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报业：谁在为自由支付“赎金”？

现实是个游戏，你在扮演自己

岛上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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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螃蟹 X 乔治王

百年前又哪有人能料到：香港人引以为傲的新闻自由不过是镜花水月，背后香港其实为它支付了高昂的“赎金”。

1959年6月22日（星期一）下午，做石油生意的香港富商黄锡彬拆开了一封来自澳门的勒索信：

“黄锡彬先生大鉴：兹因鄙人急需50万元，特商先生支持，以先生之资财，实属九牛而拔一毛，但恐先生拒绝，因此不得已以令公子为人质……”

信末署名：野狼。

随着勒索信一起的还有一把车钥匙、一本记事本、和一支打火机…… 除了这些属于黄锡彬儿子的私人物品外，信封里还有一截耳朵。这节耳朵正是从黄锡彬儿子脑袋上生切下来的。

收信的当天，黄锡彬按信中要求前往指定地点同绑匪接头，警方提前于该地点埋伏却未见到绑匪的身影。

一晃19个月过去了，儿子生死未卜，黄锡彬自己竟又遭绑架。在被绑期间，黄锡彬看到了三个戴面具的劫匪，为首的戴着狼头。他们告诉黄锡彬：你的儿子已经死了，因为我没有收到你的赎金。

15天后，黄锡彬被匪徒悄然释放。

获释后的黄锡彬一再强调他没有为自己的性命付给绑匪一分钱赎金，也不知道为何绑匪会放了自己。但这种说法很快就被《星岛日报》打脸，在它的报道中，赎金的数额、支付流程、经手人员等都有着极其详尽的描叙。此外，三名匪徒的老底也第一时间被《星岛日报》查清登报，证实其中一人为黄锡彬一家的远亲。

借由《星岛日报》的报道，这桩香港十大奇案之一的‘三狼案’正式进入港人视野，外界对起疑点重重的案件真相众说纷纭。

从1959年到1961年，整整两年，伴随着 《星岛日报》的曝光，这起‘三狼案’才缓缓落下了帷幕，而这两年，正是香港报业迈入下一个历史进程的关键节点。

自18世纪中叶创刊第一份报纸《香港政府公报》至今，香港报业共经历过三段特殊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商人以商养报，以财力支付自由的“赎金”，不计较报纸的销量

第二阶段：跌宕的时代承担了自由的“赎金”，新闻迎来了黄金年代

第三阶段：资本拒绝为自由支付“赎金”，香港再无新闻

01

以财力支付自由的“赎金” ：商人办报

鸦片战争后，外国人享有了诸多的特权，香港成为中国转口贸易中心，一批又一批的外国人进驻香港开设洋行。商人办报正是诞生于这一时期：两位外国商人在香江创办了第一份中文商业报纸，目的主要是用来推销自己的商品。

二战爆发后商人办报才迎来了自己的繁荣期。

彼时，香港当局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人人关心战争局势，新闻报道倍受重视，报业无不利市三倍。民间富商纷纷进军报业，商人办报成为主流，《星岛日报》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1938年，正面战场战事正酣，7月30日，庐山保卫战爆发，两天后，《星岛日报》在港正式出版，它是整个星系报中办的最成功的报纸，而星系报的创始人则是南洋传奇巨子“万金油大王”胡文虎。

胡文虎出生于缅甸仰光，是南宋名臣胡铨的二十三代孙。26岁时，胡文虎父亲病故，他和弟弟共同继承了父亲遗留下来的中药铺子——永安堂。

信奉佛教的父亲为人乐善好施，平日行医习惯了施药济贫，因此，永安堂在仰光经营了几十年始终未能做大，还给兄弟两留下了一笔不小的债务。为了办理父亲的身后事，胡文虎典当了妻子陪嫁时的一对金脚镯。之后，他接手了永安堂，决定重振家业不再另寻他路。

承担了家族振兴大计，胡文虎的第一步是前往日本学习制药。学成归来后，他搜集了全缅甸能采集到的草药，经过无数次实验，研制出了后来闻名遐迩的“虎标万金油”。

“我办报馆是为虎标药作广告，省得求别人登广告被敲竹杠。”

