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一刀：中国人是非常双标的

写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还挺感慨的，一直以来中国人都是在用一种很“双标”的方式生活。

比如在生活中，你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在奉行着这样的一种模式：自己吃的东西那绝对是希望没有食品安全问题的，洗的干净，尽可能自己种植不打农药，还会为此下单有机农场高出几倍价格的蔬菜和水果，除此之外也会将这种生活方式推荐给自己其他重要的家人和亲戚。

但是对陌生人那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是个果农、是个厨师、是个饮品店员工，那你就更有体会了：吃的菜可以不洗，卖的橘子打三遍农药再药水浸泡只为了不腐烂和好看，饮品里的冰块可以是自来水等等。

这样的“双标”可以延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去：家里要干净，在外面垃圾、烟头可以随便扔；家里地上、水池里不能有污水，上厕所要有指定位置，但在外面可以随便倒脏水、大小便。

这种“对自己用一套标准、对别人用另一套标准”的现象，在人类学和社会学里有一些理论可以解释。

内群体与外群体差异

人类学家发现，人往往会把社会分成“我们”和“他们”。对内群体（家人、亲友、同村人）遵循更高的道德和安全标准；对外群体（陌生人、市场上的顾客）：标准可能更宽松，甚至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这种双重标准在中国这种传统农业社会尤其明显——自己吃的留最好的，卖的则要考虑成本与利润。

道德地域主义

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提出，很多小农经济中的道德观是“近距离道德”：道德义务的强度与地理、关系的远近成正比。距离越远，道德约束越弱，经济理性越占主导。所以，同一个果农可能会为自己孩子留无农药水果，却给城市消费者卖常规种植甚至过量用药的水果。

生存伦理与市场逻辑的冲突

在资源有限、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生存伦理上大家要优先保证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与健康；在销售环节追求外观、产量和利润，即使这意味着使用更多农药；这不是简单的“坏”，而是在结构性压力下的选择。

制度信任的缺失

当消费者无法有效验证产品质量，监管又不够有力时： 生产者更容易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同时，他们自己会寻求“可靠来源”（自己种、熟人交换）来规避市场风险。这种“自我保护 + 对外投机”的模式，形成了一个看似矛盾但逻辑自洽的生活策略。

文化中的“关系社会”特征

在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决定了道德义务的分配： 有关系的人之间互相提供安全保障，对陌生人则依赖市场规则，而市场规则在执行不严时容易被突破。这种文化特质与现代市场经济结合，就可能表现为我所描述的双重标准。

那很多人就会说，难道只有中国人这样吗？那外国人呢？

先给结论：有，但表现形式不一样。

我们如果用“关系距离—道德强度”这个跨文化对比模型来论述的话会发现：

中国（高内群体道德，快速下降）

内群体：道德强度极高，对家人、亲友几乎无条件保障安全与利益。

外群体：随关系距离增加，道德强度快速下降，市场行为更偏向经济理性。

特点：关系网络对道德分配影响巨大，形成明显的双重标准。

形成原因：传统关系社会+市场转型期监管不足，导致双重标准明显。

中东（内群体极高，外群体极低）

内群体：道德强度极高，甚至超越中国，家族与部落利益至上。

外群体：道德强度急剧下降，有时甚至认为对陌生人没有道德义务。

特点：部落文化与宗教影响下的极端内群体偏向。

形成原因：部落制度+宗教内群体伦理，强化了内外群体差异。

欧美（整体较高，下降平缓）

内群体：道德强度高，但比中国和中东略低。

外群体：下降平缓，即使对陌生人也保持一定道德标准。

特点：受个人主义与法治影响，普遍道德标准覆盖范围更广。

形成原因：个人主义+成熟法治体系，使道德标准更普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