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为何能成功打响第一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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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紧密相连，“八一”在军旗、军徽中闪光。

就在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关键时刻，张国焘从九江接连发来两封急电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我到再决定。”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是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在党内享有一定的威望。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派张国焘专程来前方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的复电。共产国际电报全文为: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最高领导机关。

在这则电文中，共产国际采用了一种外交式委婉的措辞，对是否发动南昌起义并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态度。这给了张国焘很大的解释空间。

南昌起义领导人塑像，从左到右分别是刘伯承、叶挺、周恩来、贺龙、朱德

1927 年7 月30 日早晨，张国焘赶到南昌，前敌委员会立即召开扩大会议。会上，由于张国焘对争取张发奎存有幻想，他以共产国际电报为由，主张一定要得到张发奎的同意后方能举行起义，否则不可发动。

张发奎曾是北伐时第四军“铁军”军长，曾与中国共产党有过亲密的合作关系。他的部队是共产党员最集中的部队。在大革命破裂之际，张发奎同情和收容了许多共产党员。所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他抱有好感，幻想拉拢和依靠他的军事力量，回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但此时形势已发生变化，张发奎已倒向了汪精卫集团。因此，张国焘的提议遭到了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等同志的一致反对，大家认为: 形势已刻不容缓，共产党应站在起义的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事实上张发奎已深受汪精卫的影响，绝不会同意我们起义的计划。因此，起义不能推迟，更不能停止。会议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据叶挺回忆: 周恩来同志听了张国焘的话后大怒，称共产国际代表及中央给他（指周恩来）的任务是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张国焘的命令又如此，他（指周恩来）不负责了，即刻回汉口。

谭平山同志更是大骂张国焘是混蛋。因为张国焘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当天会议讨论了一天没有结果。7 月31 日晨，再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此时，因叶挺、贺龙未去庐山开会，张发奎来电说8 月1 日要到南昌来。据闻，同来的还有汪精卫和孙科。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举行起义。前敌委员会做出最后决定: 起义于1927 年8 月1 日凌晨4 点举行。

打响第一枪

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贺龙、叶挺发布了起义的绝密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日（8 月1 日）4 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按照作战部署: 贺龙率第二十军负责攻打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消灭大营房驻敌，解决省政府的守卫部队，并负责警戒昌北水陆交通要道。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主要负责攻打天主堂、贡院、新营房等处的敌人，攻占敌卫戍司令部，占领敌人设在佑民寺的修械所和弹药库。朱德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学员负责监视其驻地附近的敌情，协同友军作战。朱德还遵照前敌委员会部署，执行了另一项秘密任务:7 月31 日晚，他以请客吃饭、打麻将为名，宴请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第二十四团团长肖曰文和副团长蒋学文，将敌团长和团副牵制住，有力地配合了起义战斗。

江西南昌八一起义大楼，今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1927 年7 月31 日晚9 点左右，正当起义即将打响的重要关头，一个紧急情况改写了起义时刻。第二十军第一师一团三营副营长赵福生偷偷溜出部队，潜入国民党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将起义的消息告诉了国民党军。幸好，这一情况被及时发现。前敌委员会得知后，立即决定将起义提前两个小时即在凌晨2 点举行。

事实上，南昌起义的“第一枪”在夜里12 点多便打响了。时任起义军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回忆，当晚12 点多就听见枪声。当年在南昌松柏巷天主堂工作的李桐森回忆：7 月31 日晚上，天气很热，他和同事都睡在男堂内的院场上……到半夜12 点钟以后，忽然一个同事叫起来“外面打枪！”话未说完，接着又响了两枪。这时大家都惊醒了，刚一坐起“噼啪噼啪”的枪声接连响起并且越打越紧，大家连忙往屋里搬。

整个起义经过4 个小时激战，歼灭南昌守敌3000 余人，缴获机枪800 余挺，步枪5000 余枝，子弹70 余万发，取得了战斗胜利，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胜利后，为了广泛地团结国民党左派人士，在共产国际“复兴国民党左派”思想指导下，南昌起义打出的仍然是国民党的旗帜。8 月1 日上午，以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7 人为主席团主席。这一新领导机构的成立是为了与宁、汉政府抗衡，继承革命正统。8 月1 日中午，根据周恩来和聂荣臻的事先约定和安排，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全部、第七十五团3 个营和第七十四团侦查连约3000 人，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他们利用午睡时间，以“打野外”为名，将部队开出驻地，于8 月2 日早顺利赶到南昌集中。当天，起义部队进行整编，仍然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第二十军军长，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和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