这里面的别人指的是胡文虎的老对头，南洋“橡胶大王”陈嘉庚。陈嘉庚的商业王国包括橡胶、菠萝、肥皂等生活用品，在1920年代走向巅峰，仅马来半岛就有40多处分公司。

还在仰光的时候，胡文虎同陈嘉庚以及潘云林进行了一次“椰林三结义”。但所谓的结义对商业关系并无正面帮助。

万金油研制出来后，永安堂的生意蒸蒸日上，不久即在仰光声名鹊起。之后，胡文虎准备在东南亚大幅复刻自己的商业模式。他首先先开拓了与缅甸为邻的泰国市场，在暹罗设立了永安堂分行并取得了成功。接着，他瞄准了当时被视为贸易要津的新加坡，打算以新加坡为大本营，开设永安堂总部，统管东南亚业务。

1926年，胡文虎进军新加坡，此时新加坡的华侨首领正是自己的‘结义兄弟’陈嘉庚。不同于缅甸，这里的华人关系网更加复杂。比起在新加坡扎根多年的‘福建帮’老大陈嘉庚，客家人出生的胡文虎在强调族群关系的新加坡毫无人脉优势，偏偏二者也分属不同的华侨商会，商会之间多有竞争关系。而最要命的是，二人之间有着直接的商业矛盾。

矛盾来自商标。当时二者的商标均为“虎标”，区别只在于陈嘉庚的老虎是从左跳到右，胡文虎的老虎是从右跳到左。为了争夺‘虎标’使用权，陈嘉庚通过律师在新加坡公告：

‘虎标乃属于陈嘉庚财产，任何人如果用或模仿这商标侵犯陈氏权利，将会受到法律行动对付。’

面对陈嘉庚的先发制人，胡文虎并未采取行动。因为陈嘉庚的《南洋商报》垄断了新加坡的传媒市场，也垄断了当地的话语权。报纸既是宣传商品的工具，也是争夺舆论话语权的武器。

一年后，胡文虎的第一份“星”字系列报——《星洲日报》创刊，他终于有了反击的底气。胡文虎通过律师发表了一份相似的声明，同时，他还拿出了旗下商品使用商标时间的证明，这让陈嘉庚再无辩驳。

据说胡文虎之所以办报就是被陈嘉庚刺激的，办报之前，在新加坡除了陈嘉庚的报纸外，就没有能宣传虎标药的渠道了。

报纸创立初期一直在亏本，但胡文虎仍愿意坚持，因为报纸可以帮助宣传永安堂的产品。同时，办报有了印刷厂，药品的商标、包装纸、说明书等都可以自己印刷，节省了印刷费。

在新加坡站稳脚跟后，他又以新加坡为跳板，向东南亚各地扩张自己的商业版图。为了谋求虎标药的第二次发展机遇，他决定进军中华大地抢占商机，当时国内各大沿海城市均有永安堂的分行，而香港则被他设为了中华大地业务总部。

胡文虎说过：“哪里设有永安堂分行, 就把报纸办到哪里。”

凡到国内哪个城市开设永安堂分号, 他就有意要在哪个城市办一家报纸。1931年7月，胡文虎在汕头独资创办的‘星’字报纸正式发刊, 这是胡文虎的星系报在国内创办的首家报纸。

从创刊开始,  汕头这份报纸就致力于推动潮汕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并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作过激烈的斗争。至此，胡文虎的星系报形成了自己的办刊理念：以商养报，以报救国。

随后马不停蹄的胡文虎又斥资40万在广州办报，但打击却突然而至。1938年战火蔓延至广东，广州沦陷，日军强占该报馆址, 印报机器被拆卸, 其他设备也被搬毁一空。很快，东南沿海遭日军封锁, 香港顺势成为海内外交通枢纽,好在胡文虎有在香港设立永安堂分行, 为救亡图存, 他决定在香港创办《星岛日报》。《星岛日报》创刊之时，胡邀请了周恩来和叶剑英为报纸题词。

