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包”的立场

1918年11月10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写道：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如果单看初高中历史课本，“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八字似乎给人这么一种感觉：“新文化运动”的根基铸就于一方“学术庭院”之中，而这方“庭院”能够和旧中国的进步力量达成精准共振，并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风雨飘摇的旧中国之外。蔡元培似乎也有了“只问学术不问立场”的标签，感觉像个遗世独立且有助于进步一方的学者。

事实证明，历史课本要讲的内容太多，经常略过一些“细节”。从蔡元培后来的行为来看，他自始至终都有自己的立场。

1927年3月21日，张静江自江西蒋介石行营到达杭州。当晚，蔡元培与邵元冲即往张所住的新新旅馆拜访，张静江向他们介绍了有关蒋介石正在策划的“反共清党计划”。

3月28日，蔡元培任会议主席，和国民党右派分子吴稚晖，李石曾，古应芬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吴稚晖在会上报告了他在3月6日与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谈话经过，认为“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应予纠察”，提议对共产党进行弹劾。蔡元培立即附议，并补充建议“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在蔡元培主持下，吴稚晖的反共提案获得通过，并由吴拟具监察委员全体会议决议草案。这次会议上把蒋介石将要进行的“清党”活动定名为“护党救国运动”。

4月2日，再次召开国民党监察会议，当时参加国民党监察会议的代表是蔡元培在内的八人，蔡元培再任主席。当时国民党全体监察委员共有20人，却以区区8位代表参会而称“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吴稚晖草拟“请查办共产党呈文”。蔡元培则继之提出了两个报告，共罗列了共产党“阻止入(国民)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四项内容，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也作“罪证”附后。

总得来说，蔡元培在“清党”中曾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态度。孙常炜在“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称蔡元培与多名国民党右派分子“朝夕与蒋总司令中正讨论清党大计”。而一向十分尊重蔡元培的学生柳亚子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就提到蔡元培“清党”的态度曾给他极大的震动。他说：

“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一些火气，参加了‘清党’运动。一张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大受其影响。”

柳亚子所说的“影响”其实很委婉——蔡元培在密谋“清党”之时，将柳亚子也列入了黑名单。

列举上述史实，并非是为了彻底否定蔡元培，只是打破一下“只问学术不问立场”的标签。那么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个海纳百川的办学态度，是否也暗含立场呢？

似乎......是的。

蔡元培1917年担任北大校长之时，曾在就任演讲中公开宣称有“不涉政界之决心”。然而他在1919年就批评皖系军阀的“武断主义”，可以说是“真香”了。近代北大参与政治的热情，也正是蔡元培任校长期间形成的。

这时还要借一下历史课本：“兼容并包”思想在接纳新文化、反对封建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果只是按照字面意思，和稀泥一般“海纳百川”，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起到这种作用。

当时中国的主流思想是什么呢？可以抓两个典型样本来看：

袁世凯，清末新军统帅，1913年6月刚登上总统宝座就亲自发表“尊孔令”，鼓吹“孔学博大”。

康有为，维新变法主持者之一，1912年起在各地组织不同名目的“孔教会”。他声称“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

政治上，北洋军阀强推尊孔复古，想通过将中国“回档”到农业社会的方式巩固统治。而当时的北大，和近现代大学堪称天差地别。

北京大学开办之初，收的都是京官，于是学生皆被称为“老爷”，监督和教师就成了“中堂”或“大人”。根据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的顾颉刚回忆，北京大学“像一个衙门”，没什么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求官；有的教师本就是北洋政府官僚，摆架子的功夫比做学术强；有的教师死守传统，不允许出现新思想。而由于学生出身都是官僚或者大地主家庭，进入北大基本就等于科举一甲等身，大学学习反而沦为过场。

“尊孔复古”的社会氛围，配上一个旧官僚养成所，就是当时的社会背景。若是只靠字面上的“兼容并包”来治学，怕是根本不可能接纳新文化、反对封建文化。而蔡元培本人，恰有“教育救国”的理念。由此一来，除了改革具体的学校规章，通过“兼容并包”引入新思想就自然而然了。

前几天，与汤尔和、沈尹默研究文科学长人选，汤、沈二位拿出几本《新青年》，向我推荐，说仲甫乃青年导师，担此要职最为合适。《新青年》每期我都拜读，仲甫先生有见识才学，是叱咤风云的文化主将，堪当学长之职，恳请先生襄助鄙人，屈就此职吧。

这是蔡元培在陈独秀租住的旅社与其会面时说的话。

当时，蔡元培想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听了之后推辞说，办刊物杂事缠身，无法分身。蔡元培表示，陈独秀可以把《新青年》搬到北大校园，办刊教学两不误。

哪怕只读过历史课本的人，也明白《新青年》不是一本纯粹的“学术刊物”。例如陈独秀在上面发表的驳康有为文章，就是妥妥的政治评论：

共和建设之初，所以艰难不易现实，往往复反专制或帝制之理由，乃因社会之惰力，阻碍新法使不易行，非共和本身之罪也……其反动所至，往往视改革以前黑暗尤甚，此亦自然之势也。然此反动时代之黑暗，不久必然消灭，胜利之冠，终加诸改革者之头上。

但蔡元培自己对“兼容并包”却有这么一段解释：

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筹安会（支持帝制复辟和君主立宪的政治团体）之发起人，请议所指为罪人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陈独秀可以一边教书一边办《新青年》宣传政治主张，上述旧学学者却是“与政治无涉，则听之”。这一松一紧，似可说明蔡元培的态度。

1918年11月，11月28日、30日，北洋政府举行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庆典和提灯大会。北洋政府教育部要求派20名学生参与28日的庆典，且所有学生都要参加30日的大会。当时的北京大学迅速跟进：若学生不参加30日的提灯大会，按逃课论处。至于“五四运动”中不阻拦学生参加游行和营救被捕学生的事，基本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了。

综上所述，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做法，客观上在尊孔复古的大环境下强行稀释了旧思想。原本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新思想，在北京大学中和旧思想五五开。自此，蔡元培“教育救国”的理念也就得以实施——通过人为调整舆论环境，大量新思想能够在校园中影响学生，进而推动了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革命运动。

​“兼容并包”看似中立，实则为不占优势的新思想拓展了舆论阵地。刨去具体的历史来看，“兼容并包”等看似中立的说法，本质上是一种工具，能够在优势舆论和思想面前为弱势舆论和思想争取发声机会。

因此，当“兼容并包”之类的中立说法再次出现时，最好观察一下哪种舆论是弱势方。