例。当然，杨老对高能物理的悲观看法，认为其已经“过时了”，是有主观的成分，甚至有少量关于物理学发展未来方向的私心。这也很正常，也是复杂现实的一部分。这种私心对科学家来说十分合理，很多科学家的成功，正是来自于这种私心。

而且我国从来没有要求在爱国这个问题上，每个人都那么纯粹，那本来就不现实。我国一向讲的是个人利益通过国家发展从而实现。某些人大概是把自己的自恨投射在了一些问题上面，才有了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想法。

当代科学体系已然来到十字路口

大概在2019年有一篇很火的文章题目是《杨振宁的最后一战》，那篇文章引用杨老的观点，认为基础物理“盛宴已逝”。那篇文章是从学科本身的情况来讨论。然而几年过去，国际局势快速变化对科研体系的整体影响，已远超出了单一学科自身面临的困境。

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的科学经费受到重创，其中被冲击最为明显的，就是各路基础科学行列。导致这一现状的，除了以硅谷为代表的美国科技企业家对理论科学的不屑，还有长久以来美国积累的对科学界反感的情绪。

面对这样的威胁，虽然各个学校号称是铁骨铮铮，但是实际上面对特朗普还是会不得不服软。美国各个领域的基础科学预算，基本上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虽然这些影响暂时不明显，但是从长期来看，对全球科学界的影响是很现实的。

虽然欧洲号称要吸收流失的人才，但是现实是，欧洲的经济状况无法供养那么多研究人员，在当下的地球上，大概只有美国和中国有能力供养这么多的理论研究人员。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着实觉得，欧洲的诺奖委员会，应该抓紧给中国多发几个诺奖，中国目前还是很吃这一套的，也是基础科学最大的投资者之一。否则全球科研系统，怕是要支持不下去了。

不过现实中，这帮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意识到，新世纪获得了三十个诺贝尔奖的日本，在高市早苗这种极右翼上台之前就从各种角度削减了科学预算；也没有意识到，欧洲国家的财政系统，已经难以支持科学系统的更新。

他们依然沉浸在旧日的骄傲之中，没有意识到系统性的科学危机即将到来。他们只是把当下的混乱，当做是特朗普带来的短时间风潮，这样的行为实在是太过于鸵鸟了。

人类发展了百多年的现代科学体系是如此脆弱。我们还是以超级对撞机的争论为例。杨振宁先生认为这个项目很难有什么突破性成就，物理学界持有这个观点的人不在少数。理由也很简单，想要验证某些理论上的特殊粒子，需要的能级是非常夸张的，就算造地球那么大的加速器，也实现不了。现实中能建造的巨型加速器能实现的突破其实很有限。

不过这也不是高能物理学一家的问题，比如说类似弦理论这样的理论，在数学上确实很好看，但是几乎无法在现实中验证，类似的情况，在多个前沿领域不止一次地发生。前沿理论与现实应用的距离，在当下已经越来越遥远了。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建设这种大工程的声音就会占多数。

这其实很符合经济学上的边际效应，当投资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扩大投资带来的只会是投资收益的递减。这个效应随处可见，但在科学这个问题上，我们常常忽视这一点。

太多人把科学的飞速发展当成理所当然，甚至肆意破坏人们对科学和理性的信任基础。无疑，科学在当代常常变成了某种宗教，因为它长期被与西方的先进形象绑定，又长期与进步主义绑定。

然而科学的本义不是宗教，反而是一些人要把它当成宗教来加以利用。所以我们这些年能愈发清楚的看到，当科学的话语权越来越转移到中国人手中时，科学就被从宗教和进步的神座上拽下来了。或者，有一些人开始定义哪种科学是文明的，哪种科学是邪恶的。

当一些人仍然在汲汲于自身的傲慢，自身的算盘与私利对科学的形象进行摆弄时，由于新自由主义的侵蚀，由于晚期资本主义带来的群体极化与民粹趋势，科学体系的维系基础，社会大众对于科学的信任基础已然变得不乐观。

所以，今天我们在怀念杨振宁先生的时候，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应当是，当下的科学体系，以及支撑科学体系的理性主义究竟应该何去何从？而中国面对当下的世界的混乱，又该做些什么？

这不好回答，但是很遗憾，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刻了。当下西方世界对科学的质疑，很大程度也是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长远上，如果我们提出不了比西方更有意义的意识形态，那也同样避免不了科学体系难以维系的局面。从另一方面来说，理想中我们当然希望一种真正超然于意识形态的科学降临，但那显然得是世界大同之后才能产生的事。

眼下，仍然是要尊重科学与现实的复杂性。科学有着本身应有的理想，使命与责任，但它不应当是宗教，不应当是种某进步主义神话。它的发展，它对现实的作用，都需要我们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探寻，需要我们长怀警醒。

纵观杨振宁先生的一生，无论是年少时代的求学，还是在美国的求学与科研，或是70年代开始，支持中国的物理学发展，到最后的落叶归根。杨振宁先生的个人发展与学术进程，与国际局势和意识形态的变迁密切相关。

如今，如杨老这种从人类现代体系初期，一直站在科学之巅一路见证发展至今天，具有深厚历史厚重感的路标式人物已经越来越少，等这一代人全部退场，我们将会彻底脱离科学和理性之树的历史根源，开始在全新又未知的风暴中漂泊探索。我们如何寻找新的路标，锚定新的历史导航点？希望在杨老身后，这一切能尽快有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