 在胡文虎创办的十多家华文报纸中, 规模及影响最大、设备最完善的, 就是《星岛日报》。在那个特殊年代，他把自己报人身份的全部心血都给了香港。

内地、海外订阅的《星岛日报》直接由香港邮寄，不考虑邮件成本；抗日形势激烈复杂, 为满足民众对瞬息万变的抗战局势的关心, 他又不计成本地创办了另外几家星系报纸，为民众报道战事。香港沦陷后, 《星岛日报》改名出版。直至1945年秋, 日本投降,《星岛日报》才恢复原名出版 。

当时的报刊种数繁多，市面上充斥着上百家报纸，但占据主流地位的，仍是以《星岛日报》为代表的商人办报模式，或者说，爱国实业家办报模式。

这种模式并不直接通过销量赚钱，而是以商养报，以报助商。报纸只需提供一个宣传平台的作用。若只从报业本身来看，当时的主流报纸其实都是亏的。这种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的办报模式在特定时期适用，虽然报纸本身却不具备造血功能，根基脆弱，但它却享有了商人所需的自由。正因为商人为自由支付了“赎金”。

1954年胡文虎去世，胡家无人再有能力斡旋于各方势力，其在内地的永安堂资产和各类带‘星’字的报纸相继关门，紧接着，胡家在东南亚的事业也大为衰落, 股权大部分转入他人之手，失去了财力供养的星系报迅速衰落，胡氏家族的商业王国大厦摇摇欲坠。此时，盛极一时的星系报只剩下位于香港的《星岛日报》还在勉强维持。

时间转眼进入到60年代，香港报业维持了百年的商人办报模式，遭遇了电视普及的冲击；战争结束后商界重新洗牌又让报纸背后的老一代商人们无力再以商养报。内忧外患下，整个香港报业集体陷入困境。跨时代的“三狼案”成为这一阶段的最后一波流量。

要想在颓势下破局谈何容易，香港报业需要一次打破百年传统的变革，而带领这次变革的领头人只能是真正懂得‘报纸为何物’的知识分子。

历史把接力棒传到了文人手上。

02

跌宕的时代承担了自由的赎金：文人办报

文人办报最早始于张季鸾。

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时，张季鸾公然在自己的《大公报》上说蒋的人生观有问题。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说：

“《大公报》言论太大胆，常常使政府难堪。”

会议当即决定，要用重金收买张季鸾。于是开出15万元的汇票，送到《大公报》总编室。张季鸾看了一眼汇票，把《大公报》人员全部请进总编室，一边摇晃着手中的汇票，一边义正词严地说：

“文人就是不能发财，发了财，文章就写不出，写不好。”

当着众人的面，他把汇票退了回去，并立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这种客观中立的新闻态度，让《大公报》在当时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并一路开到了香港，文人办报的‘四不方针’也就此进入香港。

在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十年，香港一直是中国与外界沟通的最重要的窗口，各方阵营都十分重视这块土地上的舆论风向。上世纪 50 年代的香港，更是被总督葛量洪认为是“动乱的十年” ，在背后政派的支持下，各大主流报纸纷纷用笔替背后势力在岛内互相攻讦。

然而刚刚经历完战争的普通市民只想好好过日子，无人关心这些政治话题。这给了小报崛起之机。他们用社会新闻、狗马经、娱乐新闻，甚至是色情小说来吸引读者。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销量第一的报纸不是《星岛日报》和《大公报》，而是闷声发大财的市井小报。

此时的香港缺少一份真正具有新闻精神的报纸。

民国三十五年 (1946 年) 岁末, 金庸进入报界,担任某东南小报的外勤记者。没多久，金庸就加入了如日中天的《大公报》。他被派往香港, 为《大公报》香港版效力, 从此留港。

1957 年冬天，金庸离开《大公报》, 开始了独立报人生涯。两年后金庸出资8万，又找了老同学出资2万，共同创办了《明报》。《明报》一创办就故意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报纸，向世人申明:

“我们不是要宣传什么，也不是为什么商品做广告。”