油画《八一南昌起义》　黎冰鸿绘

南昌起义高举国民党左派的旗帜，有利于争取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支持。当时著名的左派人士彭泽民、张曙时、姜济寰等加入到起义队伍中来。但是，在国共合作已经破裂的情况下，南昌起义宣传继承“国民党正统”，打着国民党旗帜弊大于利。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镇压和屠杀工农，国民党的旗帜已不具有号召力。李立三深刻指出:“国民党在武汉反动屠杀工农以后，已成为群众所唾弃已臭的死尸……到瑞金以后已经在原则上决定要建立工农政权了，但是还舍不得一块国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头失守，才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和‘白色恐怖’的旗子。”

起义后，贺龙返回上海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谈话时也曾反思道:“南昌起义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只有两个错误，一是打国民党旗，一是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可见，起义军使用国民党旗不仅没有起积极的号召作用，反而有误导民众之嫌。同时，国民党也得以借机进行反宣传。《汉口民国日报》就曾报道:“最可笑可恶的是假借本党委员名义组织革命委员会。除几个少数共产党员外，余如孙夫人、张发奎、朱晖日等，连影子都没有看见在南昌。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只有共产党人才做得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起义军的政策宣传，容易让群众产生误解。

1927 年8 月3 日至5 日，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原定计划，起义军分批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这主要是根据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及共产国际的提议:“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是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获得国际援助，然后再举行第二次北伐。”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当时起义军一心想南下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

起义军南下时正值盛夏，山路崎岖，行军十分艰苦。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沿途村庄村民逃离，部队给养困难。据南昌起义总政治部宣传处处长朱其华回忆:“物质方面困难到了极点，每天至少要走六十里路，而且完全是崎岖的山路。”虽然南征前做了军中动员，但由于撤退太仓促，对行军困难估计严重不足，军中的宣传还不够深入细致。因此，一路许多士兵逃跑，遗弃大量的枪炮子弹。特别是在江西南昌进贤县的时候，还出现了蔡廷锴率领第十师脱离起义队伍、第二十军参谋长陈裕新投敌的情况，起义军兵力损失近1/3。

蔡廷锴

1927 年9 月中下旬，起义军进占广东潮汕地区。因兵力对比悬殊，中国共产党又错误地进行了两次分兵，给了国民党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导致起义军主力部队在揭阳、汤坑地区遭遇军事失利。起义领导人不得不分散撤离，分别从汕头、甲子港等地转道香港、上海继续革命。起义军1000 余人突围后，在董朗、颜昌颐的率领下进入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与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结合，成立了红二师。驻守三河坝的第九军、第二十五师在朱德等人的领导下，在与国民党军激战后也被迫撤出战斗，与从潮汕撤下来的部分官兵会合，转战粤赣湘边境，于1928 年4 月下旬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整个南昌起义至此画上了句号。

南昌起义虽然成功打响了第一枪，遗憾的是因南下广东战略失误，起义军遭遇重大军事失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深刻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认为:“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秋收起义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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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在军旗、军徽中闪光

“八一功在第一枪。”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陈毅曾高度评价道:“八一起义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间的分界线，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彭德怀同志也曾高度评价道:“八一炮响我军前身。”虽然彭德怀没有讲八一南昌起义是“我军创始”，因为他认为南昌起义打的还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号，没有正式打出共产党的旗号，用“前身”这个词更准确一些。但彭德怀说十个元帅，除了徐向前、罗荣桓和他自己，有七个元帅参加了南昌起义（叶剑英虽没有直接参加起义，但对起义做出了特殊贡献）。粟裕、陈赓等一批具有深厚军事素养的人，都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是不能小看的。

1933 年6 月30 日，在江西瑞金，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主席项英签署命令，提议:“1927 年8 月1 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为纪念南昌暴动的胜利与红军的成立，特决定自1933 年起，每年8 月1 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随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议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1949 年6 月15 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8 月1 日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曾提出把湘赣边秋收起义开始的9 月9 日改立为建军节。他们认为秋收起义是以工农大众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为主的暴动，比单纯由国民革命军内部进行暴动的南昌起义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且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毛泽东否定了这一提议。他讲道:“‘八一’是中央决定的，‘八一’是全国第一个暴动，是打第一枪，全国出名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

毛泽东同志对南昌起义的高度评价，既是他谦虚豁达胸襟的体现，也是对南昌起义历史地位的肯定。从此，南昌起义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紧密相连，“八一”在军旗、军徽中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