这是在《大公报》任职多年的金庸照搬的文人办报理念。

创刊初期，老同学负责运营，金庸负责编务。尽管不断改变新闻路线，金庸甚至抱病写起了《神雕侠侣》，但《明报》还是毫无起色，销量在千份之间起伏，第一年亏空严重。

据《明报》老职员回忆：

“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上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一起喝。”

金庸住在尖沙咀，每当夫妻二人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早已停航，只能改乘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渡海回家。这种船如果要即到即开，需要付三元的包船费，夫妇两宁愿捱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人齐后上船，也不舍不得付3块钱包船过海。

转机出现在60年代。当时大批北人涌入香港，为了规避风险，各大主流报纸均采取不予报道的策略。在记者和编辑们的施压下，金庸冒险决定采取中立的态度来报道这股‘难民潮’。

这一举动让《明报》声名大起，顺利摆脱了财政困境。之后，《明报》逐渐发展成为一份享誉海内外的知识分子大报，发行量也从1959年的不足8000份到后来的10万份 。

《明报》的成功让文人办报在香港有了成功案例，“香江第一健笔”林行止跟着创办了针对精英阶层的财经报——《信报》。彼时香港股市正酣，对财经新闻需求极大，这让《信报》迅速笼络了精英读者的胃口。

‘以商养报’的家族也没闲着。胡文虎去世后，其收养的长女胡仙临危受命，开始了复兴星系报的旅程。在女儿胡仙的布局下，胡文虎的星系报前瞻性地运用无线通信技术开拓了海外市场，将新闻从香港传至全球，星系报开始回春。1972年，星系报集团在香港上市，并在上世纪80年代后雄霸香港报业传媒广告，一度垄断了地产广告。胡仙成为报业女王，替父亲胡文虎找到了‘报纸究竟为何物’的答案。

《明报》崛起，星系报重塑辉煌，文人办报与商人办报两者共存，香港报业真正意义上获得了黄金期。1970和1980年代的香港，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大报业社会，拥有60份左右的中文日报和5份英文报纸。按当时香港500多万人口计算，每千人拥有报纸300-350份，这是当时世界平均数字的3倍。

这一阶段的香港报业，是香港开埠以来真正为民办报的唯一时期，跌宕的时代承担了自由的“赎金”。

繁荣之下蕴藏着毒药。林行止夫妇的《信报》因股市崛起，胡家的星系报最大的广告主是地产商。仅从这一时期的两份代表报纸来看，我们也能嗅到：真正的资本来了。

03

无人为自由支付赎金：资本挟持下的报业

倘若只从市场角度看问题，资本入场媒体后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只看销量，流量为王。香港报业在这唯一方针下的具体体现就是狗仔文化泛滥。

“15分钟。15分钟后我再见到你在这里，我就一枪干掉你！”

西装男子说完这话后，掀开上衣，露出了腰间的手枪。记者被他吓坏了，连忙道歉，并立马让出租车司机载自己离开现场。

这一幕发生在二十多年前一间新开业的夜场门口，据说老板有黑道背景。该记者不知从哪获知了消息，当晚会有许多明星出入这家夜场。不愿错过机会的他还是早早守在了夜店门口，准备偷拍。直到被西装男子拿枪威胁。

这名记者当时任职于《壹周刊》，是报社老板亲自组织的“特别调查组”成员。这支“特别行动组”后来被称为狗仔队，而那位创造了第一支狗仔队的报社老板正是臭名昭著的传媒商人黎智英。

1948年，人称“肥佬黎”的黎智英在广东顺德出生。黎家原本祖辈都是经商的大家族，因为大时代变迁家道中落，8、9岁的时候，肥佬黎就要靠帮人搬运行李来赚钱养活自己与弟妹。

据他自己回忆，他人生中赚到的第一笔收入不是钱。在帮一名香港游客搬运完行李后，这个香港人没给赏钱，而是给了他一条巧克力。放入嘴中后，黎智英觉得这是天下间最美味的东西。那一刻他心想：

“这是香港人，巧克力必来自香港，香港必是人间天堂，所以我也应该去香港了！”

12岁那年，黎智英终于等到了机会。当时，黎家大宅被分给多户人家居住。其中一家有个闺女被一名警察看上了，黎智英答应警察，帮忙搜集美女的行踪。借此机会，他跟这名警察热络起来，搞到了一张更容易拿到的澳门签证。到澳门当晚，他就和其他偷渡客一起挤在轮船舱底，抵达香港。

此时口袋里只有1元港币的黎智英进了深水埗福荣街的一家工厂，做起了月薪3美元的童工。不同于其他黑工，黎智英在此期间自学英文，获得了老板赏识。后来在和梁文道的对话中，他用夹杂着英文的粤语说道：

“唔好意思，我中文唔系好好。”

20岁时，黎智英当上了一家颇具规模的毛衣厂经理。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为了多赚钱，他开始研究股票。1973年底，公司年底分红7000元，他又向同事借了3000元，全买了新鸿基的股票，那几年股市好，很快就赚到了25万元。

这笔钱成了他后来创业的资本，26岁那年，黎智英跟人合伙办了一家代工厂，自此开始了服装事业。几年后，他更进一步，创办了服装品牌佐丹奴，却也从此走上了岔路。

后来黎智英旗下的佐丹奴捐了 20 万件T 恤支持政治活动，接着又将佐丹奴的股票全部低价抛售，花5个亿成立“壹传媒”，自此转战传媒界，也把香港报业带上了一条不归路。

1990 年 3 月 15 日，黎智英《壹周刊》创刊，定位中产市民。在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周刊有人接到一通电话，说王祖贤出现在‘绯闻富商男友’的办公大楼。跑娱乐口的记者第一反应是“我打电话问问她经纪人”。主管编辑却随口说了一句：

“你没事就去现场看看嘛！”

没想到，这一去，竟真拍到了王祖贤从大楼里走出来。这种史无前例的偷拍式报道引发了极大回响，那期杂志一出街就卖了个精光，还引发了全港大讨论。

资本逐利像鲨鱼闻到海里的血腥味，黎智英也不例外。发现偷拍爆料有市场，他决定让记者们从此往后都开始走这条偷拍的路子。谁知记者们都很抗拒，不愿做这种下三滥的勾当。于是黎智英亲自新组了一个“特别调查组”，全用未经新闻训练的外行来挖掘新闻，其中还有梁朝伟的前任司机。

香港史上第一支狗仔队诞生了。

在他的激励下，做一名狗仔能比一个正常记者收入高出几倍。越来越多的港人加入狗仔行列，而他们之间的竞争也越演越烈：器材越来越好，狗仔越来越拼，同时下限也越来越低。只要能拍到照片，就无所不用其极，捕风捉影，编造故事更是成了常态。

90年代，四大天王统领江湖，香港进入了全民娱乐的时代。1995年，有了壹周刊的成功经验，为了满足市场需求，黎智英又照搬壹周刊的模式，创立了《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的命名是因为黎智英十分崇拜乔布斯，而它也不辱《壹周刊》的使命，将狗仔精神运用到了极致。旗下记者曾躲在片场对面山头的沟里，埋伏整整三天三夜，偷拍到本属商业机密的所有电影角色造型。

一手的声色八卦、奇闻异事让《苹果日报》声名大噪，伴随着骂声，最高峰时一天发行 70 万份。黎智英的个人资产达到了5亿美元。之前投入的5亿港币短短几年就翻了几番，眼红的其他资本纷纷入局，竞争愈加激烈。

2006年，黎智英旗下杂志偷拍了女艺人阿娇在更衣室内换衣服，这件事让成龙等香港艺人组队呼吁政府立法制止狗仔队。但事态并未有所好转，黎智英的《苹果日报》至今仍是香港销量最高的报纸，它的触角无处不在：大到江湖仇杀、豪门恩怨，小到明星恋情、家长里短，城中琐事无所不八。

黎智英以一己之力搅乱了整个香港新闻生态。不同于最早的商人办报和后来的文人办报，作为资本代表，黎智英并无民族大义和新闻精神。在那个全民娱乐的年代，为了利益，他可以无底线地迎合市场。

除了迎合市场外，有着商人办报传统的香港报业从未逃过工具属性的身份。对于资本来说，除了销量，作为能引导舆论的工具，报纸还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黎智英并不只是一个商人。他关注政治，却有极端的政治倾向，拥有了全港销量最高的报纸后，却用新闻来达到自己报纸之外的目的。

早在14年就有媒体指出黎智英利用学生策划非法‘占中’活动，一方面为自己的媒体制造新闻事件赚取流量，一方面又能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当时还有人指出黎智英此举是为做空股市，借机获取大额利益。他只否认了最后一项质疑。

上月初，黎智英又前往美国，会见了美国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公然要求美国政府干涉香港。又在自家媒体上发布仇警报道，绝口不提示威者先行攻击，也不播放暴徒施暴画面，只展示警察朝着“无辜市民”挥舞警棍、发射子弹的凶狠画面。有时他甚至亲自带队指挥游行，有时他藏在某个角落，看着年轻示威者和警察对抗——港民大骂黎智英汉奸。

这一阶段的香港报业，所谓言论自由其实是镜花水月，资本和境外政治无时无刻不在左右着孱弱的报业。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1959年金庸创《明报》到1990年《壹周刊》创刊，香港报业有过三十年的黄金期；从1990年至今，又近三十年，香港报业的新闻精神早已所剩无几。那么下一个三十年呢？

历史或许已经给出了答案。

04

香港已无新闻

1985年的一次土地拍卖会上，胡家以6.36亿港元拍得了香港尖沙咀广东道太阳广场地块。半年以后，胡家以8.3亿港元将该地块卖出，转手即获利2亿港元。

94年元旦，金庸辞去《明报》名誉主席职位。离开的那一天，在偌大的办公室里，他将自己的日用品装进纸盒。虽然金庸还是《明报》的精神领袖，但《明报》已不再是查良镛的《明报》。

把重心转移到房地产的胡家，不料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投资全亏，星系报的股价跌到不足1元，胡家负债6亿元不得不变卖祖业。

《星洲日报》和《明报》落到了马来西亚木材大王张晓卿的手中。香港成为了他进入中国内地的跳板。

2006年，最受香港股民喜爱的《信报》一半股份转给了李嘉诚，之后《信报》上再也没出现过李家的负面报道。2014年，《信报》全部股份尽数归于李家。

不久前，《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出现在了元朗街头，玩弄乱港的伎俩。

至此，早一代商人办报和文人办报彻底成为历史。现如今的香港媒体，背后无一不是站着心怀鬼胎的资本和政治势力。

有记者曾向金庸抗议，《明报》是金庸的一言堂，任何决策均由其一人决定，没有新闻自由。金庸私下用《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世界知名报刊为例, 强调：

“全世界并无哪一家传媒的工作人员可享有独立的‘新闻自由’，作此解释者, 新闻工作人员自抬身价的幻想而已”。

像‘三狼案’中被绑富商黄锡彬的人身自由一样，香港报业引以为傲的所谓“新闻自由”也需要有人为此支付“赎金”，而如今已无人为它买单。

香江仍在，新闻不再。

部分参考资料：

1、《胡文虎的“虎式”广告艺术与永安堂商业帝国的崛起》.苏红艳.中共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委党校

2、《胡文虎在香港创办星系报纸概述  》. 蒋冬英 朱维乔 阙本旭 . 广州航海学院图书馆

3、《报人、报业与香港社会变迁:《明报》《信报》和《苹果日报》的个案探讨》.邓键,程晓萱,苏钥机.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4、《中间位置的求索与香港 《明报》的崛起( 1960—1970)》.许永超.华中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武汉 

5、《二十世纪中期香港周刊的特色》.刘乃济

6、《【解局】在香港，这些媒体如此煽动暴力》.侠客岛

7、《黎智英策划“占中”已久 作空港股获利超10亿》.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